历史与政治
通过燕行史料看18世纪朝鲜对清观的转变[1]
陈冰冰
【内容提要】清朝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外交关系，对朝鲜实行友好外交政策。清朝的厚施恩典，以及日益稳固的统治地位和繁荣发展的社会经济，让朝鲜的对清观也开始逐渐地发生转变。本文通过朝鲜燕行史料，具体了解18世纪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外交关系，朝鲜对清观的转变，以及朝鲜北学派“新华夷观”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18世纪 燕行录 对清观 中朝关系
【作者简介】陈冰冰，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一 前言
1637年“丙子之役”之后，朝鲜向清太宗皇太极俯首称臣，两国确立了以朝贡体系为主的宗藩关系，朝鲜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朝鲜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臣服于清朝，但在内心将清视为“夷”，并且这种文化认同持续了上百年。而清朝在政治上的稳定与经济上的繁荣，以及对朝鲜的不断施恩，让朝鲜对清朝的态度与认识逐渐发生转变。尤其是到了18世纪，康乾盛世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以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这些给邻国朝鲜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而“北学派”的出现，则为朝鲜对清观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契机。
清朝的繁荣吸引着大量的朝鲜学者，他们频繁出使中国，并将在中国的见闻感悟，以及与中国官员、学者之间的交流记录、整理成册，史称“燕行录”。与官方所撰写的史书相比，燕行录作品在形式上更为灵活，内容上也更为丰富。18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燕行录作品包括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1712）、洪大容的《湛轩燕记》（1766）、朴齐家的《北学议》（1778）、李德懋的《青庄馆全书》（1778）、朴趾源的《热河日记》（1780）等。通过对燕行录等域外汉学资料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与中国史料互相补充、印证，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国内学术界进一步了解域外汉学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研究，以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展开对中国古代社会及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探索。
二 清对朝鲜的友好政策
清统治者在入关以前，主要通过武力来维护自身的统治。1636年“丙子战争”爆发，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征讨朝鲜，朝鲜战败，最终承认了与清的宗藩关系。1644年，清人入关以后，采取远交近攻、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为自己的发展谋取了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清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朝鲜的限制，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拉拢相结合的手段，推行“抚藩字小”的外交政策。而到了17世纪后半期，清政府的统治地位基本稳固，对朝鲜的态度又从“恩威并施”，变成以“恩”为主，采取“厚往薄来”的外交策略。
康熙中期，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台湾势力的扫除以及与沙俄北方边界问题的解决等，清政府终于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对周边各国则继续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康熙年间设驻城守尉，专门负责办理朝鲜使臣出入的事宜。另外，清朝政府还不断地减免朝鲜岁贡，乾隆即位时下谕：“谕朝鲜感戴我朝之恩，虔修贡职，甚为恭敬。凡大臣官员之差往彼国者，向有馈送旧例。朕以厚往薄来为念，着从此次诏使始，凡馈送白金仪物等项，悉按旧裁减一半。”[2]
此后，朝鲜每年出使中国的次数虽不断减少，但使团人员的阵容却比较庞大，各类马头、左牵马、引路、厨子等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燕行录作品中很少有关于这类人的记载，唯有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对这些人员做了相关记述：“大抵义州刷驱辈太半歹人，专以燕行资生，年年赴行如履门庭。湾府所以给资者，不过人给六十卷白纸。百余刷驱，除非沿道偷窃，无以往返。自渡江以后，不洗面、不裹巾，头发蓬松，尘汗相凝，栉风沐雨，衣笠破坏，非鬼非人，尴尬可笑。此辈中有十五岁童子，已三次出入，初至九连城，颇爱其妍好，未到半程，烈日焦面，缁尘锈肌，只有两孔白眼，单袴弊落，两臀全露，此童如此，则他又无足道也。”[3]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使团的随行人员中大部分是义州的贫民，他们把出入燕京当成一种生计，每年多次随从使团出入中国。不仅如此，随行人员中一位仅仅15岁的孩子就已经三次出使燕京，由此可见，当时清政府对朝鲜使团的管制比较宽松，对随行人员并无特别的限制。《热河日记》中另有一处记载了与之相类似的内容：“戴宗遥指一所大庄院曰：‘此通官徐宗孟家也，皇城亦有家，更胜于此。宗孟贪婪，多不法，吮朝鲜膏血，大致富厚。既老，为礼部所觉，家之在皇城者被籍而此犹存。’又指一所曰：‘双林家也。’其对门曰：‘文通官家也。’舌本浏利，如诵熟文。戴宗，宣川人也，已六七入燕云。”[4]这里所提到的戴宗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马头，而他却能以此身份出入中国达六七次之多。清朝政府不仅对出使中国的朝鲜官员的限制大大减少，对随行人员也没有过多的限制。通过《热河日记》中的记载，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有很多朝鲜人长期生活在中国，他们靠通官的身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跻身于富者的行列，甚至在北京也能找到他们的府宅。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富有，正是因为当时有大量的朝鲜人往来于中国，对通官需求的激增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清朝政府还给予朝鲜使臣很多优厚政策，入关前的控制虽然很严格，但是入关以后却赋予他们极大的特权。除公事以外，朝鲜使臣们甚至可以以私人身份接触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在中国境内自由出行。特别是康熙以后，清政府对门禁的管理更加松散，朝鲜使团可以自由地出入官舍，或带领随从人员出外游玩。燕行使洪大容在《湛轩书》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门禁情况：“贡使入燕，自皇明时已有门禁，不得擅出游观，为使者呈文以请或许之，终不能无间也，清主中国以来，弭兵属耳，恫疑未已，禁之益严。至康照末年，天下已安，谓东方不足忧，禁防少解，然游观犹托汲水行，无敢公然出入也。数十年以来，升平已久，法令渐疎，出入者几无间也，但贡使之子弟从者，每耽于游观，多不择禁地，衙门诸官，虑其生事，持其法而操纵之，则为子弟者倚父兄之势，呵叱诸译，以开出入之路，诸译内逼子弟之怒，外惧衙门之威，不得已以公用银货行赂于衙门，以此贡使之率子弟行者，诸译心忌畏之如敌雠，凡系游观务为秘讳，如山僧厌客而匿其名胜也。”[5]当时在中国境内虽然仍在实行门禁，但是对于朝鲜使臣来说却形同虚设，清朝的官员给予了他们极大的特权，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入禁地。洪大容记载道：“乌林哺徐宗显笑曰：‘门禁虽严，宁禁公子出乎？’乃扶余至门送之曰：‘两通官奉送，谁能禁之。’余亦笑而出，见门外甲军列坐，自诸译以下无一人出者，是后门禁累日不解，余独恣意来往也”[6]亦是其例。
此外，清朝政府还加大了对朝鲜的赏赐力度。洪大容在《湛轩书》中详细记载了清朝政府每日给留馆使行人员的供给，并指出：“自通州至凤城，每站给米肉，其来往之费，亦不下此数，其礼单赏赐银缎诸种，其费又倍簁也。”[7]而到了乾隆帝时期，清朝政府对朝鲜使臣提供的待遇就更加优厚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至，朝鲜谦谢恩正使郑存谦、副使洪良浩就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礼遇。乾隆帝在接见这些使臣时，把他们安置在“王公之下，百官之上”的重要位置，还将他们“引至御榻，馈以御酒”，连朝鲜使臣自己都感慨“今番恩数之隆异，前所未有”。[8]同时，清朝政府还给予使团人员丰厚的物质馈赠。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今此使行，所持方物，不过纸席，而中国赐赉供给留馆员役，常费十余万云。比诸清初，可谓反为贻弊中国。”[9]仅留馆人员的费用就高达十余万两，可见朝鲜使臣在中国享受的物质方面的待遇极为丰厚。
清朝的官员对朝鲜使臣的友好态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热河日记》中曾经记载，为了保证朝鲜使团顺利渡河，清朝提督和礼部郎中亲自下马指挥，一切以朝鲜使团为先。就连使团中身份低贱的随行人员也享受到了优厚待遇：使团中的一位马夫在渡河时不小心被马蹄铁弄伤了脚，看到此情景，“提督下马慰劳，因守坐，雇过去车为载之来。昨日口味苦，不能食，提督亲为劝食。今日提督自乘其车，以所骑骡授之……”[10]作为会同四译官礼部精撰司郎正四品中宪大夫的清朝提督，竟然毫不在意对方的身份，亲自给他喂饭，并且还让出了自己的坐骑。虽然接待朝鲜使团是清朝官员的职责，但是他们能够做到如此体贴入微，着实令人感慨。朝鲜使臣也不断感叹，清朝政府给予他们的优待是之前任何朝代都不曾给过的。
三 朝鲜对清观的转变
明朝灭亡之后，朝鲜表面上向清行事大之礼，但始终视清朝为“夷狄之国为不正”，对明朝的“事大观”转变为对清朝的“华夷观”。[11]对于取代明朝的清政府，朝鲜统治者及臣民最初都抱着敌对的态度。1637年皇太极第二次入侵朝鲜，史称“丙子之役”。朝鲜被迫求和，并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此后朝鲜开始改奉清朝为宗主国，正式建立了封建宗藩关系。然而朝鲜内心却坚信“胡无百年之运”。
朝鲜君臣对清长期带有敌对的情绪，他们以反清复明为己任，提倡北伐。为了北伐，朝鲜在孝宗时期还曾扩军备战，驻汉城的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但由于财政困难最终未能实现。[12]当时很多燕行使臣也对清持敌对的态度，他们燕行汇报的重点是描述清朝政府的奢侈糜烂和腐化堕落，甚至将清朝的皇帝妖魔化，把他们描述成丑陋、暴戾的昏君。朝鲜燕行使臣闵鼎重于1669年出使清朝，他的燕行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康熙帝的描述：“清主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其出入辄于黄屋中回望我国使臣之列，性躁急，多暴怒，以察为明，惩辅政诸臣专权植党之患。”此即其例。[13]
17世纪，朝鲜尚未从“丙子之乱”和“城下之约”的阴影中走出，在他们眼中，清朝不过是夷狄统治的野蛮政府。朝鲜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始终奉行儒家礼义和儒家文化，他们将儒家礼义作为判定“华”和“夷”的标准。清人起于建州女真，本就是夷狄，所以“虽以元、清之入主中国，混一区宇者，不可与正统。虽强如苻坚、盛如德光，不可与之以中国之礼……至若元、清两虏，盗窃神州，据所非据，薙天下之发，左天下之衽，驱尧舜三代之民于腥膻之中，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诛也，岂容以进于中国而中国之乎！”[14]朝鲜表面对清朝行事大之礼，外交文书中称其“大清”，内心却一直视清为夷，私下及内部文书中往往以“胡”“夷”等字眼称之。康熙三十六年（1697），朝鲜遭遇饥荒，清政府从“扶藩字小”的立场出发，准许给予朝鲜一定的物资支持，而朝鲜大臣则认为接受清的这种恩赐与“春秋大义”不符，亦与“义理”不合。
清朝政府一方面继续向朝鲜实施一系列优待和礼遇政策，另一方面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实现了繁荣昌盛。清朝入主中原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经过了一百多年，中原已经相当富强繁荣，成为周边各国效仿学习的对象。与此同时，朝鲜社会却发展缓慢，财政困难，无法实施北伐。清朝不仅没有应验“胡无百年之运”的预言，并且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消除了中、朝、日三国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北伐计划寿终正寝”。[15]清的逐渐强大给邻国朝鲜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朝鲜社会不得不对清进行重新认识，对清的态度也开始慢慢地发生转变。可以说，清鲜之间的关系在经过了顺康时期的调适与磨合之后，到了乾隆时期才真正缓和，并随之步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
朝鲜对清政治立场的转变是从朝鲜英祖开始的。英祖十四年（1738），朝鲜领议政李光佐曾提出，“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但国俗之简易稍异矣”。[16]此时的燕行使臣在整理燕行报告时也更为客观，还会有一些对清朝皇帝的赞誉之词。乾隆四年（1739），副使徐宗玉向朝鲜国王报告：“乾隆行宽大之策。以求言诏观之，以不论寡躬阙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17]这里可以看出朝鲜使臣对乾隆帝的敬慕之情，朝鲜对清朝态度已发生明显的好转。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鲜大臣金昌业出使中国，其在入京之前对清朝的认识主要依据前人的燕行笔记，所见大部分都是比较负面的评价，如“旧闻皇帝于畅春苑，作离宫十五处，贮以北京及十四省美女，宫室制度及衣服饮食器皿，皆从其地风俗，而皇帝沉湎其中”。[18]而来到中国之后，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他逐渐改变了之前对清朝的错误认识：“今来见之，与所闻大异。……虽有池台园林，而终俭素耳。”[19]在金昌业看来，清朝并没有像之前所听闻的奢靡成风，皇帝也并非荒淫无度，所到之处皆是秩序井然，节俭质朴。金昌业还专门对康熙帝的外貌特征进行了描述：“皇帝向西盘膝而坐，广额，颔稍杀，髯犯颊而斑白，雌雄眼，神气清明。其衣帽皆黑，与凡胡无异。”[20]虽仍然以“胡”相称，金昌业对康熙帝的描述与之前闵鼎重的记述相比更显客观，而后来的燕行作品中所记载的清朝皇帝则多为正面的理想化形象，如李德懋在《入燕记》中将乾隆帝的形象描述为：“面白皙，甚肥泽，无皱纹，须髯亦不甚白，发光闪烁云。”[21]朴趾源也在《热河日记》中记载了乾隆帝的容貌：“皇帝方面白晰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貌若六十岁，蔼然有春风和气。”[22]此时，燕行使臣对清朝皇帝的评价都是较为客观的。乾隆帝当时已是古稀之年，但从“发光闪烁”“蔼然有春风和气”等词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燕行使臣已经摆脱了初期的成见，对清的认识也更加客观。
清朝政府不仅对朝鲜奉行“抚藩字小”“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在历经百年的发展之后，对亡明的态度也在逐渐地发生改变，尤其是对明朝忠臣较为客观的态度和评价，不仅得到国人的认可，也让朝鲜学者们大为赞赏。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录了清乾隆帝“崇奖忠贞”的做法。乾隆四十年（1775）发表上谕：“崇奖忠贞，所以树风教，励臣节。然自昔嬗代，凡胜国死事之臣，罕有录与易名。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崇祯之末殉难之臣，太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赐谥。……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足为一代之完人，为褒扬所当及。”[23]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均是在清入关后为捍卫南明政权献身的明朝官员，对他们，乾隆帝给予了极大的称赞，不仅恢复了他们的名誉，还给予谥号。而针对以钱谦益为首的投降派则进行贬斥：“至若钱谦益之自诩清流，腼颜降附；金堡、屈大均辈幸生畏死，诡托缁徒，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节，今日亦当在予表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犹假言语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魂。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意，准情理而公好恶”。[24]对忠臣的褒，对投降派的贬，使朝鲜的君臣对清帝非常钦佩。当然，乾隆帝之所以采取这些做法，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儒家正统的忠贞观念，同时也起到了安抚明朝后裔的效果。至此，朝鲜不仅可以继续感恩于明朝的“再造之恩”，开展一些祭祀活动，同时也进一步转变了对清的态度，开始从被迫臣服转变为诚心事大。
道光帝在位期间继续沿袭清朝前代皇帝对朝鲜实行的“抚藩字小”的外交政策，进一步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道光五年（1825），朝鲜冬至正使在清病故，礼部查例具奏：“元赏外加赏银三百两交来，使带回给该正使家属，以示皇上体恤远人有加无已之意云。”[25]清朝政府对朝鲜使臣给予优厚的礼遇，而对朝鲜的内部事务也一如既往地实行不干涉政策。对于朝鲜，清朝政府始终沿袭历来的传统宗藩关系，两国保持了稳定和谐的外交关系，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
四 北学派的新华夷观
随着清朝社会的繁荣发展，清朝的社会文化对朝鲜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尤其是到了朝鲜朝后期，从中国传来的朱子理学已背驰了原本的发展方向，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而此时的中国则进入了思想文化全面发展时期，尤其实学也发展到鼎盛阶段，这给朝鲜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朝鲜的进步学者们开始寻求解决社会问题、进行社会改革的方案，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为代表的北学派应运而生，提出了学习清朝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主张。朝鲜北学派学者大多以朝鲜使臣或随行人员的身份出使过中国，切身体会到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并清楚地认识到朝鲜与中国之间存在的差距，他们将清朝的进步文化传入朝鲜，提倡要学习清朝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中国之行成为他们思想转变的契机，也使他们最终确定了北学中国的决心。北学思想的确立对朝鲜后期的社会改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北学者们从现实出发，批判朝鲜社会传统的“华夷观”以及不断地膨胀的小中华意识。对于华与夷关系的认识，在中国亦经历了几百年的争辩。华夷之辩的主流是以文化和礼仪为标准，唐人韩愈就曾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6]华与夷之间可以相互转变、融合，最终实现文化的统一。
1765年冬，洪大容随朝鲜使团来到中国，结识了清朝著名学者严诚、潘庭筠和陆飞等，即使在回国后也继续与他们保持着书信往来，这样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让洪大容对清朝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以“天圆地方”为依据，认为“中国之于西洋，经度之差，至于一百八十。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27]。洪大容将世界看成一个多元体，将中国看成世界中的一部分，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伐派“华夷观”的思想根基。同时，洪大容还进一步指出：“天之所生，地之所养，凡有血气，均是人也。出类拔华，制治一方，均是君王也。重门深濠，谨守封疆，均是邦国也。章甫委貌，文身雕题，均是习俗也。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是以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28]洪大容接受西方的宇宙无限论，同时否定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华夷观，提出了“华夷一也”的新思想。这是对传统华夷观的根本否定，实现了从“尊华攘夷”到“华夷一也”的思想飞跃。
洪大容在《湛轩书》中还详细记载了清朝社会的繁盛景象，通过康乾盛世的事实论证了“夷”与“华”之间的可互换性，即夷狄通过自身的学习与努力同样也可以掌握中原的先进文化，而中原的千年文明如果只停留于历史之中，最终也必将会被夷狄所淘汰。“清主中国，尽有明朝旧地，西北至甘肃，西南至缅甸，东有瓦喇，船厂又其发迹之地。而在明朝一统之外，则幅员之广甲于历朝。藩夷之服贡者，琉球间岁一至，安南六岁再至，暹罗三岁，苏禄五岁，南掌十岁一至。西洋、缅甸贡献无常期，蒙古三十八部不服者二，其三十六部选士入学，选兵入卫，通关市、婚姻，商胡贸迁无限域，驰马交于关东，则与一统无甚异也”。[29]洪氏认为，清朝一直被朝鲜视为蛮夷，而清朝统治者通过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还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其规模已远超过当年的明朝。
朴趾源、朴齐家等北学派学者在“华夷一也”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对朝鲜传统华夷观的批判。如朴齐家在《北学议》中指出：“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夫周之与夷，必有分焉，则未闻以夷之猾夏而并与周之旧而攘之也。”[30]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提出了与之相似的论调：“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而况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圣人之作《春秋》，固为尊华而攘夷，然未闻愤夷狄之猾夏，并与中华可尊之实而攘之也。”[31]他们首先肯定“华”与“夷”之间存在差别，继而指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出于“华”还是出于“夷”，只要是先进文明都有其可取之处。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将中原与周边民族区别看待，《礼记·王制》中即有：“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但儒家对于中原（华夏）和夷狄的区分并没有局限于语言、习俗、外貌特征等方面，而是将文化、礼仪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如《论语·八佾》中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以文化来区分不同民族，认为夷狄并非事事不如华夏。唐代韩愈也在《原道》中对孔子的华夷观进行了阐释：“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由此可见，儒家的华夷观所强调的“华”与“夷”的区别主要在于文化的进步与否，而不是仅从民族本身进行评判。从这一点来看，儒家的华夷观与朝鲜北学派所提倡的新华夷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所强调的都是文化的先进性。
18世纪是朝鲜实学发展最兴盛的时期，北学派文人以实学思想为指导，倡导以“利用厚生”取代“经世致用”，将实学发展的目标定位为推动社会的繁荣发展与国民的幸福安康。北学者朴齐家曾经四次出使中国，目睹了清朝的繁荣。对比朝鲜的贫困落后，他不禁心生感慨，在《北学议》中多次表达了对清朝先进文物制度的肯定，提出了希望借清之利改变本国落后现状的迫切愿望。朴齐家指出：“我国既事事不及中国，他姑不必言，其衣食之丰足，最不可当。”[32]在《北学辩》中又进一步强调，“凡尽我国之长技，不过为中国之一物，则其比方较计者，已是不自量之甚者也”。[33]朴氏认为，朝鲜一直以来都以“小中华”自居，而实际上朝鲜的文明发展状况与中国相距甚远，所以在此时提出北伐主张更是不自量力之举。“学其技艺，访其风俗，使国人广其耳目，知天下之为大，井蛙之可耻”，[34]在朴齐家看来，朝鲜之所以还将清朝视为蛮夷，是因为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够了解，就如同井底之蛙一般，只有亲自到中国去“学其技艺，访其风俗”，才能真正地认识中国。
朴趾源也极力主张学习清朝的先进文化。他在《北学议序》中提出：“苟使法良而制美，则固将进夷狄而师之。况其规模之广大，心法之精微，制作之宏远，文章之焕赫，犹存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35]在他看来，虽然是清朝统治了中原，但所谓的清文化实际上仍是对旧有中原文化的传承，所以仍然值得朝鲜去学习。朴趾源在随朝鲜使团刚抵达辽东之时，便感慨于当地的社会发展现状：“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豚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亦皆精丽如画。嗟呼！如此然后始可谓之利用矣，利用然后可以厚生”，[36]认为中国以“利用厚生”为思想指导，真正做到了人尽其责、物尽其用，社会也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朴趾源指出：“今之人诚欲攘夷也，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先变我俗之椎鲁，自耕蚕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学焉。人十己百，先利吾民，使吾民制梃而足以挞彼之坚甲利兵，然后谓中国无可观可也。”[37]朴趾源的这一观点既是对传统“华夷观”的否定，同时又坚持了朝鲜民族的主体意识，所以更容易被朝鲜人民接受，对朝鲜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为朝鲜进一步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做好了思想准备。
另外，朴齐家还进一步指出，朝鲜要赶超清朝，实现尊华攘夷的目标，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学习清朝的治国之策与发展之道。“今之人欲攘夷也，莫如先知夷之为谁；欲尊中国也，莫如尽行其法之为逾尊也。若夫为前明复雠雪耻之事，力学中国二十年后共议之未晚也”。[38]“师夷长技以制夷”出自魏源的《海国图志》，而早在一百年前，北学派学者们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这不仅体现了北学思想的进步，也反映出北学派学者们卓越的战略眼光。
当然，北学思想及新华夷观的出现，与18世纪后期朝鲜较开明的文化统治是分不开的。1776年，朝鲜正祖即位，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他接受北学派的意见和建议，肯定了清朝社会的繁荣发展，主张学习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正祖统治时期，朝鲜社会空前繁荣，农工商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社会经济稳步提升。到了朝鲜后期，朝鲜使臣基本上改变了此前对清朝的抵触态度，他们迫切地希望来到中国，目睹中国的繁荣昌盛，并将学习和宣扬清朝先进的科技文化作为自己出使的最终目的。
五 结语
17世纪，朝鲜在武力威胁下被迫接受清朝的册封，但朝鲜对清朝仅仅是政治上的臣服。一直以来，朝鲜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华夷观”和“小中华”意识。清朝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入主中原，励精图治，努力构建自己中华正统的身份，但该时期的东亚早已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中华”意识，清朝始终无法取得周边各国在文化上的认同。
进入18世纪，清朝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疆域辽阔，社会稳定，百姓富足安康。此时的朝鲜使臣通过燕行活动，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的繁荣昌盛，再加上清朝对朝鲜在外交方面的礼遇和优待，朝鲜不得不对清进行重新认识。经过了百余年的交流与调整，朝鲜的对清观逐步发生转变，从最初的抵制与反抗逐渐转变为接受与学习。尤其是北学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改变了朝鲜对清的传统认识，使北学中国成为朝鲜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必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提倡的北学中国，主要指学习清朝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朝鲜在文化和心理层面并没有实现对清朝的完全认同。清朝入主中原，是对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巨大冲击，“小中华”意识的出现，足以证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已经发生动摇。
The Research on the Joseon Dynasty's View on the Qing Dynasty in 18th Century by Yeon-haeng Record
Chen Bingb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stabilize his regime and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Qing Dynasty has adopted friendly diplomatic policy with Korea. Due to Qing Dynasty's great donations and benevolence，as well as its increasingly stable dominance and booming social economy，Joseon Dynasty gradually changed the attitude toward Qing. The paper is to do the research on the friendly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in the 18th century by investigating Korean historical materials “Yeon-haeng Record”. Furthermore，the author will further analyze Korean changing stance towards Qing together with the formation and evolvement of the New Huayi Concept of Korean North Learning School.
Keywords 18th Century；Yeon-haeng Record；View on the Qing Dynasty；Sino-Korean relations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韩国古代文学中的庄子接受研究”（项目号：15CWW013）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热河日记》中的清代京畿文化研究”（项目号：16WXC019）的阶段性成果。
[2]《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94，“奉”，影印古籍：https：//sou-yun.com/eBookIndex.aspx？id=278。
[3]〔朝鲜〕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卷2《驲汛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75页。
[4]〔朝鲜〕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卷1《渡江录》，第13～14页。
[5]〔朝鲜〕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7《衙门诸官》，平壤：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第309页。
[6]〔朝鲜〕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7《衙门诸官》，第310页。
[7]〔朝鲜〕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10《留馆下程》，第406页。
[8]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朝鲜正祖实录》卷15，正祖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本文所引《朝鲜王朝实录》均出自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
[9]〔朝鲜〕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卷5《铜兰涉笔》，第357页。
[10]〔朝鲜〕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卷2《漠北行程录》，第123页。
[11]陈尚胜：《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第279页。
[12]〔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贺剑城、周四川、杨永骝、刘渤译，东方出版社，1993，第61页。
[13]〔朝鲜〕闵鼎重：《老峰先生集》卷10《闻见别录》，首尔：韩国景仁文化社，1991，第422页。
[14]〔朝鲜〕洪直弼：《梅山先生文集》卷23《答李在庆（壬辰元月）》，《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首尔：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2003，第295册，第554页。
[15]王小甫、徐万民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2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313页。
[16]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朝鲜英祖实录》卷47，英祖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17]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朝鲜英祖实录》卷49，英祖十五年七月十八日。
[18]〔朝鲜〕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卷4，癸巳年二月七日，首尔：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第99页。
[19]〔朝鲜〕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卷4，癸巳年一月二十五日，第89页。
[20]〔朝鲜〕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卷4，癸巳年二月六日，第98页。
[21]〔朝鲜〕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7《入燕记》，首尔：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6，第99页。
[22]〔朝鲜〕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卷2《太学留馆录》，第138页。
[23]〔朝鲜〕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卷5《铜兰涉笔》，第360页。
[24]〔朝鲜〕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卷5《铜兰涉笔》，第361页。
[25]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朝鲜纯祖实录》卷27，纯祖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26]（唐）韩愈：《韩昌黎全集》卷11《原道》，中国书店，1991，第174页。
[27]〔朝鲜〕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4《医山问答》，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65，第148页。
[28]〔朝鲜〕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4《医山问答》，第162页。
[29]〔朝鲜〕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7《衙门诸官》，第312页。
[30]〔朝鲜〕朴齐家：《北学议》外编《尊周论》，首尔：石枕出版社，2013，第442页。
[31]〔朝鲜〕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卷2《驲讯随笔》，第61页。
[32]〔朝鲜〕朴齐家：《北学议》外编《农蚕总论》，第420页。
[33]〔朝鲜〕朴齐家：《北学议》外编《北学辩》，第432页。
[34]〔朝鲜〕朴齐家：《北学议》外编《通江南浙江商舶议》，第439页。
[35]〔朝鲜〕朴趾源：《燕岩集》卷7《北学议序》，首尔：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2005，第55页。
[36]〔朝鲜〕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卷1《渡江录》，第12页。
[37]〔朝鲜〕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卷2《驲讯随笔》，第61页。
[38]〔朝鲜〕朴齐家：《北学议》外编《尊周论》，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