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缘起

常言道，有了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研究也就完成了一半。但研究者怎样发现和判断一个好的研究问题，教育领域中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应该被选择，如何进行科学的教育研究……在确定研究问题的过程当中，本人时常对此进行追问。哈佛教育名著译丛《教育的科学研究》认为科学研究问题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分别是：（1）正在发生什么？（2）是否产生了效果？（3）效果是如何或通过什么机制产生的？（沙沃森，2016：11）。这三个类型的问题层层递进，“正在发生什么”要求研究者对问题、现象进行准确描述；“是否产生了效果”则要求研究者对问题发生的因果效应进行合理推断和估计；“效果是如何或通过什么机制产生的”则是效果如何发生的机制性问题，这也是科学研究的目标所在。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中，不禁要问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发生什么，它是否产生了效果，其效果产生的机制又是如何？带着这些思考，和本人的研究兴趣，从宏观背景、学生为本、现实关注和定量分析四个方面，来逐步形成本研究的研究问题。

一 宏观背景：高等教育结构改革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下的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形态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逐步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其外在特征是高等教育供给规模的扩大，而内在特征则是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变革（潘懋元、肖海涛，2008）。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高等教育供给形式呈多样化发展，高等院校形成一定的层次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往往体现着不同的特点（何晓芳，2012）。按照已有研究者的观点，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已经呈现圈层态势（谢银萍，2007）。根据圈层态势的理念，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形态的圈层态势如图1-1所示。由里到外第一圈共有10所院校，其目标是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第二圈为除第一圈10所院校外的其他“985”院校，共29所，其目标是建设成为国内外高水平的知名大学；第三圈为除“985”院校外的所有“211”院校，共73所；第四圈为老牌本科院校，即在1999年之前具有本科招生资格的院校，共435所，这类院校目前基本已经被批准可以授予硕士学位，甚至部分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第五圈为新建本科院校，即在1999年以后创建、升格、转设或合并而来的本科院校，主要进行本科教育，一般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资格，这类院校在本科院校中数量最多，2015年达到673所（包含独立学院283所）；第六圈，也是最外层有1341所，是高职高专院校。地方本科院校主要集中在第四圈和第五圈。

图1-1 2015年高等教育结构形态的圈层态势

资料来源：2015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高等教育供给的增加使得高等院校数量不断增加，这集中体现在地方本科院校数量的增加。图1-2显示了1999～2015年以来每年新建本科院校的数量（不含独立学院）。2015年，不含独立学院的新建本科院校数量达到352所，地方本科院校占普通高等本科院校比重达到88.2%。地方本科院校自1999年以来，已经成为我国普通高等本科教育的重要支柱，而新建本科院校成为地方本科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正在摆脱以增加学生数量和院校数量为主的被动型、追赶型的外延式扩张的大众化模式，开始逐步走向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李立国，201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也对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提出新的需求，更多高层次应用技术和技能人才、创新人才将被需要。

图1-2 1999～2015年新建本科院校数量

注：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7年及以前在本科院校统计中没有单独统计独立学院数量，2007年之后才单独统计独立学院数量，在此，各年份新建本科院校中不包括独立学院。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制作。

（二）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困境和转型实践

如上所述，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在2015年达到1108所，其中673所为新建本科院校，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总量的55.2%，占所有地方本科院校的60.7%。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成为高等教育扩张满足高等教育需求的主力军。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达40%的毛入学率，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校生为3000多万人，居世界第一。

地方本科院校定位于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是实践及研究发现地方本科院校出现同研究型大学办学定位趋同、专业设置雷同以及课程设置老化、人才培养方式单一、“重理论、轻实践”等现象，难以培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2013］，这也造成了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多项调查研究指出，地方本科院校本科生就业率低于“985”院校、“211”院校等研究型大学，也低于高职高专院校（于忠宁，2013）。针对上述现象，2013年6月在教育部指导下我国成立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2014年3月教育部相关领导明确提出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方向转型，并将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写入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强调指出，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向应用型转变。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提出《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记者会上，教育部时任部长袁贵仁明确提出中国地方本科高校的应用型转型发展，其实质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部分；同时，袁贵仁指出转型的真正核心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推进的办法就是试点推动，典型示范（袁贵仁，2016）。

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高等教育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地方高校深化改革内涵、主动服务地方需求的必然要求（张大良，2015）。自2014年以来，各省份积极落实中央、教育部关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试点相关意见，开展了转型试点工作。如河南省已经开展了第二批转型试点学校和部分专业集群转型试点工作，并对第一批转型试点学校进行了考核和评估；云南省2014年底颁布《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推动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并在2015年启动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改革项目、实验实习实训基地与技术创新服务中心项目及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课题研究项目的遴选工作；山东省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试点相关政策出台前，在2011年已经开始实施山东省高等教育名校建设工程，并将部分条件合适的学校列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研究统计和分析了各个省教育厅关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试点的相关文件，发现大多省份已经出台关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和方案，或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工作纳入地方高等教育工作要点当中。政策的出台很多情况下是落后于实践或是被实践所推动的，更何况各个省份在进行转型试点工作当中，很多是遴选工作，这也就说明在转型试点等政府文件出台以前，为应对发展需要，部分院校其实已探索向地方性、应用型、特色性方向转变，进行着转型发展。地方高校的积极主动探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如相关专著就有《建设应用型大学之路》《建设应用型本科大学：组织转型与创新》《高等教育转型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中国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等。

二 学生为本：学生发展的备受关注和学生成就评价的多元化

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转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石卫林，2011）。在此背景下，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关注，世界各国研究者开始普遍关注大学经历对学生的影响，关注大学生成长的变化，并形成院校影响研究派。在世界各国中，美国研究者很早就开始对大学影响和大学对学生的影响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形成了院校影响理论的一系列相关模型，如早期的阿斯汀（Astin）院校投入-环境-产出的IEO经典模型、汀托（Tinto）的学生融入模型、帕斯卡雷拉（Pascarella）的学生发展综合因果模型、韦德曼（Weildman）的社会化模型等。全美大学生参与度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和全美大型质量评估项目（the Wabash National Survey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WNSLAE），对美国本科教育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其他发达国家典型的学生发展调查项目有澳大利亚的课程经历调查（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aire，CEQ）、英国的国家学生调查（National Student Survey）、日本的高校学生调查（College Student Survey）等。可以看出，许多发达国家都将高校学生调查作为促进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和了解大学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高校扩招之后，保障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学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评估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借鉴国际院校影响研究的已有成果，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现实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陆续开展了相应的大规模学生发展调查项目，以期掌握学生发展现状和分析院校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典型的调查项目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承担的“首都高校大学生发展状况年度调查”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主持的“中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与“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2014年北京大学还承担了全国高等理科教育改革调研项目，进行了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学生问卷调查。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一些研究者开展了关于国内院校影响学生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尝试构建了本土化的学生发展理论（朱红，2010a）。国内研究者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只有实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化，才能有效保证学生的良好发展（鲍威，2010）。

学生发展的备受关注带来对学生发展结果、学生成就评价的多元化。学生成就评价是高等教育评价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教育时效性、推动教育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张花，2010）。学生成就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孙士杰、张国荣、冯喜英，2000）。一般来说，学生成就是指学生通过在校的课程学习、活动参与等经历而获得的成果，传统上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但随着学生发展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对学生发展、成长的关注，对于高校学生的学生成就评价不再局限于学业成绩。教育管理部门、劳动力市场用人单位、家长及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也希望得到更多关于高等院校学生成就的信息，高校也希望提供更为丰富的学生成就信息来应对社会各界的问责。在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认知性技能得到关注的同时，学生的非认知技能，如情感、态度、价值观、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等也成为衡量学生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研究者指出要关注学生成就的长期效应，考察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如就业、职业、收入等（Astin，1991；Pascarella and Terenzini，2005）。可以看出，学生成就的评价越来越多元化，这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学生发展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高等教育对个人产生的作用。

三 现实关注：扩张后高等教育不平等和新一轮“读书无用论”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后，高等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使得社会阶层之间贫富差距加大以及弱势群体教育资源不足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也逐渐改变着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以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逐步凸显，尤其是农村大学生在就业时存在明显劣势，使得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开始频繁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

高等教育扩张后“读书无用论”抬头，尤其是对上大学是否有用的怀疑，可以看出人们教育观念的不断改变，“读书无用论”实质是对高等教育作用和高等教育质量的反思。长期以来，接受高等教育、上大学被认为是弱势家庭子女“跳出龙门、光宗耀祖”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必由之路。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弱势家庭子女正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了向上流动。但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和就业机制的改变，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实现向上流动不再是一种必然，高等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存在弱化的倾向（庞明礼，2013）。随着大学生的不断增加，就业难问题凸显。尽管高等教育扩张提供了更多的上大学机会，但是弱势家庭子女上重点大学的比例不断下降，弱势家庭子女在大学入学上更多地集中于高职高专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许多调查指出，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相对较低，且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城乡差异巨大（熊丙奇，2014），而高职高专院校学生虽然有较高的就业率，但是就业质量堪忧（刘莹、刘进华，2012）。在就业单位选择上，让一般家庭觉得可以改变命运的体制内工作，则更多地被拥有一定家庭背景的学生所占据（文东茅，2005）。此外，高等教育扩张后实行学费成本分担机制，增加了上大学的成本，这也让一般家庭对于上大学慎之又慎，“读书越读越输”的思想开始显现。再者，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缺失、教学质量堪忧，也让学生觉得读大学学不到东西，大学生本身就对大学的作用产生怀疑。近几年，“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话题更是频繁地引起大众的讨论，“读书无用论”有蔓延的倾向。不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读书无用论”更多的是针对高职高专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对于重点院校、名牌院校，如果农村家庭学生能够进入，则很少存在辍学的可能。但是现实情况是农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城乡差距加大等一系列原因，使得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院校、名牌院校的概率较小。从本科层次来说，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在就业上并没有优势，而就读于这类院校的普通家庭学生的就业问题更加明显。就业难、成本高、教学质量堪忧等众多因素影响着社会大众对大学的认识和选择，这在地方本科院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 定量分析：高等教育改革和政策评估的科学依据

公共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随着数理统计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相关研究方法的不断突破，采用以因果推断模型为主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的公共政策定量评估与分析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使得公共政策评价的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可信（雷德雨，2016）。目前，公共政策评估是我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一个薄弱环节，我国公共政策定量评估与分析的实践活动还相对较少，一方面，大多数政府机构对定量评估方法还缺乏一定的认识，对其重视不够；另一方面，统计工作的不深入，使得许多数据资料不可获得或不准确，或由于统计口径的调整，数据的可比性较低等（廖筠，2007）。此外，受我国高等院校中学科训练的影响，以往研究者较为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其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较为单一，这些使得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倾向于用判断代替事实和数据分析，这制约了政策评估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研究者指出中国公共政策评估应该走向实证主义、走向定量评估（和经纬，2008）。

教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类，具有公共政策的一般属性。教育政策评估不仅是考虑政策是否延续、是否需要改进或终结的重要依据，还是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促进教育公平的科学保障，并最终影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高庆蓬，2008）。有研究者指出，教育政策评估是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政策有效执行、实现教育决策民主化的现实着力点，也是近年来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张茂聪、杜文静，2013）。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吴岩表示高等教育的研究不再停留于定性描述，而要运用大数据理论和技术加以定量研究，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定量分析与评价具有划时代意义（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2016）。十余年来，随着教育领域可用于研究的数据库不断增加、定量评估方法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以及国家“科学发展观”在教育政策制定领域的不断深化，我国教育政策评估的定量研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迅速提高，典型的研究有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改革和“985工程”项目等的评估研究等。教育政策和改革的目标基本是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每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都有期望实现的目标，政策评估的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研究设计，把某项政策效果识别出来。因果推断模型是目前国际主流教育政策评估的方法，也是公共财政、劳动力经济学等多个社会科学领域所主要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张羽，2013）。当前，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我国组织实施了一批改革试点，启动了一批教育改革项目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这些试点工作、改革项目和政策执行得如何、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推广以及如何去完善等，都需要科学的研究工作进行支撑。

五 问题提出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作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存在的“向哪里转”、“为何转”、“转什么”、“如何转”和“如何评价”等问题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实践者造成普遍困扰（郭建如，2017）。本书认为对当下问题争论的关键在于目前还没有形成对全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现状和结果的普遍认识和科学分析，这就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为“质量提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发展、提升学生成就，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决策人员、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者高度关注的议题。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关键在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结合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要求和目标，从学生发展的角度对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进行分析，有益于地方本科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与行动，也是对目前关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争论的有利回应。此外，由上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高等教育不平等和新一轮“读书无用论”的社会现象，在地方本科院校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需要我们不仅仅关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更需要关注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和学生院校经历，只有这样才能对上述社会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得到更加深入的认识。地方本科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本科院校的主体，正在发生“转型”的巨大变革，已有研究中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研究多基于价值判断层面，相关的定量研究较为缺乏，从全国层面进行的实证研究尚未出现，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进行研究。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考虑，本书的研究问题如下。

（1）正在发生什么？地方本科院校发展和转型现状如何，有何表现？

（2）是否产生了效果？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与学生发展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是否能有效促进学生发展、提升学生成就、影响学生就业？其影响在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是如何表现的？同时，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是否让优势阶层的子女获得了更好的发展，从而加大了高等教育不平等？

（3）效果是如何或通过什么机制产生的？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从学生发展的角度而言，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对高等教育不平等影响的可能路径又是什么？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评估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并结合当今社会问题，尝试进一步思考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可能带来的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