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
我爸出来半年多了，我还没回过一次家。
接了我妈电话，她吞吞吐吐把事情说了，我心里明白，这次算躲不过去了。
请好一周假期，捡了几件衣服匆匆去赶飞机。阴云密布，坐上公交就开始下雪。到家三点多。我爸穿了一件灰色羽绒服，戴着买摩托车配的头盔，正在用废弃的细钢筋焊一个脸盆架。院子里的梧桐赤条条伸展枝干，上面站了一只低眉顺眼的母鸡。可能是我鞋底高的缘故，一眼看过去他小得很。焊条摆在台阶上，满地的工具和绝缘线，焊烟缭绕，火花耀眼。他摘了头盔，还留着劳改犯的发型，眼睛因为近视眯成一条缝，飘飘悠悠向我看过来。我说你这头盔能当防护面罩用吗。他说可以，一举好几得。我迈过切割机，拿过地上的草纸，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了几个数字。我问没个草图啥的吗。我爸说，大差不离就行，怎么戴两个口罩，真那么严重了吗？我说现在说不准，防着点好。
伊丽莎白趴在沙发里睡觉，上次回家还是送猫。新房东不准养宠物，问了一圈朋友，无人帮忙，只能搭车给我妈送回来了。我说它叫伊丽莎白，我妈说这名字真难听，一脸煞白，不好养活。我说那叫小白吧，我妈说小白也不好，叫小脸吧。两年过去，它早已忘了我，看我回来，睁了睁眼又冷漠地睡了。
市区新建了机场，我爸连连慨叹交通的便利，他说之前到江北包工程那会儿要坐十几个小时火车，现在三个小时就到了，真是不得了。他弯腰替我拿行李，腰带上方露出一小截红色内裤的边缘，算了一下，才想起来今年是他四十八岁本命年。他像招待客人一样给我倒了杯水，但是烫得没法喝。
我妈情况复杂，人在医院住着。我俩谁都没提我妈那件事，甚至小心翼翼地绕开，当它没发生过一样。这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家从来都这样，没人具备沟通能力，何况是这么隐秘又难以启齿的事儿。
我打开水管洗了手，我爸指着屋里说，毛巾在椅背上搭着。屋里火炉马上要灭，旁边木箱中，照例有为了省炭堆在那儿的板栗壳子。我将口罩摘下来，提壶塞进炉里，又劈了几根玉米骨头，还是半天没有一点热乎气儿。透过窗户玻璃，屋顶的烟囱徒劳地冒着牛奶般的烟。一条秋裤五秒钟就冻透了，拉开箱子又找了条加绒的穿上。直到坐进车里，才感觉暖和过来。
车是我爸在亲戚的帮忙联络下花一万块钱买的，三排座儿，我们那里叫面包车。小的叫小面包车，大的叫大面包车。等我了解一番，马上便发觉他被人忽悠了。车破破烂烂，完全不值一万块。名义上是他的车，但十天有九天半被借到亲戚的厂里拉饲料。最让人不解的是，他还属于无证驾驶，只能偷偷在没有交警的小路上开开。
一进院子，我看见那辆车，车身是接近橙黄的颜色，更显臃肿。方向盘没有助力，不能自动回正，扳起来特别费劲。幸运的是，它的空调系统正常，发动没一会儿就管用了，我的指甲由紫变红。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这几天就睡在破车里得了。
“在大城市是不是压力挺大？”我爸略带关切地问我，我却不领情。
“是，压力挺大，这两年我都变矮了。”他试图跟久不相见的我聊天，可聊不了几句就说不下去，只能另寻他路。
“走，咱们去山上转转。”听说我学了证，我爸搓着手说。
山野间的水泥路上没有雪，发动机嗡嗡地响，我换了三挡，后视镜里，路和树飞快远去。这片地方我仍旧感到熟悉，暑假经常到这里放羊，捡拾紫色石英，在树下睡午觉。奇怪的是，它比记忆里要狭窄得多。车窗外一片苍凉，地连着地，另一座山在遥不可及处。前几天的雪还没化尽，平展展铺在岭上，仿佛一小片白色的湖群。枯草在北风里摇曳，一头小牛在啃噬雪上的麦苗尖儿，车快速开过它。
“停车。”我爸说。
他站在那儿，掏出前几年我丢在家里不用的手机，开始打电话。他告诉那人，你家有一头小牛跑出来了，没拴绳子。那边回说，牛自己知道回去，跑不丢。我爸挂了电话，朝牛扔了几块石头，把它吓到一块空地上去。
“这是故意放出来，吃人家麦苗的。”我爸朝我走过来。
“你怎么知道？”我问他。
“糟践东西。”我爸没说别的，开门坐进了车里。
远处的村庄小得好似一圈柴堆，煤炭燃烧出青云。目光所及的海面涂满铅灰色，鸟群集聚成小点，起起落落。路上碰到熟人，我爸就让我按下喇叭打个招呼。喇叭声大刺耳，仿佛要把车劈开。太阳淡淡的痕迹压在车头，几朵雪花飘落。我们的车像一颗橘子跳动在冬日的山岭。中途，我爸让我坐副驾，他开了一阵儿。除了用方向盘不太会交叉打轮，他开得不错。路上，他停车捡了一些山楂枝和红薯秧，扔到后座，尘土漫到前排，一股甘涩的气息弥漫。
我又继续开。
我没问他在里面有没有受苦。他倒主动说起来，跟别人学了广东话，还说了几句。不仅如此，在几次屈指可数他接起来的视频通话中，他反复用狱友的例子教我做事。我不爱听，反感他带着吹嘘和训诫的口气说起里面的一切，这又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天已擦黑，据说我爸就是在眼前这片岭上把那人砍伤，才去蹲了监狱。我也没问他，当时是气疯了吗？砍人怎么能跑到岭上砍？想表演给人看吗？
“你杀气腾腾的。开车不能像个土匪，方向盘别老是打死……”我爸突然警告我，“开得挺好，倒车尤其好，我还害怕你想刹车脚会踩到油门上……后面这些木头，咱们可以炖鸡。”
我爸在我还不记事时，跑到国外打工，直到我上小学才回来。到现在，我对他的好印象就停留在那么几件事情上，每当我感到厌倦，总把那几件事拿出来想想。
那时他刚回来，存了一些钱，我们从烟城搬到了三十公里外的新家。我很快忘却搬家的烦忧，对新世界充满好奇，天天在街道疯跑。有一天早晨，空气清新，风凉凉地吹，我在街上见到一队小孩儿，他们是附近几个小学的学生，排队来隔壁的中心小学，过六一节。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面小旗，细细的竹签，上面贴了三角形的彩纸，红的黄的都有。
“我也想要一面那样的旗子。”我跑到我爸跟前。
“可是，咱们没有那样的纸。”当时他正在家门口架葡萄。
等我回家吃午饭，水井盖的干土豆上，有一面绛紫的小旗，被风吹得摇头晃脑。虽是挂面纸做的，但我好高兴。在十几年的反复回忆中，我甚至想象了我爸做的小旗比那些学生的更好看一些，他们的旗子是直角三角形，而我的旗子是等边三角形，比例更舒服。可我心里知道，这是我鲁莽地添加上去的，因为那会儿我根本不可能知道等边三角形和直角三角形的区别。
我爸喜欢把东西拆得乱七八糟，他热爱钻研物件的工作原理，还自学了焊工。我妈不止一次把肉汤倒进还没放内锅的高压锅里。相似的轮廓总会让人产生错觉，让人把准备好的东西往里面倾倒，让人在出神儿的时候，犯下可笑的错误。我爸出一口气，仿佛暗暗开心，就地把锅拆开，清理里面的汤汁。他一边拆一边给我讲解复杂的结构，拆完，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拧回去。在最后一个螺丝拧上之后，他隔两米远，把螺丝刀丢进工具箱，像电视里进球了一样，把手举过头顶拍几下。接着，他把锅盖拿起来准备扣上，我们俩对视了，我的眼睛肯定睁得比鸡蛋都大。因为有一个螺丝悄咪咪地滚在了盖子下面，没有回归到它的岗位。
“去，把螺丝刀给我拿回来。”我爸雄心勃勃，又把盖子揭开。
我妈呢，她一直多愁善感，难得有几次笑容。不仅那时，直到我长大成人的二十多年间，我妈从来不相信擤鼻涕时，鼻涕会从眼睛里冒出来。我和她叠床单，她总是先于我折好下一步，然后对我下命令说，这样！这样！她搬到梦寐以求的新房子，还是喜欢栽种各种东西。阳台花盆里全是菜，茄子、西红柿、香菜都有，她自己搬运土壤，不要别人插手。青椒不知为什么，总也不结一个。
相框里有一张我们的合照，我妈在海边卖铁板鱿鱼，我在帮她收钱。我记得是一个记者拍了这张照片，发在烟城的晚报上，他觉得特别好，还花钱洗印出来寄给我们。我妈年轻时是长头发，松松垮垮绾成一个发髻，包在帽子里，我白白胖胖，戴着玩具墨镜，一边吹泡泡糖一边数钱。烟城那片海滩竹蛏多，我妈经常围着花头巾独自去赶海。周末她会叫我一起。我铲除表层沙土并撒盐，我妈捉它们。
“这些蛏子好傻，不会好好躲着嘛，偏偏伸出头来被人捕了去。”我说。
“它也没办法，盐呛着凭他是谁都受不了。”我妈试图给我解释。
新家住着舒服又温暖，爸妈给我腾出一间单独的小卧室，但也有一些不满足。他们的床宽大柔软，床下是一体的储物柜，而我睡的只是简易的单人小铁床，床板下面空空荡荡，晚上睡觉，总觉着床下会有可怕的东西。于是，我妈把她结婚时的棉被裹在塑料袋子里，再装进大纸箱里，塞在我的床下面。纸箱里除了被子，还有许多杂乱的东西，我小时候的衣服、鞋子、玩具，我妈都留着。大概齐是想再生一个孩子，东西还能用上。美好的愿望后来也没能实现。
我记得靠外的箱子里还有一件蓝色泳衣，我妈带我去市场，我自己挑的。她在浅海里教我学游泳。在学校的手工课上，我做了一个泡沫的黑色鲨鱼背鳍，用两根松紧带穿起来，固定在背上。那个东西让我得意，每当我去海边都要带着它。即使去学校的游泳馆，我也不喜欢用分发的浮力板，我都是穿着我的鲨鱼背鳍。一下到水里，我觉得它便长在了我身上。但我妈不喜欢，她觉得那个玩意儿不吉利。
我们在新家只住了几年，小学还没毕业，又搬回烟城。巧的是，回到烟城的那天海面也是波光粼粼，展现着烟城难得的好天气。我们的老邻居“小灵通”站在路边，迎接我和我妈。几年过去，他也做了爸爸。“小灵通”还跟到我家，帮我们从车上往下卸行李。大家都悄悄围观，当他们没看到我爸，就知道事情肯定是真的了。我妈哭哭啼啼，“小灵通”却不管那些，末了，他和他老婆还从家里一起搬来一棵桂花树，放在我家的前廊上。混着打扫屋子的尘土气味，闻起来特别香。
那一阵子我放学路上，总是碰见几个小孩儿。她们坐在废弃的石棉瓦旁，脚浸在清凉的水渠里，反复唱一首拍手歌谣：“今天星期一，我去买雨衣，雨衣的价钱是一块一毛一……今天星期五，我去买老虎，老虎的价钱是五块五毛五……今天星期八，我去买爸爸，爸爸的价钱是八块八毛八……”
我妈在桂花树旁又开始种菜，破桶、泡沫箱、旧花盆都可以装上土，播撒种子。在西南角的台阶上，也摆放着几个陶盆，那里阳光好，几盆荠菜可以吃了的时候，两个油漆罐里始终没有绿芽冒出来。我妈每天郑重其事往里面浇水。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将里面的土全部倒出来，发现什么种子的踪迹也没有。两个油漆罐都在土壤中间埋了三粒纽扣。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妈可能疯了，她开始种扣子了。”我跟“小灵通”讲。
“你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脸上别总是这副表情，种子烂了当然找不到，你妈才不会种扣子。”“小灵通”说我真滑稽。
我在点炉子时接到了李昆的电话。
他问我是否已经回家，我说是。接着他问我从哪儿回来、是不是武汉的时候我便明白了，电话里不只是我曾经的小学同学和好朋友李昆，也是街道工作人员李昆。我老实回答，是的。接着他简略问了我回家的时间、航班号、住址、身体有无不适等等例行问题。
“微信就是这个手机号，现在需要统计外来人员信息，我给你填个表。”李昆说。
从回来那天，我去喂鸡都戴着口罩。几只老母鸡在我家的小院子里生活多年，给我妈贡献着每天的鸡蛋。我爸用一种黑蘑菇炖那只鸡，红薯秧点火，烧旺了再放山楂枝，整整炖了两个小时。鸡汤油大，但无比鲜美。小脸被一只碎柴末里的土元吸引，在灶头钻来钻去，耳朵蹭黑了。我用湿巾给它清理爪子，晚上搂它睡觉格外暖和。
我爸拿着刀走向那只鸡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想起他砍人的事。新闻上说农民工将拖欠工资的包工头砍伤，这其实有点讹误，我爸才是包工头，他上一层的包工没有给他钱，他把我们没住多久的新房子卖了，还是不够发民工的工资，就把那个包工砍了。
吃完晚饭，我躺在床上睡去。夜晚用它苍凉的斗篷将我覆盖。
有一种声音，反反复复从墙的缝隙里钻出来。一开始我以为是窗台上的东西在发出声响。白天，我细细查看了老房子新修的窗户，横木木条腐坏，现在换成铝合金的推拉窗。它被粉刷了银色的油漆，半土不洋。窗台上则堆晒着黄芩和甘草，在两个茶褐色的罂粟壳子旁边，有一只浅蓝的皂盒。一条丝袜包裹着已经小得不便使用的肥皂头，这样一来，它们紧紧抱在一起，球鼓鼓的，变成一块去污的好肥皂。丝袜两端各打了个小结，远远看去，似一只僵硬的眼睛。外面刮着黑色的风，小城的夜晚是安睡的，如果再下些雪，那便更听不到响动了。我怀疑那声音是被捏成一团的肥皂，在夜晚悄悄分开碎裂。
黄鼬在冬天的屋顶上跑过，饥饿催促它为鸡仔穿梭寒夜。房子太老，或许是老鼠在啃啮花生壳子，或是撕咬什么坚硬的东西，来扩大水泥下的活动场地。
又有一阵儿，我觉得那可能是我爸的呼噜声。
他坐牢，他被囚禁，他出狱，他重获自由。现在，他的老婆就为他的自由和释放付出代价，住在医院里，准备堕胎。他竟然可以睡得这么香甜。爸！你持续有罪！你的女儿在心里这样判决你。外面随时可能下雪。在即将入睡前的善意推论中，声音里似乎带有模糊了边界的渴望和恐惧，仿佛被石头撞击。在梦里，他也许经历了一件好事，却续接了一个噩梦。
我妈之前就流过产，那时我还小，许多事情一知半解。她没到生二胎的规定年龄怀孕了，只能去流掉。医院离我们家有些远，她又晕车厉害，为了省钱，她坚持当天往返医院。回家时，她从袋子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只柳黄色的小熊。我妈问你喜欢吗，花了八块钱。我当然喜欢。正是盛夏时节，我和李昆带着那只小熊去海边玩，涨潮时跑得太快了，一不留神掉进水里，被卷走了。我别提有多伤心了。我以为我妈会痛打我一顿，没想到她安慰我说没关系，回头托人再给我买一个回来。
我那会儿害怕搬家转校，我不想离开我的学校和同学。暑假前的鼓号队会演，我打小镲，李昆吹号。鼓号队的衣服是白色的军装，只有少数几件是干净的，剩下那些衣服上，总能找到油点、钢笔水和干鼻涕。放学以后，大家争先恐后跑去挑干净衣服。后来不知从谁开始在衣服隐蔽的地方写名字。有天我去得早，顺手拿起一顶规整的帽子，里面写着李昆。李昆找不到自己的帽子，大喊是谁拿了我的帽子。那时，帽子正戴在我头上。帽子里的字迹和气息让我沉迷。我戴着它，完成了最后的一次会演。
我开始天天向李昆报送体温，真是百感交集的一件事。从没想到还能和李昆再建立联系。朋友圈里，他带着可爱的女儿，在市场的摊位上买热豆浆和熏鲅鱼，认真而又积极地干着自己的工作。
黎明时分，我做了一个梦。大家坐在乱糟糟的小学教室里，桌子和凳子倒下去，所有的书都摊开在地上。李昆成为大家的焦点，他可以随意穿梭于过去的时间，可他不愿意分享方法。大家都在找寻他的诀窍，我发现他的座位上，有一盏独特的蜡烛，火苗影影绰绰，蜡油流淌到地上。看着里面迟疑的光，我突然受到启发，站在蜡油可能流经的方向。没过一会儿，脚触碰到温热，我也成了掌握秘密的人。
手术那天早晨，我用保温桶装上煨热的鸡汤带给我妈。
“你们杀错了啊，”她打开盖子，眉头一皱说，“是另一只鸡，它懒得很，鸡冠比这个大，总不下蛋。这只相当勤快的，我前几天逮住摸它屁股，还有蛋呢。”
“那看来是杀错了，里面真的有蛋，蛋黄已经像枣那么大了。”我回想它们在我爸的手上，黄澄澄的一簇。
我妈小口地喝着鸡汤，鸡汤口味太淡，她还吃了两个芹菜肉的小笼包。吃完早饭，她坐在床头，看着不怎么难过，像往常每一个醒来的早晨一样梳理头发。她那么不爱打扮的人，竟然烫了大波浪，还漂了一层灰茶色。我坐在床边，想说点什么，好让她心里好过些。我夸她头发好看，她把手放在头顶抚弄一番，说好看吗，这几天有点压下去了。我说好看，现在时兴这个烫法，洋气。我妈夸别人好看时都说洋气，我说她洋气她应该会开心。她解释说为了遮住白头发弄的，还在理发店办了一张卡，准备以后去那里染发。
“没想到，你之前说什么来着？”她一边踩垃圾桶下的小踏板，一边问我。
“说什么啊？”
“擤鼻涕啊，”她说，“这次真的从眼睛里出来了，是鼻涕，黏的，你看！”她把擦眼睛的卫生纸给我看。跟我小时候展示给她看一样，甚至有一丝自满的神色。
护士把针管举起来对着太阳，往外推空气。那个动作让我想起我爸，他喜欢把金属的东西放在阳光下把玩。那会儿，他正坐在走廊的排椅上，没玩手机，双手插在灯芯绒外套的衣兜里，像被人抓住了把柄。
我妈躺在床上，侧身向墙。我把出院所有的单据塞进包里，把水杯里重新倒满温水，把棉拖鞋也用塑料袋包好，装进背包里。收拾停当，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说：“妈，咱们走吧。”
她回过头，缓缓坐起来，嘴唇干燥，疲倦压塌了她的眼皮。她用贴着白色胶带的手把头发掖在耳朵后面，开始找什么东西。她先抚过身下的床单，把手伸进枕头下面，又把枕头拿起来、放下，掀起被子。我问妈你找什么，她也不说话，越来越着急。最后，她没来得及把鞋穿上就站在了病房的地板上，艰难地蹲下来查看床底。等她再抬起头来的时候，泪水已经在眼睛里打转。她坐在床上，似乎在仔细回想。
半分钟后，她才说话。
“我真是……连个像样的扎头绳也找不到了……我真是哦……”
“丢就丢了嘛，你用我的。”我将发圈取下来递到我妈手里，她也不接。我轻轻拢住她颤抖的肩膀。我们的头发交织在一起，汇集成两条小河水。
回程我开车载着他们，车里新放了一个鲸鱼摆件。我爸依旧坐在副驾，提前打开了暖风。我系好安全带，拉下手刹，放在二挡，没车也不加速，我寄希望它的平稳行驶不要制造一丝波澜，打破可贵的宁静。
回到家，我爸已把脸盆架焊接完成，刷了银色的油漆，我猜那是刷窗户用剩的。脸盆端端正正地陷落在钢筋圈里，皂盒有了归属，毛巾搭在上面也格外好看，旁边还放了一个暖水瓶。我妈一直想要一个这样的脸盆架，她说过好多次，想从市场买一个，但是太贵了，没舍得花那个钱。她把热水倒进盆里，弯腰站在那里洗完手，手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她把脏水泼掉，涮了涮盆，又倒上热水洗了把脸。两只手按在架子上，左右摇晃了两下说：“挺结实的。”
我妈爱吃什么呢，从在车上我就思考这个问题。想了半天，也没有个特别合适的答案。把我妈送到家，我折回去了菜市场。市场非常冷清，修缮一新，月白的瓷砖从门口一直铺到里面，比之前要整洁。外围的铁丝上晒着腊肉和鱼干，旁边店里的小猫几次尝试爬上去偷些腥。为减少接触，我在外面露天的小摊提了一棵白菜和两斤排骨，还花八块钱买了一捆长得很老的豇豆。回家后把豇豆洗净剁碎，热锅烧油，倒进锅里小火多炒了一会儿，直至变成褐色。出锅淋些蒜汁和生抽，就是我妈爱吃的豇豆碎了。小时候我喜欢挑里面的豆子吃，绵密柔软，离家以后再也没吃过了。
送我妈进手术室时，手机响了好几遍没来得及接。看了一眼，有李昆四个电话。我推门出去，靠医院的窗子站着，正准备给他打回去，手机又振起来。
“哪儿呢？为什么不接电话？”窗台上有一截爱喜正冒着迷离的烟。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行色匆匆走过楼道。
“忙着呢。”我说。
“你体温多少？发烧？”他急切地问我。
“不是报给你了吗？”我感到烦躁不安，说实话，报了多少那会儿我已经忘了。
“三十八度六，你这高烧啊！我刚看见，你在哪儿啊？干吗呢？现在感觉怎么样？要是发烧我们需要……”
“报错了。”我打断他。电话那边突然没声了，像一截炮仗刚刚点完。
“报错了！？”他肯定伸长了脖子一脸错愕，以前他就喜欢用伸脖子表现惊讶。
“对，按错了，三十六度八，没发烧，我好着呢，防护也到位，不会给你添麻烦。”
“这个事情相当严肃，你能不能别开玩笑。到底多少度，赶紧再量一次。身体要有状况，我帮你及时联系医院。”
“我就在人民医院！有症状我马上躺这儿行不行！按错按错了嘛！你还有事儿没，没事儿我挂了。”我盯着手术室紧闭的门，将一天全部的遭遇悉数安放到他头上。
“在医院干吗？”
“这不归你管吧。”我有些乱了方寸，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哪儿，在干什么，不想将我们的麻烦事袒露给他看，供他质询、评判或者同情。
“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冲啊，我这是了解情况。怎么都那么冲呢，跟谁学的呀？”
“还能跟谁学，跟我爸呗，”我假装平静地说道，“不过话说回来，我爸还是太面，要是真够冲，多砍半厘米，你舅也活不到现在呀。”
李昆叹了一口气，许久没说话。那边传来开门的声音，接着，风呼呼的。窗外的梧桐树也在我眼前晃动几下，仿佛听筒里的风吹过来了。四处荒野，海边的松林睡去一般沉静，没有一只鸟。
我的阴阳怪气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李昆和我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它永续、低沉地横亘在我们中间。从我爸放弃除夕夜去睡债主客厅、给他家泼油漆，转而为钱东拼西凑，着手联系我们新房子的买家，我就开始断定他们一家人道德低劣，都是高明的骗子。毕业照上，原本腼腆真诚的李昆，看上去虚伪刻薄、诡计多端了，我在心里与他划清界限。伴随争吵的单调昼夜里，我都必须保持与他和解的警惕。山就在那里。
我爸出事以后，偏见被全部还了回来。大家说我是罪犯的女儿，心狠手辣。劈头盖脸的羞辱和蔑视，我尝尽了它们苦涩的滋味。
他的舅舅让我们遭受可怕的窘迫，他糟蹋了本该属于我们的钱。他拿了我们的钱。厌恶和鄙夷与日俱增，膨胀的情绪将我家抛入持久的气愤与诅咒中。我甚至怀疑，是我们家人对此事的坚定敌意和仇恨，让我爸的尊严失去最后的支撑。他曾赚钱带我们过上好生活，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一直用那个标准要求他来着。
“他已经死了。腊八那天心梗，儿子在国外，一时回不来。”李昆说，“人在你脚下负一层冻着。”他顿了顿又补充道。
我低头，看了一眼厚实的白色地板，挪了挪脚，仿佛踩到了什么东西。
“刚才，我没那意思。”李昆试着解释了一句。接着，电话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他用打火机点了一支烟。“‘封城’了刚刚，你看见没？”他问我。
那是一只猪，被关在隔壁的猪圈里。这几年，“小灵通”家常年在城里卖水，在鸡栏里养了一些土鸡，逢年过节回家的时候杀着吃。他把钥匙留给我妈，让我妈帮他喂鸡。还空一个猪圈，征得同意后，我爸把里面的蒿草去除，抹了水泥，焊了铁门，养了一只猪。母猪。
元宵节我和我妈去喂猪，“小灵通”的老婆从房顶上看见我，一边翻晒南瓜子，一边问我：
“不认得你了，你在哪里发财？”
“婶子富贵了，哪里还认得我？”我忙说。
“当上丈母娘没？”她笑吟吟地指着我妈问。
“哪有你那么好命哦。”我妈讪笑了几声说。
我站在门口观察那只猪。它不算大，但是结实，背上是粗糙的粉色，两只耳朵盖在眼上，听见声音，要抬起头来才能把碍事的耳朵甩在后面。它的耳朵上有一条红色的伤痕，修长笔直地连到鼻子上。裂开的伤口中，新鲜的血液不断流出来，滴到水泥地上。猪栏里有一块砖头，它抵着砖头，刮蹭水泥地板，小心翼翼地将鼻子放进钢筋格子里，上下晃动铁门。我猛然醒悟，这就是暗夜里我听到的声音了。
猪的伤口当然是拜我爸所赐。午饭时，猪持续地弄出声响，我爸扔下吃了一半的油条，爬上平房，迈过悬空的廊道，从阶梯上抄起一把铁锨朝猪砸去。可猪一点也不明白这场暴力的目的，在恐惧与痛楚中回缓精神，依旧通过固执的动作制造出循环往复的噪声，传达它的身体信号。
“这也看运气，”我妈说，“有的猪配一次就怀孕，这只猪配了三次还是不行。”
“这样打它也没用，何苦来？”我忍不住对我爸说。
我问他们是否要给它再次配种。
“卖了吧。”我爸说。
那几天大雪下下来，我爸企图在茫茫雪野里夹几只为吃食奔波的野兔。总共带了三只夹子，一只下在金银花丛里，一只下在板栗树下，一只下在了两个山岭间的一条荒草沟间，我在那儿拉野屎捡到过一窝斑鸠蛋。我爸和“小灵通”下棋时说起这个事儿，“小灵通”认为我们选错了地方。我爸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定会有所收获。雪后三天，我和我爸去检查夹子。提着空空荡荡的兔夹子时，我妈打来电话，说猪跑了。铁门被它有力的鼻子拱开了，大门没关，它堂而皇之从大门跑了。
我爬过山，天边的紫霞已经晕开，我爸在沿着海岸线找猪。海面上刮起美丽的风，吹过来海带的香气，层层的海浪折叠起一个中年男人曾翻滚过的波澜。那个身影不断地搜寻，蹲下来查看海滩的痕迹，原地站着四望。更远处，连绵不断的海岸一直延伸到海天茫茫的地方。
我爸远远看见了我们家的车，他不紧不慢地朝我走过来，坐进后座。
“它会跑到哪儿去呢？”我爸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我。他满脸的愁容。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只猪，要是找不到的话，我们家又要损失几千块。车开过一片苇丛，萧飒里好像藏了一百只猪。正准备去苇丛看看时，突然瞥见远处的绿化带中，有一个东西在动，特像一只猪耳朵。停车跑过去，发现只是一个鼓满海风的塑料袋子。我妈打电话给我，先问我冷不冷，再问猪找没找到。我疲惫不堪，感觉又饿又渺茫。
没过多久，我爸接了一个电话，是养牛的那人打的，他告诉我爸，我家丢了的猪应该在老码头那边。我爸欣喜地问他是否看到我们家的猪。那人说没看到猪，有脚印。说完，还给我爸发了定位。我爸感叹智能手机的厉害。生活跑得比兔子还快，他半年了都没习惯。
“这下是脸盆里捉鱼了。”我爸挂断电话得意地说。
我载着我爸开到老码头，几艘生锈的船只杵在滩上，老远就能看到海洋馆的抹香鲸雕塑。一群灰鸽站在它宽厚的背上，留下稀稀拉拉的粪便。景区临近关门，也没有游客往外出，我觉得猪不可能到这儿。果不其然，所谓的猪脚印不过是被潮水浸湿塌陷的高跟鞋印。为了让我爸信服，我还现场踩了一串让他看。
“果真不能太信他，他只不过想跟我套近乎，多打听点里面的事儿。”我爸有点失望，“他想知道在里面怎么买卫生纸。”
再往前开，就到城区了，我爸下车在小摊儿上挑了一捆水芹菜，转过头来跟我说，回吧。
“看见没？”车上我问我爸。
“看见什么？猪吗？”我爸朝前面张望，又狐疑地看看我。
“新闻，”我说，“那儿爆发了，二百多人感染，司机带进去的。”
我爸重新靠向椅背，将自己全部交给车座里的海绵。
“我常跟你说的那个人，你记得吧。他叮嘱我出监那天千万不要回头看，回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还会再进去。”他看着路边的广告牌，嗤笑一声，“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一架飞机倾斜着上升，出租车已经亮起顶灯。
“那你回头看了吗？”
“我往外走，正想着这事儿，突然有人喊我，‘哎，你，等等。’像这样叫我。我不得不回头。是一个老太太，我和老头儿一天出来，她和你妈送的衣物弄混了。她来要我的棉帽，怕老伴儿年纪大了，路上冻着头。”我爸说，“别的没换……摘了帽子，头顶一阵凉。打那儿我就知道，不会了，不会再回去。”
街上行人不多，风卷起一簇簇细沙落在马路边。防护铁链的冰凌如牙齿一样咬住海岸。
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李昆送来一个小包，里面是一瓶酒精、十个口罩，还有一支体温计。他说政策变了，叮嘱我现在需要居家隔离。我说好的，没问题。他要走，我问还要报体温吗每天。他说报。
其间，我接到房东的短信，问我好不好，是否有偷偷养猫，他可以帮我喂。过了隔离期，我白天给我妈做好饭便出去溜达。接连传来不好的消息。寸步难行。我靠不断的行走来消化情绪。漫无目的地站在街上，时不时看看树林里是否有猪。
天地之大，哪里还容不下一头猪。我有些希望那只猪再也别被找到了。快跑啊，你这只猪。跑得远远的，留下孔武有力的蹄印，在山林和树丛中出没，随便吃点什么东西，找个避风的洞穴或者草垛，变成一只快乐的野猪。
回程遥遥无期。
每天躺在老木床上醒来，阳光从玻璃里散进屋子，小脸从窗台上走过去，帘子上的仙鹤和松柏影影绰绰，云彩要飘出雾气来。我将枕巾蒙在头上，看着外面发亮的光。相似的感觉，我记起小时候树下的午睡。
那时我七岁，终于重新见到我爸。
清香的荷叶盖在脸上，阻断了夏日黄昏飘散的光。叶柄连缀的细丝飘在脖子里，以至于不知道时间变快还是变慢了。我躺在栗树下的草坪上，身下铺着那块小毛毯。大头蚁爬过丛林般的头发，又爬上胳膊，草叶被风吹得簌簌有声。起初，布谷鸟在湖的方向鸣叫，没过多久，它飞到苹果园去了。我应该是睡着了一会儿，腿和脚已经不在树荫下。可我迟迟不想起来。
这些场景多次出现，好像曾经发生过一样，反复回来找我。
皮鞋踏石子的声音越来越近，有个人揭开我脸上的荷叶问道：
“你这样睡觉，蚂蚁不会爬到耳朵里吗？”
我仿佛第一次见到那个人。但我清楚地知道，不是第一次。
细碎的阴影落在他头发里，红扑扑的脸被胡子包住，不容易辨认。我没有说话，可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我妈那几天连续打包时不断通电话的人。那人用藤条抽打脚下的草，说这里要是有个吊床会很不错。我又看了他一眼，确信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羊早熟知了回家的路，绳子从它们的脖子上耷拉下来，在地上拖行，雨后水流流淌堆积的细沙和淡黄的小石子路上，被划开细细的一条纹路，如有蚯蚓爬过。我妈马上会把那些羊也给卖掉。这是你们最后一顿晚餐了，说不定明天就给你们宰了。我在心里对羊们说。它们的肚子已经像小丘一般鼓胀。
我故意加快脚步，落下他很远。等我用余光瞟一眼时，那个男人在湖边停下了，他脱了鞋，站在浅水的淤泥里，用薄石片打水漂。
我碰见了“小灵通”，他瞪着好奇的眼睛，追着我和我的羊。
“你们什么时候搬走？”他问我。我没有理他。他扭动的眉毛好似两条不合时宜的小蛇，无论你说出什么，都不会满足他的胃口。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光爱打听，记忆力也超好，显要职称、汽车品牌、邻居们的亲戚关系，他从来不会记错。我妈说，“小灵通”要是走正道儿，准能干大事。走到主路时，他还在我后面。
“怎么，听说你爸买了新房子，是不是真的？”
“不关你的事。”我想着无论走不走，都不想再跟“小灵通”这样的人有礼貌了。他对我也从来都是调笑，他曾经不止一次嘲弄我的地包天下巴。
“说实在的，你应该替我钻钻这面墙。”那时，他正在给他们家的厨房贴瓷砖。
“钻哪儿，钻哪儿？”我故意伸着突出的尖下巴，准备为他“工作”。他将信将疑地笑着，指着刚打进墙里的膨胀钉，我瞅准了地方，往上吐了一口唾沫。
一切都还在原点。
我坐在车里的那天，天气出奇地好。在离开烟城的最后一刻，还是没有感到兴奋。我还惦记我那块毛毯来着。我们从烟城搬到新家的晚上，繁星满天，天气预报说，烟城下雨了。我还记得我妈站在旁边说，十里不同天。我站在电视机前面，想我那块旧毛毯。我把它塞进栗树一个向下的树洞里，不知道中雨会不会把它淋湿。希望有个好运气的人能看见那个树洞的与众不同，试着去掏掏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这样他就会发现那块毛毯。虽然它已破旧，有一面起了球，可它还是一块好毛毯，可以铺在地上午睡。我最舍不得的，其实是我制造的秘密。地板下面的小铁盒，里面装着一块彩玻璃，五块红砖磨的石子，还有一截从军帽里剪下来写名字的布条。谁又会在意那些呢？要是谁捡到，还以为是一堆垃圾。我没有带走它们。秘密的命运本应是长眠地下。
中午太阳炽烈，大部分人都在家里吹风扇睡午觉。路上没有人，只有阿猫阿狗沿着街道的凉荫行走。在街道的尽头，“小灵通”蹲在石阶上，擎着手里蔫掉的梧桐叶。他肯定为蹲到大新闻而高兴。他甚至有几分忧伤，学城里人的样子挥手，大眼睛紧紧追着车，仿佛我们永远不会再回来。
搬家的卡车拐上滨海路，我妈因为司机的一句玩笑话生气了。那个人，也就是我爸，他继续跟司机谈他在装修工程上怎么赚钱，怎么带领民工把墨水灌进暖气管道，好防止家庭主妇为省水费，从里面放热水洗衣服。他一只手给司机递了烟，另一只手越过我的头顶，拍了拍我妈的肩膀。针叶林一闪而过的空隙里，海面金灿灿的。走了很久还是一样的景色，不过沙滩变小了，经过一个渔人码头，海水微微发灰，浅滩里有许多黑亮的礁石。那一刻，我又想起“小灵通”，忽觉他可爱，竟有些舍不得，之前那样对他说话真是不应该啊。
猪跑没多久，我家已经适应了没有猪的寂静。
有一天晚上，猪竟然回来了。
起先，我听见了熟悉的声响，仔细辨认后，隐隐觉得是个好兆头。莫名的欣喜和紧张，匆忙间穿上衣服，悄声打开屋门，蹑手蹑脚的，生怕把声音吓跑了。我在摸索中寻找院门的钥匙，围着桌子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情急之下我顺着阶梯爬上房顶。在邻居大门旁边，那只猪逡巡在月色里，贪婪地拱一块石头玩，像在等着谁。猪身上晶晶亮，仿佛有水，仿佛伤口全部愈合。我猜想，它是不是去海里游了一番。那晚没有一丝风，是回家后最暖和的一个冬夜。我刚站定没多久，它就甩开大耳朵，抬起头直视着我。
我叫醒了我爸我妈。钥匙挂在脸盆架上，打开大门，庄重地把它迎进院子里。我爸拿了几棵白菜奖赏它，它立刻忘记了石头，掉转屁股，旁若无人地啃起白菜，显得我们倒像客人般局促。我爸前前后后地打量，呼吸的热气在头顶浮散。近看才知，猪身上果真有水。我妈怕它着凉发烧，从封住的火炉里端出一堆炭火，用一个废弃的内锅盛着，放在猪身边，又在上面搭了几根干木头。一堆篝火燃起来，四处暖烘烘的。火光跳跃，猪被照亮了，也像一只圆滚滚的橘子。
看着那堆火，我又想起命途多舛的高压锅。最后，那只锅用了六七年才彻底坏掉，我爸也修不好它。修不好就无能为力了，能怎么办呢。我爸将杂物一件一件扔进垃圾桶，在大塑料袋的最底端找到了它。他把锅放在地上，先拧开盖子，查看一遍，拿出内锅。那个轮廓裸露在光天化日下，菜汤和干酱油混在锈迹中，斑驳难堪。我终于明白，我家那些模糊的、难以言传的伤口就长这样子。我爸让我把内锅拿出来，不知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剩下的只能卖废铁了。
又到了我妈种菜的时候。我帮她装土，她来栽种和浇水。干完这些，我们准备午饭。吃过后，我找了一个电影，和我妈歪在床上看，电影讲了一个有关爱情的烂俗故事。
“妈你有没有种过扣子？”
“你是说把扣子放土里？”
“对。”
“那时候，听人说好扣子被划了印儿，放土里养养就能好。我还真信了，根本就没有用。”
我和我妈拿了两个苹果，慢慢悠悠地吃完。但我被故事吸引，两个指头间捏着果核，电影快结束才扔掉。指腹上被苹果把儿硌出了深深的窝，吃晚饭时还没消失。
经历一番野游，猪顺利怀孕，我走的时候，它趴在麦秸上睡觉，能看出小猪满肚子跑。
飞机起飞，远处的海面平静无痕，像从没掀起过大风大浪。在遥遥的水天相接处，只有一个狭长的小岛，似一枚孤独的橄榄。
猪回来的那天晚上，我被欢喜冲昏了头脑，趿着拖鞋冲进了爸妈的卧室。推开门的一瞬间，月亮的清辉丝丝缕缕，倾泻而下，房间仿佛长满温柔的荒草。从棉被的轮廓里，我看见他们相互贴着熟睡，头紧紧挨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