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河东家族文化与文学”选题的确立

“河东”文化源远流长。晋国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又形成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局面，而并立于七雄。秦魏相争之际出现的“西河学派”对河西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一河之隔的河东、河西两地，在分裂之际多会出现不同的政权形态，典型如先秦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其中可能脱离不开族群的影响。从先秦时期的秦晋之争到北魏后的北周、北齐，西部的长安与东部的邺城、洛阳、开封等地为背景的族群政权及族群文化形态可能是矛盾的根源所在。也正是在不断地冲突融合中，才使得“河东”文化独具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不断地丰富着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土了侯马盟书，复现了春秋晚期晋国内部剧烈的政治斗争形势。80年代挖掘出土的天马—曲村一线遗址以丰富的地下文物出产说明了两周时期晋文化的繁荣。本文所指出的“河东”文化是以北齐隋唐的政区划分为背景的，即主要是以晋西南地区，黄河以东的蒲州、绛州为考察范围。关于“河东”民风的记载早在《左传》中已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适鲁观乐之事：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讽焉。[83]

季札观乐之地，多为秦晋豫旧地，周围环绕着黄河、渭水、汾水、伊水、洛水，气候温暖，资源丰富，适宜人类生活，也诞生了最早的华夏文明。季札所观之《唐》音，与桐叶封弟之史事，传递着此地诚笃守信的民风。

从现有研究状况上来看，地域与家族是两个热点，某种程度上，家族及其文化甚至形成了乡土的反光镜，然而地域又并不是脱离不开家族的。地域文化有自身的传统，家族则内部自行生长传递，一个地域也并不限于一个家族，更多的情况是数个大家族共同定居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接受外来地域家族的洗染，然后又是一次新的融合。如此交替上升，形成各个时期相对不同的文化风貌。历史的形成贯穿于“变”，在变化中凸显出诸种文化差异，地域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固有家族的文化风貌只是体现地域文化的一个视角。此外，外来的文化力量，诸如宗教、仕宦、经济、交游、访学等多种因素都有可能对一个地域的文化产生影响，由此看来，家族并不等同于地域，家族文化只能反映地域文化的一个面而已。从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由南北朝而隋唐，构成了两体文学，从地域风貌来看，或者是“宫商发越，贵于清绮”的江左文学，或者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河朔文学，江左与河朔的文学传统，不仅受到固定于乡土的家族影响，与南北朝之际的文化交流关系也甚大。现有的研究倾向是将目光投注在魏晋南北朝的家族研究上，尤其是对南朝大的家族有了较为全面的切入，而北朝则相对较少，只有北地傅氏、弘农杨氏等不多的几篇文章。这与入唐后的南北家族力量对比有较大差异，也即学界在重视南朝家族研究的同时，有忽视对北朝家族研究的倾向。北地三才、薛卢等诗人都出自北方，尤其是薛道衡，其诗歌风格中杂有南北不同的文学传统，而其成因也要在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中去寻找，这也脱不开家族的背景。

现有关于河东家族文学研究的硕博论文有：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婚宦、迁移、家族文化为中心》[84]，李海燕《隋唐之际河汾王氏家族文学研究》[85]，梁静《中古“河东三姓”文学研究》[86]，都佚伦《柳宗元的家世家学与他的诗歌创作》[87]，邰三亲《唐代河东裴氏与文学》[88]，这些论文都选取河东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河东王通王氏家族由于文化地位比较特殊，故成为论述的重点。另外，柳氏、裴氏、薛氏也有所涉及。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由于多数论文都以河东地域的一个家族为主进行论析，难免有“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文心雕龙·序志》）之嫌；其二，论文的选取以河东王氏、裴氏、柳氏、薛氏为主，却忽视了唐代迁徙于此的吕延之、吕温家族的研究，而这一外来的家族又充分体现了迁徙而来的家族之特点；其三，家族固然是地域文化的主要体现者，然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包容量大于单个家族的家族文化，从家族的角度并不能完全解释地域文化，故而在家族之外，要参考别的节点来解释地域文化传统的形成。

基于此，本书选取了河东地域文化、地域文学传统这一考察点，在北齐隋唐的历史时段内考察它的变化，其中家族形态是一个重要的选取角度，定居于此的裴氏、柳氏、薛氏与迁徙而来的太原王氏、东平吕氏显示出了不同的文化特点，也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地域文学传统的形成，不仅对作家的作品施加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作家的影响，因此，不同地域作家间文学风气的传递感染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写作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对北方文化的整体认知与河东文化的个体区分之间的辨析及理论论证。河东近于长安，《唐书》中将三大家族以关中家族来论定，而河汾文化从大的文化属性上来看，又体现出了山东文化的特质，其中最能体现其文化精髓的河东地域却近于关中，在地理形态与文化特质上，河东都表现出了与关中文化相似的一面。如何有效地区分关中与河东文化，在两者文化的属性上是否存在一个先后影响或者相互影响的过程，这是笔者在写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河汾文化与山东文化的关系。河汾文化中的河东近于关中，而太原及至以北、以东地区则近于山东文化圈，唐文化三源之一的北齐从文化形态上附属于山东文化，而太原地区则处在其文化核心之内，特殊的地理形态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特性给河汾文化带来了诠释上的困境，如何正确定义河东文化，且在此基础上给予河汾文化准确的文化定性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文化是文学研究的基点，文学构筑在文化之上，又呈现出文化形态的文学特质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而呈现出历史性变迁的特点。由表层的文学现象去探源内在的文化原因之根，或者文化对于文学的深层次影响，又或者文学的外围景观所形成的影响文化形态的巨大凝聚力及内在逻辑关系，这也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本书所选取的研究方法，仍是以文本解读分析为主，以作家作品为基点，结合各种史料、笔记、方志、家谱等，考察其与地域文学传统、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关系，以图整体上把握河东地域的文化及文学传统，同时在具体作家的作品中也呈现出这种地域和家族文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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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页。

[2]（唐）骆宾王：《骆临海集笺注》，（清）陈熙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3]（清）徐增：《而庵说唐诗》，陈伯海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4]（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五《相和歌辞》，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4页。

[5]（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五《相和歌辞》，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4页。

[6]霍松林：《唐诗与长安》，《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7]曹道衡：《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8]曹道衡：《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

[9]曹道衡：《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10]高进旗：《论河洛文学的道家文化语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1]刘宝亮：《洛阳王都与河洛文学》，《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2]（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4页。

[13]同上书，第3263页。

[14]（唐）魏徵：《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15]（明）王偁：《瓣香杂记》卷五，道光十四年刊本。

[16]（清）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之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4—85页。

[17]梁氏所用十八行政区分别为：直隶及京兆、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另附有奉天、蒙古及满洲国。

[18]（清）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8—81页。

[19]陈寅恪：《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20]参见饶宗颐《论战国文学》一节中“战国文学的地域性”等内容，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198—203页。

[21]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

[22]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

[23]杨义：《方兴未艾的家族和家族文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4]李浩：《从人地关系看唐代关中的地域文学》，《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25]李浩：《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破》，《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26]李浩：《地域空间与文学的古今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7]李浩：《大唐之音和而不同——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风貌为重心的考察》，《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28]李浩：《大唐之音和而不同——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风貌为重心的考察》，《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29]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到按时代为序，作家、作品加社会文化背景三要素组合式的主流模式，而地域文学史对之接纳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主流—流变’以统领观照全局的研究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176页。

[30]乔力、武卫华：《论地域文学史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学刊》2006年第6期。

[31]乔力：《地域文学史研究刍议暨山东文学流变研究例试》，《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

[32]郝明工：《区域文学刍议》，《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33]李敬敏：《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与文学》，《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34]李敬敏：《全球一体化中的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5]周晓琳：《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36]袁志成、唐朝晖：《地域文学兴起的原因与表现形式》，《天府新论》2009年第4期。

[37]王早娟：《唐代长安佛教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

[38]刘冬亚：《唐代洛阳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

[39]吴绵绵：《泉州地域文学的特点及其影响和地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40]敖运梅：《清初浙东地域诗学：传统因循与风格嬗变》，《文艺评论》2012年第2期。

[41]钱志熙：《试论“四灵”诗风与宋代地域文化的关系》，《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42]杨万里：《地域文学交流与南宋温州诗歌创作》，《文学与文化》2010年第2期。

[43]罗时进、王文荣：《清代吴地“九老会”文学活动探讨》，《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44]韩大强：《大唐之音　和而不同——论唐代河南作家群体的文学特征及文学精神》，《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45]丁俊丽：《论清代中期岭南地区的宗韩之风》，《西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1期。

[46]陈超：《集会与地域：明清湖州怡老会的地域文化阐释》，《江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47]耿传友：《明代徽州文人结社综论》，《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48]周潇：《“齐风”与“齐气”——万历朝山东诗坛》，《管子学刊》2006年第1期。

[49]张燕波：《论明代金陵六朝派的发端与发展》，《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50]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

[51]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2]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114页。

[53]同上书，第120页。

[54]米玉婷：《春秋秦地文化与地域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

[55]陈寅恪：《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页。

[56]李浩：《从人地关系看唐代关中的地域文学》，《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11月刊，第133页。

[57]（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八《太守佟公〈述德诗〉序》，清康熙五十三年写刻本。

[58]（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一《重修嘉兴府儒学募疏》。

[59]（清）闵尔昌《碑传集补》，《清碑传合集》卷四〇，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4页。

[60]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61]（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清）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页。

[62]李真瑜：《文学世家：一种特殊的文学家群体》，《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63]罗时进：《文学家族学：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5期，第1页。

[64]罗时进：《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65]胡可先：《唐代家族文学研究的材料与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在线》2012年11月，第1页。

[66]林家骊、郑国周：《论弘农杨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67]李朝军：《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

[68]吴桂美：《东汉文学的家族化和家族的文学化》，《求索》2010年第5期。

[69]周维一：《彭城刘氏诗群在齐梁诗坛之创作与影响》，《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70]田彩仙：《魏晋文学家族的家族意识与创作追求》，《中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71]郭丽：《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家族的兴盛及诗歌创作特点——以陈郡谢氏为中心》，《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2期。

[72]孙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讨——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73]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韦氏文学家族研究》，《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3期。

[74]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文献建设》，《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3期。

[75]张剑、吕肖奂：《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76]沈文凡、孟祥娟：《唐代河南于氏家族文学辑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

[77]郑礼炬：《浙东杨守陈家族的文学创作》，《宁波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78]王文荣：《论清代京江张氏家族文化及其文学》，《宁波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79]周潇：《明清德州程氏家族文学研究》，《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80]这些硕士论文包括：刘光秀：《隋唐之际王氏家族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侨大学，2008年）；罗雪梅：《明代南海陈氏家族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2年）；赵燕：《汉魏六朝颍川庾氏家族与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年）；陈天旻：《〈颜氏家训〉与颜氏家族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南大学，2010年）；顾世宝：《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朱平：《清代常州钱氏家族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2年）；张小波：《明代苏州文氏家族作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王雪华：《两汉马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1年）；刘旭锦：《清中叶钱塘梁氏家族文化代际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9年）；李伟：《初唐“文儒”与河东王氏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李云朵：《班氏家族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9年）；余礼所：《中唐五窦家族与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倪辉：《中唐扶风窦氏文学家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9年）；马琨：《魏晋南朝的陈郡谢氏与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7年）；吴碧丽：《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家族的文化生活与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王婷婷：《南朝彭城刘氏家族与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柯镇昌：《龙亢桓氏与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年）等。

[8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82]如下。白晓萍：《宋南渡初期诗人群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6年）；朱焱炜：《明清苏州状元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4年）；王祥：《宋代江南路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4年）；梁静：《中古“河东三姓”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滕春红：《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6年）；孙艳庆：《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学术文化与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0年）；赵红卫：《明清安丘曹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2年）；扬昇：《长洲文氏家族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1年）等。

[83]（春秋）左丘明：《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63—1164页。

[84]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婚宦、迁移、家族文化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

[85]李海燕：《隋唐之际河汾王氏家族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

[86]梁静：《中古“河东三姓”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

[87]都佚伦：《柳宗元的家世家学与他的诗歌创作》，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年。

[88]邰三亲：《唐代河东裴氏与文学》，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