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河汾诸概念的溯源与辨析

汾水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横贯渭河平原的渭水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水与泾、沛、涝、潏、滈、浐、灞等八大水域环绕在长安周围，成“八水绕长安”之势，也成为唐前黄河文明的重心长安城所以繁荣的客观地理原因。而汾水源出汾阳城北，自北而南，流经了今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汾水与晋文明的联系根深蒂固，晋阳城自古以来即是人类聚居交流的文化重镇，汾河文明更成为了晋文明的指代。同时，汾河流经南端汾阴地区，与浍水、涑水等又共同哺育了蒲州、绛州等地的文化，作为古长安城的外围影响，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古老而繁荣的长安文明。正式进入本书内容之前，有必要梳理几组相关的概念。

一　河汾、河汾文化与河汾之学

作为一个河水与汾水并提的河汾概念，其地域性范畴的确立早于其文化意义。《史记》卷三九《晋世家》记载了河汾之地晋国的得名及王侯更替状况：

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尔。”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予。[9]

河汾之地自西周以来成为晋侯属地。河汾文化之源上溯至尧舜古帝，其后又延及周王氏姬姓子孙，唐叔虞即晋国始祖，河汾文化随之也成为晋文化的载体。河汾、河汾文化、河汾之学虽都以河汾为地域背景，但内容主旨不一。河汾是一个地理概念，出现最早，应用范围也最广。由河汾向河汾文化的转变形成是以丰厚的人文背景积淀为前提的，尧舜古帝以德治，西周姬姓叔虞以礼治，河汾地域打上了德与礼的文化烙印，河汾文化开始呈现出历史的发展态势。文化的根本特性是与人类生活相始终的，人文活动是其内在特质，河汾文化的历史发展也是与河汾地域人文活动相统一的。但在不同阶段又会呈现出各异的特点。

河汾之学特指隋唐之际的大儒王通之学。宋理学家朱熹将王通放在由汉董仲舒到中唐韩愈的序列中：“董仲舒、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四子优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以为‘董仲舒自是好人，扬子云不足道，这两人不须说。只有文中子、韩退之这两人疑似，试更评看。’学者亦多主退之。曰：‘看来文中子根角浅，然却是以天下为心，分明是要见诸事业。天下事，它都一齐入思虑来。虽是卑浅，然却是循规蹈矩，要做事业底人，其心却公。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10]在儒老之学的辩证分析中，认可王通河汾之学的价值存在，且肯定了唐初名臣房玄龄、杜如晦与王通河汾之学的关系，“房、杜于河汾之学后来多有议论”[11]，河汾之学进入了理学家的视野，且在孔孟之儒道的传承中占有一定位置。而朱熹对河汾之学的解读却并不专主于儒，而是儒老兼求。

作为一个地域性特点较为浓厚的学术门派，河汾之学表现出了三个特点：其一，有儒学大师及儒家经典著作的出现。王通《中说》即模仿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的对话语录，《元经》也有模范经典之意。其二，门人数量较多，且影响较大，薛收、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多有问学于王通之门的文献记载。其三，家族文化的影响凸显。孔孟之儒家学说以个体学说为特点，游学是获得学问修养的主要途径，而王通之学则以家族文化的内在生长发展为背景，个体虽也有短暂的游学经历，但学术有浓厚的家族文化背景烙印。河汾、河汾文化、河汾之学三者虽都以河汾为地域背景，然其内涵却大不相同。河汾文化是以人文发展为线索递进的，而河汾之学则追溯的是学术的脉络，文化虽包融有学术，但却不可替代学术。王通之学为两汉之儒学到中唐韩愈儒学的过渡，呈现出了初唐民间儒学的面貌。

二　河汾与河东的地理区分

如前所述，河汾是指西河与东河之间，以汾水水系为主干的地域范围。而河东则更多地以河东郡的方式出现。河东郡历代区划及归置不一。此先述唐前河东郡的更置情况。

《史记·货殖列传》对河汾地域河东、漳水等有较为细致的描述。以河东、河内、河南为三河且三河风俗相近：“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12]河东归置于三河之内，与河汾地域东南、西北等诸郡风俗有别。[13]汉以后史书专列《地理志》，专门论述各地域之风物。秦、西汉置都长安，故其述各地风情，先及秦地。《汉书·地理志》所叙述的二十八郡县之风俗体例多承袭此风。河东为古唐、魏之地，颇有其遗风。古唐国，“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14]”古魏国尚中庸之道，“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沨沨乎。[15]以德辅此，则明主也。’[16]”唐尧古国颇存古风，尚贤尚德，于喜乐中思苦忧之患。《后汉书》改《地理志》为《郡国志》，详记各郡国人口，各附属城邑城门、池泉、沟渠、亭阁、关卡、山脉等情况。河东郡居于《郡国志一》，与河南尹、河内郡、弘农郡、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环洛阳地区为一卷，而上党郡、太原郡则与陇西郡、北地郡、雁门郡、朔方郡、北地郡同居一卷，其余各郡国也多依此规律，以地形相近，风俗类同多归为同一卷目。河汾地域诸郡归属不相一致。

晋武帝太康年间，增置郡国二十三郡，分天下为十九州[17]，郡国一百七十三，每州之下详列属郡。又东晋南渡置都建康，又以京口、武陵、广陵、芜湖、姑苏等地别置侨县，安居南渡侨民。河东郡归入司州，又将原河东郡分立出平阳郡，亦归属司州。太原、上党、西河、乐平、雁门、新兴诸郡国归入并州。《晋书·地理志》叙述重点不同于两汉《地理志》，两汉均一统，其叙述重于风土描述，而《晋书》以分裂南渡为主题，其州郡多叙其变迁，又多详述其州郡之民迁徙侨居南地的状况。《宋书·地理志》多叙淮河以南州郡建置，兼及南地侨寓流迁民之新立郡邑情况。[18]盖其时南北诸政权争斗，地盘随之而变更，亡乱之心，复国之志存乎人心，故述地理以侨民为重，寓有北复中原之志。《南齐书·地理志》州郡记述方式多同《宋书》。《晋书》为唐初所修，其叙地志风格，略有同于《宋书》，或有承袭之故。

与南朝政权并立的北方诸国，除魏收所著《魏书》外，多未有地志流传下来。[19]而《魏书·地理志》叙述风格又似于两汉之《地理志》。分国土为九十一州[20]，各州名多沿用古州名，而其归属却极有不同。诸如司州之归属，西晋所立之司州包括雍州之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北冀州之河东、河内二郡，东豫州之弘农、河南二郡。辖地以洛阳为中心。而北魏所设司州则以邺都为中心，包括魏尹、阳平郡、广宗郡、东郡等十二属县。而各州所属郡、县也大有不同。并州下属五郡，分别为太原郡、上党郡、乡郡、乐平郡、襄垣郡。新设晋州，其下十二郡为：平阳、北绛、永安、北五城、定阳、敷城、河西、五城、西河、冀氏、南绛、义宁等。又东雍州下设正平郡，含闻喜、曲沃二县。可以看出，自秦以来设立的河东郡不存，其所属平阳、闻喜、曲沃等地分别划到了晋州、东雍州等地。南北分裂之际，国土大变，南人重在复国，屡屡强调其侨迁之民及属国；而北方胡族拥有中原，觊觎南土，所立之琐细州郡多带有征战之痕迹。

《隋书·地理志》以郡代州[21]，设郡一百九十。所设立的长平郡、上党郡、河东郡、绛郡、文城郡、临汾郡、龙泉郡、西河郡、离石郡、雁门郡、马邑郡、定襄郡、楼烦郡、太原郡等郡县，多沿汾水走向，大致按照自南而北，由东向西的方式来叙述。又其将长平郡、上党郡放于河东郡之前，这不同于之前两《汉书》将河东郡置前，与辅卫京畿之城邑并列的方法，可能受北齐以邺都为繁华中心的定位影响[22]，而长平、上党靠近魏郡邺都，故有先长平、上党后河东的序列顺序。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叙述州郡多以汾水自南而北的走向密集排列，河汾流域之主要属地河东、绛、临汾、长平、上党、太原等郡排列在一处，说明此时的河汾文化作为一个固定的形态已开始呈现出来，在隋唐史书中多可得见的“河汾”的概念逐渐沉淀下来。《隋书·地理志》述各地风俗，也以长平、上党、河东、绛郡、离石、雁门、太原为序：

长平、上党，人多重农桑，性尤朴直，盖少轻诈。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然乎？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以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23]

述及了河汾地域各郡风情。河东郡士人生活俭啬而刚强，长平、上党重农桑，性质直，少轻诈。而太原郡则兼有侠义与文雅之风，与边地之纯尚武力、侠义之气略有不同。太原与上党风情多同，有别于河东诸地。隋末大儒王通王氏家族自绛郡而起，其尚儒尚学，与太原王氏等族人学风不同，从州郡风情上亦可解释此间之差异。而王通之儒学可能辗转传自北魏及后来的北周，传至隋唐，随即成一大宗。

两《唐书》之《地理志》修撰时间不同，风格亦且不同。总体而言，《旧唐书·地理志》修于五代人刘昫之手，变乱分裂为其时社会生活主题，故而所修地志仍以记载州郡变革为重，而甚少言及民风物产。《新唐书·地理志》为宋欧阳修等人所修，一统格局已定，宋人又多有文人雅士之修养，故而文脉贯通流畅，言简意赅。本文研究重点在唐，故以《新唐书》为基准，而参之以《旧唐书》。唐高祖变革隋之郡置，改郡为州，设立太守，又置都督府以治之。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又大规模并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24]开元二十一年（733），复分天下为十五道。[25]《新唐书·地理志》以十道为序叙述。河东道居于关内道、河内道之后。河东道约以古冀州为域，含河东、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代郡及巨鹿、常山、赵国、广平国之地。[26]其内设立河中府、太原府。在郡上设立府、州，辖区基本相同。河东、太原、上党三地更名为河中府河东郡、太原府太原郡及潞州上党郡。隋志中河汾地域郡县多归置一处，顺序排列，其整一性逐渐得到认同。唐志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强化，所设立河东郡多以河汾地域郡县为列，诸如河中府河东郡、晋州平阳郡、绛州绛郡、慈州文城郡、隰州大宁郡、北都、太原府太原郡、汾州西河郡、沁州阳城郡、辽州乐平郡、岚州楼烦郡、石州昌化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云州云中郡、朔州马邑郡、蔚州兴唐郡、武州、新州、潞州上党郡、泽州高平郡等。河汾地域之州郡及北部边境之州郡都归入了河东郡。其设置固然有军事防御之目的在内[27]，但客观上的整一也进一步促成了文化上的协同。

从历代史书《地理志》可以看出，隋前河东郡的设置区划与隋唐有较大区别。隋前，河东郡以蒲州、绛州等地为中心，而隋唐河东郡、河东道的设置则涵盖了汾水流域，乃至更北部的云代地区，此时期的河汾与河东在地理归属上看更相一致，而隋前的河东则仅包括了汾水南部地区，大致相当于唐时的蒲州、绛州、慈州、晋州等地。隋前后河东诸地虽归属不一，但隋前的河东地域蒲州、绛州等地，仍旧是河汾文化发展的源头和重心所在。

三　河汾文化与河东文化

河汾文化与河东文化主要区别在区域范畴上。河汾文化相对固定，以两河之间汾水流域为主要承载区域，是地理性的归属。而河东文化则是历时而变的一个区域范畴，体现出了人为设置行政区划的特点。河东的归属在隋前后不一，其文化特征也先后有别。本文研究的重点阶段虽在隋唐，关注的是河汾文化的形态，然仍将视角集中在河东地域汾水南部地区，以蒲州、绛州为中心。这一地区自上古以来始终是河汾地区文化发展的中心，西汉时逐渐定居了许多大家族，这些大家族一方面在乡里拥有较强的社会势力，具有征辟、选举等方面的特权，同时也将势力逐渐向长安地区扩张，在初盛唐之际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从学术传统来看，河东之地也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脉络，上古尧舜的德治，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子夏，有稷下学宫领袖之称的荀子，隋唐时期出现了开创河汾之学的大儒王通，中唐时期统合儒释的文儒柳宗元，宋代理学先驱孙复，“涑水先生”司马光，及至明代，理学大家薛瑄创立了河东学派。《明儒学案》中有“河东学案”条，对河东学派门人做了较细致的梳理，列有薛瑄、阎禹锡、张鼎、段坚、张杰、王鸿儒、周蕙、薛敬之、李锦、吕柟、吕潜、张节、李挺、郭郛、扬应诏等十五人。提出“河汾道统”的薛瑄以其理论著述展示了明代河东一地学术的影响力，而隋唐之际王通所开创的河汾之学却屡屡为后人所质疑，梁启超曾批判云：“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28]而自宋以来，对王通之学在儒学体系中的传承肯定作用就不曾中断，朱熹虽然对“开国文武大臣尽其学者”[29]这一现象有所怀疑，然对王通在尧舜、孔孟之道中的传递作用则予以肯定：“自唐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楚有荀卿，汉有毛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30]黄履翁则肯定河汾之学，王通之道的存在：“嗟夫！通之为道明白正大，盖扶世立教济时行道之学。中之为说，议论问答本乐天知命穷理尽性之书，盖孔孟之流派。”[31]数千年来，王通其人与河汾之学受到了难以计数的质疑。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杨明《王通与〈中说〉》[32]，尤其是邓小军先生《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33]等文章的发表，王通与河汾之学逐渐被学界接纳，此后有关王通思想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河汾之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常裕在《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一书中也将王通之学放入河东学派形成的过程中，且以“河东先学”来指代王通和柳宗元[34]，对明代河东学派的思想做了细致的梳理辨别。在明以前，金元时期平阳人房祺自称“横汾隐者”，编纂有《河汾诸老诗集》八卷，收录了活跃于黄河、汾水南部的八位诗人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的诗歌，各自为卷，汇集了一百九十八首古诗。八位诗家与元代文学领袖元好问均有交往，“与遗山游，从宦寓中，一时雅合，以诗鸣河汾”[35]。元代诗评家杨仲德以为：“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36]八位诗家又不满于江西诗派而取法于唐人：“诸老之诗有深而冲澹如陶、柳者；有豪放如李翰林、刘宾客者；有轻俗近雅如元、白者；有对属切当如许浑者；有骚雅奥义、古风大章，浸入杜草堂之域者。”[37]而元好问更是“值金亡不仕，为河汾倡正学”[38]，可见元代河汾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形态而言，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而宋元、明清时期河东地域的文化发展自然要上溯到隋唐时期，这不仅是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诉求，在思想文化形态上也有强烈的诉求，河东王通王氏家族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而进入河东地域的文化研究之后，发现河东地区本就有自西汉以来已经形成势力的裴氏、柳氏、薛氏三大家族，这些家族一方面具备了较强的政治经济优势，在上层政治文化圈中，又具备了较高的政治权力，故易成为河东地域其他家族上升途中的依附对象。事实上，整个唐代，源自河东地区的文化士人也确实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依托关系。河东王氏只是一个文化家族的代表，还有许多大的家族如吕氏、孙氏、卫氏等也活跃于河东地域，与之形成了难以割舍的乡土关系。

本书即立足于隋唐之际河东地域文化与文学现象的研究。文学的发展虽不能等同于文化的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有表与里的关系。隋唐交替之际，既是河东地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形态时期，而其所以形成又与南北朝时期河东地域的文化发展相联系。南北朝时期的分裂状况到了末期有了统一的趋势，而文学的发展，文化形态的嬗变到北齐北周之际也显示出优劣盛衰的状况，故而本书将研究的视角又做了适度的调整，以北齐“邺下风流”局面的形成为切入点，深入到其后的研究中去。中唐以后，河东地域的家族文化现象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三大家族势力出现了不均衡的发展，柳氏走向衰弱，而裴氏、薛氏仍然具有一定的政治优势，河东王氏经历了初唐的辉煌之后，也渐渐开始衰落。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文学家族势力以河东吕氏为优，故而本书适度做了下延，对大历之后河东吕氏家族兴起的文学现象做了探究。以此为基础，结构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