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京的传说时代与中华民族首次最大的文化碰撞与融合
如上所述，在北京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北京的发展与全国比较发达的地区大体同步，既不像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那样辉煌，但也没有滞后。然而，距今大约四五千年间，北京迎来自己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大机遇，东西南北的各大文化集团开始在京津、冀北地区集结和撞击。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考古学证明，在距今8000年到6000年之间，我国许多地方出现了农耕文化，不仅在中原和南方，包括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和甘青文化区也进入农耕时代。这是因为此时的华北平原和北方各地正处于全新世以后的冰期最暖期，年平均温度甚至比现在高出2—5℃。[6]但是，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时候，原先红山文化分布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由原来的农耕文化为主演变为以富河为代表的狩猎型经济文化。而到距今4000年前，甘青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也开始上升。这说明，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间，出现了大规模北方文化的南下和西北文化的东迁。为什么有这种文化的大迁移？说明北方和西北的温暖期已经结束，当地居民只好向南、向东寻找更适合农耕的地带。但是，东方的条件也未必全好。由于全新世的大暖，曾使雨水大增，冰川融化，海面升高，中原和华北东部形成集涝水泊之地，沿海也出现“海浸”。这使齐鲁及渤海地区生产条件变化，又造成东方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向西、向北的挤压。而只有太行左右的条状台地和近山平原才是较好的生存地带，遂以《禹贡》所称九州之首的冀州为中心奠定了华夏族文化的根基。当时的“冀州”与现在所指河北不同，其范围更大，苏秉琦先生曾把河曲、岱海至晋北、冀北称为“金三角”，“冀州”大体包括了这一带，冀北是“金三角”的重心，北京又处于冀北的中心。所以，讨论这次文化大撞击，就成为寻找“华夏族根”的大事。
文化撞击是产生新文化、更高一级文化的动力，正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冀北文化大撞击为更高一级的文明——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一 辽西女神庙与北京远古文化的来龙去脉
在讨论“冀北文化大撞击”之前，需要首先了解一下这个大撞击的前奏。
苏秉琦先生曾把我们国家发展的过程概括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而在讲到“古国”时又分为两个阶段：“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模式、最早古国”和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中原模式、较早古国”。[7]把最早古国认定为北方模式，这是苏先生对传统史学的一个大突破、大挑战。也就是说，在文明发展中，不仅不是“中原一统论”，而是北方先走了一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北方有一个相当发达的“重心地带”。这个地带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至海河，东及辽河，西部在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宜耕宜牧，既是农牧分界区，又是农牧交错地带，由于不同经济生活使这一地区更容易产生不同社会群体与不同精神文化；于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五胡乱华’至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里演出的”[8]。按照苏先生的这种说法，北京应在这个“重心地带”的南沿。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代表是红山文化，而红山文化的高峰则反映于辽西女神庙。
1987年，在内蒙古与辽宁交界的喀左、凌源、建平之间，发现一处很大的新石器后期遗址，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由于主要由石祭坛、女神庙、垒石冢和城垣所组成，被看作一种文明国家出现的标志。有人把这种坛、庙、冢的格局比作“小北京”，就像北京南北中轴线上的天坛、太庙、十三陵，说明辽西古国对我国制度及文化影响之深远。苏秉琦先生把辽西的发现看作红山文化的代表与高峰，由此推断，在国家产生与文明发展方面，北方先走了一步。这里的祭坛有圆有方，说明已产生“天圆地方”的观念。在一些墓葬中，墓主人的随葬品很注意阴阳搭配，并出现了“三阳开泰”的图形，这是道家“三生万”思想的最初表现，因而有人称其为“五千年前的哲学王国”。祭坛的顶部还发现了大量炼铜的坩埚和铜片。炼铜在高处，大约并非为实用，可能是用以祭天。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玉器，还有玉猪龙，联系红山文化其他玉龙的发现，说明中国的“龙文化”产生在北方。考古界认为，红山文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高峰，是因为曾经有中原仰韶文化北上与红山文化交汇——以玫瑰花为代表的中原仰韶文化与龙文化结合，花（华）与龙的华夏文明初现端倪。
两种文化的交汇必然会影响到北京，或者说北京或许是参与了这种交融，我们在上节谈到，距今六七千年的北京上宅新石器遗址曾出土了一件乌首镂孔器，考古界认为是最早的艺术神器，比河南濮阳出现的蚌堆神器要早一千多年。所以，北京的祭祀文化可能是辽西的前身。北京延庆的山戎墓地也发现以竖立的大石条做的圆形祭坛，这又表现为辽西祭坛的延伸，它们之间应有重要的亲缘关系。六七千年前上宅出现祭器，五千年前有了辽西东山咀祭坛，两千年前有延庆山戎祭坛，明代又有与辽西格局一致的天坛—太庙—十三陵，这种几千年文化的延续与相似，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它说明，在内蒙古、辽西、冀北、京津四个文化板块所组成的“金三角”中，有一种内在的自身文化根系，它可能从北京向外播出，在辽西开花，又回到北京结果。
让我们再回到辽西遗址。这个“五千年的神秘王国”，究竟是哪个部族呢？有人从女神庙想到了女娲。也有人认为，女娲只不过是传说，不必附会于某地、某族。其实，殷商以前，包括夏，我国的历史大半都是传说，但近年考古却又发现或印证了他们的踪迹，所以，由女神而联想到女娲未为不可。何况，进一步研究，辽西女神庙的内容似乎还真与女娲的传说有相通之处。《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集芦灰以止淫水。”据此，我们可以这样分析：第一，女娲是一个女性部族首领，其去母系制不远；第二，当时自然灾害严重，应处于全新世大暖期之后的洪水期；第三，“最早古国”已经出现，故女娲可动员国中诸族而济冀州；第四，女娲文化地带应距今河北不远。而辽西遗址很符合这几方面的因素。辽西女神庙中供的是女神，主神可比真人大三倍，最小的也有真人大小，其塑像特点是突出众“神”的腹部和发达的下肢，反映了女性生殖崇拜。值得注意的是，今河北承德地区，直到坝上，一直流行“蛙崇拜”，滦平县博物馆有一组出土的石造女像，早期是人面蛙身；中期是人面、大腹人身，但仍有蛙足；后期才全为人形。但无论早、中、晚，皆突出巨大的腹部，似孕妇状，这与辽西女神庙风格一致。蛙多子，崇尚蛙仍反映女性崇拜。围场县坝上还有一座很小的女神庙，据说也是“蛙神”，证明由古至今，该地蛙崇拜一直流行，“蛙”与“娃”及“娲”同音，把承德地区的蛙崇拜看作女娲崇拜的后世流俗应有道理。辽西遗址上还发现有无足玉龟，为何无足？是否表示要断其四足的巨鳌，使它不再淫雨祸乱？还有祭坛上的炼铜遗址，铜矿多异色，是否是所谓女娲所炼“五彩石”？不过，“补天”只是传说，祭天才是目的罢了。如果这种判断有理，北京则应与女娲文化在燕山搭界。苏秉琦先生曾说辽西女神其实是活生生的人，她不仅是红山文化的祖先，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于是我想到女娲也被看作中华民族的共祖，把两者联系起来，再考虑到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的耀眼光辉，对我们认识中华远祖生存发展的过程似乎会有很大启示。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想，北京辉煌的旧石器文化哪里去了？如今，可以说从辽西女神庙找到去处。当然，或许可以走得更远，比如西北甘青文化与北方文化区就明显成一体系。也可以向东北，有的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周口店人追赶着猛犸，穿越当时还是沼泽的白令海峡，成为印第安人的祖先而生活到北美洲去了。但从当前考古发现来看，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和国家出现之初，内蒙古东南的赤峰与辽西、冀北、京津这个“金三角”仍是全国文化发展中最耀眼的地方。因为，“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未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玉龙、玉龟、玉兽形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的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9]。
而这样一来，此后北京和整个冀北刮起一场“文化旋风”，以及由此造就的“华夏根基”也就有了来路。
二 北京与“华夏族群”——关于炎帝、黄帝、蚩尤、共工、后土与北京的关系
距今五千年前后，我国进入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三皇”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抽象的意义，指“天皇、地皇、泰皇”；另一种是指具体的代表人物。但究竟指谁又有分歧，如《风俗通义》说是指“伏羲、女娲、神农”。女娲的原迹我们已做考察，而伏羲和神农又都被人与五帝中的人物混合，如把伏羲看作黄帝，把神农看作炎帝，所以可能略去。五帝也有多种说法，《史记·五帝本纪》说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吕氏春秋》《礼记》等则把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称为五帝；汉以后又有其他说法。战国以来流行“五行说”，故将古帝配之以“五”，不必过分认真。而且“五帝”即使存在，也非像一以贯之的王朝，而是并列纷争的许多人物。其实，当时中国大地上是一个万国林立的时代，可叫作“帝者”还有不少，他们可能都是一些独霸一方的方国领袖。而某帝之称谓可能并非专指某人，或许如现在，这个国家叫总统，那个国家叫主席，否则，就不会有黄帝传几代、几百年，炎帝传几代、几百年的说法。而如史书记载，黄帝行进路线辗转东西南北，在当时条件下，一人一生也不可能如此，那应该是指某个部族或文化行进、转移的线路。所以，我们对传说诸帝在北京及其周围活动的考察也就是对各个族群的考察。五帝时期，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中的中原龙山时代，但实际上，各种文化碰撞的焦点还不在中原，而是在北方，集中于京津、冀北地区。
关于黄帝与炎帝 黄帝和炎帝两族最初可能都活动于黄土高原。《国语·晋语》说：“昔少典氏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有人认为，少典是氏族部落的名称，不是指具体人名。不论炎、黄二帝是同一个父亲的兄弟，还是从一个氏族分化出来的两支，其最初状况应是比较相近的，但后来，却“异德”而相水火。大体上说，黄帝可能和北方牧猎民族有关，文献上说他率领虎豹熊罴打仗，其实代表狩猎民族的图腾；而炎帝作大雾，并创八卦，从他对天文的关怀看，应和农业部族关系较大。这种差异，可能和其原始部族后来迁移的路线有关。黄帝族和炎帝族都有一个东迁的过程。徐旭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考证，说黄帝的东迁线路偏北，而炎帝则偏南，徐先生认为，黄帝大约顺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西部边缘向东北方向走。最后，可能是到达冀西北，建都于涿鹿。值得注意的是，黄帝文化和形成过程，恐怕不一定像考据家们认识的这样简单，苏秉琦先生认为，文明起源的形式可能有三种，第一种是裂变，第二种是撞击，第三种是融合。在谈到撞击时，他曾讲：“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及燕山以北的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10]这就是说，早在黄帝部族大迁徙之前，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就有过一次大冲撞，其产生的文明火花表现于辽西女神庙。他认为，三种文明起源形式“大都与中原和北方文化的结合有关”，“所涉及的范围是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河曲地区连接，向东经桑干河冀西北，再向东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γ形文化带”，他认为这是中华文化总根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11]。苏先生所指的这三种文明发源的时间是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另外，韩嘉谷先生认为：距今五千年前后，整个长城地带出现一次大变异，西部仰韶文化体系由面貌迥异的马家窑文化代替，中部河曲、岱海地区出现河生不浪文化，东部的赵宝沟和红山文化一起演变为小河沿文化，而小河沿文化发动大规模南下，影响到整个太行山东麓。[12]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上述地区整个从农耕为主变为牧猎为主。如果说黄帝的东迁是在辽西红山文化高峰之后，在他之前，则已经出现过关中文化向东北的推进。而苏先生所说三种文明起源由南向北的区域，具“γ”形的下部与徐旭先生所述黄帝东迁路线有惊人的相似，这说明黄帝的东迁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整个部族的迁徙可能有很长的时间，而且是吸收了中原、北方、西北各种文化的成果。是北方寒冷和沙化，南方洪水为害，使南北相向挤压的必然结果。因此不能认为黄帝只是代表中原，这个部族的后期，可能更多吸收了北方牧猎氏族的文化。
炎帝东进的路线据徐旭先生考察，大约是沿渭水南下，由黄河南岸东行，并曾与江淮之地的苗蛮发生关系，融合、兼并了一些苗蛮氏族部落，最后可能到达山东，又与东夷文化相结合。这样，炎、黄两大氏族控制了当时南北两大块地区，是华夏诸部中最有势力的集团。炎帝可能受到东部海浸的困扰，于是又向西北扩展，便与冀西北的黄帝族发生激烈冲突，最后造成著名的“炎黄阪泉之战”。
阪泉在何处？有人认为在涿鹿，但那里的泉称为“黑龙潭”。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的五位专家考证，认为阪泉就在今北京延庆区境内的张三营乡。那里有泉，至今称阪泉，还有高耸的阪山，山前开阔的阪坡地貌也说明该山以此而得名。此处还有上阪泉村、下阪泉村，都是长期遗留的村落名称。况且，以黄帝的力量和智慧，也不至于非要等对手打到家门口才会迎战，既然黄帝与蚩尤早已在涿鹿之野交锋，此次炎帝已穿越八达岭要害，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待兵临城下才开战？无论从地理形势、战略防御、地名学等方面，说两军在延庆相遭遇都是讲得通的。即使在涿鹿，距北京也不过百里之遥。这次战争的结果是黄帝族战胜了炎帝族，炎帝族大部分融入黄帝族。一部分可能流向东北，所以后来许多东北民族自称为炎帝后裔，而我们中国人才自称为“炎黄子孙”。
蚩尤、共工与后土 与黄帝在幽燕争霸的还有蚩尤。据说蚩尤曾居东南，与苗蛮发生关系，有七八十个兄弟。看来蚩尤兼并的部族很多，作战能力很强。蚩尤曾先和神农氏部族遭遇，有“西逐神农”之说，后来又与黄帝作战。古籍中的神农和炎帝常被混同为一，他们可能是同一部族的前后首领，或者是同为一人。如上所述，神农（炎帝）原来部族在渭水流域，后来发生迁移，可能与蚩尤有关。蚩尤后来活动的区域大体在太行山东麓，与后李岗一期文化分布十分相近。后李岗一期文化约距今6000年，其东南皆未越过黄河洪水区，北面深入燕山山地，如平谷上宅、密云燕落皆发现其踪迹。在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区也可见其影响。西部穿越太行山到晋中，一直达内蒙古中部。韩嘉谷先生认为“这个分布情况，恰和东夷集团的分布，尤其和蚩尤西逐神农的传说有着不谋而合之势，不能认为偶然的巧合”[13]。黄帝族受到蚩尤的威胁，攻打蚩尤，“九战不胜”。蚩尤北上，双方于涿鹿之野展开决战，黄帝制作号角战鼓，鼓舞士气，才杀了蚩尤。蚩尤是东南苗蛮和东夷文化的结合体，他们来到太行山和燕山后又与当时的土著文化相结合，这是又一支文化在幽燕的汇聚。
这一时期出现在幽燕地区的还有共工。据说原来共工与颛顼争帝，失败后被流放于幽州，共工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才形成冀中的大洪水。联系上述女娲济冀州、止淫水的考察，共工的活动，除掉那些折天绝地的神话外衣，其部族间的关系应找到线索。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被看作和颛顼文化有关，所以共工应源于东南文化区，是和颛顼竞争失败后，才来到幽燕的。
共工的后代是后土，仍然生活在幽燕地区。到商代，北京地区有许多不同部族，其中一支叫土方，有人认为即后土文化的遗存。
至此，我们看到，所谓南蛮、东夷、北戎、西狄，以及中原文化都汇聚于军都山左右和燕山南北了，说它是一股文化旋风毫不夸张；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不仅中华民族融合的最后几步是在北京完成的，而且最初的一次大撞击也是从这个地区开始的。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制度，如坛、庙、冢的布局，龙、凤等灵瑞物，后来青铜器时代流行的龙、凤、雷、云纹饰，都可以在赤峰、辽西、冀北、京津地区找到最初的渊源。文化撞击是产生更高一级文化的前奏，它预示着在中华大地上更辉煌的文明时代的到来。
三 尧舜与北京文化
考古界有人认为五帝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炎帝、黄帝、颛顼等，是群雄逐鹿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时期，是各部族开始联合，对付自然灾害——大洪水的时期。儒家言必称尧舜，把尧舜看作三代以前的盛世；墨家把尧舜时期的唐虞当作一个朝代：可见当时的国家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尧在制度文化方面已颇具规模，官职有四岳、十三牧、司空、司徒……尧还建立了刑法制度。当时国家大事，首先是领导生产、治理洪水，所以要依据天象授时指导农业；其次是祭天祭祖，所以宗教越在远古越受重视；最后是领导军事活动。
尧的活动在哪里，有人说在山西。其实，那是后来之事。尧的初封地在今河北顺平、唐县、望都之间，这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如《史记》《汉书》《元和郡县志》《括地志》《路史》等，均有所记述和考证。尧始封于唐，故至今有唐河、唐县。唐县东有顺平（原完县），其地有伊及山，相传为尧母生尧之地，山中有洞，说明当时未摆脱洞居生活。唐县北有孤山，相传为尧母庆都所居之处，故又有“望都”之县名。这一带还有唐河、广唐城、望都里等，皆尧之踪迹；所以，尧始封于此，早期活动在冀中大体无误，后来才西迁到山西，这样尧的势力肯定要把冀北幽燕包括在内，其去北京甚近。
舜的最初活动地点大约在今军都山以西。《太平寰宇记》卷七一《河北妫州怀戎县》载有“历山”，而《后魏舆地图风土记》则云历山之下有舜祠，据云舜都于“潘”，是汉代上谷所属十五县之一，在今涿鹿西南七十里，黄帝时即曾建都于涿鹿，舜把这一带作为根据地，应看作黄帝文化的延续。也有人把舜的活动说是在山西蒲坂、山东历城，甚至推到河南、浙江，这些地方也可能有舜活动的踪迹，但其初始阶段即是尧的助手，应距尧的都城不远。另外，《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都有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于妫汭之地的记载。妫水在今延庆区东北发源，西南流至县城附近，又西流，在怀来境入桑干河。综合这些记述，把舜的早期活动定于军都山以西问题不大。这样，整个三皇五帝，除颛顼是间接关系外，其余都与北京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人认为，其实夏朝初期的活动中心仍在北方，后来才转移到中原。这样，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明“北方先行一步”的论断便不仅有辽西考古可证，而且有京津、冀北的古帝王大碰撞再次证明。这是在周口店旧石器文化之后，北京地区第二次大辉煌的时代，其作用不亚于辽西地区的神秘王国。因为，正是由于这一次次的大冲突、大汇合，才形成我国华夏集团的真正轮廓。所以，重新认识北京在远古时期，特别是在国家建立之初的重大作用，便成为北京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 邵望平：《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带来的史学变革》，见《苏秉琦与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4] 北京市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县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5] 郁金城：《北京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跋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6] 郑绍宗：《华北古代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与发展》，《内蒙古考古文化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7] 苏秉琦：《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成立四周年纪念》，《内蒙古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8]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
[9]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0]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2] 韩嘉谷：《用边角料做时装》，《苏秉琦与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 韩嘉谷：《“黄帝南伐赤帝”刍议》，《北京文博》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