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康熙朝文教政策简述

清廷入关以后，十分重视文教在巩固统治方面的作用。顺治帝一方面注重向中原固有的文化学习，推行“崇儒重道”的国策；另一方面，严厉压制晚明以来汉族士林中讲帮派、争朋党的风气。顺治帝熟练地运用了科举这一笼络、驯服士人的制度，入关伊始，即听从汉人曹溶之建议，于顺治二年恢复科举。数科之后，又利用科举整肃士林风气，顺治十四年蔓延全国多个省份的科场案，即是此种整肃手段之一例。

康熙作为一代雄主，其文教政策在父辈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康熙一朝，清廷统治渐趋稳定，政治上，随着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帝被杀、康熙二十年三藩的平定、康熙二十三年台湾郑氏政权的覆灭，新朝完成了天下一统之业。经济上，重视水利建设，鼓励垦荒，经济得到了稳步恢复。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增长相适应，康熙在文教上推行崇儒重道、稽古右文的政策，力图营造“文治昌明”的盛世图景，以收安定人心之效。其主要举措有：

一、尊崇理学。康熙帝尊崇儒学，而尤其重视宋儒。康熙五十一年二月，曾谕大学士等讨论朱子之名位，并言：“朕以为孔孟之后，有禆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1]此年朱子在孔庙大成殿的位置，由明末的位于七十子之下，上升至大成殿东序“十一哲”之列。又，康熙五十二年，由熊赐履、李光地等主持纂辑的《朱子全书》辑成，康熙在御制序中，称颂朱子是“集大成而继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认为朱子文字，“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2]这可以说是康熙一生读书的心得之言。

康熙对朱子的推崇，带有“帝王”特色，首先是重实行而非道理思辨。康熙一朝，重视理学之臣，然而所重者在“实行”。康熙曾多次训诫臣下何为“真理学”，如康熙二十二年对张玉书言：“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辨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3]康熙二十三年谕大学士：“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诸空言。”[4]康熙四十三年谕讲官等：“君子先行后言……若但以空言而讲道学，断乎不可。”[5]在康熙重实行之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康熙后期，身居庙堂的朱子学学者们如李光地、汤斌等，提出了一种融合了“性”“理”“心”，以程朱为主、陆王为辅的新型朱子学，将落脚点放在人伦实践上，为理学伦理的“经世”、日常生活化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6]

其次是以“治统”与“道统”合一。余英时曾提出，宋学之意义，在于“治统”与“道统”之分，[7]但与此同时，宋儒特别是朱熹，又强调皇帝应“正身以作民之准则”的“皇极”义。康熙继承发扬了朱熹的“皇极”思想，力图使自己成为以“君”兼“师”的人物，康熙十六年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言：“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8]可见康熙在弱冠之年，即已有“治统”“道统”合一的理想。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在御制《孔子赞并序》中提出学问“行道”与“明道”之别：“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兼君师之寄，行道之圣人也。孔子不得位，穷而在下，秉删述之权，明道之圣人也。”[9]作为“行道”者，康熙隐然希望自己也成为与尧舜禹汤等三代之主一样的“君师”。他反对臣子以“道统”自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道统”所在。对此心理，邓国光的《康熙与乾隆的“皇极”汉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中，曾有丰富的例证。[10]而康熙自身学问行事，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皇极”的标准，其“治统”与“道统”合一的身份，得到了当时朝野士子的普遍认同。

再次是积极推进理学纲常伦理在基层社会的传播。康熙九年十一月，颁布《圣谕十六条》，令“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11]此后又将其颁布学宫，每月朔、望宣讲。[12]此《圣谕十六条》，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十六条行为规则，以通俗、易于记诵的形式，向民众宣传尊君、孝亲、安分守己等观念。此外，在顺治朝的基础上，放宽了节孝之人受表彰的限制，大力推行对孝子、节妇的表彰。[13]通过此种种手段，巩固了理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将民众之思想纳入较为有序的轨道之中。

二、由政府主持，组织人力编纂多部书籍。康熙朝御定、御制之书籍，计有三十余种，具体情况如下：

（1）《周易折中》，李光地等编纂，以朱熹《周易本义》为基准，“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14]始于康熙五十二年，康熙五十四年春完成。

（2）《钦定诸经汇纂》，包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王琰等纂，康熙三十八年完成；《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王鸿绪等纂，雍正五年刊成；《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王顼龄等纂，雍正八年完成。

（3）《日讲四书五经解义》，包括《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御定；《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御定；《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御定；《日讲礼记解义》，康熙御定，乾隆初年整理成书；《日讲春秋解义》，康熙时经筵讲稿，雍正时编次成书。

（4）《日讲通鉴解义》，未刊。康熙《御制文二集》收有《日讲通鉴解义序》，言明此书亦是经筵讲义之汇编：“令儒臣仿胡安国之体，法《春秋》之义，撰次为文，依日进讲，寒暑无间，积岁月而成编。”[15]

（5）《历代纪事年表》，龚士炯、王之枢等编纂，康熙五十四年成书，共一百卷。

（6）《皇舆表》，喇沙里、揆叙等编纂，为地理著作，十六卷，“一仿史表，以地系代，详书郡县沿革，不及山川风土”。[16]始修于康熙十八年，康熙四十三年又经揆叙等增修。

（7）《子史精华》，允禄、吴襄等编纂，始于康熙六十年，雍正五年成书。采子、史部及少量经、集部书籍中的名言隽句汇编而成，分三十类，子目二百八十种。

（8）《性理精义》，李光地等编纂，康熙五十四年成书。此书在明代胡广所编《性理大全》基础上加以增删，更为详密。

（9）《朱子全书》，李光地等编纂，始于康熙五十二年，康熙五十三年书成刊行。此书将朱熹语录、文集之精华以类排比，共六十六卷，分为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尚书、诗、春秋、礼、乐、性理、理气、鬼神、道统、诸子、历代、治道、诗文、字学、医学等门类。

（10）《月令辑要》，李光地等编纂。康熙五十四年成书。为时令之书，在明冯应京、戴任《月令广义》之基础上增补而成。

（11）《康熙字典》，陈廷敬、张玉书等编纂，始于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康熙五十五年成书。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是1915年《中华大字典》出版之前收字最多的字书。

（12） 《音韵阐微》，允禄、允礼、李光地、王兰生、徐元梦等纂，始于康熙五十四年，雍正四年成书。为韵书，收汉字一万六千余字，分隶于平水韵一百六零韵部，每字先释音后释义。

（13）《古文渊鉴》，康熙御选、徐乾学等编注，康熙二十四年成书。《四库提要》言其“所录上起《春秋左传》，下迨于宋，用真德秀《文章正宗》例，而睿鉴精深，别裁至当，不同德秀之拘迂；名物训诂，各有笺释，用李善注《文选》例，而考证明确，详略得宜，不同善之烦碎；每篇各有评点，用楼昉《古文标注》例，而批导窾要，阐发精微，不同昉之简略；备载前人评语，用王霆震《古文集成》例，而蒐罗赅备，去取谨严，不同霆震之芜杂；诸臣附论，各列其名，用五臣注《文选》例，而夙承圣训，语见根源，不同五臣之疏陋”。[17]

（14）《历代赋汇》，陈元龙编，康熙四十五年成书。为晚周到明末赋之总集，分正集三十类、外集八类，收文三千八百四十三篇，逸句一百六十七篇。

（15）《全唐诗》，曹寅主持，参与者有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始于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康熙四十五年十月成书。为唐诗总集，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

（16）《四朝诗》，张豫章等编，康熙四十八年成书。为宋、金、元、明四朝诗之总集。计有宋诗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诗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诗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

（17）《全金诗》，郭元釪编，康熙五十年成书。为金代诗歌总集，共七十四卷，收诗五千五百四十四首，作者三百五十八人，在元好问《中州集》基础上又有大量订补。

（18）《佩文斋咏物诗选》，张玉书等编，康熙四十五年成书。为上古至明代咏物诗之汇编，共六十四册，四百八十六卷。

（19）《佩文斋题画诗》，陈邦彦等编，康熙四十六年成书。为题画诗之汇编，收诗八千九百六十二首，分为三十门。

（20）《历代诗余》，沈辰垣等编，康熙四十六年成书。为历代词之总集，所录自唐至明词九千余首，一千五百四十调，为一百卷。又词人姓氏十卷、词话十卷。

（21）《词谱》，陈廷敬、王弈清等编，康熙五十四年成书。收录唐至元词、曲调八百二十首调，二千三百六体。

（22）《渊鉴类函》，张英、王士祯、王惔等编，康熙四十九年成书。类书，共四百五十卷，所载内容为《太平御览》之倍。

（23）《佩文韵府》，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等编，始于康熙四十三年，康熙五十年成书类书，共四百四十四卷，收单字一万余字。按韵母排列单字，每字先标音训，下按“韵藻”“增”之类目收尾字与标目字相同之词，又附“对事”“摘句”于后。

（24）《骈字类编》，允禄、允礼、张廷玉、蒋廷锡等编，始于康熙五十八年，雍正四年成书类书，共二百四十卷，“义取骈字”，收字一千二百余，不标音训，“与《佩文韵府》一齐尾字，一齐首字，互为经纬，相辅而行”。[18]

（25）《分类字锦》，何焯、陈鹏年等编，始于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四十七年成书。类书。

（26）《佩文斋书画谱》，王原祁、孙岳颁、宋骏业、吴暻、王铨等编，始于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四十七年成书。为书画资料汇编，共一百卷。

（27）《广群芳谱》，汪灏等编，康熙四十七年成书。为农事资料汇编，在明人王象晋《群芳谱》基础上增删而成，共一百卷，分天时、谷、桑麻、蔬、菜、花卉、果、木、竹、卉、药等十一种谱。

（28）《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宋荦等编，始于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四十九年成书。

（29）《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等编，始于康熙四十年，雍正六年成书。类书，共一万卷，目录四十卷，一亿六千万字，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余部，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康熙朝御纂之书，既包括“性理”之书，也涉及“注疏”之学，以及音韵、文字、地理、历法、诗赋、书画等极为丰富、广阔的学术领域。这些书籍的编纂，大多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有些甚至到雍正时期才最终完成。通过修书，安置了一批文士，使得他们学有所用，本书所要论述的戴名世、朱书、何焯、方苞等人，便都参与过官方牵头组织的修书工作。此外，还通过对具体“知识”的倡扬，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明末士林尚意气、好“空谈”的弊病，为乾嘉朴学之风的兴起做了铺垫。

三、在对待士人的态度上，以安抚笼络为主。特别是在康熙前期，为配合天下初定的政治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彰显新朝之开明，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康熙十八年特科的开设与随后的《明史》馆开馆。

康熙十七年正月，康熙谕吏部，令群臣推荐文学之士，设特科以选用人才：“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内开送吏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得真才，副朕求贤右文之意。”[19]次年二月十七日，在京城开博学宏词科，据秦瀛《己未词科录》，此次特科考试，应试者一百五十四人，其中，取中五十人，特授内阁中书七人，与试未用九十七人。除此外，各地官员所荐者中，尚有丁忧未与试者十四人，“患病催不到”者十七人，“辞不就”者十二人，“后期未试”者二人与“举不及期者”一人。[20]这一百九十九人，囊括了当日在野及朝廷中下层文官中的“文学老儒”，如所取中的李因笃、陈维崧、朱彝尊、汪琬、潘耒、施闰章、徐釚、尤侗、毛奇龄、曹禾、严绳孙，特授内阁中书的邓汉仪、孙枝蔚、傅山、杜越，患病未到的黄宗羲、魏禧、王弘撰，丁忧未与试的陆陇其、惠周惕，与试未用的阎若璩，坚辞不就的顾炎武、徐夜、万斯同、费密等人，均在清代学术、文学史上享有盛名。

康熙此次特科的开设，正值三藩之乱将要平定之际，其目的在以文教巩固武功，所谓“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21]从士林反应来看，确实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从下层士子的角度看，此科为人所津津乐道者，乃“四布衣”李因笃、朱彝尊、潘耒、严绳孙的登第。实则此科取中的五十人中，有二十三人已有清朝进士功名，四人已有清朝举人功名，六人为清朝拔贡，十二人为清朝诸生，只有李、朱、潘、严与冯朂五人应试时尚未取得任何清朝功名。占比只有十分之一的“布衣”能够成为五十获隽者中的代表人物，固然因文人好以整数称某一群体，如乾隆开《四库》馆时亦有“四布衣”之称，[22]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四布衣”在文坛的崇高声望及其草野身份，其获隽符合了民众对“皇恩浩荡”与“一步登天”的想象。“四布衣”此后的仕途并不辉煌，李因笃未受职即归，其他三位也于康熙二十三年或被降级，或主动辞归，但这并未影响“四布衣”当日之荣遇对当时及后世文人的吸引力。从缙绅世家的角度看，此科取中的五十人中，有不少人是前明高级官员后代，如徐嘉炎为明兵部尚书徐必达之曾孙，朱彝尊为明大学士朱国祚之曾孙，米汉雯为明太仆米万钟之孙，范必英为明提学参议范允临之子，崔如岳为明陕西巡抚崔应麒之曾孙，方象瑛为明大学士方逢年之孙，黎骞为明浙江提学副使黎元宽之从孙，严绳孙为明刑部尚书严一鹏之孙。还有不少人为世家子弟，如王顼龄为御史王广心之子、康熙间工部尚书王鸿绪之兄，陈维崧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之子，曹宜溥为侍读曹本荣之子，等等。孟森认为，“圣祖之笼络初定，亦正愿收各地之人望，以缙绅子弟为先，所谓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者也”,[23]对世家子弟的收录，有效地收服了各地文化领袖之心。又，所取中五十人中，江南籍者二十一人，浙江籍者十三人，共占录取总数的将近百分之七十。江浙为人文渊薮，民间反清复明思潮也最盛，这一录取结果，亦可看出康熙“揽心”之求。另外，从遗民的角度看，此科有不少著名遗民改变了先前的反清态度，积极应征，如毛奇龄、朱彝尊；又有遗民起初消极应试，后却倾倒于朝廷，如严绳孙答不终卷而被录取，因此终身感念“圣恩”；又有不少遗民虽坚守气节，拒不应试，但其中不少人对新朝的态度，却从此发生转变。孟森曾以傅山为例，赞叹清廷能对拒不应试者待之以礼，示以优容，而遗老们亦不与清朝彻底决裂，此为“上下各尽其道”之典范。[24]今人孔定芳在《明遗民与“博学鸿儒科”》一文中，亦曾详细列举了“原来抱有对立情绪的遗民士人”顾炎武、黄宗羲、李颙、傅山、王弘撰、张尔岐、费密、孙枝蔚在此次制科后反清立场的松动。[25]有感于新朝“干戈载戢，文教放兴”[26]的崭新局面，许多遗民开始回避甚至放弃了“复明”的信仰，这不能不说是康熙遗民政策、士人政策的胜利。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明史》馆正式开馆，此前博学鸿儒科所录用者，均被派入《明史》馆修史。孔定芳认为，这一安排，一方面为遗民怀恋故国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一个“堂而皇之”的话语平台；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组织修纂前代史，也彰显了新朝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可谓一箭双雕，用心良苦。[27]《明史》的修纂，进一步拉近了异族政权与汉族士人的距离。黄宗羲弟子万斯同怀着“纂成一代之史，可籍手以报先朝”[28]之志，以布衣入京主持修史工作；顾炎武等人致书史馆，请求史书中收入其先人事迹。这种种事例，均可说明修史一事，在“攻心”“揽心”的方面亦有出色效果。

在征召“博学鸿儒”与修《明史》的过程中，康熙帝本人展现出了一代雄主的开明态度与胸怀。除上文所提及的对制科考试中未完卷者的宽容，对拒绝征召者待之以礼之外，在关涉种族的问题上亦宽大为怀，如施闰章试律诗中，有“清彝”二字，“嫌触忌讳”,[29]阅卷官不敢录取，经保和殿大学士李霨担保而留置录卷中，而康熙亦未对此提出异议。孟森认为“当日写卷必为‘清’、‘夷’二字，故触忌耳”。[30]并认为，康熙这种处理，与乾隆朝因“夷狄”字样屡兴大狱的做法绝不相同，即与其统治后期，赵申乔纠参戴名世以媚上，而戴名世竟以文字之过遭戮杀的情形亦有极大差别。[31]康熙朝之所以被后人视为“盛世”，这种文教上的“法律之宽”“爱贤之笃”[32]，是一个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一年，桐城县学生戴名世在给友人的信中，言及修史之事，有“近日方宽文字之禁”[33]的判断。这一判断，虽然不免天真，但也并非全无根据。戴名世的青年时期，正是清廷改变定鼎初期的民族政策，向汉族士人展现善意的时期。戴名世和他的友人们，正是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走向文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