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渭北水利与区域环境

渭北水利可以说是陕西关中地区最发达的水利。渭北引泾水利在中国水利史上声名显赫[28]，其引水工程渠首在泾阳县。

秦代引泾工程为郑国渠。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战国时期引泾水利工程——郑国渠使秦走上富强，统一了六国：“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29]对郑国渠的管理缺乏史料记载。

汉代引泾水利工程为白渠。《汉书·沟洫志》载：“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30]汉代对白渠管理设有机构，为三辅都水，白渠在三辅都水的管辖下[31]。

唐代对泾渠兴修工程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不过现存唐代《水部式》涉及泾渠的管理及维护的内容不少：对斗门的管理，“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灌溉，皆安斗门，并须累石及安木傍壁，仰使坚固。不得当渠造堰。……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对分水的规定，“京兆府高陵县界，清、白二渠交口，着斗门，堰清水。恒准水分五等，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对分水的监督，“龙首、泾堰、五门、六门、升原等堰，令随近县官专知检校，仍堰别各于州、县差中男廿十人、匠二十人，分番看守”；对有损水利运行碾硙的处罚，“诸水碾硙若拥水，质泥塞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碾硙即令毁破”[32]。从史料记载来看，对权贵在泾渠上设置碾硙，唐代朝廷及官员在不断干涉，下令毁撤。[33]唐代对泾渠管理属京兆尹，以京兆少尹一人负责，京兆少尹有时兼“渠御史”衔。[34]

宋代引泾水利工程为丰利渠。据宋资政殿学士侯蒙撰碑文记载，丰利渠经过两次施工完成，第一次由侯可负责，“自熙宁七年秋至次年春，渠之已凿者十之三”，第二次宋大观二年（1108）由赵佺督工，“俾佺董其事，经始以是年九月，越明年四月，土渠成……袤四千一百二十丈，南与故渠合……石渠成，袤三千一百四十有一尺，南与土渠接……凡溉泾阳、醴泉、高陵、栎阳、云阳、三原、富平七邑之田总三万五千九十有三顷。……上嘉之，赐名曰丰利渠”[35]。宋代对泾渠管理设有专职“提举”管理，“提举三白渠公事，掌潴泄三白渠，以给关中灌溉之利”[36]。

元代最著名的引泾水利工程为王御史渠。元大德八年（1304），“泾水暴涨，毁隁塞渠。陕西行省命屯田府总管夹谷伯颜帖木儿及陵阳尹王琚疏导之，起泾阳、高陵、三原、栎阳用水人户，及渭南、栎阳、泾阳三屯所人夫，共三千余人，兴作，水通流，如旧其制，编荆为囤，贮之以石，复填以草，以土为隁，岁时葺理，未尝废止”。元至大元年（1308），王琚任西台御史，建言朝廷“于丰利渠上更开石渠五十一丈，阔一丈，深五尺，积一十五万三千工，每方一尺为一工。自延祐元年（1314）兴工，至五年渠成。是年秋，改隁至新口”[37]。此次兴修成的泾渠就叫王御史渠，是元代泾渠水利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兴修。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屯田总管兼管河渠司事郭嘉议建议继续兴修泾渠水利，陕西“省准出钞八百锭，委耀州同知李承事，洎本府总管郭嘉议及各处正官，计工投，照时直糴米给散。李承事督夫修筑，至十一月十六日毕”[38]。

元代继承前代管理基础上，对泾渠管理形成严密制度，体现在元人李好文所著《长安志图》中的《洪堰制度》及《用水则例》。《洪堰制度》对堰口的看管、分水、均水、修渠、植树护渠、用水量的量度等均有明确规定，如对三限、彭城两闸分水十分重视，“三限、彭城两处盖五县分水之要，北限入三原、栎阳、云阳，中限入高陵、三原、栎阳，南限入泾阳，至分水时，宜令各县正官一员亲诣限首，眼同分用，庶无偏私。若守闸之官不应或妄起闸一寸，即有数徼余水透入别县，甚宜关防”。又如对用水的量度规定，“凡水广尺深尺为一徼，以百二十徼为准，守者以度量水口，具尺寸申报，所司凭以布水，各有差等”[39]。《用水则例》对用水程序、如何用水、利户用水与出夫的关系、行水之序以及违反用水规定的处罚等有明确规定：“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状，官给由帖方许开斗”；“行水之序，须自下而上，昼夜相继，不以公田越次，霖潦辍功”；“诸违官禁作奸弊者，断罚有差。……若有违犯水法多浇地亩，每亩罚小麦一石”；等等[40]。元代形成严密的泾渠管理制度对明清泾渠管理制度有重大影响。

本书所要研究的明以后渭北泾渠水利，其具体内容详见下文，其演变的大脉络为：明代著名引泾水利工程为广惠渠、通济渠；清代承续泾渠系统的为龙洞渠，乾隆二年（1737）之后不再引泾；20世纪30年代初，在渭北遭受空前旱灾的情形下，新式引泾水利工程——泾惠渠成功修筑并运行。

本书还将研究明代至民国时期渭北小流域清峪河水利。明以前的清峪河水利情况，有文献记载的很少。汉元鼎六年（前111），左内史兒宽奏修六辅渠“以益溉郑国高卬之田”[41]。元人李好文认为，清峪河、冶峪河所灌溉的地即六辅渠所溉“高卬之田”[42]。也就是说，清峪河水利可远追至汉代的六辅渠。在元代《长安志图》的《泾渠总图》中，清峪河水利下有完城渠、五洪渠，城隍渠、长平渠、河西渠[43]。

以上对渭北水利明以前工程的兴修及其制度进行了回顾，给人的印象就是泾渠是个需要屡次开发的工程，再接下来本书研究时间段也将屡次看到动工兴修，那么渭北水利的研究应该怎么办？笔者以为，首先回到渭北区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尤其是从区域社会环境下来理解，这一视角将特别重要。

本书所关注的渭北水利发生空间位于陕西省中部，即今天咸阳市所属之泾阳县、三原县、西安市所属高陵县，简称“渭北三县”。渭北三县境内大的河流为泾河和石川河[44]。泾河为渭河的一级支流、黄河的二级支流，古称泾水。泾河源于宁夏泾源县六盘山麓马尾巴梁东南的老龙潭，穿过甘肃东北部平凉、泾川，从长武进入陕西，经彬县、永寿、淳化、礼泉，至泾阳，从泾阳流至高陵县陈家滩汇入渭河，全长455公里。石川河，古称沮水，为渭河的一级支流、黄河的二级支流。上源二支，东支漆水，西支沮水为石川河正源。沮水源于耀县西北长蛇岭南侧，在耀县城南与漆水河交汇，东南流经马槽入富平，过庄里镇进入渭河平原，绕过富平城西，接纳赵氏河，入临潼县界，接纳从西面来汇的清河，在交口附近入渭。清河为石川河右岸支流，由清峪河与冶峪河汇流而成。清峪河又名清浊河，源于耀县照金镇西北的野虎沟，向南过白村为淳化、耀县界河，过岳村为三原、泾阳界河。冶峪河一名冶峪水，源出淳化县北安子哇乡老城湾，出谷口，过淳化城，再过黑松林、石桥，入泾阳口镇、云阳，在三原安全滩汇清峪河，过三原城北经大程入临潼界，转东南流注入石川河。

渭北三县地处黄土高原与渭河平原的交接地带。泾阳县境内有泾河、冶峪河、清峪河三条河流，北有嵯峨山、北仲山，中部平原面积50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4.5%；南北二塬180 平方公里，占23.1%；北部山区97平方公里，占12.4%。三原县境内河流有清峪河、浊峪河和赵氏河三条水系，南部平原290.37平方公里，占该县总面积的50.3%，北部台原区占37.4%，西北山地为嵯峨山及山麓下的西原构成，占该县面积的12.3%。高陵县位于关中平原腹地，泾河与渭河在县境交汇，泾渭河北的平原地占该县总面积达76.7%，主要为淤土，灌溉积淤深，熟土层厚，适合农业种植。富平县北邻耀县、铜川，南接三原、临潼；境内河流有石川河、温泉河等；该县地貌较为复杂，县境北部为低山丘陵，属乔山山系之余脉，县境黄土台塬分布最广，此外还有沟壑峪道及川道河谷地貌。

泾阳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小雅》：“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战国时期，秦灵公以泾阳为临时都城；秦并六国后属内史辖地。汉惠帝四年（前191）设置有池阳县。唐贞观元年（627），设有关内道雍州泾阳县。金时设有京兆府，下辖有泾阳县、云阳县。元至元元年（1264），并云阳入泾阳县，二年（1265），并泾阳入高陵县，三年（1266）复置泾阳县。明洪武九年（1376）泾阳县隶属陕西布政使司西安府，清属陕西省西安府辖。民国三年（1914），泾阳县属陕西关中道；十七年（1928）直属陕西省；二十八年（1939）属陕西省第十行政督察区。

三原县秦汉时期与泾阳同为一域，先名泾阳，后曰池阳。前秦苻健皇始二年（352）设三原护军，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置三原县，宋金元时期三原县属耀州所辖。明初三原县属耀州管辖，弘治三年（1490）改属西安府。清承明制，县名、隶属均无改变。民国初期，三原县属陕西关中道，后废道，在省县间设立行政督察区，属陕西省第十行政督察区。

高陵县为秦旧县，秦孝公所置。明洪武二年（1369）三月，改奉元路为西安府，高陵县属其所辖，历有清一代未变。民国二年（1913），高陵县属关中道，民国十三年（1924）撤道，直属陕西省，民国二十七年（1938）高陵县属新设的陕西省第十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七年（1948）又改属陕西省第三行政督察区。

相对历史上周、秦、汉、唐的中心地位，宋、金、元统治时期的关中已沦为边缘地区，属于关中的渭北地区自然也不例外。虽然在王朝的棋盘上已边缘化，但关中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政权鼎革时期兵祸与战争、金元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野蛮落后统治以及频仍的灾荒，这些都给关中及所属渭北的社会及民众带来巨大创伤。元明鼎革时关中的战事并不残酷，反倒是元末以后关中严重的自然灾荒、残元诸将暴敛与兵祸，给关中民众带来巨大的苦难[45]。

元末明初渭北有不少移民，来自山西洪洞县的移民占了多数。清乾隆《三原县志》卷三记载：“按原邑户口多迁自洪洞县。《农政全书》云：洪武二十一年户部郎刘九皋言，古狭乡民迁于宽乡，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也。陕西诸处自兵后，田荒民少，宜徙山东民往就耕。上曰：山东多旷土，不必远迁，迁山西民往业之。故田赋户口皆自洪武二十四年始。”[46]现存一些资料表明，元末明初的民众，也有来自关中其他县以及军户落籍于此的。明中期三原名人王恕就说：“吾幼时尝闻诸先祖曰：五世祖以上，世居栎阳司马村，当大金时族属最盛，号为大家。元至正间，曾大父始徙三原龙桥北创立产业，有屋可居，有田可耕，而食有邸舍，牧租可给日用，遂占籍三原光远里。”[47]又马理《明封山东道监察御史北原李先生墓志铭》载：“北原先生者，讳明，字德彰，先平凉人，洪武初，戍西安后卫，屯田三原，故今为三原豆堡里人。”[48]而顾炎武在《肇域志》中则记载了世居三原县的家族，“第五村东村，有汉第五伦祠，其子孙依而居焉”[49]。

明代中后期，渭北三原、泾阳成为陕西商业贸易中心[50]。这由时人记述可以看出。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道：“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汧、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若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宁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商之利途，今称边戍之绝塞矣。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闾阎贫窭，甚于他省，而生理殷繁，则贾人所聚也。”[51]李维祯在《三原县龙桥记》中说：“陕以西称壮县曰泾阳、三原，而三原为最，沃野百里，多盐荚高赀贾人，阛阓骈坒，果布之凑，鲜衣怒马者相望，大仓若蜀，给四镇饷，岁再三发軵，若四方任辇车牛，寔绾毂其口，盖三秦大都会也。”[52]

地处关中腹地的三原、泾阳在明中后期成为陕西的商业中心，一方面得益于明朝特殊的边防供给政策（如食盐开中等）及渭北商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与其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南下江浙、北上边塞的优越地理位置分不开。之所以成为商业中心，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渭北水利在陕西最为发达，因此泾阳、三原的农业具有优势。明清时期，虽然泾渠灌溉面积大降，但较渭北其他水利，仍然有不错的开发与利用，三县依然是关中最发达农业区，明清直至民国时期，渭北三县在陕西可谓富庶之区，由泾阳、三原、高陵号称“关中白菜心”可窥一斑。

从文化学术而言，金元时期，渭北的儒学并未中断。明末关中大儒冯从吾作《关学编》，将理学在关中地区的发展脉络作了一个梳理，述及金元的关中理学家有九人，其中渭北占五人，高陵杨君美、杨元甫，蒲城侯伯仁，泾阳第五士安、程阅古[53]。虽金元渭北的理学家不乏其人，但从渭北社会来看，道教、佛教力量更为强大。明代渭北儒学开始复兴，表现为明中后期渭北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理学家，他们著书立说，重视地方教育，倡办书院，培养儒学人才，对渭北基层社会的教化普及与礼俗演变发挥重要影响。这批理学家的代表人物有王恕、王承裕、吕柟、马理、吕潜、郭郛等。

本书从结构上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对学术史进行回顾，提出本书所关注和希望解决的问题，概括介绍明以前的渭北水利及渭北的区域环境。

第一章分析明代中后期的渭北水利。第一节从梳理明中后期引泾水利开发历史进程入手，考辨通济渠的完成时间约13年，认为从广惠渠、通济渠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泾渠兴修规模在不断缩小与明代赋役制度变迁有密切关系。而万历末天启初，沈子章对泾渠年修制度进行变革，是“一条鞭法”思想在泾渠常修中的运用。第二节从明代中后期三个时段来看清峪河水利开发及纠纷解决机制：在明中期清峪河最下游渠系木涨渠的几次成功开发中，王恕等乡宦及其后的家族势力发挥重要作用；在万历年间涉及泾阳、三原两县灌区的清峪河水利纠纷中，三原县三里的特殊用水的灌溉诉求得到官方的照顾；从王徵的《河渠叹》入手，分析崇祯年间三原、泾阳两县清峪河水利纠纷后的地方权势格局。

第二章主要论述清代前中期渭北水利及其变迁。第一节通过分析清前期“引泾”与“拒泾”两方观点，认为在渭北泾渠引水问题上存在县际利益博弈，即泾阳县与三原、高陵两县的博弈。乾隆二年的“断泾疏泉”裁定是朝廷上下讨论、全面权衡下的结果，但泾阳县官员“拒泾”理由得到了渗透。本章第二节分析清前中期泾渠下游三原县灌区分水时间减少的原因，认为其与该时期泾渠上游灌区泾阳县逐渐主导兴修工程及累计工役相关，故而在分水时间上泾阳县在增加而三原县在减少。本章第三节以岳瀚屏记述为主要材料，分析清乾嘉时期清峪河源澄渠是如何开发、如何买地、如何运行，试图揭示清前期清峪河源澄渠开发及运行的机制。

第三章在梳理陕西回民起义给渭北泾阳三原社会带来重大冲击基础上，分析泾阳三原在龙洞渠分水时间上的争夺，把刘蓉对龙洞渠的分水时间变革放在区域社会大突变下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理解，试图揭示分水时刻之争的背后为泾阳、三原地方精英实力消长及影响的某种变化。

第四章重点讨论渭北水利的近代转型。首先，分析了在民国军阀政治下引泾水利工程为何没有成功，认为20世纪20年代引泾水利工程存在经费、机制上的桎梏，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军事政治势力对引泾水利主办权之争，在军阀割据的大时代背景下，引泾水利缺乏实施的政治环境。20世纪30年代初泾惠渠修筑成功，是特殊政治环境与特定地方社会作用下的产物。梳理分析泾惠渠如何修建成功的历史过程，本身就展示着渭北水利的近代转型是如何发生的。渭北泾渠水利的近代转型，是一种非常规转型。随着泾惠渠工程的完成，泾惠渠管理局成立，相比同是泾渠系统的龙洞渠，泾惠渠管理更为专业化、科学化，官方对泾惠渠系统控制大为提升。本章第四节分析了民国时期清峪河水利的演变脉络。

最后结语。总结了1465—1940年渭北水利及其近代转型的历史过程，将渭北水利置于具体的时空中加以考察，研究水利变迁与区域社会及王朝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水利开发及运行过程中的人、人群及组织（华洋义赈会）等，探求1465—1940年渭北水利演变及其近代转型的逻辑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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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以“渭北”取名而未用“关中”，因为“关中”相比“渭北”是一个更大的区域，“关中”涵盖“渭北”。“渭北”一词《史记》中已出现，如西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上乃遣……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十》，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428页）。在以后历代文献中均有大量出现，明清时期，泾阳、三原、高陵的地方文献中自称“渭北”与“关中”交互使用，到了民国时期，“渭北”在当地似乎用得更多。

[2]叶遇春主编：《泾惠渠志》，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3]白尔恒、[法]蓝克利、[法]魏丕信编著：《沟洫佚闻杂录·序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9—40页。

[4][法]魏丕信：《军阀和国民党时期陕西省的灌溉工程与政治》，《法国汉学》第9 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2—282页。

[5][法]魏丕信：《军阀和国民党时期陕西省的灌溉工程与政治》，《法国汉学》第9 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8—328页。

[6]白尔恒、[法]蓝克利、[法]魏丕信编著：《沟洫佚闻杂录·序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3页。

[7][法]魏丕信：《军阀和国民党时期陕西省的灌溉工程与政治》，《法国汉学》第9 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4—296页。

[8][法]魏丕信：《清流对浊流：帝制后期陕西省的郑白渠灌溉系统》，刘翠溶、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435—506页。

[9]李令福：《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340页。

[10]以明清民国渭北区域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论著几乎没有，而涉及该时段范围内渭北区域研究的论著不少，代表性的有：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陕西社会经济史》（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陕商主体关中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张萍《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以明清陕西三原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11]谢湜：《“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2]白尔恒、[法]蓝克利、[法]魏丕信编著：《沟洫佚闻杂录·序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7页。

[13]白尔恒、[法]蓝克利、[法]魏丕信编著：《沟洫佚闻杂录》，中华书局2003年版；秦建明、[法]吕敏：《尧山圣母庙与神社》，中华书局2003年版；董晓萍、[法]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中华书局2003年版；黄竹三、冯俊杰等编著：《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中华书局2003年版。

[14]卢勇：《〈清峪河各渠记事簿〉 稿本的整理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年。

[15]钞晓鸿：《争夺水权、寻求证据：清至民国时期关中水利文献的传承与编造》，《历史人类学学刊》第5卷第1期，2007年4月，第33—73页。

[16]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及厦门大学郑振满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他们与海外萧凤霞、科大卫、丁荷生（Kenneth Dean）等人类学家合作，以华南地区为研究的试验场，利用历史文献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取向，并取得不凡成绩：参见陈春声的《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与陈树良合作，《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等等。刘志伟的《宗族与沙田开发——番禺沙湾何族的个案研究》（《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与科大卫合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等。

[17]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18]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19]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20]参见行龙《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年第6期）、《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4期）、《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史林》2006年第2 期）、《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水案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 期）、《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表达与实践——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 期）等。

[21]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

[22]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33—38页。

[23]张俊峰：《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社会变迁——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6年。

[24]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与象征——明清山西汾水流域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25]陈春声：《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6]钞晓鸿：《争夺水权、寻求证据：清至民国时期关中水利文献的传承与编造》，《历史人类学学刊》第5卷第1期，2007年4月。

[27]布洛赫原话为“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参见[法]布洛赫《振兴史学》，载[法]勒高夫等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28]涉及引泾水利工程历史方面的可参见以下有代表性的论著：戴应新《关中水利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中、下），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1987年、1989年版；周魁一《农田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版；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叶遇春主编《泾惠渠志》，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周魁一《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29]《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408页。

[30]《汉书》卷二九《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685页。

[31]参见叶遇春主编《泾惠渠志》，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4页。

[32]《水部式》（敦煌残卷），参见黄河志总编辑室编《黄河·河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126页。

[33]参见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216页。

[34]同上书，第430—431页。

[35]（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98页。

[36]《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3972页。

[37]《元史》卷六六《河渠》，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658—1659页。

[38]《元史》卷六五《河渠》，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631页。

[39]（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501—503页。

[40]同上书，第504—506页。

[41]《汉书》卷二九《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685页。

[42]（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497页。

[43]（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496页。

[44]关于泾河、石川河、清河资料，参考《陕西省志·水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相关资料。

[45]秦晖、韩敏、邵宏谟：《陕西通史·明清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7页。

[46]乾隆《三原县志》卷三《田赋》，清乾隆三十年（1765）修、光绪三年（1877）刻本，第23页b—24页a。

[47]（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沈云龙主编《明人文集丛刊》（5），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01页。

[48]（明）马理：《明封山东道监察御史北原李先生墓志铭》，《谿田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04页。

[49]（清）顾炎武：《肇域志》卷三六，清抄本。

[50]李刚认为，陕西在明清之际形成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龙驹寨、凤翔为横坐标，以延安、汉中为竖坐标，联系各州县市场、集镇贸易的市场网络结构（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9页）。张萍尽管不认可清代泾阳、三原商业实力在西安之上，但对明代泾阳、三原的商业中心地位没有疑问（张萍《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第99—102页）。

[51]（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2页。

[52]（明）李维祯：《三原县龙桥记》，《大泌山房集》，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部分配钞本）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68页。

[53]（明）冯从吾：《关学编》，陈俊民、徐兴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