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体验

如果张宗栻的漓江叙事唱出了漓江传统生活的挽歌，梅帅元的漓江叙事努力探寻漓江作为旅游符号的产业价值，那么，沈东子的漓江叙事又开拓了一个空间，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时中国人的内心体验。

作为生活在桂林的作家，沈东子有一批小说讲述的是旅游业刚刚起步，大量外国人涌进桂林那个阶段的故事。在这里，笔者同样选取三部小说进行论述，它们分别是《美国》、《郎》和《有谁比我更爱好Broken English》。

《美国》中的“我”是一个能够讲英语且酷爱美国文化的中国人，因为共同的爱好与了了妈相爱结合并生下了女儿了了。后来了了妈跟一个跛腿男人去了美国，“我”因此意识到了了妈爱的既不是“我”，也不是那个跛腿男人，她爱的是美国。

小说对“我”生活的环境有所描写：

我常常抱着了了坐在江边，遥想我生命中一个如梦的夏天。码头上的冬青树依然繁茂如同当年，可是已经见不着击水嬉闹的渔家少年。人们排着长队依次登上驶往下海的白色的船，好像前去瞻仰的是本世纪最后一片田园风光。是的，鹅卵石的河滩上不再有小鸟觅食蜻蜓翻飞，只有瘪瘪的可乐罐和万宝路香烟盒在水面上漂荡。

这时候了了妈已经抛弃“我”和了了去了美国，留下“我”在这里沉湎于无尽的遐想。在一定意义上，“我”和了了妈都是“唯美主义者”。“我”热爱的是美国的精神文化，如自由、平等、博爱，如杰弗逊、爱默生、梭罗、狄金森、林肯、梦露、马丁·路德·金等。了了妈崇尚的是美国的物质文化，如耐克鞋、牛仔裤、麦当劳、可口可乐、蓝带啤酒、雀巢咖啡、三明治、汉堡包等。作为“漓江叙事”的文本，《美国》陈述了“我”这样一个美国精神文化热爱者所受到的美国物质文化的伤害，从而发出“我的情敌是美国”的怨恨之语。

《郎》的故事发生在桂林，如作品所描述：“这座小城不可谓不浪漫，相思江、情人河，月亮山、爱情岛，每块石头都留有才子佳人的爱情传说，每面崖壁都凿着文人墨客的千古绝唱。”小说讲述了发生在“我”、桃和郎之间的故事。我和桃从事的都是旅游纪念品生意：

我和桃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相识，就像一粒雨和一颗鹅卵石相遇一样偶然。当时我在兜售我的画，而她在叫卖她的瓷器。这里的景色异常独特，虽说没有华北平原的一马平川，也不见西城古道的大漠孤烟，可是四处都耸立着碧绿的山峰，妖娆的小河上还飘着梦幻的扁舟，难怪外人会说这方土地上连草都风流。我和桃相遇在这片如诗如画的风景里，自然也就会生发出如诗如画的感情。

然而，在“我”和桃之间，郎出现了。郎是一个日本人，“像所有的日本男人一样个头不高，但是戴着金丝框架眼镜，一副温文尔雅的派头，没有留日本男人通常都有的那种仁丹胡，也就是说没有中国人记忆中那种粗鄙和残暴的象征，下巴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异常精明”。尽管郎很有绅士派头，但“我”却对他充满敌意，这里既有历史造成的敌人意识，也有男性本能的自卫心理，“我习惯于用情敌的目光看待他”。

郎果然是“我”的情敌，他以很大的耐心引诱桃，终于如愿以偿。但郎又不是“我”的情敌，小说结束时暗示我们，经过郎的引诱，桃最后成了做皮肉生意的妓女：

我最后一次见到桃是在几年后的一个炎热的黄昏。她披着一头波澜起伏的长发，那曾经红润如桃的脸蛋已被厚厚的脂粉所掩盖，只能看见嘴唇上很不真实的红色，还有睫毛上同样很不真实的黑色，活像未卸妆的艺妓。她身穿一袭浅黄色的露肩薄裙，左肩挎着一个小坤包，右手挽着一个日本人，从一家豪华酒店的玻璃旋转门飘然而出，轻盈得如一阵秋天的风。那个日本人也系着一条深色的领带，但不是郎。

与《美国》不同的是，《郎》中的“我”并不是日本文化的崇尚者，甚至，因为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战争，他对日本人怀抱敌意。小说甚至写到桃的外婆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她外婆年轻时为了躲避日本兵，从东海边逃到洞庭湖边，又从洞庭湖边逃到这座南方城市的小河边，一生都在躲避日本人，现在都还时常梦见咿呀叫喊的日本兵”。然而，桃却在郎的金钱诱惑下就范，以至于“我”颇不甘心地认为：“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办得到，别说是买一只桃，就是全世界所有多汁的鲜桃，日本人都可以用钱买到手，因为日本人虽然什么都缺少，但是独独不缺少钱。”

《有谁比我更爱好Broken English》的主人公“我”是河湾咖啡馆的经营者。如小说所描写：

这座小镇的风光得益于她家窗前的那条河，那条河蜿蜒曲折，水质清澈，经过这里时忽然变向拐了一个弯，好像专门圈出了一片平缓的空地，好让这里的人们日后繁衍和生息。我就是有感于河流拐弯时的那种突然动作，把自己这家咖啡馆定名为“河湾咖啡馆”。

西方游客特别喜欢到小镇旅游，也喜欢到河湾咖啡馆抚慰心情：

那些习惯于闹腾到午夜的西方人，原先是为了清静才躲到这座群山环抱的小镇里，不想小镇比他们想象的要安静得多，不仅月光如水，水流无声，而且山影幢幢，街巷无人，寂静得耳朵发疼，才住了三五天，那点西方人的缠绵心事就被山风吹得干干净净，心儿也被吹得空空落落，只得借啤酒不断浇灌，才能找回一点踏实的感觉。

“我”最怀念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与第一批西方旅游者交往的经历。在“我”的心目中，那时候来中国的游客是人中精英，无论衣着还是谈吐都透露出自由主义者的风采。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那种风采如《广陵散》一样随风而逝一去不返，小说就写道：

在那些堆满了可乐罐和啤酒瓶的咖啡馆里，实用主义明显占据了上风。人们纷纷用蹩脚的英语谈论着蹩脚的话题，诸如需要兑换美元吗？你能做我赴美就读的担保人吗？在美国如何才能拿到绿卡？需要我帮忙介绍几位中国姑娘吗？我可以和你结婚去纽约吗？等等。说英语成为这里最具魅力的时尚，受到所有女孩子的追捧：

在她们看来，英语代表的是一种高雅的生活，对英语的爱好也就是对文明的爱好，英语总是跟玫瑰、微笑、精巧的领结和小杯的咖啡联系在一起，或者简单地说，总是跟浪漫联系在一起，很难想象如今一个浪漫的年轻人嘴里不会说出几个精妙的英语单词。可以说英语是这个时代中国女孩的公共情人。

值得注意的是，沈东子这三部可以称作“漓江叙事”的小说，无一例外使用了“情敌”抑或“公共情人”的说法，小说的主人公在爱情这种本来最具精神气质，最具隐秘色彩的空间，完全无法抵御物质文化强大的外国人的入侵。这里的外国既有主人公崇尚的美国，也有主人公仇恨的日本。沈东子的漓江叙事传达了20世纪末期中国男人一种失落的情感，在强大的金钱力量面前，他们似乎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他们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弃他而去，无力追回，唯有伤感。

金钱固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体现了强大的力量，然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金钱面前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仍然显示出那个时代中国人精神建构的贫弱。沈东子“漓江叙事”中的那些叙事人“我”虽然有较丰富的美国文化知识积累，但本土精神文化的建构反而表现出明显的缺失。《郎》的叙事人对自己的精神建构也有所反思：“我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只有爱和恨两种情感，不是爱谁，就是恨谁，两种感情都同样强烈，绝不容许在爱和恨之间犹豫。”显而易见，今天我们重读沈东子的“漓江叙事”，可能不仅需要认识到中国曾经经历过一个物质高度贫乏的时代，同时，也经历过一个精神高度贫弱的时代。

漓江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流之一，漓江也曾经承载过中国文人的生活理想。清末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端方任湖广总督时，委任一个亲信去当恩施知州。这个亲信嫌鄂西太穷，没什么油水可捞，要求另派一个肥缺。端方一脸正经地说：“州、县都是朝廷命官，哪能挑肥拣瘦？假使官能够自由挑选，我宁愿去当桂林的知府或阳朔的知县。”[22]这个故事本身有一点讽刺色彩，但它同样表达了一个意思，即为人做官，并不能只为了赚钱谋利，也可以是对美的追求。因为，无论桂林还是阳朔，在人们眼里，同样是贫困地区，但确有甲天下的奇山秀水，而甲天下的漓江山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仅是客观的自然美的存在，更是主观的精神美的寄托，其中充盈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人格美的化身。

笔者常常感动于清代舒书的《象山记》中的这段文字：

嗟乎！象山，冷地也。余，冷人也。际此世情衰薄，谁肯为顾惜而与之相往来者？自有余来以后，水潺潺为之鸣，石硁硁为之声，花鸟禽鱼，欣欣为之荣。嗟乎，象山，舍余无以为知己者；余舍象山，又谁复为知己？昔人有言曰：“江山风月，闲者便是主人。”余虽不敢谓象山之主人，象山曷不可谓余之知己哉。

世情衰薄，但人仍然能够在漓江山水中找到知己，获得寄托。显然，漓江山水曾经有足够让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空间，中国人的心灵完全可以在漓江山水获得诗意的安放。然而，何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漓江山水使地球上无数人趋之若鹜的时候，这方山水中的人为何弃之若敝屣？显然，贫穷不是唯一的原因，还需要反思的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建构。当代“漓江叙事”存在的问题，或许正是漓江人精神建构、价值体系的缺陷。当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随风而逝，漓江人成为沈东子笔下的“空心人”，他们又怎么能够抵抗类似郎或者结巴英语的“情感入侵”抑或“文化入侵”？

无论是张宗栻，还是梅帅元，或者沈东子，他们无不感受到现代化对漓江的影响，他们的“漓江叙事”多少都带些挽歌的气息。不过，在笔者看来，挽歌既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可以肯定的是，当代广西作家的“漓江叙事”已然突破了中国古代作家为漓江限定的叙事范畴，在传统中原文化的浸润外，纳入了广西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人文气息，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毕竟，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比，不仅更为强势，而且还被认为更为“文明”。同时，“漓江叙事”也直面了来自外国的“文化入侵”，书写了“文化入侵”语境下中国人的内心创痛。或许，在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之后，我们对异质文化的进入应该持费孝通所倡导的文化自觉的态度，既充分领悟自身的文化源流，又认识他者文化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抵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境界。

世界文学史上有不少因为书写河流而著名的作家，如马克·吐温之于密西西比河，肖洛霍夫之于顿河，沈从文之于沅水。笔者以为，漓江的文化内涵也足以承载真正的现代文学经典，就像它承载过经典的中国古代诗歌。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化、当代世界各国文化在漓江的碰撞与交融，为当代的“漓江叙事”拓展了极大的空间，是“漓江叙事”未曾遇到的重大机遇，广西当代作家应该高度重视“漓江”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力争写出当代“漓江叙事”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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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文衡：《十七世纪的现代学者--徐霞客及其游记》，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2]杨文衡：《十七世纪的现代学者--徐霞客及其游记》，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3]杨文衡：《十七世纪的现代学者--徐霞客及其游记》，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4]杨文衡：《十七世纪的现代学者--徐霞客及其游记》，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5]五五旅行团编：《桂游半月记》，国光印书局1932年版，第26页。

[6]郑健庐：《桂游一月记》，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99页。

[7]五五旅行团编：《桂游半月记》，国光印书局1932年版，第27页。

[8]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9]吕立新：《齐白石--从木匠到巨匠》，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10]吕立新：《齐白石--从木匠到巨匠》，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11]2011年，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桂学研究团队”做了一个广西文化符号影响力调查，成果有黄伟林等人所著的《广西文化符号影响力调查报告》，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以及潘琦主编、黄伟林执行主编的《广西文化符号》，广西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

[12]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13]覃圣敏：《骆越画魂：花山崖壁画之谜》，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14]覃彩銮、喻如玉、覃圣敏：《左江崖画艺术寻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15]参见《珠山》和《黄小》，收入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民间文艺研究室编《广西民间文学作品精选·宁明卷·花山风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16]参见《黄小》和《金银洞》，收入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民间文艺研究室编《广西民间文学作品精选·宁明卷·花山风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17]梅帅元、杨克：《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广西文学》1985年第3期。

[18]2011年，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桂学研究团队”做了一个广西文化符号影响力调查，成果有黄伟林等人所著的《广西文化符号影响力调查报告》，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以及潘琦主编、黄伟林执行主编的《广西文化符号》，广西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

[19]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广西大百科全书·地理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20]胡适：《南游杂忆》,《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1]张宗栻、黄伟林：《被遗忘的土地》,《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2期。

[22]参见徐铸成《桂林杂议》，徐铸成《报海旧闻》，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