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二南”地域考辨

《诗经》中的“二南”包括《周南》11 篇，《召南》14 篇。《周南》《召南》因其没有像《国风》中其他篇章一样被命名为“某风”，而是称为“南”，而显出其不同，其编次又居《诗经》之首，这就造成了“二南”地域的模糊性。针对“二南”的这种特殊性，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做过探讨，但至今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刘毓庆说：“从《诗经》结集的那个时代起，人们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经汉历宋，迄降于今，尽管每个时代所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文化思潮也在变化，而对于《诗经》的研究，丝毫没有减弱。在历史的峡谷中，‘《诗经》学’与其他学术的发展一样，逐时而变迁。每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皆在阐释‘经典’中获得体现。”[5]时代理念的差异，历史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研究者学养的高低有别，自然造就了“二南”研究角度的多样化，如经学的研究、文学的研究、理学的研究。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一部繁复的《诗经》学术发展史，往往肇始于对“二南”的解读与研究。

“二南”的含义及地域问题，从汉代以来，各种说法纷纭，至今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这又是研究“二南”无法绕开的问题。为方便后面的论证，我们按时代的先后将各种观点述论如下。

一 古代文献中的“二南”视阈

古代学者对“二南”的认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把“二南”作为一个地域范畴，认为“二南”与其他13 个国风一样，是13个地域的诗歌，因此，提出了“周原说”（“岐山说”）、“周召分陕说”“江汉流域说”“南国说”（“小国说”）、“洛阳说”（“洛邑说”）等。二是把“二南”作为一个音乐范畴，提出了“南风说”“南音说”（“乐器说”）、“诗体说”（“独立说”）等。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者的立场、视角所决定的，有拘泥于历史环境的，有困惑于文献资料的，有受限于时代影响的，虽然每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不够全面客观，尤其是在结合文本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为了更好地厘清在“二南”研究上的误区，我们将古代学者对“二南”的解说作一梳理。

（一）“周原说”（“岐山说”）

此说认为，周、召之地位于雍州岐山之阳，是周公旦和召公奭的采地。此说最早由郑玄提出，《诗谱·周南·召南谱》曰：

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难，自幽始迁焉，而修德建王业。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为西伯。至封，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犹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6]

郑玄认为，周、召之地是周之先祖的发祥地，至文王时为周公旦、召公奭的采地，“二南”诸诗皆采自此地。这种说法影响甚广。

关于周、岐之说，《岐山县志》曾有记载：

岐山自古公宜父去蹄梁率西水浒居于其下，即今之箭括山，俗呼为箭括岭，其山两岐因名岐山。岐山之阳有深沟，沟之南平原四周，故称周原，太王邑此因国号为周，岐周之名由此遂显……分岐周故地为周召采邑。[7]

又《扶风县志》记载：

汉之扶风为官治长安夕阳街，当今长安县地……岐山实绵亘风、岐、扶之县之北境……县西北曰怡原，古周原也……自岐山县之青化镇入县界，北尽岐山之箭括岭，南抵津水，西至岐山之麻叶沟，东抵畴沟河，方可四十五里，所谓“中水乡成周聚其地”，县东北曰周原……东即武功之西，谓西原即古周原，则此原亦周原矣。[8]

按《岐山县志》和《扶风县志》的记载，历史上确实有个周原，而且“周原”曾是周召二公的采地，即二南之地。周原所涉的扶风、美阳、岐山皆在今陕西境内。唐代的孔颖达极力推崇郑玄的说法，进一步肯定了“二南”就是采自周、召两地的诗。他在《毛诗正义》中疏《诗谱·周南·召南谱》曰：

丰在岐山东南三百馀里，文王既迁于丰，而岐邦地空，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言分采地，当是中半，不知孰为东西。或以为东谓之周，西谓之召，事无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丰之后赐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纣时事，已言周公日。《乐记》说《大武》之乐，象伐纣之事云“五成而分陕，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丰，则峡邦自为都邑，不得分以赐人，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之后。且二南，文王之诗，而分系二公，若文王不赐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诗系之？故知此时赐之采邑也。既以此诗系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也。……此独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后。于此言之者，明诗系二公之意也。[9]

孔颖达极力维护郑玄的说法，在疏解《诗谱》时举出许多旁证来维护郑氏的权威，同时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即融合了“周召二公分陕”之说。“周召二公分陕”之说并不是孔颖达的首创，而是出自《公羊传·隐公五年》。后面还将专门论述，此不赘述。

《左传·隐公六年》杜注：“周采邑，扶风雍县东北有周城。”[10]《史记·鲁世家》正义引《括地志》：“周公城在岐州岐山县北九里。”也就是说，周公封邑在今岐山北，在太王建都周邑之西。朱右曾《诗地理证》云：“周公周城在太王所居周城之西。”《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注：“召，采地，扶风雍县东南有召亭。”[11]《诗地理证》引《括地志》云：“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南十里。”召公封邑在今岐山西南。

姚际恒《诗经通论》云：“《周南》、《召南》，周家王业所本。……南者，雍岐之南，即周召地也。”[12]日本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云：“周南、召南当陕西中部地方，是与周室缘分最深之处。起初周之祖先居于北方戎狄之地，到了公刘，率部落南下而移于豳。……到公刘十世孙太王，又南下而移于岐山之南。及其孙文王，复移于丰，于是把他的儿子旦及奭分封于岐，为周公、召公。《周南》《召南》即是其地之民谣。”[13]

（二）“周召分陕说”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公羊传·隐公五年》，其文曰：

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诸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14]

汉代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曰：“陕者，盖今弘农陕县是也”，何休认为，周、召分“陕”的“陕”在河南陕县一带，而不是郑玄所说的“岐山之阳”，这样“二南”的地域由陕西南移到河南。

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直引《公羊传》其文：“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15]于是，今文派将“周召分陕”的“陕”解为陕县，把“周南”“召南”当作中原地区之说便应运而生。后来，为《史记》作索引的司马贞就曾发现了此说与原来盛行已久的“周原说”的相左之处，他把与《史记》相反的说法搬出来为它索引，可见其用意在于指陈二者的不同。他说：

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州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16]

唐代的孔颖达在注《诗谱》时征引《孔丛》“诸侯为伯，犹周、召分陕”语，[17]由此看来，孔颖达亦认可二公分陕说，支持《公羊传》一派对“陕”的理解，不过，这与其宣扬“周原说”又形成了极大的矛盾，也就是从这时起“分陕说”与“周原说”开始渐渐相融，后人既承认“周原说”又认可“周召二公分陕而治”便滥觞于此。关于“二南”的整体地域，一开始说诗者多主“岐周周原说”，正是到孔颖达才二说兼从，此后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而这恰恰就是“周原说”和“分陕说”合流的表现。

后来，清代的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对《周南》地域渊源的阐述，更使“周原说”和“分陕说”趋于融合。陈氏曰：

南，南国也，在江汉之域；周，雍州地名，在岐山之阳。谯周司马贞说，本大王所居，扶风雍东北，故周城是也。周公食采于周，故曰周公。当武王成王之世，周公在王朝为陕东之伯，率东方诸侯摄政。……文王受命以后，与己陕内所采之诗编诸乐章，属歌于大师，名之曰“周南”。

召公居王朝为西伯，自陕以西主之。周公定乐，遂以分陕所典治之国，名之曰“召南”焉。[18]

这里，“周原说”和“分陕说”已经合流为一，周召既以“周原”为采，而且又主“陕东”“陕西”，因此《诗》周南召南的地域就变做包括“岐山之阳”的“陕内”之地加“陕东”“陕西”之地。

但在宋代，“分陕说”不断遭到质疑，如王质《诗总闻》说：“分陕，世以为司马氏之创说，而不知其来已久，不问他见独以书礼推之，君奭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犹曰未明可也。”[19]王质认为，周、召是作为官职而不是地域分的。

清代以王夫之为首的一类学者继续肯定“二公分陕”说，王夫之是这样说的：

盖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北界河洛，南逾楚塞，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

陕东所统之南国为“周南”，则今南阳、襄、邓、承天、德安、光黄、汝、颍是已，陕西所统之南国为“召南”，则今汉中、商洛、兴安、夔、顺庆、保宁是已。[20]

然后，便将“二南”诸诗的地域一一定位。究其实，王夫之是在否定传统的“圣贤之化”说，因为“圣贤之化”是以周召“二公分治”为基础的，在这个问题上否定它就意味着否定毛诗传统，从而打开研究诗学的新途径。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周召分陕以今陕州之陕原为断（《括地志》：‘陕原在陕州陕县西南二十五里’），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而各系以南者，盖商世诸侯之国名。”[21]作为清代有巨大影响的学者，马瑞辰的支持亦使此说地位更加巩固，从反面反映出“周原说”的式微。

（三）“洛阳说”

《鲁诗》曰：“古之周南，即今之洛阳。”又曰：“洛阳而谓之周南者，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认为周南召南是一块确定的区域。[22]其根据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史记·集解》引张宴说：“古之周南，今之洛阳。”[23]以周南代洛阳。《韩诗》又认为，“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24]。因《韩诗》的亡佚，我们很难得到韩诗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申说，只能从其他典籍中得其大略。扬雄《方言》有“众信曰谅，周南召南之语也”“陈楚周南曰窕”之语，知其也是以周南、召南为地名的。这可能都采用了《韩诗》一派的观点，这些说法与毛诗也不相同。对“洛阳说”与“河洛说”在清代也有学者进行了分析。朱右曾在《诗地理征》中解释《汉广》诗时指出：

案：《正义》曰《书》“西伯战黎”注云：“文王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此诗言汉又言江，则作诗者应在江汉合流之处。《序》先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次言美化行乎江汉之域，则南国乃《汉广》言之。下篇《汝坟》不更言南国，可知统于此也。[25]

指出《汉广》“作诗者应在江汉合流之处”，而此处就是“河洛说”所指地域的最南端，又解释说《汝坟》道及的汝水在“豫州之南”，可见，他所认可的地域就是“河洛至江汉”一块。然而他还是倾向于用“南国”来概括这一地区。

说诗者中有相当的人认为“二南”的“南”当取义“南国”，然而“南国”在西周历史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诗谱》曰“文王命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这个“南国”因是江、汉、汝三水并举，可推知位于江汉流域以北的河洛地区，正是这样，“南国”远离西周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才有了“被文王之化”“典治南国”的史实。文王时期略处边地的“南国”，武王、成王、康王时就发生了南移，《史记》记载：牧野之战后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纵马于华山之阳……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此时周的势力范围到达伊洛一带。而到了成王，便命召公营洛邑并下令“周公为师、召公为保，伐淮夷、残奄”。《史记·周本记》正义引《括地志》曰：“古徐国，即淮夷也”，即今天的山东曲阜境内和安徽境内。[26]可见那时的“南国”移到了江淮流域。因此以“南国”释诗，还是不清楚的。

清人陈乔枞在解释《水经注》引《韩诗》所云“二南在南阳、南郡之间”利用“二南”诗篇作为内证时对这个地方也作了“精确”的定位：

楚地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胡徵士度曰：案汉南郡，今湖北荆州府，荆门州，及襄阳、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阳今河南南阳府汝州之境。周南之诗说汝者，其东北境至汝也。曰汉广江永者，其西至汉，南至江也。召南之诗曰江沱者，其西北至蜀，东南至南郡也。大约周南有南郡之东，而东至南阳。召南有南郡之西，而西至巴蜀也。[27]

陈氏之言已经是纯粹的“河洛至江汉”地了，“河洛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而影响渐大的。在地位上，随着《毛诗》《郑笺》权威形象的动摇，原来的“周原说”式微，人们对《毛诗》以周礼解经行径的不满影响了对“周原说”合理的笃信，于是“河洛江汉说”填补了这个空缺，成为阐释“二南”地域问题的重要一说。

（四）“南国说”

郦道元《水经注》卷34云：“《周书》曰：南，国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势敌，竞进争权，君弗能制，南氏用分为二南国也。”[28]郦道元引《周书》说，不见于经传，故后人多不从，如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式三《儆居经说》、陈立《句溪杂著》等都曾批驳该说之谬。南氏之国大约指斟灌、斟寻等国，立国在上古之世，到商周之际，其国是否存在未可知。所以很难说其与“二南”诗有关联。与此说相关联的还有“南国兼南化说”，此说主要是汉末郑玄提出的。郑玄是研习三家诗说的，后来改从《毛诗》，并为《毛诗》作笺，觉毛意未当者，则以三家说补苴之。其在《诗谱》中曰：“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但随后又曰：“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一方面承认“二南”为地名，另一方面又同意《毛序》的“南化”说，这显然是在调停今古文两家之说而折其中。但这一观点随着三家诗的消亡与《毛诗传笺》的传播，影响很大。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即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为郑氏开脱说：“既分二公以优劣为次，先圣后贤，故先周后召也。不直称周召而连言南者，欲见行化之地。”[29]这里主张“南”是“行化之地”；在《关雎序》“正义”中又说《周南》《召南》“不直为周召而连言南，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于南方故也”[30]。“南”究竟是“向南行化”还是“行化之地”呢？孔颖达为此也陷入了两难之地。

清代学者多持此说，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

周、召二公分陕，盖分理古二南国之地，故周、召各系以南。窃疑《乐记》：“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文正相连。所谓南国当即二南之国，谓疆理南国，使二公分治之，其属周公者为周南，属召公者为召南，故下即继以左周右召。周、召皆为采邑，不得名为《国风》，故编《诗》必系以南国之旧名也。[31]

顾炎武《日知录》：“二南之诗，不尽得于境内，兼得之于南国。周召之名不足以尽之，故言南，南指其地。”[32]

（五）“江汉流域说”

“江汉流域说”不知产生何时，由何人提出，但此说后起，与“楚风说”并行，是被人主张“南”为“楚风”的直接原因。这一说大概在宋代已具雏形。南宋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周南》曰：

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33]

朱熹把“南”解释为“南方诸侯之国”，在江沱汝汉之间。朱熹虽仍旧秉承二南为文王之化的说教，但是在二南地域问题上摆脱了前人诸说，提出著名的“南国说”。之后明代周洪谟《辨疑录》进一步阐明了江沱汝汉的具体位置：“臣尝过岐周而并涉江、沱、汝、汉之水。自岐周而望江、沱、汝、汉，则见其西南极雍、梁之境，东南至荆、豫之境，信乎其化之所被者广矣。”[34]说明他已经怀疑“二南”是江汉流域诗了，时“江、沱”南极梁、荆等，梁、荆在三代之时当指江汉流域，《孔疏》曾曰：“江汉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书》注云：‘南兼梁、荆’。”

汉水源出陕西省西南部宁强县嶓冢山，东流到勉县东和褒河汇合后称汉江，东南流经陕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在武汉和长江交汇。所谓“江汉流域”指今长江、汉水一带，即古荆楚、雍、梁南部地区。

力主“南”为“楚风”的一些学者自然在“二南”起源地上趋向于认可“江汉流域说”，如魏源等。魏源《诗古微》云：

鲁韩诗以《芣苢》为宋人女蔡人妻作，文王即位，诹于蔡原，蔡宋皆东南之国，是豫徐二州之风，在陕以东，其采入《周南》宜矣。又以《行露》为申人女许稼于丰而作，申在南阳宛县，而丰既文王伐崇作丰之地，则豫、雍二州之风，在陕以西，其采入《召南》宜也。又以《汝坟》为周南大夫妻作，盖《汝坟》在颍，此陕以东诗，其入《周南》宜矣。《尔雅》决复入为池，小洲曰渚，又曰江为沱，《禹贡》岷山道江东别为沱，《地理志》谓在蜀郡郫县，此梁州之风，其采入《召南》宜也。汉广与江永并言，明在江汉合流之处，则采于荆。要之，六州之风略具。[35]

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

窃谓“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大略所采诗皆周南诗多，故命之曰《周南》。何以知其然耶？周之西为犬戎，北为幽，东则列国，惟南最广，而及乎江汉之间。其地又多文明象，且亲被文王风化，故其为诗也，融浑含蓄，多中正和平之音，不独与他国异，即古幽朴茂淳质之风，亦不能与之并赓而迭和。又况幽与各国，各成风气，各存音节，尤不可以相混。此周以南之诗独为正风也。[36]

（六）“南音说”（“乐器说”）

张西堂在《诗经六论》中将涉及南音的古代资料作了罗列，此征引如下：

《诗·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毛传》：“南夷之乐曰南。”

又，《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南冠而执者谁也？’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与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又，《左传·襄公十八年》：“师旷曰：‘不害，吾骤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有舞象箫南籥者。”杜注：“南，籥文王之乐。”

又，《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巡省南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又，《礼记·文王世子》：“胥鼓南。”郑注：“南，南夷之乐也。”

又，《礼记·乐记》：“昔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又，《白虎通·音乐篇》：“南夷之乐曰南。”

又，《韩诗》薛君《章句》：“南夷之乐曰南。”

又，王质《诗总闻》：“南，乐歌名也。见《诗》‘以雅以南’。见《礼》‘胥鼓南’。郑氏以为‘西南夷之乐’，又以为‘南夷之乐’。见《春秋传》‘舞象箾、南籥’，杜氏以为‘文王之乐’，其说不伦。大要乐歌名也。”[37]

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过去多以为南是乐调之名，或以为是南音南风，而这些关于“南为南音南乐”的记载，在宋代质疑“汉学”风气之下，成为宋代学者解释“二南”之“南”名义的重要依据。

王质在《诗总闻》中说：“南，乐歌名也。见《诗》‘以雅以南’。见《礼》‘胥鼓南’。郑氏以为‘西南夷之乐’，又以为‘南夷之乐’。见《春秋传》‘舞象箾、南籥’，杜氏以为‘文王之乐’，其说不伦。大要乐歌名也。”此说一出，影响很大，响应者甚多。

程大昌在《考古编·诗论一》中指出：“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他又在《诗论二》中说：“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38]

沈括《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周南》、《召南》，乐名也。‘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关雎》、《鹊巢》，二《南》之诗，而已有乐有舞焉。学者之事，其始也学《周南》《召南》，未至于《大夏》《大武》。所谓‘为《周南》、《召南》’者，不独诵其诗而已。”[39]

黄震《黄氏日抄》曰“二南”：“《南》、《雅》，乐名。先王之乐，以中声为节。温和而明达，故名《南》。《诗》云：‘以雅以南’。”[40]

郑樵《六经奥论·二南辨》曰：“周世未有乐名，南者，维《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陆希声、刘炫释《鼓钟》亦知“雅南”之南为《二南》，微出己意曰：“南如《周南》之南”。），以籥不僭’。《左氏》载季札观乐，见舞‘《象箾》、《南籥》’者（杜预释《左氏》亦知《南籥》为文王之乐，不敢正指为‘南、箾’者），详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当时，见古乐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郑注谓：‘南夷之乐’，岂有教世子而用夷之乐？），则‘南’之为乐古矣！”[41]

关于“二南”之“南”是否为南音南乐，仅从以上诸家的依据而言，似乎还不足以成为定论。唐孔颖达疏《左传》中“象箾、南籥”时，就“南”这一概念是以“未闻”释之的。可见，唐代对“象箾、南籥”之“南”的概念已不是很清晰了，而到了宋代却又重新提出见解，应是受当时“疑经”风气的影响而任意发挥的。同样在宋代，像欧阳修这样的大家，虽开宋“疑经”之先风，但在解释《诗》“以雅以南”之“南”时却是非常慎重的。他在《诗本义》中论《鼓钟》诗曰：“其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辞甚美，又疑非刺也。毛谓‘南’为‘南夷之乐’者，非也。昔季札听鲁乐，见舞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盖以为文王之乐也。诗人以文王之诗为《周南》、《召南》，然则此所谓‘以雅以南’者，不知‘南’为何乐也。皆当阙其所未详。”[42]欧阳修之所以如此慎重，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无法证实，因而他以“不知‘南’为何乐”说之。

当然，说到南音南乐，有必要对与之相联系的“乐器说”加以分析。姚莹《识小录》卷2 曰：“向见一说，谓雅、南皆乐器名，并考其形制。说经人好立新说如此。”[43]可见，此说究竟出自何人似无从考察，但很有创见。张西堂在《诗经六论》中直接说道：“本来《小雅·鼓钟》篇的‘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和《礼记·文王世子》的‘胥鼓南’很明显的指乐器而言。但是年久失传，后人不知真义，只能说为南方之乐。”[44]而“南”究竟是不是一种乐器，应从“南”的文字本身考察。

（七）“诗体说”（“独立说”）

“诗体说”是对“南音乐说”的进一步引申。《诗经》按音乐分为“风”“雅”“颂”三类，自汉至唐无异说，到了宋代，在宋人对“汉学”质疑风气的影响下，疑端渐起，新说风行。以苏辙、王质、程大昌为代表的宋代学者，把《周南》《召南》的“南”解释为“乐歌名”，进而主张“南”为《诗》之一体，与“风”“雅”“颂”并列。此说一经提出，赞同者甚多，尤其清代和近现代的一些学者颇为赞同，都把“南”看作独立的体裁，以为可与风、雅、颂并列。

苏辙在《诗集传》中解释《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二句，以二《雅》释“雅”，以二《南》释“南”，使“雅”“南”并立，大有主张南诗独立成为一体的倾向。其影响所及，则是使南宋初的两位学者王质和程大昌正式提出“南”为《诗》之一体。[45]

王质《诗总闻》云：“南，乐歌名也。……《礼》：‘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南，即《诗》之‘南’也，风，即《诗》之‘风’也。”[46]在宋代，王质是弃《序》言《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摒弃《小序》的“二南”诗说，肯定“南”是乐歌之名，在取证的基础上导出“南，即《诗》之‘南’”的结论。

程大昌则直接将“南”“雅”“颂”相提并论，把“南”诗看作《诗》之一体，并进而提出“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之诗即《十三国风》为“徒诗”说。其《考古编·诗论一》曰：“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他又在《诗论二》中说道：“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也。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 》，诸如此类，未有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者，详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箫》，《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为乐古矣。”[47]

清代顾炎武又提出了“四诗说”：“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48]顾氏之说实际上就是对宋人“二南独立论”的进一步确认，文献依据是“以雅以南”，是在同意“南”是“乐调”基础上的发挥，但没有明确说明南是诗体。崔述则在《读风偶识》中明确提出：

且南者乃诗之一体，《序》以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汉皆在岐周之东，当云自西而东，岂得云自北而南乎？盖其体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东周，其诗而雅也则列之于雅，风也则列之于风，南也则列之于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诸侯分也。[49]

崔氏之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认定“南”与南方有关，是在南方兴起的一种诗体；第二，认为南诗并不一定产生在南方，是北方人效法南方诗体而为之的；第三，诗不是以天子、诸侯划分的，而是以地域划分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受《吕氏春秋》影响而产生的。因为《吕览》即有“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之语，所谓“取风”即有取其乐调而为新辞之意在内，这与“北人效之”乃属同一含义。其后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读法》中，就“南为诗体”之说又进一步作了说明：《诗·鼓钟》“以雅以南”，雅既为诗之一体，则“南”必为诗体。刘宝楠《愈愚录》卷2《周南召南》曰：“南者，诗体之名，犹言《风》、《雅》、《颂》也。”[50]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诗体说”的立论前提是南为“南音南乐说”，但论据显然不足。因此，质疑与反对者也不少，如清代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反驳苏辙道：“宋苏姓氏复自立说，谓‘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谬尤甚。《大雅》、《小雅》，诗之六义之一也，非乐名也，则风、雅、颂皆得奏之，不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犹十五国风之国也，目其地而言也。当时所采诗，或得于南国，周召不足以尽之，故不言国而言南耳。尚不得与雅并列于六义，况乐名乎？”[51]另魏源在《诗古微》中也说：“《周礼》太师教国子以六诗，有风、雅、颂而无南。《左传》‘《风》有《采蘩》、《采》’，其诗实在《召南》，则‘二南’同为《国风》，明矣。”[52]此外，胡承珙、方玉润等也有同样的观点。总之，由于南为“诗体说”是对南为“南音南乐说”的引申，既然《周南》《召南》之“南”不指南音或南乐，那么南为“诗体说”也就不能成立。

以上重点梳理了古代学者在文献中对“二南”的认识，许多名家精论未得述及，分类倘或不甚严密，只是一个线索而已。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列的各种说法之间不是彼此分割、决然对立的关系，既有矛盾分歧，也有内在联系。比如“申、邓、蔡、隋、庸”等小诸侯国皆在南方江汉流域，以后被楚吞并，即《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汉姬小国，楚实尽之。”但主张“南方说”的并不一定同意“小国说”，因此区分为二说，对几种说法的辩证关系朱东润先生有一段精妙的论述：“斯则《周南》之地当在汉水、汝水以及岷江上游，去河水不远……《召南》之地当在终南之南，与岷江上游之附近，此则周、召二地之大略也。周公之地曰周，召公之地曰召，以其皆在京周之南，故周则曰周南，召则曰召南。二地有诗，又因地而名之，周南之诗即曰《周南》，《召南》之诗则曰《召南》。二地有乐，亦因其地而名之。《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所谓南者，二南之乐，非《郑笺》所指南夷之乐也。……《二南》本为地名，《二南》之乐则又以地名而名之也。”[53]

这种观点源于宋人王质与程大昌，今人周满江、刘继尧等亦仿效之，其根据大概是《诗经》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之故。

除此几种比较典型的观点以外，还有南化说、楚风说等，对于这些传统说法，我们认为不能完全舍弃，也不能盲从。传统观念中有陈腐迂曲之说，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批判地分析，通过研究、考证，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

现当代学者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新兴的学科和研究法不断出现，《诗经》研究开始出现了全新的气象，新观念、新方法、新材料、新视角，决定了学术上推陈出新的必然。一方面更加主观地追求见解独立新异，另一方面更加客观地接受出土材料的证实，文字训话、历史考据、考古学、民俗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手段的综合使用，使“二南”研究出现了突破性进展。此时有相当多的学者在旧说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发挥，如章太炎先生说：“《礼乐志》曰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地声。明‘二南’为荆、楚风乐，周、秦、汉相传，皆知其本。”[54]这实际上还是肯定南为南方之乐的。刘师培也说，“二南”之诗，风格“感物兴怀，引辞表旨，譬物连类……与二雅迥殊”，是南方地区所特有的风尚情俗，也是屈宋作品的起源。[55]刘节一方面认为“南”为乐器言之成理，另一方面怀疑南国是“南”的产地。[56]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二南》中说：“周召二地不指陕西而指江汉流域”。[57]此皆遵旧说而发挥者。在现当代的研究者之中，有两个新的说法值得加以介绍：一是金景芳先生提出的“职位说”（南“任”说）。金氏认为“南”同“任”，“周南之国”“召南之国”犹言“周公所任之国”“召公所任之国”，南在这里是动词，不是方位词。《周语》言：“郑伯，南也。”根据这个“南”字的含义，可以正确地了解“二南”的“南”，南在这里是卿士的另一种称谓。《三国志·陈思王植传》：“三监之辅，臣自当之；二南之辅，求不必远。”“南”“监”并列，作为王朝一种最尊崇的职位，实符古义。[58]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另一是李文初提出的“舞蹈说”。《小雅·鼓钟》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郑玄笺：“雅，万舞也。万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进退之旅也。”云《孔疏》“以上下类之，则知南亦舞也”。李氏据此认为“南”是舞蹈，而且进一步指出：“‘乐’的概念可以包含音乐、诗、舞蹈三者的结合。”[59]这种观点包含对“二南”音乐说的进一步发展，但立论及论证都不够充分，也没有在学界获得赞同。总之，试图采用新视角解释“二南”的“职位说”和“舞蹈说”，也没有引发进一步的探讨，但却能将人们的视线带到民俗、文化的广阔天地里，而探讨此问题的意义也就得到了升华。对于现当代学者的这些观点，我们将在第二章“二南”研究史中作进一步探讨。

二 “二南”的地域所指

综观历代关于“二南”的讨论，一方面，无论是从地域的角度还是从音乐的角度，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从《诗经》的编排体例与“二南”诗的内容来看，“二南”还是更多地带有地域性的特点，因此，从地域的角度理解“二南”，可能更符合诗歌的实际情况。而且，从今天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来看，也是认为“二南”具有地域的特点，具体在江汉流域。周满江说：“周南》、《召南》：这是两个地域的名称……其地主要在江汉流域。”[60]张良皋认为，《诗经》十五风的编次是按照作品产生源流的先后顺序和流传路线而确定的，他在《巴史别观》中说：“十五国风首为《周南》，次为《召南》，地名出于周初制定‘分陕而治’的政局。周公治陕西，召公治陕东。周南地区在汉中盆地西部，召南在汉中盆地东部和南阳盆地。‘二南’地区是周的基本地盘，泛称‘南国’。”[61]对此，潘世东在《汉水文化论纲》中进一步阐发了张良皋的观点，并补充了相关的证据材料。[62]夏传才在《诗经研究史概要》“关于《诗经》研究的基本问题”中说：“对于二南的解释，旧说虽然分歧，当代却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正确论证。五四以后至当代的学术界，在清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周南、召南原是地域名称，由古南国而得名，周南在今陕县以南汝、汉、长江一带，湖北、河南之间，召南在周南之西，包括陕西南部和湖北一部分。”[63]刘昌安在《“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中认为，“二南”诗大部分是描写汉水流域的。周秋良在《〈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域性特征》一文中认为，在“二南”中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是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但江汉流域未免有些过于宽泛，如果缩小其地域，我们认为“二南”诗与汉水中上游地域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史籍的记载和考古资料的发现，“二南”与汉水流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二南”的内容和性质上看，把《周南》《召南》解释为汉水流域产生的诗歌似乎更为合理，理由如下：

第一，从十五国风的编排和命名来看，除了《周南》和《召南》外，其他十三国风的命名都与具体的地名相关，“二南”既然属于《国风》，那么为了保持体例上的一致，“二南”的命名也应该与地名有关。

第二，从地域性特征来看，假设《周南》和《召南》不与地域相关，“南”不指长江与汉水流域，而指一种“南乐”或“诗体”，那么“二南”完全应从国风中分离出来，与“风”“雅”“颂”并列。但考其史籍，没有资料显示“二南”是独立的，反而有资料显示，“二南”属于《国风》。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分明把《周南》《召南》与其他诸国风诗并列。郑玄《诗谱序》也直接说道：“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64]显然未把“二南”划为《国风》之外。《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谓“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65]是着眼于产生过程，指明“二南”实即周、召两公所采之“风诗”，此与《左传》、郑玄所论相一致。

第三，从“二南”产生背景看，“二南”属于江汉流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周南·汉广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66]明代周洪谟以其亲身经历在《疑辨录》中说道：“臣尝过岐周而并涉江、沱、汝、汉之水。自岐周而望江、沱、汝、汉，则见其西南极雍、梁之境，东南至荆、豫之境，信乎其化之所被者广矣。”[67]可见，他认为“二南”产生于南国一带是有可能的。根据史籍的记载及考古的发现，周朝的势力和影响在西周时已经到达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那么“二南”产生于江汉流域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只有周朝的统治势力到达南方，那里产生的诗歌才有可能流传到中原，只有广泛流传才有可能被收录到《诗经》中去。

第四，从周文化的发展影响来看，《周南》和《召南》的命名与南方的长江汉水流域相连，还体现了周代崇尚南向发展的文化意识。从西周的历史看，在周初武王成王时，周人经营的方向是东方及北方，而在中期，西周经营的方向是南方。因而说周民族的发展路径是对北方采取守势，《小雅》的《采薇》《出车》和《六月》，都是西周以攻为守而征伐北方猃狁的诗；对南方则采取攻势，积极开拓经营，不遗余力。从史籍记载看，从成康南征到昭王南征，周朝的势力已达到汉淮之间的地区，再到宣王中兴时，周室对南方的开拓已是“式辟四方”“至于南海”。周王朝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发展路径，是由它的经济发展决定的。从最初的周部族（神农后稷）开始，周代就是以发展农业而不断壮大的民族。当中原的农业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又加以人口不断繁殖，周室不得不向外发展以扩展周朝的势力。从地理上看，周室以北的北方苦寒，不适于农业的发展，而南方则南土膏沃，特别便于农业的发展，因此，周王朝会对山清水秀的南国一带充满向往，从而形成一种南向发展的文化意识。周朝的这种南向发展的文化意识，使“二南”的命名与江汉流域一带相连，也成为一种可能。

第五，从“二南”作品的文本来看，“二南”诗歌所记载的地域、动植物、民风民俗和经济形态，都带有明显的南方文化色彩，当是产生于南方汉水流域的诗歌。关于此，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有深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