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內因之二：孔子教育之開放性、包容性與非限定性

陶潛（約365—427，字淵明）《聖賢群輔錄》有一段資料，對韓非所説的“儒分爲八，墨離爲三”進行了進一步的述説，其中論“八儒”曰：

二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

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並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顔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絜靜精微之儒。

這是對韓非“八儒”進行的第一次也是“近世以前”“唯一的系統”論述。他的看法得到了不少經學史家的重視，如皮鹿門（1850—1908，名錫瑞，字鹿門）、錢賓四、馬宗霍（1897—1976）等先生都對此有所分析和論述，不管贊同也好、非議也罷，它作爲對“八儒”分化進行分析的一種古説，卻值得認真對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聖賢群輔錄》作了“僞書”的定性。在“子部類書類存目”中有云：“《聖賢群輔錄》二卷，一名《四八目》，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相沿引用，承訛踵謬，莫悟其非。邇以編錄遺書，始蒙睿鑒高深，斷爲僞托”，看來這僞書的定性乃是乾隆的“聖裁”了。根據《提要》，北宋宋庠（996—1066，字公序）曾經校定“八儒、三墨”爲後人所竄入，至此將全書定爲僞書。周予同（1898—1981）先生便根據這一定性，認爲該書“系晚出僞書，不足憑信”“實無史料的價值”。不過，近來李學勤先生專門對此問題進行了考辨，認爲四庫館臣的説法不足爲據，該書雖未必真的出自陶淵明，但卻不會遲於北齊的陽休之。李先生還分析説，該書“八儒”條是有一定道理的。[23]我們可以看到，它將“八儒”與孔子的“六經之教”結合起來，顯示出孔子六經之教對儒學分化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我們可以不同意這一説法的過分拘泥坐實之處，但它卻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探求孔門後學分化的方向，那就是孔子“六經之教”的異同。因孔子有六經之教，而孔子弟子又“各得聖人之一體”，分別走向了各自的道路，這便是孔子後學分化的最爲重要的原因所在。自孔子開始，儒家便以“教化”爲職志與旨趣，形成源遠流長的教化傳統。據《説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所謂教化，即教而化之，可對應英文中的Enlightenment一詞。孔子之教（Confucian Enlightenment），正是希冀以“春風化雨”的方式使人爲“成人”，這是一種“精神的造就與陶冶”，是一種人格的“型塑”，即思想脫離蒙昧與偏曲，心靈得以安頓，生命呈現意義，政治運行有序，社會達致和諧，這便是孔子“人文化成”之王道政治理想。這正與西哲伽達默爾關於教化的理解有異曲同工之妙：人是以教化的方式存在的。在教化中不斷脫離動物性而向著普遍的人性提升。[24]孔子“述而不作”，以承繼和發揚先王之道爲理想，刪定六經，並以之爲載體，闡發詮釋出儒家的教化深義，形成六經（或稱六藝）之教。“經典的傳習，所重在教養教化”[25]“儒家經典就是儒家企慕聖境的心靈記錄”[26]。杜維明先生認爲，六經中，《詩經》代表人是感情的動物，《書經》代表人是政治的動物，《禮記》代表人是社會的動物，《春秋》代表人是歷史的動物，《易經》代表人是有終極關懷的動物。六經各具特色，分別涉及情感、禮法、形上等多個層面。[27]因此具體到六經的教化，功用又各有不同。關於孔子六經之教的記載，詳見《禮記·經解》和《孔子家語·問玉》[28]。

《禮記·經解》載孔子曰：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此是見諸記載的孔子“六經之教”的唯一系統論述。宋代卫湜（約12世紀末—13世紀前葉，字正叔）《禮記集説》引山陰陸氏曰：“《周官》曰教國子以六徳：知、仁、聖、義、中、和，蓋兼之矣。疏通知遠，知也。温柔敦厚，仁也。絜靜精微，聖也。屬辭比事，義也。恭儉莊敬，中也。廣博易良，和也。”用六個字將孔子“六經之教”的精義表而出之。孔子不僅對“六經之教”的意義有所概括，對所潛存的過失危害也同時予以揭示。他説：“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對此，李景林先生指出：“儒學六藝，……其趣歸，則要在於其德性教養和敦民化俗之功。”[29]這是十分正確的看法。《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太史公此處所謂“六藝”實際上即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那麽，爲何此處又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而不及春秋與易呢？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先生的一段話可爲釋疑：“以設教言，謂之六藝。自其書言之，謂之六經。詩、書、禮、樂者，大學設教之舊科。”[30]詩、書、禮、樂屬於傳統科目，亦爲普通科目，而於此之外，又兼通易與春秋者，只七十餘人。這可以佐證《易》《春秋》乃孔子晚年所贊所作的説法，另外又説明《易》與《春秋》，乃言“性與天道”之書，非一般的及門弟子所得聞，乃“孔門精義”所在。詩、書、禮、樂屬於傳統科目，沒有問題。《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可見，詩、書、禮、樂，在孔子之前當已是較爲通行的教學內容了。清儒孫希旦（1736—1784，字紹周）曰：“蓋四術盡人皆教，而《易》則義理精微，非天資之高者不足以語此；《春秋》藏於史官，非世胄之貴或亦莫得而盡見也。”[31]而據《國語·楚語上》“申叔時論傅太子之道”章云：“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誌；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會合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誌，使知廢興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其中未提及“書”，但其中有訓典、故志等，可能與“書”相近，或即屬於《書》類文獻。其中還提到了“春秋”，顯然並非《魯春秋》和孔子所修的《春秋經》，而是統稱爲“春秋”的史書。孔子教育學生，便以詩、書、禮、樂爲主。《孔子家語·弟子行》記載：“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説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可見，呂誠之先生所言不虛。既然如此，孔子之詩、書、禮、樂之教，便起到了更爲顯著和長遠的影響。而《春秋》與《易》乃孔子晚年施教之重心，且僅對一些出色弟子和特別具有該領域天分者予以傳授。因此，孔門之易教與春秋教，遠不如詩書禮樂之教那樣廣爲人知。由於六經各具特色，孔子又秉持“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因材施教”之原則，故必然導致孔門弟子之間對夫子學説理解之歧義。馬遷所謂孔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正是孔子“有教無類”的最好證明。孔子的這一思想，無疑是對古代貴族教育的突破，體現了孔子的教育平等的偉大理念，[32]也顯示出孔子思想的開放與包容特徵。在這眾多的弟子之中，有來自不同地域，不同地位和身份，不同稟賦和氣質的學生。對於孔門弟子的籍貫，李啟謙和李零等先生都做過統計。據李零先生的統計，在可考知的孔子弟子中，來自魯國的44人（其中4人或爲蔡、陳、宋、晉人），齊國的7人（其中3人或爲衛人或魯人），宋國1人，衛國5人，陳國2人（其中1人或爲魯人），楚國2人（其中1人或爲衛人），吳國1人，秦國2人，晉國2人（其中1人或爲魯人），國別不明者13人。對於孔門弟子的地位和出身，李零先生也做了統計，其中貴族出身者有司馬耕1人，若加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則爲3人，有賈人如子貢，有富裕家庭者如公西赤，其他多爲貧民子弟或刑殘之人。[33]錢賓四先生也指出：“孔子弟子，多起微賤。顔子居陋巷，死有棺無槨。曾子耘瓜，其母親織。閔子騫著蘆衣，爲父推車。仲弓父賤人。子貢貨殖。子路食藜藿，負米，冠雄雞，佩豭豚。有子爲卒。原思居窮閻，敝衣冠。樊遲請學稼圃。公冶長在縲紲。子張魯之鄙家。雖不盡信，要之可見。其以貴族來學者，魯惟南宮敬叔，宋惟司馬牛，他無聞焉。”[34]基於這種出身等的差異，孔門弟子之氣質稟賦、性格脾氣又有所不同。《論語》載有幾處評論。如：“閔子侍側，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師也過，商也不及”，“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先進》），“堂堂乎張也”（《子張》），等等。《孔子家語·六本》記：

子夏問於孔子曰：“顔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某。”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某。”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繼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者也。”

這段對話可以反映孔子弟子的不同性格特徵及其優長與不足之處。這些具有如此差異的學生，同聚孔門，無怪乎時人感慨：“夫子之門，何其雜也？”（《荀子·法行》）這些學生年齡也差別很大。他們年齡雖都比孔子小，但其中最大者只少於孔子四五歲，最小者要少於孔子五十多歲，其求學必然處於孔子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因之至少可以分爲早、晚二期，甚至更多，如此勢必造成弟子後學對孔子思想接受和理解的多元。如果從解釋學和接受學的角度來審視這一現象，也會進一步加深我們的理解。根據西方解釋學的基本共識，資訊的傳遞與接收，受制於接受者本人的“前結構”或者“成見”以及“情境”。任何接受者都不是一張白紙，而這種“成見”各不相同，“情境”也存在極大的差異，這就決定了其對資訊的接受必然與傳遞者產生距離。如果説，文本的接受與解釋，存在著這種情形的話，那麽孔子與弟子之間，通過“對話”的形式，進行思想的傳遞和接受，自然更容易因“情境”的差異而發生變異。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和“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孔子的這一教學理念和方法，我們可以稱之爲“非限定性”特徵。在與不同弟子的接觸中，孔子認識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孔子的系統的教育思想由此得以形成。打開《論語》和《孔子家語》，我們會發現太多這樣的例證。同樣是問“仁”“孝”“政”，不同弟子得到的答案是不同的。如弟子問仁：顔淵問仁，孔子説：“克己復禮爲仁。”樊遲問仁，孔子説：“愛人。”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再如弟子問孝：孟懿子問孝，孔子答曰：“無違。”並對樊遲解釋説：“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孔子所答，都是針對不同弟子的不同情形而予以解答。很顯然，在孔子那裏，仁不管如何重要，是否思想的核心，都是無法用“概念”“定義”來理解的。這在西方哲人如黑格爾看來，便顯得過於低級了，根本談不上哲學。以至現代那些習慣於用定義、概念來分析哲學的學者，對此大爲困惑，甚至覺得孔子沒有統一的、系統的、明晰的、限定性的概念表述，無疑是一種缺陷和不足。今天看來，孔子的這一“非西方”“非限定性”的教學方式和思想闡釋，自然有其深義，別具一番意義，是不容貶低和否定的。不過，我們還是得承認，孔子的這一表達方式或教學方式，往往會給學生帶來極大的困惑，也使後來的註疏家們大傷腦筋。我們在《論語》中已經看到這一教學方式帶來的“不利”後果。《子張》載有這樣一段故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所謂“異乎吾所聞”，正是孔子“因材施教”的結果。而另一則故事，則表明孔子弟子確實對其“道”有著不同的理解，其中除了弟子各自的氣質稟賦之外，恐怕也源於孔子的教學方式。《子張》又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可見，由於孔子施教因材，而弟子因自身氣質與理解便自然存在差異，有時這種差異甚至相當之大。在《禮記·檀弓上》中，我們也看到孔子弟子對禮的不同理解，也源於“所聞不同”，其中最爲顯著的一則：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35]，又申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這則資料，充分反映出因弟子各有所聞而產生的不同理解。這正是孔子“因材施教”所產生的“負面”效果。孔子因材施教，使弟子弟子“各得聖人之一體”，他們在弘揚師説方面各有側重。《論語·先進》有“四科弟子”之論：“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然我們不認爲這是孔子之語，但這四科之列，卻清楚地反映了孔子弟子各有所長、各有所成的情況，而現代學者對於孔門弟子進行的不同劃分，皆是孔門弟子分化的反映。孔門弟子的不同爲學和思想傾向，也勢必影響到後來的儒學發展。如果將孔子思想看作大樹的主幹，則七十子便是不同的分支，而七十子後學便是各分支上的更多的枝椏，越往上分叉越多；如果將孔子思想比作儒學的源頭，則七十子便是不同的支流，七十子後學乃是支流之支流，以此類推，以至後世。不過，從七十子那裏便有了主流與支流的不同，這也影響到後世儒學的發展。因此，我們看到，盡管孔子思想包涵著向不同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但有些方向的發展是不久便中斷了的，而有些則成爲儒學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