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源远流长。一般认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狭义说来，宗教（基督教）对文学的影响滥觞于中世纪。柏拉图的名言“若神不在，一切皆无”[1]正适用于说明宗教在中世纪的霸主地位，乃凌驾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的神学信仰。因此，文学与哲学一样沦为宗教的婢女，导致文学与宗教的“混生”状态。尽管文艺复兴以人性中心论颠覆了神学中心论，此后的文学创作走向世俗化的道路，但无论在形式与风格还是主题与思想方面，均无法摆脱宗教无孔不入的深刻影响。至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即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薄伽丘也不得不承认“不仅诗是神学，而且神学也就是诗”。[2]若“从历史与心理的广泛层面来看，宗教神话是文学之母”,[3]因为作为实践的艺术，“它发源于上帝的胸怀”。[4]是故，与宗教绝缘的文学创作就难免有思想浅陋的尴尬。不言而喻，缺乏宗教意识的文学批评自然也难中肯綮，无法捕捉到文学的灵魂。非洲黑人被贩卖到“新大陆”之后的血泪史注定了基督教对其特殊的救赎意义。美国黑人将非洲传统宗教元素融入白人基督教思想，使黑人基督教日渐凸显解放神学特征，或隐或显地成为黑人文学创作中的高度自觉。而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传奇宗教心路历程和厚重的《圣经》学养成就了其宗教思想的“另类”性及其典型的文学宗教性。若“将鲍德温与宗教分割开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更有甚者，撇开作品对宗教的关注和其中的宗教主题，鲍德温文学也就无从谈起”。[5]

鲍德温在浓厚的黑人宗教氛围中长大，继父是性情暴虐乖张的社区牧师，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钦定版《圣经》乃其接受教育、认识世界的最好去处。继父向他灌输的主要是《圣经·旧约》中“罪”与“罚”的思想，旧约圣经因而就成为鲍德温童年记忆的典型符号。鲍德温14岁皈依基督教，做了三年童子布道者，后因教会腐败，毅然退教还俗。但这并非意味着他跟基督教恩断义绝，彻底划清界限。毕竟，宗教的影响非但没有烟消云散，反倒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源泉和自觉，宗教元素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充分体现了其艺术追求与宗教意识的血亲关系。换言之，圣经思想和宗教体验成就了鲍德温的文学梦想，乃构建其文艺大厦的基石，成为贯穿始终的灵魂。在鲍德温看来，剔除作品的宗教因子，无异于以火焚之。[6]其作品的宗教性首先表现为散文的圣经品格。基督教《圣经》与鲍德温相伴一生，乃其当之无愧的“挚友”。鲍德温对圣经或直接引用，或借题发挥、或传承发扬、或揶揄讽刺，抑或若即若离，无不向读者透露出宗教意识在这位曾经的福音布道者内心刻下的深深烙印，变幻莫测地左右着其艺术表现。三年的布道生涯成就了鲍德温字字珠玑、振聋发聩的散文风格。虽然当时恨之入骨，不能释怀，但日后于文学创作上对圣经驾轻就熟的洒脱自如，不能不说得益于当年那段颇为痛苦纠结的宗教经历。与其说在继父的威逼熏染下，鲍德温得以饱受圣经浸润，毋宁说，宗教意识成为其文艺创作的自觉，理所当然归功于继父绝对家长式的宗教专横。相较于其小说与戏剧，鲍德温的散文成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土生子札记》（1955）、《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1961）、《下一次将是烈火》（1963）和《街上无名》（1972）为代表的散文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鲍德温在美国文坛的地位，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其中，《下一次将是烈火》和《街上无名》的宗教表征最为突出。前者标题源于一首美国黑人灵歌（spiritual）的歌词，涉及的圣经典故乃上帝与挪亚在大洪水之后所立之约，是对末日审判的影射。鲍德温以此为题，奠定了整个文集的基调，郑重地警告白人种族主义者切勿一意孤行、执迷不悟，收到片言折之的奇效。后者的题名则直接取自旧约圣经，“他的记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7]而副标题再现了基督教的“施洗”仪式。主、副标题互为因果，喻之以理，是对美国种族形势以及种族策略的深度考量。其余两部的宗教表征虽不显山露水，但依然丰厚，尤其论及种族和宗教的篇章，堪为谠言嘉论。

比之于散文，浸透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宗教色彩则更能淋漓尽致地表达鲍德温的宗教情怀。在众多的作品中，小说《向苍天呼吁》（1953）和戏剧《阿门角》（1968）属于纯粹的宗教题材，从各级标题、相关意象到具体内容都与圣经表里相依、同音共律，乃鲍德温自身基督教经历的艺术化再现。前者的标题是一首圣诞灵歌，上帝派天使加百利宣告耶稣降生，免除世人的罪。与之相对应，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约翰在14岁生日那天皈依基督教的心路历程。第一部分的标题“第七日”（The Seventh Day），暗示约翰灵魂得救，实现圆满，显然滥觞于《创世记》和《启示录》中“七”的内蕴。上帝六日内创造宇宙万物，定第七日为当守的“安息日”，乃一个新轮回的开始，而《启示录》中的七个“七”概括地启示了神在宇宙属灵战争的每一个领域所取得的彻底胜利。两书首尾呼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始于完美，止于至善。是故，鲍德温的用意自然不待蓍龟。此外，数字的妙用亦增添了作品的启示录文学色彩。但鲍德温绝不是一位盲目的原教旨主义者，奉《圣经》为无可挑剔的金科玉律而趋之若鹜、毕恭毕敬。小说表现的不是对上帝的虔诚敬畏，而是质疑批判，同时含蓄地表达了同性恋的主题。鲍德温身体力行的性爱伦理从此一发不可收，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乔万尼的房间》（1956）、《另一个国家》（1962）、《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1968）和《就在我头顶之上》的同性恋主题（1979）异常明显，不乏性爱的露骨描述。就同性恋主题的突出性而言，则以前两部为最。其中，《乔万尼的房间》被认为是美国文学中第一部成功表现同性恋主题的小说。鲍德温从世俗人性出发，大胆表现复杂人性——尤其是同性恋这一人伦“禁忌”——的气魄令人吃惊。他不但挑战当时保守的世俗道德底线，更公然跟圣经律法叫板，因为“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8]此即他一度颇遭微词、饱受诟病之所在。纵观鲍德温的宗教心路历程，对基督教教义的讨伐之声远远盖过虔诚的溢美之词。不管鲍德温如何“离经叛道”，终究无法逃离基督教的文化传统。

戏剧《阿门角》的宗教纯粹性更是旁逸斜出，当属所有作品之翘楚，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宗教偏执的荒诞与因之而来的冷漠无情。弥漫在作品中的反宗教情绪成就了他鲜明的宗教立场。《阿门角》以玛格丽特放弃牧师教职，与丈夫重修旧好，回归家庭天伦为结局，集中体现了作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世俗倾向。起初，戏剧女主人公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教会中，其虔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她不但自己为圣职放弃家庭，甚至规劝一位信徒跟丈夫分手，以示对主的忠贞不贰。此举实乃荒谬绝伦，匪夷所思。玛格丽特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宗教麻痹性的缩影。基督教的虚伪性也好，欺骗性也罢，归根结底是由人自身的“软弱性”所致，即对基督教教义有意或无意的误解使然。鲍德温借此反面事例抨击的对象并非宗教本身，因为宗教本身没有错。其旨归意在还原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奋力疾呼停止断章取义的偏颇与武断，以及由此加给宗教的罪名。基督教本意是美好的，承诺来世灵魂救赎的同时并不否定现世的幸福。耶稣在荒野受到魔鬼试探时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9]耶稣的确强调对神的信心之重要性，但绝无否定世俗生活之意。把握当下，好好活着方能更好地侍奉神，因为“若人连看得见的兄弟都不爱，又怎么能够去爱他看不见的神呢”?[10]由是观之，爱自己的家人与对上帝的虔诚非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因果，相融共生，乃基督之爱的一体两面。所以，玛格丽特为教会而与不信教的丈夫分道扬镳，与其说对宗教虔诚，毋宁说是十足的宗教偏执。换言之，对基督教本原教义的扭曲，其实质乃是对上帝圣意的亵渎。

其他作品的宗教韵致虽不及这两部跌宕昭彰，依然见微知著，体现出宗教肌理的一贯性。从题材上看，宗教虽由台前退往幕后，鲍德温巧妙的表现手法依然让人感受到强烈的宗教冲击。诸如“水”“火”“蛇”“撒旦”“恐惧”“颤抖”这般典型的圣经意象，题词的宗教指涉，以及圣经人物的粉墨登场，无不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给世俗叙事罩以浓厚的宗教光晕。《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的主人公迦勒（Caleb）出自《出埃及记》中摩西的坚定支持者，义无反顾地赞成前往迦南地，是上帝信心的典范。小说人物历经沧桑，皈依上帝，基本再现了圣经原型的虔诚。而迦勒的兄弟普拉德翰默与上帝“争吵”后，选择暴力抵抗种族歧视，显然有悖神谕，因为基督主张“爱你的敌人”。另外，约瑟与天使摔跤、末日审判、浪子回头的典故，在主人公的艺术成长道路上随机出场，既突兀又入情入理，让人游移于现实与虚幻、当下与来世之间。《另一个国家》的标题本身就有明显的来世影射，而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的标题“通往伯利恒”（Toward Bethlehem）印证了全书总标题的宗教性。《就在我头顶之上》的内容虽是普通的世俗题材，但题目本身却源于一首宗教歌曲，而各章节的分标题不是福音歌曲就是典型的宗教意象。鲍德温的天命之作《比尔节情仇》呈现了一桩“莫须有”的冤假错案，两个分标题“困惑的灵魂”（Troubled About My Soul）与“天堂”（Zion）之宗教内蕴亦不言自明。扉页题词“玛丽，玛丽/你要给那漂亮可爱的婴孩/起一个什么名字”？显然影射了基督降生的典故。男女主人公未婚先育，非但不是“淫乱”，反而被谱写成一首感天动地的人性赞歌，成为小说的“复调”，显然是对“童贞女怀孕”的拟仿。鲍德温对基督教性伦理的挑衅与改写，由此可见一斑。其现世救赎的宗教理想也越发明显。

鉴于其浓厚的宗教情结，鲍德温堪称黑人宗教文学之集大成者，脱离宗教，鲍德温文学也就无从谈起。不过，与原教旨主义者不同，鲍德温文学仅以基督教为参照，绝非完全忠实于基督教圣经，毋宁说是在对基督教改写基础上的“反讽”与“戏仿”。不过，贯穿始终的是对基督之爱的传承和超越，暗合儒教文化之“舍得”原则，彰显出“守经达权”之超然卓绝，成为“基督教境遇伦理学”的生动诠释。相较于传统宗教，鲍德温文学世界中的宗教“理想国”无疑是“旧瓶装新酒”，打造了一种“动态宗教”,[11]尽显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是“生命冲动的完美体现”。[12]鲍德温式的“动态宗教”恰恰是要在传统宗教语境中反观并释放人性“背景”中被压抑的本真。尤其是鲍德温赋予被视为宗教“淫乱”的同性恋以终极救赎价值，惊世骇俗，曲高和寡，公然挑衅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底线。不过，鲍德温绝非恣意放纵原始本能的冲动泛滥，他追求的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和谐，与耶稣对犹太教律法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一脉相承。其宗教“自由选择”旨在寻找一位宽容的“人间上帝”，尽显“守经达权”之道，饱富人道主义。是故，我们绝不能以道德批判取代理性思考，否定鲍德温揭秘人性本真的勇气和他对美国文学的巨大贡献。其实，鲍德温的宗教是充分尊重复杂人性的高度理性自觉，因为“所有的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具有宗教性……只要宗教试图满足生命的某些基本需要，理智就必定是宗教的来源”。[13]由是观之，鲍德温语境中的“动态宗教”既暗合了柏格森对人之生命意志力的充分肯定，又从字面上昭示了其宗教自由选择是一个由虔诚敬畏到质疑否定，再到回归超越的动态过程。

一言以蔽之，鲍德温的作品乃黑人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饕餮盛宴，宗教意识成为其作品中的客观存在，基督教《圣经》的影子总是或隐或现地以“在场”或“缺席”的形态呈现。基督教的思想艺术作为一种深层模式，使鲍德温的前期和后期创作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诠释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美学特征。是故，要读懂鲍德温，就不能不了解其错综复杂的宗教思想，基督教《圣经》因之成为打开鲍德温文学宝库的一把“金钥匙”。某种意义上，鲍德温的作品就是以不同方式与《圣经》和上帝对话的艺术表达。由是观之，以宗教的视角观照鲍德温的散文、戏剧、小说以及诗歌，乃是客观真实地反映其宗教伦理思想之务实有效的途径，避免了顾此失彼的遗憾。同时以宗教为主线勾画出的鲍德温文学思想全景图，对于全面深入地了解黑人文化思想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