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通往阿里斯托芬的思想之路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儒学和哲学的伟大批判者

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古代希腊出现了类似于中国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这种“百家争鸣”时期也就是一个文明的文化大转型时期。这大致是雅斯贝斯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的“轴心期”。但是，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旨在于强调“轴心期”文明对于各自文明内部的重要性，更多的是从整体上来把握欧洲、印度和中国在这段时期“理性突破神话”的辉煌成果，[1]没有看到“轴心期”各自文明的内部是“百家争鸣”，甚至其中也有终极意义的分歧。如墨子（约公元前444—约前393）相对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学，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生活于公元前450年至前385年）相对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古代希腊的哲学，就是这种终极意义的分歧。地球上欧洲、印度和中国三个地区[2]的“轴心期”文明之间的共通性还不像雅斯贝斯所说的那样简单，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还更加复杂，它们之间的共通性在这种结构更加复杂的层次上也可以获得。作为本书的时空视野以及理论背景，这里只提纲挈领地勾勒出中国先秦和古代希腊各自思想史中一个与阿里斯托芬相关的线索，以追问阿里斯托芬在古代希腊思想史上，甚至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反过来，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关注阿里斯托芬，那么古代希腊思想史，甚至世界文明史的格局就会发生变化。

先从《墨子·非儒》和阿里斯托芬的《云神》[3]开始。墨子和阿里斯托芬曾同时存在于地球上的不同地方，大致共时不少于50年。阿里斯托芬与墨子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甚至在思想层面上他们恰恰是相互反对的。为什么要把这两篇文献放在一起来考察呢？原因有五：（一）《墨子》中有一篇攻击儒学的《非儒》，其中从否定的意义刻画了一个孔子的形象；阿里斯托芬也有一部攻击哲学的《云神》，其中也从否定的意义刻画了一个苏格拉底的形象。（二）他们反对的对象孔子和苏格拉底所主张的思想都成为各自文明中的主流思想。（三）而他们自己的思想则被历史的车轮所抛弃。阿里斯托芬的城邦政治谐剧[4]被肃剧精神（即哲学）所阉割，成为家庭伦理谐剧（即古希腊罗马新谐剧），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成为城邦政治谐剧的绝唱。从公元前3世纪之后，他的谐剧常常是以阿提卡方言语料和史学家们手头的史料的意义而存在；墨学虽曾在战国时代二百余年间与儒学共同贵为“世之显学”[5]，但汉晋直至清代中叶的毕沅，除西晋鲁胜、唐韩昌黎等零星几人外，无人问津，其学中绝。（四）阿里斯托芬的谐剧精神却在民间狂欢节这样的集体活动中得以流传至今[6]，而墨学也在民间以任侠精神、勤劳观念、节俭观念等形式铸造着中国人的品格[7]。（五）孟子在传承儒学传统时，在相当大意义上不得不对墨子的批判作出回应：1.《孟子》讲“人性本善”而不照着孔子讲“仁”，是对于《墨子》讲“兼相爱”提出的普遍性维度的回应；2.《孟子》讲“义”而不照着孔子讲“礼”，则是对于《墨子》讲“交相利”的回应。而柏拉图在传承哲学传统时，在相当大意义上也不得不对阿里斯托芬的批判作出回应：1.柏拉图的著作中明显地提及阿里斯托芬的当然是著名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18b—d 和《会饮》中的“阿里斯托芬的讲辞”;[8]2.柏拉图的对话体更多的是谐剧的形式，而不是肃剧的形式，令人不得不揣测，与阿里斯托芬相对，他想以同样的文体形式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苏格拉底形象；3.毫无疑问，在一篇又一篇的对话中，柏拉图持久不息、孜孜不倦地刻画一个值得尊敬的、崇高的苏格拉底形象是直接与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所刻画的不值得尊敬而应受到谴责的苏格拉底形象针锋相对的；4.最为重要的是，柏拉图强调将苏格拉底从自然哲学家和智术师[9]群像中区分出来，是对于阿里斯托芬《云神》中所刻画的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和智术师式的知识兴趣的回应，通过这种区分，柏拉图使得苏格拉底逃脱了阿里斯托芬的批判。或者说，柏拉图如此精心地致力于批判自然哲学家和智术师——这种精心的程度达到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柏拉图所建构的哲学传统是在批判自然哲学家和智术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潜在的动机就是要把苏格拉底从阿里斯托芬的谴责中拯救出来。

所以，墨子和阿里斯托芬在各自的文明中有着相似的处境，或者说，他们与各自文明的关系、作用、意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思想史的视野一旦考虑了原始儒学和原始哲学[10]各自的伟大批判者，那么原始儒学和原始哲学时期的思想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亚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主要涉及理性对于神话的突破，或者说理性反对神话的世俗成果，但就在公元1年前后，中国和欧洲[11]几乎同时开始接受了宗教的洗礼：中国接受佛教的洗礼，欧洲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就是在宗教洗礼所带来的文化震荡期，儒学和哲学又分别出现了一位看来是彻底的批判者：《论衡》的作者王充[12]和《刺独断论者》（Against Dogmatists）、《刺教师》（Against Professors）的作者塞克斯托斯·恩庇尼科斯（Sextus Empiricus）[13]。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儒学批判者的王充依然是一位儒生，而作为哲学批判者的塞克斯托斯·恩庇尼科斯依然是一位哲学家。墨子和阿里斯托芬与他们不同，墨子不是一位儒生，阿里斯托芬也不是一位哲学家。所以，王充是站在儒学的内部进行批判，塞克斯托斯·恩庇尼科斯也是站在哲学的内部进行批判；而墨子却站在儒学的外部进行批判，阿里斯托芬也是站在哲学的外部进行批判。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地将宗教洗礼震荡期及其之前的儒学和哲学的进程图示如下（见下页）。

从这个图示，笔者打算表明：（一）原始哲学传统和原始儒学传统都有一个伟大的批判者：阿里斯托芬和墨子，他们的伟大与他们的批判是来自外部的批判密切相关。他们是儒学和哲学各自创立时期的批判者，这个时候儒学和哲学还没有成为各自文明的主流思想取向。在它们成为各自文明的主流思想取向之后，在各自文明内部就很难产生像墨子和阿里斯托芬这样伟大的批判者，如要有这样的批判者，只可能出自其他文明之中。[14]塞克斯托斯和王充的批判是来自内部的批判，与阿里斯托芬和墨子的批判有着本质的差异。（二）儒学称为哲学，就像哲学称为儒学那样荒谬。但是这两个传统的进程在结构上却如此相似，无论从它们各自的三代传承，还是从内部、外部的批判来看。而到目前为止，墨子的思想已经得到了西方逻辑学和科技的照亮，阿里斯托芬的思想却依然藏于黑暗之中。所以揭示阿里斯托芬与墨子的类似处境将有益于铺平理解阿里斯托芬的道路。

在这种相似的基础上，笔者尝试着提出如下一个三段论以及半个三段论和半个问题，以推进对于阿里斯托芬的思考。

一个三段论：

墨子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墨子与亚里士多德一致；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一致；墨子与苏格拉底一致。

结论：苏格拉底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说明：

一、“墨子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虽然后世屡有对于《墨子·非儒》中孔子形象的质疑之声，以及认为《墨子·非儒》这篇文献的作者不是墨子本人，而是墨门后学的产物，但“墨子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这一命题还是很难动摇。

二、“墨子与亚里士多德一致”:（一）墨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有逻辑学和科技方面的著作，亚里士多德传入中国之后，或西方学者发现了《墨子》之后，学者如梁启超[15]、谭戒甫[16]、A.C.Graham[17]等常常以已经得到充分认识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自然科学去解读犹如天书的《墨辩》和相关科技篇章。（二）墨学在西方逻辑学和科技传入中国的早期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西方逻辑学和科技的传入中国又促使了墨学从中绝转为复兴。

三、“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一致”：任何一部西方哲学史或古希腊哲学史都反复言说着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的一致。

四、“墨子与苏格拉底一致”：梁启超说：“墨子之所以教者。曰爱与智。天志尚同兼爱诸篇。墨子言之而弟子述之者。什九皆教爱之言也。经上下两篇。半出墨子自著。南北墨者俱诵之。或述所闻。或参己意以为经说。则教智之言也。”[18]梁任公对于墨学“爱、智”的总结，组合起来恰好是“哲学”一词古希腊文“”的本义。

半个三段论和半个问题：

苏格拉底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阿里斯托芬反对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

问题：阿里斯托芬是否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一致？

说明：

半个三段论和半个问题的意思是：这个三段论的结论不能直接从两个前提推理而得，但通过两个前提却至少能够提出一个问题。这个“三段论”以一个问题的提出为结论，所以叫半个三段论，这个问题是在两个逻辑前提的基础上提出的，所以叫“半个问题”。换句话说，孔子是苏格拉底的敌人，而阿里斯托芬也是苏格拉底的敌人，那么，孔子和阿里斯托芬是朋友吗？

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面对的是：阿里斯托芬完整流传至今的11部谐剧有思想的品格吗？也就是说阿里斯托芬能凭借这11部谐剧成为思想家吗？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有严肃性吗？即便有严肃性，是不是他的谐剧仅仅是当时局势的政策考量，还走不到思想层面上来，还不具有政治哲学的品格？

在进一步廓清我们的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西方古典学界究竟对于阿里斯托芬谐剧的品格持有怎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