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后革命时期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

对后革命时期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下面分四个部分予以论述。

（一）创建美国民族文学的呼声及困境

独立战争后，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迫不及待地召唤一种独立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文学。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于1785年满怀信心地呼吁：“美国在文学上必须与她在政治上一样独立，艺术必须像她在军事上一样著名。”[1]但是文化上的独立殊非易事。在长期的殖民进程中，英国文化的传统已深入美国文化的骨髓，美国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摆脱英国文化的影响。事实上，美国的独立并没有很快催生出独立的美国文化。

独立后，百业待举，美国文化尚无条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1852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不无悲观地指出：“1790年至1820年，美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书籍、演讲、对话或者思想。”[2]爱默生对美国后革命时期文化状况的这种论断，一直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众的判断。而1820年以前在美国出版的2/3的书籍来自英国这一事实，对于爱默生的那个论断来说就是最可靠的支持。

在独立战争后的很长时间内，美国读者所读的主要是英国文学。1818年，《费城文献》发表了乔治·塔克的《论美国文学》一文。该文让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600万人口的美国，其文学成就远逊于爱尔兰和苏格兰。爱尔兰有伯克、谢里顿、斯威夫特、贝克莱和托马斯·穆尔等，苏格兰有汤姆逊、彭斯、休姆、亚当·斯密、斯莫利特和詹姆斯·博斯韦尔等，在美国很难找到与他们比肩的人物。当时最负盛名的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是苏格兰人。与名家辈出的英国相比，美国几乎就是一片“文化沙漠”。就新书的产量来看，美国平均每年只出版20本书，而英国（公认人口是180万）的产能却达500—1000本[3]。这种巨大的差异，不能不令美国人产生文化自卑情结。1823年，查尔斯·贾里德·英格索尔在美国哲学协会发表了一篇演讲，他指出：司各特的“韦弗利”系列长篇小说，在美国有惊人的销量，而美国的长篇小说尚在幼年。《爱丁堡评论》和《评论季刊》在美国印行，每期销售达4000册之多，而美国的同类杂志《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在伦敦却鲜为人知[4]。

英国智者西德尼·史密斯辛辣而不无嘲讽地指出了美国文化发展的迟缓性。他在发表于1819年《爱丁堡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他们存在的这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人“完全没有为科学、艺术和文学做任何事情，甚至也没有为政治家风格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做任何事情”[5]。当然，其看法有失偏颇。但是，美国的独立并没有催生出璀璨的文学群星，这也是事实。

尽管如此，一些有识之士还是一直坚守着创建“美国民族文学”的理想，并为这一事业努力奔走呼号。在这一过程中，新英格兰人功不可没。就倡导建设美国民族文学而言，新英格兰作家有更加自觉的意识。美国的第一批文学民族主义者都是新英格兰人。这得益于新英格兰丰厚的文化根基。到1800年时，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普及率在全美居于首位，那里的学院、大学、出版社、报纸和杂志的数量也超出了其他地区。作为一位新英格兰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典型的19世纪美国人，他开始有意识地抵制文化自卑感，并以乐观的态度看待美国人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潜能。在《美国学者》（1837）这篇演说中，爱默生指出：虽然美国人忙于生计没有余闲去进行文艺创作，但是他们仍然本能地保留着对文艺的爱好。美国人应该进一步更新这种本能，积极行动起来，迎合全世界对他们的期望，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贡献，更应该向全人类奉上更好的东西。美国人过分依赖别国、模仿别国的日子即将结束。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正朝气蓬勃地走向新生活，发挥着年轻人的创造活力，他们将在文艺领域有所成就。美国的诗人们应该歌颂那些刚刚发生的值得歌颂的事。美国诗歌的复兴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6]。但是，美国文学的发展并不像爱默生预料的那样乐观。17年以后，在题为“诗歌与英语诗歌”（1854）的演讲中，爱默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别的国家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优秀的诗作问世，但为什么美国建国数十年后还没有出色的诗人呢？爱默生不无焦虑地指出，美国人在军事、法律、贸易、农业、航海、制造业等方面的能力毫不逊色，但偏偏缺乏文艺创作的才华，在书籍出版方面的业绩着实令人难堪[7]。爱默生的这番感慨，无疑切中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远较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迟缓这一重要问题。

造成美国文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美国独立后的很长时间内，美国社会还没有为美国文学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土壤。19世纪美国著名编辑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8]认为，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还没有产生名垂青史的诗人，这是因为美国的诗人大多下笔匆匆。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其主要原因是“写作的收入极不稳定，只有少数人能够全身心致力于文学创作”[9]。卓越的文学成就非经长期的默默耕耘不能获得。而经济方面的风险，使很多人想当职业作家的梦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正是由于考虑到那时作家并不是一个能够带来不错收入的职业，所以，当年轻的朗费罗写信告诉他父亲希望将来能在文学方面发展时，他那洞察时代特征的父亲提出了反对意见。虽然库珀是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靠写作谋生的作家之一，但是他也深受经济问题困扰。1846年，库珀在给詹姆斯·柯克·波尔丁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处境：“在这个国度我的经济效益根本不值一提……廉价的文学几乎毁坏了所有文学财产的价值，因此在经过五年、二十年的努力之后，我发现自己相对来说还是非常贫穷。如果我花费同样的时间来经商，或者作为别针生产商的代理人到处游走的话，毫无疑问我会更加富有，我的孩子们也会更加独立。事实是，这个国家根本达不到进行任何文化活动的发达程度。一个人想要通过这种途径来提升自己的地位，那他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除非他把自己全身心的出卖给一个小利益集团。”[10]可以说，在美国独立后的很长时间内，美国文学的土壤并没有为结出美丽的文学之花提供必要的营养。从根本上来说，重商主义的美国，在其百业待举之时，无暇给予文学多情的一瞥。华盛顿·欧文（1783—1859）是第一个获得国际声望的美国作家。杰克逊总统（1829—1837在位）曾拒绝让欧文出任美国驻马德里的公使，他对欧文的评价是“他只适合写书，而且就连这个都难说得很”。[11]美国政界高层人士对于这样一位作家都不抱希望，那么还会对谁抱有希望呢？当时美国作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恶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关于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理论探讨

长期以来，能否创造出真正独立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文学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作家。美语虽然与英语有区别，但它充其量只不过是英语的一种方言而已。虽然诺亚·韦伯斯特编著了一部有关美式英语词汇的用法和拼写的字典《蓝皮拼字书》（Blue-Backed Speller），将其作为确立美国国家身份的标志，但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美语”至多是英语一种方言的变体。在《论英语》（Dissertations on the English Language）一书中，韦伯斯特试图否认美语对英语的依赖性，但他的论证恰好说明美语确实依赖于英语[12]。美语不可能彻底地创新，因为它已经继承了英式英语的传统。因此，美国作家从文体方面实现文学独立的突破是相当困难的。这种困难尤其表现在诗歌领域。这是因为，与其他体裁相比，诗歌对形式的要求更加苛刻。而诗歌形式的改变必须经历漫长的耕耘过程，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付出心血。实际上，以英国传统格律写就的诗歌的英国味儿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剑桥美国文学史》所说：“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是以传统格律写就的诗行，无论它是英国人的作品还是美国人的作品，都带股‘英国腔儿’。”[13]在美国早期诗歌领域，诗人们将英国诗人视为知音、将其作品奉为圭臬的现象屡见不鲜。从莎士比亚、弥尔顿、德莱顿、蒲柏、汤姆森、柯林斯、格雷、扬、考珀、彭斯、司各特、坎贝尔、拜伦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和雪莱，都是美国诗人醉心追慕的对象[14]。这就使得美国诗歌很难摆脱邯郸学步的窘境。美国著名编辑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在谈及美国早期诗歌时指出：“我们的语言、品味和举止皆承自英国，但长期研究英国文学的结果只会令我们的作品成为前者的附属品，不论主题还是文体。”[15]那么，美国文学是否有望摆脱作为英国文学附属品的这种尴尬地位呢？

民族文学的核心问题是要有民族性。解决美国文学民族性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美国本身作为文学主题。要想与高傲的英国同行一较高下，美国作家比较明智的选择就是从题材的本土化方面入手，为创造美国民族文学而各显身手。但是，就是在题材的本土化这一点上，美国作家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有一种论调曾经使一些作家深感困惑达数十年之久，那就是认为美国缺乏能够产生伟大文学所需的题材。华盛顿·欧文、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埃德加·爱伦·坡和纳撒尼尔·霍桑等浪漫主义作家，都曾因美国缺少历史遗迹而深感不安。由于这样的题材缺失，使当时的美国作家对其作品能否获得司各特的历史传奇小说具有的那种历史厚重感不无忧虑。

在美国文学意识的发展中，欧文是一个关键人物。欧文是第一批敢于正视美国在发掘文学的特色方面存在困难的作家之一[16]。而对于库珀来说，题材的本土化是否能够推动小说创作的成功也是他必须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在1821年发行的《间谍》的前言中，库珀对于采用本土素材创作小说持怀疑态度。在该前言中，他讨论了美国人选择自己国家作为故事背景带来的利弊，最后的结论是弊大于利。他说，之前只有本土小说家查尔斯·布洛克登·布朗获得了成功，但是布朗在得到公众承认之前就去世了。库珀指出，英国评论家们期望美国人围绕印第安人题材写作，但是小说的主要读者是女性，女性更偏爱描写贵族和城堡的小说，而美国根本就没有贵族和城堡。这样，那些不想描写女性钟爱的题材的作家就可能面临着小说销售的困境[17]。而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的成功表明，让美国读者对自己国家的背景和风俗产生兴趣是多么困难。这无疑也是支撑库珀观点的最好例证。在1828年的《美国人的观念》中，库珀似乎站得更高。他认为：“没有可供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记载；没有可供讽刺作家创作的滑稽素材（除了那些最粗俗和最一般化的材料之外）；没有可供戏剧家摹写的社会风习；没有可供传奇作家钩沉的传说和掌故；没有可供道学家声讨的社会礼俗的严重而粗鲁的冒犯；在诗歌中也没有任何一种华丽而矫揉造作的附属成分。”[18]在这里，流露出的不仅仅是美国文学的自卑情结，还有美国文化的自卑情结。和库珀他们相比，司各特爵士却非常幸运地拥有库珀提到的上述一切方面的财富。这位在题材方面占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的英国作家对他的美国同行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奉劝欧文把美国“土生土长的大树”当作它的“纪念碑和历史陈迹”[19]。司各特很清楚，美国作家的未来取决于他们能否在自己的国家发掘出适宜的文学题材，而不取决于重嚼英国作家熟悉的那些题材。美国作家接受了这样的点拨。他们努力在周围的山川风物中去寻找具有浪漫色彩的东西，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中搜寻具有奇异魅力的元素。所幸的是，欧文找到了荷兰移民，库珀找到了美洲的荒野和印第安人，霍桑找到了清教徒。

在关于题材缺失方面的讨论之外，最令人关注的是关于摆脱英国文学风味的讨论。欧文和库珀几乎同时在文学上取得了显赫的地位。最初库珀和众人一起赞扬欧文，但后来就转为公开的嘲笑。这种转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政治观点上的冲突，也有对竞争对手取得的成功的忌妒。不过，库珀批评的立足点显然是正确的。在1842年，库珀指出了欧文的主要“过错”，那就是欧文“就像女人似的”顺从他的读者和英国的文学品味标准。库珀认为，美国人“必须要克服对外国人的阿谀奉承，特别是对英国人”。在库珀看来，欧文“根本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作为职业作家，库珀把既要有“男子气概”又要有“美国特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20]。显然，库珀对欧文的批评并非只是出于一己私利。在提倡美国文学的美国特征方面，库珀有更为自觉的意识和前瞻性。而在如何使美国文学具有美国特征这一点上，库珀把批评的矛头也指向了英国文学。虽然库珀也是在模仿英国小说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他那种要摆脱英国文学束缚的强烈意识，体现了美国文学人士建立民族文学的呼声，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如何使美国文学具有独创性的讨论方面，有一种观点引人注目。19世纪早期的一些学者与作家就常常认识到土著美国人口头文学传统的重要价值。例如，沃尔特·钱宁早在1815年就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倡导将印第安口头文学传统作为建立美国民族文学的一条途径。他认为，美国还没有民族性格，因此是否可以说有民族文学还需要商榷。但是，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的的确确是构成美国真正的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钱宁和其他评论家（包括像库珀这样的小说家）一起，点明了美国土著语言的特色：

印第安人的语言……是用来表达他观察自然所产生的情感。这些情感来自一所学校，而这所学校的老师是自然，一颗最纯洁的心灵就是学者。因此他的语言与他毫无羁绊的观念一样大胆，与他的脚步一样迅捷。这语言与哺育他的土壤一样肥沃，又有路上的朵朵鲜花装饰。它飞跃，它翱翔，因为鹰就是他的意象。它又如飞流直下的瀑布，在飞溅的水雾中发出嘶哑的轰鸣。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尽管其所用的语言因过多的修饰而苍白，其实实在在的独创性却是显而易见的[21]。

沃尔特·钱宁把印第安口头文学传统作为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元素，这一提法无疑是具有建设性的。印第安口头文学的确具有与英语书面文学相区别的独特性。如果美国作家能够借鉴印第安文学口头传统，使之与英语表达水乳交融，那么，这无疑是美国文学摆脱英国文学风味而具有货真价实的美国特征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19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民族文学的主要成就

美国民族文学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应该是具有民族性的，而获得民族性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以美国自身为题材。在纽约，欧文和库珀在19世纪早期已经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虽然他们不像新英格兰人那样明确提出建立民族文学的目标，但是，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美国的生活和历史，因而也是具有民族性的。欧文的《见闻札记》于1819年在英国出版，受到了英国读者的欢迎。在这部书中，有两个颇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那就是《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欧文创造性地改编了两个德国民间故事，使其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瑞普·凡·温克尔睡过了整个独立战争时期，此外，他和来自康涅狄格的那个高唱圣歌的伪善的校长伊卡博德·克雷恩一样，都是新英格兰风俗的写照，承载着社会批评的意义。而库珀的皮裹腿系列小说中的名作《拓荒者》和《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在19世纪20年代已经问世，尤其是后者奠定了库珀美国“民族小说家”的地位[22]。这说明，到了19世纪20年代，在新英格兰以外的地区，美国民族文学已经绽放光芒。

新英格兰丰厚的文化实力，为其作家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里独领风骚创造了条件。事实上，继纽约的欧文和库珀在19世纪20年代产生重大影响之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正是一些新英格兰作家为美国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1855年，全国知名的作家中有六位是新英格兰人。他们是爱默生、霍桑、朗费罗、惠蒂埃、霍姆斯和洛厄尔。在小说家中，霍桑以清教徒为题材的小说的民族性不容否认，而在诗人中，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海华沙之歌》被称为“美国的第一首史诗”[23]。

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跋涉，美国文学逐步趋向成熟。而支撑着那些美国作家默默耕耘的力量，“也许是为了建立民族文学传统这一强烈愿望吧”[24]。美国文学成熟的瞬间是在1850年突然到来的。在这一年，不仅出版了爱默生的《代表人物》，而且有霍桑的《红字》，麦尔维尔的《白外衣》。第二年，麦尔维尔的《白鲸》和霍桑的《七角楼》出版。1852年，霍桑的《福谷传奇》和麦尔维尔的《皮埃尔》出版。1854年，梭罗的《瓦尔登湖》出版。1855年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和惠特曼的《草叶集》（第一版）出版。哈里特·比彻·斯托那部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的名作《汤姆叔叔的小屋》于1852年以书的形式出版（此前是在《民族时代》上连载的）。正是因为19世纪50年代美国文学收获如此丰盛，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或兴起）时期。

（四）挥之不去的阴影

华盛顿·欧文是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在19世纪初，欧文在美国文学界就颇有名气了。后来，他为了挽救家族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商行而将主要精力用于经商。欧文为了摆脱因家族经营的商行以及母亲病逝和哥哥病重带来的绝望情绪，再次拾笔创作，写成了《见闻札记》（1819—1820）。这部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后，几乎立即为欧文赢得了国际声誉。实际上，也正是这部书奠定了欧文的文学声誉。在《见闻札记》中，欧文将一个美国单身汉杰弗里·克雷恩作为自己的人格面具。克雷恩是一位多愁善感、郁郁寡欢的古老英格兰的崇拜者，他热衷于描写英国社会生活，这就赋予《见闻札记》这部由美国作家所写的作品与众不同的特质。《见闻札记》不是以美国为重点描写对象的[25]，而是以保持着古老英格兰传统的英国农村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这部书浓郁的英格兰风味、温文尔雅的绅士派语调以及充满温情的感伤主义情调，都令当时的英国读者和喜爱英国风的美国读者叹为观止。一些英国评论家把欧文描绘成一个美国生产的最优秀的英国作家[26]，这样的评价无疑是英国人对欧文卓越的文学成就的一种褒奖。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一位美国作家的声誉首赖于英国的认可，因此，欧文因为得到了英国人的赞誉而为美国作家赢得了声誉，这自然是美国文学的喜事。但是，当回眸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不得不认为，一位美国作家获得这样的荣誉实际上是喜忧参半的。这一方面，说明美国的文化发展到了可以培育出堪与优秀的英国作家比肩的作家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文学还没能摆脱邯郸学步、唯英国文学是瞻的窘境。欧文的作品有广大的读者群，不仅如此，美国文学史上他的同代人和后继者都知道他的作品，像朗费罗这样的重要作家就曾公开表示受到过欧文的影响和教益。欧文作为重要作家的事实不容否认。他的成就表明，他是他那个时代杰出的人物。而他模仿英国文学的那种局限也是他那个时代美国文学的普遍的局限。

在欧文获得巨大的声誉之后，第二个为美国文学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家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1789—1851）。库珀于19世纪20年代以长篇小说家的身份现身于美国文坛。他是第一个成功地以小说这种文体描写美国本土题材的作家，享有美国第一个“民族小说家”的美誉。在美国民族文学成长的初期，库珀的横空出世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库珀的小说模仿英国小说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库珀模仿简·奥斯汀的《说服》（1818）的风格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戒备》。在作为小说家的起步阶段，库珀坚信，要想让小说在美国销售得好就必须模仿英国小说，而且必须把英国作为小说故事的背景，并假装自己是个英国人。《戒备》正是以此为宗旨创作的一部小说，但是未获成功。库珀吸取教训，改变了创作方向。他的第二部小说《间谍》（1821），不仅采用了本土背景，而且描写的是独立革命时期的冲突。这两部小说的差异体现了库珀从风俗小说到历史性浪漫小说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主要来自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影响。库珀希望模仿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的模式，并把它本土化。《间谍》在大洋两岸都颇受青睐。而自1821年《间谍》出版以来，库珀就一直被称为“美国的司各特”[27]。虽然库珀本人对此称呼十分不屑，但是，这一称呼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库珀作为出色的历史传奇小说作家，其模仿司各特的痕迹并非若有若无。从1814年开始，司各特写了一系列历史传奇小说，其故事时间从不太遥远的过去一直到中世纪。在司各特写作的时期，他的祖国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已有一个多世纪了。作为一位苏格兰的作家，司各特选择苏格兰与英格兰接壤的地区作为其小说描写的重点。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是冲突多发地带。而这样的地区正是库珀小说《间谍》中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中立地区”的原型。库珀的皮裹腿系列小说里反复再现的被印第安人俘虏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美国殖民时期的俘虏故事，但是与司各特小说中关于消极人物的不幸遭遇的模式也不无关系[28]。

在19世纪20年代，欧文和库珀几乎同时在文学上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为美国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两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作家都未能摆脱英国文学笼罩在美国文学上的阴影。欧文与库珀的局限，映射了那个时代美国文学普遍的局限。要想创建完全独立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民族文学，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作家继续努力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