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传
孔融，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为孔子二十世孙。
《后汉书》本传：“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
孔融是孔子的后代，这一点基本没有异议，然而有关孔融的世代问题则有不同说法。王先谦《集解》：“汪文台曰：《世说》注上之上《续汉书》云：二十四世孙。”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六：“《续汉书》曰：高祖尚，钜鹿太守。伷，泰山都尉碑作宙。碑云：字季将，孔子十九世孙，卒于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年六十一。栋案：《续汉书·孔融传》亦作宙。后汉别有孔伷，字公绪者，非融父也。”孔霸为安国孙，安国为孔子十二世孙，可推知孔霸为孔子十四世孙也。又本传：“（融）七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这样看来，孔霸之七世孙融正为孔子二十世孙，本传记载比较可信，亦可证《世说》注之误。
孔融的父亲孔宙，《后汉书·孔融传》：“父宙，太山都尉。”王先谦《集解》：“先谦曰：官本宙作伷……周寿昌云：案伷应正作宙。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引《续汉书》作宙，韩敕碑阴郎中鲁孔宙季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许靖传》，伷字公绪，乃献帝时人，宙则灵帝时卒也。”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六：“《续汉书》曰：……伷，泰山都尉碑作宙。碑云：字季将，孔子十九世孙，卒于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年六十一。栋案：《续汉书·孔融传》亦作宙。后汉别有孔伷，字公绪者，非融父也。”由是可知后汉史籍记为孔宙者实有两人，一字季将，另一字公绪，前者乃为融父。
《后汉书》本传：“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路粹状奏孔融在建安十三年，由此推知，孔融生于永兴元年。
有关孔融的生平，除了《后汉书》的记载，今人有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可资参考。
孔融少时明理谦和，有让梨之美谈。
《后汉书》本传：“融幼有异才。”章怀注：“《融家传》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又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六：“宙七子，融之外唯孔谦字德让，历仕郡诸曹吏，见《孔谦碣》；孔褒字文礼，见《史晨碑》。洪适曰：宙子载于谱录者，唯有谦、褒、融三人。”
汉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孔融随父诣京师，谒司隶校尉李膺。明年，父宙卒。
《后汉书》本传：“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是为延熹五年。延熹六年正月孔融即遭父丧。
《后汉书》本传：“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六：“《御览》引《汉书》曰：膺大悦，引坐谓曰：‘卿欲食乎？’融曰：‘须食。’膺曰：‘教卿为客之礼：主人问食，但让不须。’融曰：‘不然。教君为主之礼；但置饮食，不须问客。’膺叹曰：‘吾将老死，不见卿富贵也。’后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又章怀注：“膺，颍川襄城人。《融家传》曰：闻汉中李公清节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门。”《世说新语·言语》：“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此处记李膺官职与《孔融传》不同，钱大昭认为延熹八年李膺再为河南尹，侯康《后汉书补注续》“李膺为河南尹”条亦然。陆侃如由此认为在李膺任河南尹之前孔融未见其人：“融见膺当以九年为合理，因为那时丧服已满了。大概他十岁随父赴洛，次年遭父丧，十四岁方谒李膺。”故将谒李膺事系于延熙九年。此论证据稍显不足。
《后汉书·孔融传》：“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性。好学博涉，多该览。”沈铭彝《后汉书注》：“融父宙卒于桓帝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年六十一，见宙碑。以融卒年计之，则宙卒时融年十一，非十三也。”《孔宙碑》现存于曲阜碑林，碑文可信。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孔融因救张俭而显名。
《后汉书》本传：“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融由是显名。”
《后汉书·灵帝纪》：“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
《后汉书·张俭传》：“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灵帝诏刊章捕俭等。”救张俭一事成就了孔融于当世的忠洁声名，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孔融家族对儒家忠信道德的严格恪守，这种精神品质稳固存在于孔融的思想之中，对他的生活经历与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孔融辟司徒杨赐府。
《后汉书》本传：“州郡礼命皆不就，辟司徒杨赐府。”杨赐两次拜司徒，据《灵帝纪》：“五年……十一月丙戌，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六年……十二月……庚辰，司徒杨赐免……（光和）二年……十二月光禄勋杨赐为司徒……四年……闰月辛酉……司徒杨赐罢。”融被辟不知在何时，陆侃如系于此年，而余绍初系于光和三年。现只能确定孔融被辟在熹平五年末至光和四年末之间。
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年），陈对中官贪浊，颇见孔融孤直之性。
有关此事的时间，《后汉书·刘陶传》：“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两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由此可知在光和五年。
《后汉书》本传：“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
王先谦《集解》：“王补曰：此当是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时，故融得以陈奏，而尚书吏诘责之，与范滂事同也。”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孔融举高第，为侍御史，托病归家。迁豫州从事，未就。
《后汉书》本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六：“《百官表》曰：中丞内领侍御史，融为舍属，与舍不合，故归也。”由是可知孔融当世名声之高。
有关孔融夺谒还府的时间，《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孔融投劾即在是年前后。
《后汉书·王允传》：“中平元年，黄巾贼起，特选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为从事。”陆侃如推断融为从事当在辞侍御史后，辟杨赐府前。然而王允任豫州刺史不到一月即为中常侍张让中伤入狱。
《后汉书·王允传》：“中平元年……于贼中得中常侍张让宾客书疏，与黄巾交通，允具发其奸，以状闻。灵帝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不能罪之。而让怀协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传下狱。会赦，还复刺史。旬日间，复以他罪被捕。”其中“明年”二字于句中不合语意，疑为衍文。就此条材料来看，孔融虽被辟为豫州从事，然未及赴任。
中平二年（185年年），孔融辟司空掾，拜北军中候，迁虎贲中郎将。四年（187年），迁大将军掾。
《后汉书》本传：“后辟司空掾，拜中军候。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王先谦《集解》曰：“刘攽曰：案汉官无中军候，唯有北军中候耳，明字有脱误也。先谦曰：……《北海传》当云军中候，其文倒耳，无脱字也。”又《校补》曰：“钱大昭曰：《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云：累迁北军中候。此作中军候，误。”考《后汉书·杨赐传》：“二年九月，复代张温为司空。其月薨。”孔融拜中候可能在杨赐卒后。
《后汉书·边让传》：“大将军何进闻（边）让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既到，署令史，进以礼见之。让善占谢，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孔融为进掾，本传未载，从《边让传》可知融在让应召前已入进幕，故假定在本年。参见《王朗传笺证》。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孔融迁议郎，拜北海相，作《告高密相立郑公乡教》、《缮治郑公宅教》、《答王修举孝廉让邴原教》、《重答王修》、《喻邴原举有道书》及《遣问邴原书》。
《后汉书》本传：“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融逆击，为饶所败。乃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其余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
王先谦《集解》：“汪文台曰：《世说》注：《续汉书》云：时年三十八。”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许大志，且欲举军曜甲，与群贤要功。自于海岱结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会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事也。高密郑玄，称之郑公，执子孙礼；及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但能张磔网罗，其自理甚疏。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
本传所言“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事，《后汉书·郑玄传》：“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九：“商芸《小说》曰：玄在徐州，孔文举欲其返郡，敦请恳恻，使人继踵，又教曰……”《三国志·魏书·王修传》：“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为主簿，守高密令……举孝廉，修让邴原，融不听。”因王修重辞，孔融二度答教。
《三国志·魏书·邴原传》：“黄巾起，原将家属入海，住郁洲山中。时孔融为北海相，举原有道。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裴注引《原别传》：“是时汉朝陵迟，政以贿成，原乃将家人入郁洲山中。郡举有道，融书喻原曰……”在《喻邴原有道书》中融诚陈原之有道，言国家危乱，需要有才能的人“援手援溺，振民于难”，喻其出而为官。裴又注引：“原遂到辽东……后原欲归乡里，止于三山，孔融书曰……原于是遂复反还。”孔融所作即《遣问邴原书》。
初平三年（192年），孔融为贼所围，求救于刘备。祢衡与孔融为友。
《后汉书》本传：“时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据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备相平原始于初平二年，终于初平四年，故假定在此时。
《后汉书·祢衡传》：“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而《后汉书·孔融传》载路粹《奏融状》：“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夕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此为融与祢衡相交又一记录。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孔融为青州刺史。
《后汉书》本传：“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黄巾将至，融大饮醇酒，躬自上马，御之涞水之上。寇令上部与融相拒，两翼径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溃，融不得入，转至南县，左右稍叛。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鄣四境，弃郡而去。后徙徐州，以北海相自还领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东，外接辽东，得戎马之利，建树根本。孤立一隅，不与共也。于时曹、袁、公孙共相首尾，战士不满数百，谷不至万斛。王子法、刘孔慈凶辩小才，信为腹心；左丞祖、刘义逊清隽之士，备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丞祖劝融自托强国，融不听而杀之，义逊弃去。”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孔融为袁谭所败。推荐祢衡与边让。
《后汉书》本传：“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
从以上有关孔融带兵诸条来看，孔融并不具备良好的军事才能。然而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中，士人的人生价值首先通过建功立业这一途径体现出来。作为继承儒家入世理想的孔融来说，功业意识已经成为一种生命之追求，于是在孔融身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理想与现实无法调和的矛盾。孔融的一生正是理想与现实不断相互冲突的过程，这种冲突同样也是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曹魏士人最为普遍的心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孔融的经历代表着整个曹魏时期的文士群体的心态变化。
《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唯善鲁国孔融与弘农杨修……融亦深爱其才。”又侯康《后汉书补注续》：“《御览》六百九十一引《边让别传》曰：让才辩俊逸，孔融荐让于武帝。”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三载融《荐祢衡书》及《与曹公书荐边让》。《荐祢衡书》曰：“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重述祢衡之德才。而《与曹公书荐边让》仅存一句，难考其实矣。
建安二年（197年），孔融力劝曹操勿杀无辜，救杨彪。持节拜袁绍为大将军，迁少府。据礼制议马日
丧不宜加礼。
《后汉书·杨彪传》：“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
搢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后汉书·献帝纪》：“三月，袁绍自为大将军。”又《后汉书·袁绍传上》：“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
《后汉书》本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熊方《补后汉书年表》卷十下列融迁少府在元年，诸以敦《校补》卷八说：“至建安二年持节拜袁绍为大将军，尚为此官，见绍传，安得元年即转少府？此条当在二年。”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卷八及练恕《后汉公卿表》同。此从以敦之说。
《后汉书》本传：“初，太傅马日
奉使山东，及至淮南，数有意于袁术，术轻侮之，遂夺取其节。求去，又不听，因欲逼为军师。日深自恨，遂呕血而毙。及丧还，朝廷议欲加礼，融乃独议……朝廷从之。”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九：“建安二年秋七月……于是马日丧还京师，将欲加礼，少府孔融议曰……”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三题作《马日不宜加礼议》。文章正反相合，上有国佐、宜僚不通敌国；下则得臣、子家叛主而得罚，所论马日不可加礼甚明。
建安三年（198年），孔融作《与王朗书》及《张俭碑铭》，荐谢该。袁绍使曹操诛融，操拒之。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太祖表征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裴注：“朗被征未至，孔融与朗书曰：‘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前见章表，知寻汤武罪己之迹，自投东裔同鲧之罚，览省未周，涕陨潸然。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知棹舟浮海，息驾广陵，不意黄熊突出羽渊也。谈笑有期，勉行自爱。’”又裴注引《汉晋春秋》：“建安三年，太祖表征朗，策遣之。”王朗由吴地回归许都，孔融作书迎之，多记叙怀念之思，全无责备之意。由是可见王朗与孔融相交甚笃。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二载融《卫尉张俭碑铭》。据《后汉书·张俭传》，张俭于建安初为卫尉，“岁余卒于许下”，融文作于张俭卒后。张俭之为人，深受孔融之推崇，孔融救张俭一事，详见前文“建宁二年”条。二人情谊，可得见之。碑铭中正，先述祖光，再赞品行，最后详言张俭于山阳郡揭发侯览之罪，又因党锢被捕，受众人济厄事。情感平实，持中守正，寓悲思于沉郁之中。
《后汉书·谢该传》：“谢该……仕为公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疾去官，欲归乡里。会荆州道断，不得去，少府孔融上书荐之曰：‘……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王师电鸷，群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综礼纪。窃见故公车司马令谢该，体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学，博通群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求之远近，少有俦匹……今该实卓然，比迹前列，闲以父母老疾，弃官欲归，道路险塞，无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逾越山河，沈沦荆楚，所谓往而不反者也。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克像以求傅说，岂不烦哉？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召该令还。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书奏，诏即征还，拜议郎。”孔融荐书多用典崇古，追述先贤，极言文武并用之意。孔融建议朝廷任用文士，莫于日后有追贤之憾。
是年袁绍欲使曹操杀孔融，遭曹操拒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三年裴注引《魏书》曰：“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绍以为公外托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
建安四年（199年），孔融上疏议肉刑。作《崇国防疏》论刘表僭伪，又向曹操荐赵岐。
《后汉书》本传：“时论者多欲复肉刑，融乃建议……”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三载融《肉刑论》。《崇国防疏》当与《肉刑议》同时所作。
孔融推荐赵岐一事，《后汉书·赵岐传》：“曹操时为司空，举（岐）以自代。光禄勋桓典、少府孔融上书荐之。于是就拜岐为太常。”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九：“（四年）二月，司空曹操让位于太仆赵岐，不听。”可知被荐后赵岐未赴任。现仅存“赵岐博古”一句。
建安五年（200年），孔融对问祭礼，得一子。孔融与荀彧论袁绍。
《后汉书》本传：“五年，南阳王冯，东海王祗薨。帝伤其早殁，欲为修四时之祭，以访于融，融对曰……”又《后汉书考异》：“东海王抵以建安五年薨，子羡嗣，魏受禅始除，不应别封皇子，当是北海之伪。”侯康《后汉书补注续》：“又考献帝以九岁即位，至建安五年才二十，不得有孙。然则东海之封，建安五年已绝，故今已封敦，无容改为北海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以融所对圣恩敦睦及同产昆弟之说证之，实皆帝之诸弟，而灵帝子耳。”融对问在此时。
孔融是年生有一子。《后汉书》本传建安十三年：“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推知男儿生于本年。
《后汉书·荀彧传》：“五年，袁绍率大众以攻许，操与相距。绍甲兵甚盛，议者咸怀惶惧。少府孔融谓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可一战而擒也。’后皆如彧之筹。”《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亦载建安五年。《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记在三年，恐误。
建安七年（202年），孔融得一女。
《后汉书》本传：“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可知女生于融年五十时。
建安八年（203年），孔融作书与张纮、虞翻等。
《三国志·吴书·张纮传》裴注引《吴书》：“及（孙权）讨江夏，以东部少事，命纮居守，遥领所职。孔融遗纮书曰……”又“纮既好文学，又善楷篆，与孔融书自书。融遗纮书曰……”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由此可知，孙权继孙策后第一次讨江夏在建安八年，此亦为孔融作书与张纮之年。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策薨……后翻州举茂才……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至夜卒，时年二十六。”孙策卒于建安五年，据此，孔融此书当作于孙策卒后数年中，与前书时代相近。
建安九年（204年），孔融作书与曹操嘲丕纳甄氏，又上书献帝请准古王畿制，荐盛孝章。
《后汉书》本传：“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曹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所载略同。
孔融嘲曹操为子丕私纳甄氏，乃孔融与曹操交恶的代表事件之一，曹操虽未立杀融，然而可推断此事对建安十三年孔融之死有着重大影响无疑。
孔融准古王畿制乃亦欲牵制曹操势力，还权于帝。可推论建安九年前后，孔融与曹操之政治关系处于急剧恶化状态。
袁宏《后汉纪·献帝纪》：“九年……九月，太中大夫孔融上书曰：‘臣闻先王分九圻……’”又《后汉书》本传：“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引张璠《汉纪》曰：“帝初都许，融以为宜略依旧制，定王畿，正司隶所部，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书言其义。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
孔融虽同曹操交恶，然亦向曹操荐举贤能，论盛孝章，可见孔融举贤意愿之诚切。《三国志·吴书·孙韶传》裴注引《会稽典录》：“宪字孝章，器量雅伟，举孝廉，补尚书郎，稍迁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宪与少府孔融善，融忧其不免祸，乃与曹公书曰：‘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可知作于本年。荐文感叹年岁已老，知识零落，贤明难遇。孝章一介雄才，困于吴地，故望曹公招用之，可尽招贤之利。孔融亲魏而远吴，非交好于操，乃合王事之大伦也。
建安十二年（207年），孔融嘲曹操征乌桓及制酒禁，免官，作书答操。
《后汉书》本传：“后操讨乌桓，又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显明仇怨，操故书激厉融曰：‘盖闻唐虞之朝……’融报曰……”章怀注：“融集与操书云：‘酒之为德久矣……’又书曰：‘昨承训答……’”可知融书难酒禁有两次，二文皆见于《孔融集》。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虞溥《江表传》：“献帝尝特见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权安在也？’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睦，公以书和解之。”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引张璠《汉纪》曰：“又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书啁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御史大夫郗虑知旨，以法免融官。”曹操免融官直接原因即此，然操融之嫌隙由来已久矣。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三载融《答路粹书》，即本传所载《报曹操书》：“猥惠书教，告所不逮。融与鸿豫州里比郡，知之最早。虽尝陈其功美，欲以厚于见私，信于为国，不求其覆过掩恶，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欢欣受之……知同其爱，训诲发中。虽懿伯之忌，犹不得念，况恃旧交，而欲自外于贤吏哉！辄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终身诵之。”
孔融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之危殆，故而文笔之谦和谨慎大异于前。孔融以孔氏之名，行儒家之法，而生于乱世，多见杀伐僭主之恶行，躁竟激厉之气油然而生。张溥《孔少府集题辞》有言：“鲁国男子孔文举，年大曹操二岁，家世声华，曹氏不敌，其诗文亦非操所敢望也。操杀文举，在建安十三年，时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喂馁虎，此南阳管乐所深悲也。”张说抑曹倾向甚明，尤以“其诗文亦非操所敢望也”句深为后世学者所病。然对于孔融性格之峻急，张溥之论多为切近。而观《答路粹书》，则全篇谢恩感激之语，竟不似文举所作。言过而身危，于此为甚。
建安十三年（208年），孔融为太中大夫。路粹状奏孔融，融作《临终诗》，痛诉多言见谤之遗憾。后被曹操所杀，弃市。
《后汉书》本传：“岁余，复拜太中大夫。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引张璠《汉纪》，与此略同。融免官在十二年夏征乌丸后，岁余复官当在十三年夏秋间。又《后汉书》本传：“曹操……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裴注引《典略》：“融诛之后，人睹粹所作，无不嘉其才而忌其笔也。”《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注引《典略》：“及孔融有过，太祖使粹为奏，承指数致融罪。”
《后汉书》本传：“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又卷九《献帝纪》：“八月……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六：“乐史曰：融墓在扬州江都县高士访西北，去州九里。”《三国志·魏书·王修传》裴注引《魏略·纯固传》：“太祖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旧意，书疏倨傲。（脂）习常责融，欲令改节，融不从。会融被诛，当时许中百官先与融亲善者莫敢收恤，而习独往抚而哭之曰：‘文举，卿舍我死，我当复与谁语者？’哀叹无已，太祖闻之，收习欲理之，寻以其事直见原。”
《后汉书》本传：“妻子皆被诛。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载融《临终诗》：“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窒。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花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痛陈多言获罪之苦以及小人离间之恨，感情沉郁。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卷四：“《临终诗》：但追愤事之咎，不一以生灭为感，乃知欧阳建‘伯阳适西戎’之作，真儿女子也。一往密致。”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论：“文举虽严正性，而儒者阔疏，既怀忧国之诚，奈何以空言相讼。味起句盖已悔之。结语真忠臣之心，苟复生存，此虑不释。诗至此，可谓能见志矣。”二论侧重有异，而其旨实同，皆言孔融忧国忠贞之志，至死不渝。
孔融作为深受孔门家业熏陶之名士，其明德求理、忠君敬贤之高节深受后人推崇。孔融诗赋作品留存较少，考察后世对孔融的评价，侧重点主要集中于个人精神品质与章表书记之功上，而对其诗文创作的评价亦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李充《翰林论》：“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也。’”可见孔融书论之作很早就被当世所推崇。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刘勰称赞孔融碑诔之作，同是认可其应用文体的写作成就，而对孔融纯文学的诗赋之作议论不多。
有关孔融的文风特点，黄彻《
溪诗话》卷十：“子建称孔北海文章多杂以嘲戏。子美亦戏效俳谐体，退之亦有寄诗杂诙俳，不独文举为然。”除认为孔融文以诙谐之外，又有评价孔融文骨奇高者，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当时孔文举为先达，其于文特高雄……正平、子建可直称建安才子，其次文举，又其次为公幹、仲宣。”直将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冠。
另一方面，孔融独立的精神人格也受到后世的推崇，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刘熙载《艺概·文概》：“遒文壮节，于汉季得两人焉：孔文举、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陈孔璋文为建安之杰，然尚非其伦比。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俪，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直将孔融人品文品统合为一矣。
现当代对孔融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将孔融统入建安七子创作群体之中而进行总体研究的著作有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王巍《建安文学概论》和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等；而王巍《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和李宝均的同名著作则从孔融与曹氏父子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上考察建安文人与政治的结合与冲突；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吸收西方接受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建安文学在曹魏之后对建安文学人物与文风的评价与接受情况。而对于孔融的专门研究，多局限在对他的特定作品、人格精神抑或从政年代的考订之上，尚缺乏将孔融思想精神与文学创作结合考察的综合研究的出现。
如今学者对《六言诗》三首的作者问题多有考辨，刘知渐、吴云、徐公持、余绍初等学者认为《六言诗》三首为孔融所写，如徐公持《建安七子诗文系年考证》：“其所咏，互为首尾，皆中平、初平、兴平年间事，盖汉末颠殒播乱史实之回顾也。而其回顾至‘从洛到许’为止，可知作此诗时，汉帝方由洛阳移都于许。”[1]徐公持并认为孔融《六言诗》作于建安元年。而反对《六言诗》为融作者，早见于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六言诗之名，见于本传。今所传三章，辞多凡近，又皆盛称曹操功德。断以融之生平，可信其义不出此。即使旧本有之，亦必黄初间购求遗文，赝托融作以颂曹操，未可定为真本也。”而当代学者韩留勇从《六言诗》出现在《孔融集》中的年代早晚、记叙史事与孔融本传之对比、思想情感之比较论证《六言诗》非融所作，亦可参考[2]。
有关孔融的著录情况，《隋书·经籍志一》：“梁有《春秋杂议难》五卷，汉少府孔融撰……亡。”曾朴《补志》卷二：“案《太山都尉孔宙碑》云：‘少习家训，治颜氏春秋。’《孔褒碑》云：‘治家业春秋。’《孔谦揭》亦云：‘治家业，修《春秋》。’据此则融祖、父皆治《公羊春秋》。汉人重家法，融即徙业治左氏，不容反而攻之也。”可见孔融的经学学术修养颇为深厚。《后汉书·孔融传》：“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隋书·经籍志四》：“后汉少府《孔融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三载三十九篇。诗歌方面，丁福保《全汉诗》卷二载《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一首、《杂诗》二首、《临终诗》一首、《六言诗》三首（冯惟讷《诗纪》汉卷之三多《失题》一首，收于今本孔融集）。
参考文献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
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吴云、唐绍忠：《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王巍：《建安文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梁章钜：《三国志旁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王巍：《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
夏传才等：《三曹七子之外建安作家诗文合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徐晓）
[1] 徐公持：《建安七子诗文系年考证》，《文学遗产》1982年第A14期。
[2] 韩留勇：《〈六言诗〉非孔融作考述》，《内蒙古电大学刊》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