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周时期的自然灾害

我国自古就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不断发生的灾害，严重影响了古代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人自古对自然灾害也非常关注，古代文献经常把当时所发生的灾害记录下来，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的灾害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学者经过研究统计，发现我国古代灾害的发生频率非常高，邓拓先生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 ‘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综计历代史籍中所有灾荒的记载，灾情的严重和次数的频繁是非常可惊的。”[31]作为气候多变的时期，两周时期自然灾害十分频繁。据邓拓先生统计，两周时期：“最显著的灾害有八十九次。其中频数最多的是旱灾，达三十次；次为水灾，有十六次；再次为蝗螟螽蝝的灾害，有十三次。此外记载有地震九次；大歉致饥八次；霜雪七次；雹五次；疫一次。”[32] 这个数字未必完全准确，因为文献关于西周时期的自然灾害记载很少。而金双秋则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统计，指出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状况：“水灾15次，旱灾22 次，蝗灾12 次，雹灾3 次，疫灾1次，地震7次，霜雪灾7次，歉饥8次，共75次。”[33] 通过对比两位学者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整个周代的自然灾害东周居然占据了绝大多数，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对于两周时期的灾害次数，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反过来看，他们列举的数字足以说明两周时期自然灾害的确十分频繁，这些灾害主要有水旱灾害、山崩地震、虫灾等等。对这些灾害的危害，当时的人们感受已经十分深刻，如《管子·度地》篇说：“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霜雹，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为五害。”下面就这些自然灾害的情况及危害分而论之。

一 旱灾

旱灾是两周时期发生次数较多的自然灾害，邓拓先生所说周代发生的89次灾害中，仅旱灾就有30次，超过了周代灾害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其发生次数之多。《左传》记载的旱灾有10多次，如《桓公五年》：“秋，大雩。”《僖公十九年》：“秋，于是卫大旱。”《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宣公七年》：“秋，大旱。”《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襄公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襄公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旱也。”《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昭公六年》：“秋，九月，大雩，旱也。”《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郑大旱。”《昭公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旱也。”《昭公二十五年》：“秋，书再雩，旱甚也。”《哀公十五年》：“秋，八月，大雩。”雩是古代求雨的祭祀，每当发生旱灾之时，古人就要举行祭祀，以求雨水，这些经常举行的雩祭说明当时发生的旱灾确实非常之多。

除了《左传》，《竹书纪年》也记载了发生于两周时期的多次旱灾，这些旱灾主要发生于西周后期，如周厉王时期：“二十二年，大旱。陈幽公薨。”[34]“二十三年，大旱。宋僖公薨。”[35]“二十四年，大旱。杞武公薨。”[36]“二十五年，大旱。”[37]“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38] 该书还记载了周宣王二十五年“大旱，王祷于郊庙。”[39] 以及“晋幽公七年，大旱，地长生盐”[40]，说的是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同样的记载还多见于《史记》：《赵世家》记载晋献公十六年：“晋大旱。”《乐书》记载晋国平公时：“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可见旱灾的严重程度。《史记·韩世家》记载韩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门。”说的是韩国发生旱灾；《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则记载齐景公时：“齐大旱逾时。”说明旱灾持续的时间很长；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秦始皇十二年秦国：“天下大旱。”

《诗经》不仅记载了当时的旱灾，还对旱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作了形象的描写，如《大雅·云汉》篇曰：“旱既太甚，蕴隆虫虫……旱既太甚，则不可推……旱既太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旱既太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41]“涤涤”二字，注曰：“山无木，川无水。”由诗中可见，长期的干旱，加上炎热的天气，不仅导致山上的树木死光了，还使川泽里也没有水了；《小雅·谷风》篇则云：“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42] 说的是久旱不雨，导致野草死光、树木枯萎；《大雅·召旻》篇道：“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我相此邦，无不溃止。”[43]说的也是在大旱之年，草难以生长，失去了往日的茂密，气候干旱甚至使国家都处于崩溃边缘。

周朝是个农业王朝，频繁发生的旱灾，势必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生产，这就迫使人们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面对旱灾，当时人们的惯常做法就是祭祀求雨，前面多次提到的“大雩”就是古代求雨的礼仪，是一项十分庄重和虔诚的祭祀。这种求雨的虔诚和迫切，《诗经》里也有所记载，如《小雅·甫田》篇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44]《小雅·大田》篇：“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45] 反映出农民对于雨水的渴望。

由旱灾引发的饥荒对统治者的地位稳定与否也会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他们采取一定的积极措施，来抗旱救灾。鲁僖公二十一年发生旱灾，鲁僖公本打算将巫师尪烧死求雨，臧文仲劝阻，并建议僖公倡导节俭，勤于农事，渡过难关，僖公听从其建议，采取了积极的抗旱措施，使旱灾没有带来不良后果。再如齐国齐景公时，齐国大旱，景公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提出要祭祀灵山，遭到了晏子的反对。晏子给他分析了旱灾的危害，“天久不雨，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提出要景公离宫居住，与灵山河伯共忧，才有可能得到雨水。景公听从了晏子的建议，“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46]。景公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对旱灾的危害有着充分的认识，才能做到沐风露处，亲自去求雨。

有的国君面对旱灾则采取较为极端的手段，如《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卫国发生旱灾，甯庄子给卫国国君提出的建议就是发动战争，“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他的建议被国君接受，于是发动了对邢的战争。由于旱灾而引发的战争，在当时绝不止这一例。蒙文通说：“西周末造，一夷夏迁徙之会也。而迁徙之故，殆原于旱灾，实以于时气候之突变。”[47] 意思是说西周末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这场迁徙正是旱灾的影响所致。西周末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史念海说：“厉、宣、幽、平诸王之时的旱灾最为突出，前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之久，其中宣王时的那一次由元年旱起，直至六年始雨，时间的亘长实为少见。”[48] 长期的旱灾导致庄稼歉收、牧草枯死，无论是中原人民还是游牧民族都处于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为了生存，各民族纷纷迁徙，从而形成了蒙文通所说的“迁徙之会”。在民族迁徙中，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从而引发战争。

对于灾荒和战争的关系，邓拓做过阐述：“战争和灾荒，可以相互影响。一方面，战争固然可以促进灾荒的发展；另方面，灾荒不断扩大和深入的结果，就某种意义和范围来说，又往往可以助长战争的蔓延。”[49] 事实有时候的确如此，前面提到的卫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可见旱灾对于古代社会影响之大。

二 水灾

水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人类开始形成的那一刻起人类就离不开水，这从人类的文明的诞生地多在接近河流的地方也可以得到证实。正是因为这种密切关系，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水的重要性，《管子·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通流者也。”但是人与水的关系有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适量的水是人类需要的，如果超出了人类的需要，就会造成水灾，给人类带来灾难。然而在早期人类社会，水的多少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只能听之任之，或是给人类带来福祉，或是灾难。

按照上文邓拓先生的统计，两周时期共发生水灾16 次，是发生频数第二高的自然灾害，仅次于旱灾。关于这一时期的水灾，仍以《左传》记载为多：《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意思是凡是广平之原皆出水即为水灾。《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庄公二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意思是宋国发生水灾，使宋国庄稼受到损失，鲁国应该派人去行吊礼；《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为灾也。”《宣公十年经》：“秋，大水。冬，饥。”由于发生水灾，庄稼无收，到了冬天，发生了饥荒；《成公五年经》：“秋，大水。”《襄公二十四年经》：“秋，大水。”《昭公十九年》：“郑大水。”说的是郑国发生了大水。

《史记》关于这一时期水灾的记录有三处：《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二十七年：“河水出，大潦。”潦即涝，由于发大水，积水成涝；《秦始皇本纪》载嬴政八年：“河鱼大上。”索隐曰：“谓河水溢，鱼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河水溢出河道，鱼都漂到了地上；《六国年表》记载韩懿侯九年“大雨三月”。大雨连下三个月，必定会出现水灾。而《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载齐景公时：“霖雨十有七日。”《国语·周语下》载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50]《竹书纪年》记载的水灾有三次：晋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击。”说的是丹水从河道溢出造成水灾；[51] 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洛水溢出，流进洛阳，造成灾难；[52]“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郛。”[53] 这场大雨导致了水灾，把酸枣城的外城都给淹了。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两周时期的水灾涉及鲁、宋、郑、赵、韩、魏等国，而且资料没有记载的国家未必没有发生过水灾，可以说，水灾的影响还是颇为广泛的，也许正是由于各国都遭受过水灾的祸害，才使当时诸国十分重视对水灾的预防、治理。再以齐景公为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晏子谏第五》记载：“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齐国发生重大水灾，但是景公起初由于贪酒而没有召见晏婴，于是晏婴采取措施：“家有布缕之本而绝食者，使有终月之委；绝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无委积之氓，与之薪橑，使足以毕霖雨。”后来景公被晏子感动，“公然后就内退食，琴瑟不张，钟鼓不陈”。以身作则，带头抵御灾害。

三 虫灾

除了水旱灾害之外，还有虫灾。前引邓拓先生统计两周时期发生的蝗虫灾次数为13 次，仅次于水旱灾害。然而邓拓先生在其统计表中将当时发生的大部分虫灾归结为蝗虫灾害，这是不妥当的。文献记载当时的虫灾有“螟”“螽”“蜚”“蝝”等，其中“蝝”“螽”被学者认定为蝗虫，其他的都不是蝗虫。但如果细读古代文献，就会发现两周时期包括蝗虫在内的虫灾次数远远超过了13 次，可见邓先生的结论不甚准确。如郑贞富指出：“今据《春秋》及三传查实，共记虫16次，其中三次不为灾，实际共有虫灾13次。西周无确切的编年史，情况不详。”[54] 两周时期，旱灾频繁，频发的旱灾必然导致蝗灾的发生。郭旭东说：“在自然灾害史上，旱灾与蝗灾密切相连，甚至有‘旱蝗’ 之称。黄河流域有大面积的冲积滩地、河间洼地和天然湖泽，如有名的大野泽、雷夏泽、菏泽、圃田泽、荥泽、大陆泽等均分布于此。而 ‘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古中原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蝗虫成灾的重要条件，因为蝗虫是一种无真正滞育性的昆虫，它不能通过延滞发育来逃避不利环境的影响，因此干旱迫使蝗虫从滞水洼地周围的滩地这一源地向外飞迁从而形成蝗灾。”[55] 这一说法很有道理。

对于两周时期的虫灾，《春秋》记载最多，其中以蝗虫为多，如《桓公五年》：“秋，螽。”《说文》曰：“螽，蝗也。”有关“螽”的记录还见于其他各篇，如《僖公十五年》：“八月，螽。” 《文公三年》：“雨螽于宋。”说明蝗虫的数量很多，像雨点一样密集；《文公八年》：冬“螽。”《宣公六年》：“秋，八月，螽。”《宣公十三年》：“秋，螽。”《宣公十五年》：“秋，螽。”《襄公七年》：“八月，螽。”《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哀公十三年》：“九月，螽……十有二月，螽。”《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记载在秦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56] 蝗虫遮天蔽日而来，不仅导致庄稼严重受害，而且还出现了疫病。《宣公十五年》还记载了蝝的现象：“冬，蝝生。”《说文》曰：“蝝，蝗子也。”即蝗虫的幼虫，尚未长大，且此年生蝝是在冬季，虫子都被冻死，没有形成灾害，因此《左传》曰：“幸之也。”就是庆幸没有成为灾害。

上述见于文献记载的蝗灾，多数发生在秋季，周以子月为正，因此这里记载的秋实为夏，秋八月即夏六月。这恰好与蝗虫的生长季节相吻合，郑云飞说：“农历六月是第一代蝗虫的羽化高峰。第二代蝗虫的羽化高峰约在八月份。从历史上的蝗灾记载来看，第一代是为害农作物最为严重的一代。”[57] 由此可见，当时所发生的蝗灾正是危害最严重的第一代蝗虫，说明当时遭受的蝗灾十分严重。

除了蝗虫以外，其他虫害也不少，如《隐公五年》：“秋，螟。”《谷梁传》注解曰：“螟，蟲灾也。”《隐公八年》：“秋，螟。”《庄公六年》：“秋，螟。”这里的螟乃是吃食禾苗中心的虫子，与蝗虫并不一样。《左传·隐公元年》：“八月，有蜚不为灾，亦不书。”再如《左传·庄公二十九年》：“秋，有蜚，为灾也。”这里的蜚，也是虫子。《说文》曰：“蜚，臭虫。”是对庄稼有害的虫子。此外，《左传·庄公十八年》：“秋，有蜮，为灾也。”这里的蜮也是一种吃禾苗的害虫。《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大草不生，又无螟蜮。”高诱注曰：“蜮或作螣。”意思就是说蜮也许就是螣，而螣是一种类似蝗虫的害虫。

从上述可见，两周时期见于记载的虫灾已经超过了13 次，加上那些没有记载的必定要远远超过13 次，说明这一时期虫灾发生的频率也比较高。频繁发生的虫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它们吃掉草木庄稼的叶子，啃噬其茎根，造成庄稼禾苗死亡，草木枯萎。对此，《诗经》有真实的描述，如《周南·螽斯》篇曰：“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58] 仿佛使我们看到了成群结队的蝗虫嗡嗡叫着铺天盖地而来，所过之处，必定将庄稼一扫而光；《小雅·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59] 注曰：“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意思是除去螟虫、螣虫、蟊虫和贼虫，不要害禾苗，把这些害虫全部烧死。这是虫灾严重，百姓希望灭掉害虫，使庄稼能够旺盛生长的呼声；而《诗经·大雅·桑柔》：“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意思是庄稼全死光了，发生了严重的灾荒，虫灾造成的荒凉景象可见一番。《大雅·瞻卬》篇也说：“蟊贼蟊疾，靡有夷届。”说明虫灾铺天盖地，没有尽头。虫灾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沉重的灾难，使人民十分痛恨它们。

四 地震山崩

地震的危害不言而喻，其发生时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破坏力不仅对自然、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还会在人们的心中烙上深深的伤痕，使人们对它产生极度的畏惧之情。因此，对于这种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古代文献不仅加以记载，而且还会有所议论，使我们看到古人对地震的畏惧与认识。

《吕氏春秋·制乐》篇记载了西周初期的地震：“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地震发生之后，大臣们劝说文王离开国都，以躲避地震。文王则说：“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文王拒绝了大臣们提出的迁离建议，并且采取了相关的措施如与诸侯交好、安抚天下豪士、奖赏大臣等，以避免灾祸。可以看出，虽然当时的统治者还不能认清地震的真正原因，还把地震的发生当作上天的警示与惩罚，但也意识到灾难对于其统治的影响，于是采取措施，稳定统治。到了西周末期，这种观念开始有所改变。《国语·周语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是一次大面积的地震，波及整个西周王朝中央的统治区域，对此《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也有记载：“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地震使原来的地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令人触目惊心。地震发生后，伯阳父不仅较为客观地分析了地震产生的原因，还阐述了地震对国家统治的威胁，认为这是周将灭亡的征兆，说明当时已经能够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统治的重要性。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以后再发生地震，文献都能加以记载。

对这一时期地震记载较多的还是《春秋》一书，如《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可惜的是，对于上述地震的结果，文献并没有记载，我们难以直观了解这些地震的危害。但是对于昭公二十三年发生的那场地震，《左传》做了解释，认为这场地震也是亡国的征兆。《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苌弘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在这里，地震再次被看作是一个王朝将要灭亡的征兆。

此外，《竹书纪年》为我们保留了四条有关记录：一是周隐王二年：“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60] 这显然是地震导致的齐国发生的地貌变化；二是梁惠成王七年：“地忽长十丈有余，高尺半。”[61] 三是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四曀，室坏多死。”[62] 四是梁惠成王二十五年：“绛中地坼，西绝于汾。”[63] 后面三条虽然说的都是在魏国发生的地震，但是可以看出地点不同。《史记》则记载了四次地震现象：《六国年表》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地动坏城。”使我们看到了关于地震危害的记录；《秦始皇本纪》则记载：“十五年，地动……十七年地动。”三年之内，连续两次发生地震；《赵世家》说赵幽穆王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地震带来的破坏，还记载了地震的范围，说明对地震的关注程度加强了。而《战国策·齐策六》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场地震：“夫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嬴、博之间，地坼至泉……人有当阙而哭者。”这里记载了地震的范围、造成的灾难以及人民的反应，还记载了对地震不管不问的国君闵王的下场。这说明这场地震的危害非常之大，需要一国之君采取措施，解救百姓的危难，但闵王居然一无所知，因此被手下大臣给杀了。

同地震一样能引起自然界巨大变化的，还有山崩。由于它引起的自然界变化以及所带来的危害不次于地震，所以古人对于山崩如地震一般敬畏。《左传·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对于这场灾难，晋国人认为它几乎会导致亡国；《左传·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发生灾害后，晋国国君急忙召伯宗回朝商议，伯宗认为：“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徹乐，出次，祝幣，史辞，以礼焉。”就是要君主带头示范，卑身节俭、亲居郊外、以礼祭祀、反躬自省，以求上天庇护，躲过灾难。《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山崩之后，山体滑落进入河里，导致河流阻塞，其结果是形成堰塞湖，对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

五 火灾

火灾对于人类生命及财产的安全来说，也是极为可怕的灾难。即使在消防设备已经非常发达的条件下，我们今天的火灾还是免不了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没有消防设备的古代，火灾所带来的灾难就更为可怕了。这里主要指由自然而非人为原因造成的火灾，《左传·宣公十六年》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意思是人为的火灾叫火，自然原因引发的火灾叫灾，因此，《春秋·宣公十六年》记载：“夏，成周宣榭火。”这里说火而不说灾，意思即这是由人为原因引起的。可见，古书对此记载得非常分明。

对于火灾，《春秋》记载很多，这也说明火灾也是当时经常发生的灾难。《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说是桓公的粮仓发生了火灾；《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是齐国发生了火灾；《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火。”写的是宫殿发生火灾；《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襄公九年》：“春，宋灾。”《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昭公九年》：“夏，四月，陈灾。”《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可见，火灾是当时各国都普遍发生的灾难。

对于火灾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左传》则有具体的记载，如上述《哀公三年》发生的那场火灾，鲁国官员就采取了积极而又妥当的抢救措施，“校人乘马，巾车脂辖，百官官备，府库慎守，官人肃给。济濡帷幕……蒙葺公屋。自大庙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给。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面对火灾，他们从容镇定，指挥有方，守护房屋，弄湿帷幕，蒙葺房子，防止火势扩大。同样，《说苑·反质》篇记载了魏国发生火灾国君群臣采取的措施：“魏文侯御廪灾，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吊。”由于发生了火灾，从魏文侯到大臣都素服而吊，以表示对火灾的悼念和反省。可见，古代发生火灾后，都有一套相应的举措。

六 风雪雹霜灾害

除了上述较为剧烈的灾害以外，还有一些自然现象也能给人类的生产或生活造成灾难，比如大风、暴雪、冰雹、重霜等。文献对这些自然灾害的记载少于前面所说的那些自然灾害，但见于记载的这些灾害，也都会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者破坏。

1.风灾。较早记载两周时期风灾的当属《尚书·金滕》，该篇记载了西周建立不久的一次大风灾害：“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也有记载：“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这次大风发生于秋季作物已经成熟但是尚未收获的时候，庄稼都被大风吹得倒在地上，这势必会造成减产。不仅如此，这次大风居然把大树都从地上拔了出来，足见风力之大；《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了发生在宋国的一次大风：“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鶂退飞，过宋都，风也。”贾逵云：“风起于远，至宋都而疾，故鶂逢风退却。”鸟都飞不动了，被迫倒着飞回，可见风势很大；《左传·昭公十八年》：“戊寅，风甚。壬午，大甚。”这场越来越大的风，给宋、卫、陈、郑诸国带来了一场火灾，危害也很大。

2.雪灾。《左传·隐公九年》曰：“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失时也。”对于什么样的雪能称为大雪，该篇作了解释：“平地尺为大雪。”《公羊传》也说：“庚辰大雨雪，何以书？记异也。”说明之所以把这次事件记录下来，就在于它不同于一般的雨雪天气；《春秋·僖公十年》：“冬，大雨雪。”同样，《史记》也记载了几次雪灾天气：《赵世家》记载赵成侯二年六月：“雨雪。”《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二十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六国年表》则说秦躁公八年：“六月，雨雪。日，月蚀。”《战国策·魏策二》：“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坏城郭。”可见这次雪下得多大，把城郭里的房子都给压坏了。

3.冰雹。冰雹现象的发生，也会对人、畜生及农作物带来灾害，《竹书纪年》记载周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砺之本意为磨刀石，在此形容冰雹之大，非同一般；《左传·僖公二十九年》则曰：“秋，大雨雹，为灾也。”明确说明冰雹降临，形成灾害；《春秋·昭公三年》：“冬，大雨雹。”《左传·昭公四年》春“大雨雹”。

4.霜灾。冬天下霜，本为正常现象，但如果天气过于严寒，必定导致霜冻，对农业生产形成影响。《诗经·小雅·正月》记载了周幽王时的一次霜灾：“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周以建子月为正，所以这里的正月当为十一月，十一月就下这么厚的霜，必然会对禾苗的生长造成很大影响。再如《春秋·定公元年》载：“冬，十月，陨霜杀菽。”说的是十月下霜，冻死了庄稼。周之十月，即今日之八月，八月下霜，确实属于灾害。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春秋·成公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公羊传》曰：“雨木冰何？雨木而冰也。何以书？记异也。”树上都结成冰，可见天气多么寒冷。

从上述可见，两周时期，的确是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使整个社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对周代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国外学者也有所认识，比如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他说：“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64] 事实正是如此，这些频繁发生的灾害尤其是旱灾、虫灾等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的周代社会来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庄稼歉收之后出现饥荒。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饥荒都是极为可怕的社会灾难，而对于生产力仍然比较落后的周朝来说，更是如此。《诗经》的一些记载使我们看到饥荒发生之后百姓的恐惧，如《大雅·云汉》篇曰：“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连年发生的旱灾导致出现严重的饥荒，百姓饿死无数；《小雅·雨无正》篇：“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同样是抱怨上天给人类降下了饥荒；《大雅·召旻》篇：“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贼内讧。昬椓靡共，溃溃囘遹，实靖夷我邦。”发生的饥荒使老百姓被迫四处流亡，田园荒无人烟，又发生了可怕的蝗灾，使人民濒临灭绝的状态。

由于灾害频繁，饥荒在当时各个诸侯国都会出现，如此一来，使各国认识到互相救助的重要性。《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道：“诸侯无粟，诸侯相归粟，正也。”说诸侯互相借粮，是值得肯定的做法；而《左传·僖公六年》则将这种行为上升到了礼的高度：“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左传·僖公十三年》中百里奚的说法更加明白：“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也许是礼制的约束作用，也许是出于长远的打算，在当时，国与国之间在发生饥荒时的救助十分普遍，这在《左传》里记载很多，如《隐公六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糴于宋、卫、齐、郑，礼也。”天子都城发生饥荒，派人到鲁国求援，于是鲁隐公替周天子向宋、卫、齐、郑四国去请求支援粮食；《庄公二十八年》：“冬，饥。臧孙辰告糴于齐，礼也。”鲁国发生饥荒，向齐国求救，此事在《国语·鲁语上》中有详细记载；《僖公十三年》：“冬，晋荐饥，使乞糴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可见救援送粮的规模还非常大；《僖公十五年》：“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定公五年》：“夏，归粟于蔡。”《哀公十三年》：“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说的是吴国大夫向鲁国大夫求粮。可见在当时社会，各国互相救助十分普遍。而当时各国互为敌国的关系众所周知，但是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各国还能做到这些，这既是礼的要求，又是现实状况的要求。如果有哪国在受到求援时不帮助他国，则会受到舆论的普遍批评，从而失去地位。如《僖公十四年》：“冬，秦饥，使乞糴于晋，晋人弗与。”晋国的这种做法当时就遭到晋国大夫庆郑的批评，他说：“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结果后来秦国讨伐晋国，原因就是晋国没有救助秦国，《僖公十五年》：“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糴，故秦伯伐晋。”失去威信的晋国被打败，国君晋惠公也做了俘虏。

由此可见，由于两周时期各国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相关的灾害救助措施和行为已经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使各国能够在抵御自然灾害中互相帮助，加强国家与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了人类的和谐共处，这在当时那种各国互相征伐的社会背景下，是极其难得的也是极为珍贵的，这也成为我国救荒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