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边疆的战略地位和中国边疆研究的任务

（一）中国边疆的战略地位包括历史发展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

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认识。当代中国人继承了先辈给我们留下的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一是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二是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简单地说，即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是在经过了一个漫长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定型的。从先秦时期开始，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了一个核心区域，这个区域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又是一个国族的概念。多元是指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色，也就是各民族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所具有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是指各民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这种由多元到一体的特点，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

两大历史遗产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两大历史遗产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点，或者可称为联系的平台，那就是边疆地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边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了边疆这个因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不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中国边疆地区存在，那么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也不可能进入统一多民族的范围。

从现实的角度来认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边疆地区仍然是中国国防的前线。尽管现在高科技的信息战发展了，战争的形态也变了，但是中国的边疆地区仍然具有国防前线的特殊功能，是保卫中国安全的第一线。第二个方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前沿舞台，也是展示中国实力的前沿舞台。第三个方面，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可以设想，如果边疆地区的发展长期滞后，何谈中国的全面发展？如果边疆地区不发展，我们怎么能够使中国进入小康社会？而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可以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可达300万平方公里，接近陆地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1978年的时候，我国海洋经济只有三个传统的产业：渔业、交通、晒盐。现在，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已经从原来的三个产业发展到七八个主要的大产业，例如新兴的石油、滨海旅游、造船、滨海砂矿等，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所以，边疆地区的发展关系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全局。

（二）中国边疆研究的两大任务

1.中国边疆研究的对象

中国边疆研究的对象包括陆疆和海疆的历史和现状，可谓是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中国边疆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与统一多民族中国内地紧密相关，是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中国边疆的历史必须要和全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边政策，和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进程结合起来。

2.中国边疆研究的两大任务

第一，通过研究弄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规律。中国的边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边疆居民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搞清楚，而且还要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搞清楚。因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既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物质力量，又是一种精神力量，它能使人产生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二，要搞清楚中国疆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及原因，中国边界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国境线形成、变迁的过程等问题。在这个范围内，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以及生活在边疆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发展，都是我们的研究范围。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既有热点问题也有诸多所谓的“绝学”，它有很多热点、疑点及难点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它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

3.中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

在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边疆研究形成了优良的传统，而优良传统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持续发展。中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总结，如从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全过程观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良好学风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则可称中国边疆研究优良传统的两条主线。

第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良好学风。读万卷书，就是指中国边疆研究者大量地阅读掌握有关文献材料，以便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行万里路，则是指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也依赖于边疆研究者深入辽阔的边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就每一个有成就的边疆研究者来说，其“读书”与“行路”的经历可能有很大的差异，而就边疆研究发展的整体而言，“读书”和“行路”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在数千年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中，有许多身体力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祖上世代常做史官，他从十岁起即开始读古史书，一生博览群书；他二十岁以后，又多次游览全国，其足迹遍布四方，不但去过中原大部分地区，还去过许多中原的边缘（如甘肃东部等）和西南边疆地区（巴蜀以南，即今川、贵、滇等地）。司马迁的“读书”和“行路”经历为他撰写不朽名著《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其可能还有官员、军人、僧侣等身份），当他们有机会涉足辽阔的边疆地区时，往往都为中国边疆研究的进步作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读书”和“行路”既是边疆研究新知之源，又构成边疆研究成果之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良好学风与我们现在提倡的读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是一致的。

第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涉及国家兴亡的大事方面，唤起每个国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我国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从宏观理论角度分析，每个国民要爱的国家应是不断发展中的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如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分析，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因为这里有对具体的国家、国家政权的辨析问题。如何辨析与匹夫有责的国家兴亡事，这在我国有着良好的传统标准，顾炎武讲：“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史角度观察，一般地讲又有地区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全国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分，而后者又是在前者发展与前后两者交替矛盾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的安危盛衰是与国家兴亡紧密相关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关心研讨边疆的安危盛衰就是关心研讨国家兴亡事。

在20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绝大多数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学术渊源、个人经历等方面各不相同，他们对国家也可能有各自的理解，但对国家负有责任心和使命感却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传统。在那个时代，边疆研究与经世致用思想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治学”和“治世”在不同程度上合而为一了。在近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高度发展，边疆研究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边疆研究者对国家兴亡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表现得尤为强烈，不管是有参政经历的姚莹、何秋涛，还是学者张穆；不管是官宦徐松，还是他的门客沈垚，他们都是典型的范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是边疆研究学者们对社会活动参与和对社会发展奉献精神的体现，是我国传统爱国主义思想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