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子弟书题材来源考
子弟书是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八旗子弟是满文化的继承者，吟诵子弟书又是作为八旗子弟内部流传的娱乐活动，按常理他们应该吟咏满族的故事，创作只属于本民族的史诗。但出于对汉文化的崇拜和热爱，子弟书却是用流畅优美的汉语书写的，吟唱的是汉民族的故事。可以说，子弟书本身就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考证子弟书的题材来源，可以从一个侧面去研究汉文化是如何融入八旗子弟的血脉之中的。
一 子弟书题材的分布状况
目前存世的子弟书有516篇，其中有79%是改编作品，21%是原创作品。明清两朝的俗文学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地方很多。比如戏曲传奇《连环记》《东吴记》都取材于小说《三国演义》；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在小说《警世通言·唐解元一笑姻缘》、杂剧《花前一笑》、传奇《花舫缘》以及弹词《笑中缘》中都出现过；明清大量传奇剧本又被改编为舞台上流行的京剧唱段。要判断子弟书作者到底是依据哪一个版本改编的，实非易事。笔者经过对多种版本的比较阅读之后，决定以这样几个因素判断题材来源。
第一，故事的基本情节。如子弟书《雷峰塔》，讲述白娘子的故事，其情节同清代方成培创作的传奇《雷峰塔》最为接近，而与更早的《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大相径庭，很显然不能采信于后者。
第二，子弟书的开头诗篇或篇末结语。比如子弟书《走岭子》，讲述小说《水浒传》中武松在十字坡张青夫妇的帮助下，改扮陀头投奔鲁智深，经过蜈蚣岭的故事。梆子腔《蜈蚣岭》就涉及这个情节，另外，这一题材在京剧舞台上也多有演出。《走岭子》到底是从小说改编的，还是从梆子腔、京剧改编的，看情节很难判断。但该子弟书开篇有一首诗，前四句是：“琐窗人静转清幽，翻阅残篇小案头。笔端清遣闲时闷，墨痕点染古人愁。”既然说到“案头”“残篇”，很显然是针对小说而言的；而且篇头篇尾并无一字半句提到“梨园”“红毡”之类的字眼，因此可以断定作者的题材来源是小说而非戏曲。
第三，题目。有的子弟书的题目直接取自折子戏的题目，比如子弟书《活捉》，讲述阎婆惜被宋江杀死之后，鬼魂找张三郎相会，结果将张三郎吓死。传奇《水浒记》中，就有《活捉》一出。这种情况在由明清传奇改编的子弟书里不胜枚举。但这一根据并不足以断定题材来源，必须同其他因素相权衡之后才能下结论。比如子弟书《东吴记》，讲述刘备东吴招亲，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虽然传奇中也有《东吴记》，但看子弟书所有细节都与小说《三国演义》一致，连语言风格都与小说一致，很明显是由小说改编的，不能采信于传奇《东吴记》。
第四，语言的相似性。比如子弟书《痴诉》的语言同传奇《艳云亭·痴诉》的唱词都是一致的，只是稍微变换一下句式而已；子弟书《思凡》的语言，很多是根据《孽海记·思凡》的唱词略加修改的结果。按照这套标准，子弟书题材来源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子弟书题材来源（共516篇）
二 清代旗人中小说、戏曲的流行情况
从统计数字来看，子弟书的来源以改编为主，而且以改编当时流行的小说和戏曲为主。子弟书作者对文学和艺术的好尚为他们的选择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小说的改编情况非常集中，大部分出自《三言二拍》《聊斋志异》《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而这些都是清代非常流行的读物。清代北京的书店、馒头铺多经营小说租赁业务，其中永隆斋钞本《福寿缘鼓词》上印长章云：“本斋出赁四大奇书，古词野史。”“四大奇书”就是指《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能被馒头铺作为广告宣传之语，足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红楼梦》一出，更有洛阳纸贵的轰动效果。程伟元的《红楼梦序》云：“好事者每传钞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毛庆臻的《一亭考古杂记》载：“乾隆八旬盛典后，京版《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1]当时北京人对小说的态度是非常热情的。旗人读小说最初是因为军事需要。努尔哈赤最喜欢读《水浒传》《三国志》两书。皇太极即位之后，组织人力物力翻译《三国演义》，让八旗官兵学习其中的军事思想，效果显著。魏源曾在笔记中说：“国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清军入关后，《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隋唐演义》等小说被翻译成满语在旗人中流行。康熙初年，“稗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2]。随着满人汉语水平的提高，阅读小说戏曲已经可以渐渐脱离满文翻译，直接阅读汉语原文了。“是时（康熙末年），士大夫家多看汉文小说。”[3]清琴川居士的《皇亲奏议》卷二十二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刑科给事中刘楷奏：“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贩买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几何。”[4]一行，嘉庆二十三年（1818）诸联《生涯百咏》卷一《租书》诗云：“藏书何必多，《西游》《水浒》架上铺；借非一（希瓦），还则需青蚨。喜人家记性无，昨日看完，明日又借租。真个诗书不负我，拥此数卷腹可果。”清末民初的文人也曾经注意到，“（馒头铺）顶不讲理的是外带着赁书，他那几种书不但名目特别，就是《三国》《列国》（《东周列国志》）……谁要爱看，非有押账不赁，真逼得穷老太太把钳子（耳环）都摘下来作了押账啦，爱听可没法子。及至把书赁了来还得求人，好念哪”[5]。一部《红楼梦》卖几十两银子，照样销售火爆；租书业生意兴隆，足见读者追捧之力；穷老太太爱听小说，情愿典当首饰也要请人朗读。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小说的热情读者可谓比比皆是。八旗子弟对小说的热爱，在描写旗人生活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载茗烟想逗贾宝玉开心，“便走去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脚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贾宝玉见到之后如获至宝，不但自己爱不释手，还同林黛玉一起读；《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九回，写江湖英雄邓九公为朋友安学海准备的书房案桌上摆着几套书，是“一部《三国演义》、一部《水浒传》、一部《绿牡丹》，还有新出的《施公案》和《于公案》”。这些文字无意间告诉我们，对富贵旗人来说，买小说读是一种很常见的娱乐活动。八旗子弟大部分都受过良好教育，经济上又比较富足，买书、租书、读书都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在娱乐的时候改编小说篇目，将彼此都熟悉的故事用另一种方式吟唱出来，显然是一件既容易理解又富于创造力的事情。
清代的北京，戏曲的流行程度又远远超过小说。清军刚入关的时候，豫亲王多铎、顺治帝就表现出了对戏曲的浓厚兴趣，康熙帝、乾隆帝下江南的时候，就带回大批江南名伶入宫教习太监唱曲，并在宫中设立专管唱戏的部门昇平署。嘉庆帝看戏认真投入，“排新戏之前，每一角色由哪一太监扮演，他都要安排妥当”。“咸丰帝颇通音律，对戏曲伴奏场面也很感兴趣，他写出的御制清曲就交给太监们‘打工尺’，曾多次演唱。”[6]慈禧太后更是个著名的戏迷，“她曾在宫中组织了一个‘普天同庆’科班。这个科班不归昇平署管，而由慈禧直接管辖”[7]。上行下效，王公大臣里面也出了大批戏迷。清人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早年王公府第，多自养高腔班或昆腔班，有喜寿事，自在邸中演戏。”并说，清嘉庆、道光年间的贝勒奕绮，同治、光绪年间的贝勒载澄都是当时著名的票友，经常参加演出，在京城颇有名气。道光帝的三弟淳亲王緜恺自幼酷爱戏曲，为了排戏，甚至不惜将南府太监苑长青私藏府中，以致受到革爵的处分。[8]《啸亭杂录》记载：“果勒敏，字杏岑，博尔济吉特氏。世袭子爵，官杭州将军。罢归，穷极无聊，日游戏园，颇通词曲。”[9]《红楼梦》里贾府买了12个女孩子学戏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嘉庆、道光年间，北京旗人中出现了很多业余演员，也成立了一些子弟票房。“当时管不正式登台卖艺，自行娱乐的演唱，名之曰‘走票’。演唱者，称为‘票友’。由票友所组成的演唱地点，称之曰‘票房’。票房有首领一人，称为‘把头’或‘票首’。票房都有一定的‘过排’（演唱）日期，每月三次或四次，不穿行头。对参观的人只收数文茶资。”比较有名的票房有风流自赏票房、翠峰菴赏心乐事票房、悦性怡怀票房、公悦自赏票房等[10]。演员都是八旗子弟。比较典型的是光绪年间的“韩票”，“为理藩院书吏韩季长所创办。班中人才甚多，以陈子芳（唱旦角，学余紫云，为兵部书吏）、魏曜亭（唱花旦，学田桂凤，亦某部书吏）最负盛名。韩自饰小生，尚不恶”[11]。民国年间许多著名京剧票友、演员都是旗人出身，“红豆馆主、清逸居士、卧云居士、金仲仁都是出身于清宗室爱新觉罗氏的演员。清逸居士本名溥续，曾袭封为晋庄亲王，民国初年落为平民”。“红豆馆主本名溥侗，生于1871年，为清道光皇帝之孙载治的第五子，光绪年间曾封二等镇国将军。”四大名旦中有两位是旗人。程砚秋是正黄旗满人，“先祖曾在清初摄政王多尔衮部下为官，入关后战死于疆场。其五世祖为清代中期知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英和，其父尚有世袭爵禄”。“尚小云为汉军旗籍人，清平南王后裔。”[12]
可以说，从皇帝到百姓，几乎每个旗人阶层都有大量的热情戏迷存在。听戏不满足就自己唱戏，然而唱戏又对时间、精力和个人条件要求很高，那么将舞台上流行的剧目改编为子弟书吟唱，无疑是享受戏曲的简便方式。子弟书从戏曲中取材的篇目，在现存的清代戏单上都有所体现。清代宫廷专门的戏曲机构昇平署保留的戏曲剧目中，有《游园》《拾画》《折梅》《惊梦》《寻梦》《学堂》（以上几种为传奇《牡丹亭》选段）、《絮阁》（《长生殿》选段）、《阳告》（《焚香记》选段）、《思凡》（《孽海记》选段）、《寄柬》（《西厢记》选段）、《踏伞》（《拜月亭》选段）、《琴挑》《井遇》《偷诗》《姑阻》《失约》（以上几种为《玉簪记》选段）等，这些篇目都曾被改编为子弟书。《缀白裘》是一部折子戏选集，收录了清代戏曲舞台上主要的流行剧目。改编于戏曲的194篇子弟书里，有94篇改编自《缀白裘》所收录的折子戏。《缀白裘》只收录了乾隆三十九年以前的剧目，子弟书的创作却从雍乾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剩下的100篇中有很多是清代中后期流行的剧目，这一数字足以证明，目前存世的子弟书里，1/3以上都来自清代舞台上流行的戏曲片段。从戏曲和小说改编的子弟书数量占到现存子弟书的74%，可见旗人对戏曲和小说的热爱深深地影响了子弟书的创作。
三 子弟书的内容选择和艺术追求
从子弟书的内容上看，作者选取的故事都以世情和爱情故事为主。不仅仅是改编作品，就连原创作品也是如此。其中，占比例最大的还是描摹世态炎凉的作品。即便是改编《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子弟书，作者也选择那些能够表现人物内心情感和生活矛盾的段落，而很少选择厮杀的场景。比如子弟书《长坂坡》，本是赵云救阿斗的故事，而作者却把笔墨完全放在糜夫人和赵云的对话上，重点就是写赵云的为难、忠烈和糜夫人的悲伤与决断。至于后来赵云如何怀抱阿斗厮杀，子弟书只字未提。而清代戏曲和小说都很流行的公案和侠义故事，在子弟书中竟连一篇也找不到。其原因与子弟书的体裁有关。在鼓词里，交代情节发展变化，讲述故事的发展脉络，多以说白出之。“在书中情感比较强烈、言之不足时，用‘唱’；当人物感叹、悲伤，进行抒情性的内心独白时，也用唱；至于对人物外形、兵刃坐骑、厮杀场景、环境气候等的描绘，也常用唱词来完成。”[13]子弟书没有说白部分，那么就只能尽可能简化情节，减少不必要的头绪。子弟书篇幅短，每回一二百句，一两千字，只能讲述简单的故事，一二个人物，像绘画一样描摹人物的心理和对话，而很难容纳曲折的情节、多样的人物、复杂的故事。另外，子弟书只唱不说，以音乐动人，很善于抓住某一个情感瞬间无限延伸，用婉转的音乐和歌喉打动听众。如果用演唱的方式交代复杂故事的头绪，不仅不及说白便利，还可能造成唱词烦琐可厌。这一特点是说唱文学创作中的普遍规律。“从文本的选择来看，评话、鼓词等长篇大书的艺人们喜欢选取以讲史、公案、侠义、神怪为题材内容的‘说书体’小说来进行改编和演说。……至于小书呢，则以说唱人情冷暖和世俗悲欢见长，其改编对象多为《白蛇传》《百宝箱》《玉堂春》《占花魁》《十五贯》《二度梅》《红楼梦》等描摹人情世态的小说；即使演说沙场征战的故事，也要发挥小书的优势，根据接受者的口味，对小说进行一番取舍与改造。……它不太擅长演说战争，对打斗描写也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英雄好汉的儿女情长，擅长描摹的也是男女爱情和悲欢离合。”[14]子弟书选择的故事，多半是长篇传奇小说中最能表现人物丰富的心理情感，或者最能体现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篇章。其内容的“世情性”特点十分突出。
子弟书在选择题材的时候，注重的是艺术效果而不是思想意识。子弟书所涉及的故事里，思想意识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一方面有《雪梅吊孝》《双官诰》等宣扬妇女节烈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大量改编《西厢记》《牡丹亭》《玉簪记》的故事，津津乐道才子佳人的私情。子弟书作者在改编原著的时候，一般只是在情节语言上有所增删，至于原著的思想意识，从来都是不加分析地接受，从不做翻案文章。但对子弟书的语言文字，则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比如子弟书《忆真妃》取材于清代洪昇《长生殿》第二十九出《闻铃》，写过了马嵬坡后，唐明皇于剑阁缅怀缢死的杨玉环。原文本身就非常精美了：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
面对这样凄美的文字，子弟书作者不甘示弱，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更加缠绵悱恻的唱词：
似这般不作美的铃声不作美的雨，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洒窗棂点点敲人心欲碎，摇落木声声使我梦难成。当啷啷惊魂响自檐前起，冰凉凉彻骨寒从被底生。孤灯儿照我人单影，雨夜儿同谁话五更。乍孤眠岂是孤眠眠未惯，恸泉下有个孤眠和我同。从古来巫山曾入襄王梦，我何以欲梦卿时梦不成。莫不是弓鞋儿懒踏三更月，莫不是衫袖儿难禁午夜风。莫不是旅馆萧条卿厌恶，莫不是兵马奔驰你怕惊。莫不是芳卿意内怀余恨，莫不是薄幸心中少至诚。……
一会儿写雨，一会儿写情，一会儿从自己的角度写，一会儿又猜度杨妃的心思，从多个角度挖掘唐明皇的悲哀和孤独，追求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文字做到如此地步，作者可谓挖空心思矣。这种对于情感和语言的艺术追求在所有子弟书里都有体现。原因同子弟书的娱乐作用有关。八旗子弟创作和欣赏子弟书的目的在于自娱娱人，完全没有必要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还板起脸来进行道德说教。而要达到娱乐目的，就一定要在打动人心方面下功夫。而且，子弟书兴盛时期，八旗子弟还成立了专门的书会，把创作、演唱子弟书作为联络友谊、炫耀才情、比赛学问的手段。目前最早出现的子弟书理论专著《书词绪论》是嘉庆二年顾琳所作，其中有一章专门论及立社：“仅择知好五六人，或八九人，余有情面莫却者，均为附社。择清静禅房，每月一社，或一岁八社。……喜说者说之，不喜说者听之。其说者工妙与否，不许讥评。”[15]既然不许讥评，可见子弟书创作和演唱受到评论是很常见的事情，否则也不必在社规中专门指出了。为了避免受到嘲笑和指摘，作者必须在语言锤炼上下功夫，很自然就形成了追求子弟书艺术效果的风气。光绪年间，子弟书创作大家韩小窗曾在沈阳成立“荟兰诗社”，每逢聚会就把新创作的子弟书贴在茶馆墙上任人品评。该诗社成员喜晓峰、春澍斋等人还留下了同时改编《长生殿·闻铃》并互相欣赏彼此作品的佳话。[16]现存子弟书里，同一题材改编而来的不同篇目为数不少，当是这类风气的产物。
子弟书的题材内容，79%来源于汉文小说戏曲以及其他文体，可见八旗子弟对汉文化的热爱。八旗子弟不仅在正规教育和人才选拔体系中贯彻儒家道德和汉族的文化思想，就连闲暇的时候都把汉文化作为重要的娱乐内容。这一历史事实耐人寻味。经典汉文化规范了旗人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教育，俗文学则垄断了旗人的娱乐生活。闲暇的时候，八旗子弟阅读汉文小说，听汉文戏曲，他们从小就熟悉这些故事，热爱这些故事，还用优美流利的汉文改编这些故事，力求在语言文字上精益求精。可以说，他们每代人都浸泡在这些故事里过了一生。这些故事成了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造就了——至少是部分造就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受汉人士大夫轻贱的俗文学，却在旗人手里发展成一种新颖独特的文体。这个过程既体现了汉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又体现了满文化对汉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满汉文化的互动所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合力让人叹服。
[1] 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清）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3] 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3页。
[4]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 （清）待余生、逆旅过客：《燕市积弊·都市丛谈》，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6] 丁汝芹：《南府、昇平署里的太监们》，《紫禁城》1996年第1期，第27—29页。
[7] 赵志忠：《满族与京剧》，《满族研究》2004年第1期，第49—54页。
[8] 参见（清）王先谦《九朝东华录》，光绪年间刻本。
[9] （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页。
[10] 参见金启孮《京旗的满族（续）》，《满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70—75页。
[11] （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12] 赵志忠：《满族与京剧》，《满族研究》2004年第1期，第49—54页。
[13] 纪德君：《北京鼓词〈封神榜〉对〈封神演义〉的因革》，《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77—83页。
[14] 纪德君：《从案头走向书场——明清时期说书对小说的改编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第45—51页。
[15] （清）顾琳：《书词绪论》，选自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17—832页。
[16] 参见任光伟《子弟书的产生及其在东北之发展》，《曲艺艺术论丛》1981年第1期，第103—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