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献综述
从词源和含义上讲，“无神论”（Atheism）和“有神论”（Theism）、“宗教”（Religion）一样，都发源于西方，中国传统语境中并无与之含义匹配的词汇。汉语词汇“无神论”实为“舶来品”，其含义也多借鉴自西方。但从发展历史来看，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外学术界对无神论及其宣传教育的研究，走了迥然相异的两条路线。
一 国外文献综述
鉴于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世纪欧洲的无神论者常常被划为“异端”，遭受教会的迫害和挞伐。即便是步入了20世纪，欧美的部分学者也常常将无神论与共产主义一起污蔑为“无道德”“万恶之源”。譬如说，韦伯斯特在他的《新大学词典》（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就将“邪恶”（wichedness）列为无神论的同义词。[20]在这种背景下，能够坚持无神论已经很难得，遑论“无神论宣传教育”，乃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了。但即便是在如此不利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仍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拨开历史和现实的迷雾，从理论上关注和研究这一西方哲学史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有当代西方新无神论思潮。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宗教的影响力日趋衰弱。但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和不平衡发展，部分地区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新基要主义势力开始复兴，宗教极端主义也有所抬头，这为西方新无神论思潮的兴起奠定了现实基础。
“9·11”事件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威胁，西方知识精英由此开始反思和批判宗教，无神论和宗教批判类书籍愈加畅销，新无神论思潮开始兴起。在此期间，新无神论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如2004年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信仰的终结：宗教、恐怖与理性的未来》（The End of Faith：Religion、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Reason），2006年理查德·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的《上帝错觉》（The God Delusion），2006年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打破魔咒：作为自然现象的宗教》（Breaking the Spell：Religionasa Natural Phenomenon），2007年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Eric Hitchens）的《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God Is Not Great：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开始在西方知识精英阶层畅销，无神论的社会影响力有所扩大，引发了当代西方一股新的无神论的思潮，格瑞·沃尔夫（Gary Wolf）在2006年的英国《连线》（Wired）杂志上将这一思潮命名为“New Atheism”[21]，当代西方新无神论思潮也因此得名。
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当代西方新无神论思潮与传统的无神论思潮有着诸多不同。在传统无神论思潮兴起之时，欧洲大陆的宗教和教会权威依旧强大，“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22]。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也摆脱不了这种影响，因此，传统无神论思潮无法彻底地否定和批判“神”和宗教，许多无神论者也托庇于“阐释宗教”“维护教会”的名义才得以阐述自己的学说。此外，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传统无神论思潮的理论高度。
当代西方新无神论思潮则与之不同，他们对宗教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该思潮兴起于宗教影响力日趋衰弱的21世纪，学者们手中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因而，他们的立场更为彻底、更为科学。理查德·道金斯直接表明：“我的立场所全部要攻击的就是，基督教神学不是一门学科，它是空洞、真空，缺少同一性或内涵。”[23]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宗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狂热者都诉诸拷打和处决、十字军远征和圣战、清洗和大屠杀、宗教法庭和火烧巫师。”[24]克里斯托弗·希金斯也持相同立场：“理智必须将信仰当作敌人来消灭，消灭宗教将抑制人类的邪恶倾向，解决人类的顽固问题。”[25]
除了对宗教的无情批判外，部分学者还从宗教经典入手，从理论建构上揭露宗教经典的谬误和矛盾。山姆·哈里斯在其著作中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否定了“《圣经》是道德源泉”的观点，他指出：“人们今天选择遵守《圣经》中的某些训诫，并非源于《圣经》本身，而是人们自身选择的结果。”[26]克里斯托弗·希金斯在其著作中用了多个章节来分析《圣经》内部存在的事实错误和逻辑错误。他指出，自然和人类的认识有限，所以宗教典籍并不是科学严密的。在批判神学的同时，当代西方新无神论思潮还提出其愿景，比如，美国无神论者联盟在其使命宣言中讲道：“我们的愿景是把社会改变成理解和尊重无神论者的社会；支持和尊重基于理性、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价值的世界观；尊重和保护政教分离、宪法以及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和开放的国家的社会成员无神论者的人权。”[27]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新无神论思潮的主要代表学者善于使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武器，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来否定和批判神学，批判宗教极端主义，提出宗教信仰的非科学性和非理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对宗教进行科学研究，倡导科学和理性的生活方式。这一思潮虽然是少数派社会现象和亚文化形态，但经过新媒体力量的迅速传播，也对当代西方无神论的宣传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 国内文献综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由于思想文化的不同，我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形形色色的鬼神观念，但从未发展出世界宗教和一神教，而是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保持着人文世俗理性的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历史上缺乏无神论及其宣传教育的研究。事实上，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共存、交锋贯穿了整部中国思想史，从荀子的《天论》到范缜的《神灭论》再到柳宗元的《天爵论》，都蕴含着先哲们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闪耀着智慧光芒如无神论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1963年，毛泽东就曾在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指示稿上批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28]自此，我国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推出了许多新的成果。
步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党中央重视程度的提高，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有了新的起色，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我们把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及其宣传教育重要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及其宣传教育重不重要？这个问题既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也是争论的焦点。早在2001年，任继愈就将无神论的重要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
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无神论的关系，类似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只有具备初等数学的扎实功底，才能学好高等数学；只有具备坚定的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才能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掌握一门科学，必须有坚实的基础知识。……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是必要的，在当前的建设年代同样是必要的。[29]
有学者不认同这种观点，徐玉成指出：“无神论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虽然有渊源关系，但是二者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轻率比喻为‘初等数学同高等数学之间的关系’，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至于无神论宣传教育，“应当与过去在政治上‘左’的指导思想和‘左’的作法划清界限，不要把正常的科学无神论宣传再搞成在政治上对宗教进行批判的运动，不能与‘左’的指导思想混为一谈”。[30]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学界又围绕无神论及其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和讨论。2016年5月，朱维群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又是这一世界观的基础性组成部分。”他还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属主流意识形态”“党不仅要自身坚持而且要旗帜鲜明地向社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论点进行了论证。[31]同年9月，朱晓明支持了这种观点：
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不能代替专门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当代中国，一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也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我们也应向人民群众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不断巩固无神论观念，而不是把无神论宣传教育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理论、原则和概念上。[32]
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的理论基础，或者用该文作者的说法“基础和前提”。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性，即在社会历史观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彻底的无神论，而以往的无神论充其量往往是以‘下半截的唯物主义’（恩格斯语）或自发的唯物论为哲学基础。遗憾的是这位作者竟然把基本理论弄颠倒了。[33]
至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世界观基础”，则是同“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一样都是“抬高无神论的地位的两个错误理论”[34]。虽然作者对无神论的重要性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批驳，但认同坚持和宣传无神论的意义和紧迫性，“错误就在于为了突出无神论，设定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把正确的具体内容装进一个错误的框框里”[35]。讨论并未就此结束，研究也在进一步推进，在这场争论后，网上网下，期刊报纸仍旧围绕着无神论及其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进行讨论，观点大同小异，故不再赘述。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是否应当批判有神论的研究。“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36]。从理论上讲，无神论宣传教育本就应当批判有神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任继愈就提出，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不能消除“有神”观念和宗教神学，但可以使一部分人通过教育和实践，放弃唯心主义，接受唯物主义科学的世界观。[37]
然而，时过境迁，近年来，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学者们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到底要不要批判有神论又展开了争论。有学者认为，无神论宣传教育应当批判有神论。李申等指出：“只有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才是抵制邪教的思想武器，才是提高民族思想素质的必要思想工作，才能帮助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有神论进攻面前头脑清醒，保持自我，做一个现代的青年。”[38]
有学者认为，无神论宣传教育不应当强调与有神论的斗争。有观点认为：“时下部分‘科学无神论’者，夸大无神论与有神论作斗争的重要性，把思想信仰上的差别上纲为‘谁战胜谁’的大是大非之争，似乎这一斗争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宣传这样的无神论只会打击宗教界的积极性，加剧宗教界与社会的紧张，妨碍民族团结与宗教和睦，给政府帮倒忙，使社会主义者自我孤立，所以是不可取的。”[39]三年后，他又撰文指出，有人把“仇恨矛头集中指向整个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他们用极端敌对的言词，称伊斯兰教为‘绿教’，鼓吹‘绿色威胁论’，否定它是和平的宗教，把恐怖主义造成平民死伤的罪过转嫁在穆斯林头上，鼓吹与‘伊斯兰法西斯恐怖主义’作战”“这种极端无神论不仅在理论上歪曲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背离其反对向宗教宣战的原则立场，而且在政治上违反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起了破坏民族关系的恶劣作用，应依法制止和惩处。”中国社会主义者应该“在思想上与战斗无神论、极端无神论划清界限，高举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即温和无神论的旗帜，以博大胸怀善待宗教、尊重宗教信仰者，依据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认真维护宗教界与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40]
有学者从文化战略的角度看待我国的宗教存在，他认为：
人们批判宗教是因为其乃“统治者”的宗教，是替统治者服务并维护其利益的，却忘了今天的中国已是人民群众自己在当家做主，无产阶级革命党已经成了“执政者”，正在实践着其对国家的治理和统领；当社会在强调宗教负面、消极和落后的因素时，却遗忘了马克思主义所论及的宗教之负面影响是由于其负面的社会存在。当社会基础已出现根本变化，执政力量有了质的改变后，难道不应该重新审视在这一基础上所产生的宗教以及这一宗教对新的执政者的维护吗？
基于此，他提出：
社会应以平常、正常之心态来看待和善待宗教，让宗教以其“神圣”、“道德”、“超越”之维来关心、支持并热情、主动地直接参与社会及文化建设，理直气壮地参与社会慈善和文化事业，减少人们的尘、俗追求，净化人们的心灵，提升人们的精神，使宗教成为社会大众安身立命、和谐生存的精神支柱之一，成为民族团结、社会和睦的催化剂和保护层。[41]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现状的研究。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党中央关注和部署之下有了新的起色，但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加润国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主体权责不清，影响了工作的落实。新中国成立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由文教委负责，中宣部并不负责；文教委撤销后成立了宗教局，它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就有了困难。
从宗教局来讲，它不是宣传部门，也不是教育部门，而是管理部门，主要工作是落实政策，依法管理，不涉及宣传无神论。因为宗教工作要面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强调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不能对他们搞无神论宣传。解放初期宗教工作在文教委里面，它可以两方面都抓；但是现在分开了，宗教局只管一方面了。30年来宗教政策落实得越来越好，现在信教的人很多，有神论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无神论宣传教育谁来做呢？无神论学科的队伍谁来建呢？当然要中宣部和教育部来管。但是，中宣部的任务太重，要弘扬主旋律，中央的政策、理论要宣传，一些大的思潮、舆论要引导。教育部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各方面的事情多得很。这样，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往往就提不到应有的位置，这个工作就渐渐地落空了。[42]
杜继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舆论话语权的弱势导致了宣传教育工作的艰难。
近些年来，我国的宗教发展速度、传播的广度、渗入的深度是空前的，而且没有遇到强力的学界阻击与教育界应有的抗拒……在这类语境之下，无神论被当做反对宗教、反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邪恶。最常见的罪名就是“极左”，而一“极左”就是“文革”，一提“文革”，好像就是迫害宗教、消灭宗教……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等人士一听到无神论就皱眉，相关机构则拒绝、冷漠、边缘化；所谓人文神学家和护教吃教的人群相互呼应，更与之不共戴天，丑化、压制、包围，让无神论不得发声，没有活动空间”[43]。这种舆论现状势必会影响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顺利开展。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内容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内容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目的的实现，因而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有学者认为，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基本问题的理论观点的教育。刘福军指出：
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基本问题的理论观点，目的是使大学生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到宗教的本质、根源和作用，知道宗教是有神论的唯心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同共产党人的无神论思想在世界观上是根本对立的；使大学生认识到宗教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漫长过程，知道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将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事实。[44]
何虎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基本问题的理论是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核心，但同时，他也强调了党和国家宗教政策教育的重要性：“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运用和发展。”“要用完整的准确的宗教政策教育和引导大学生，任何人既不得到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又要自觉与宗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45]
龚学增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要重点宣扬科学知识。当前，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围绕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的主题来进行宣传。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帮助人们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和普遍规律，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加强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基础知识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帮助人们科学认识宇宙和生命的起源、人类进化的规律，正确对待各种自然现象、自然灾害和生老病死。要加强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帮助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科学合理地进行体育锻炼、保健养生、饮食起居、观光旅游、休闲娱乐。要通过不懈努力，引导人们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宇宙观、生命观，增强辨别唯物论与唯心论、科学和迷信、文明与愚昧的能力。[46]
李士菊认为，应当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也是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历史、社会发展简史、法律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哲学常识等课程，都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教育。这些学科也都是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比较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思想性。所以，在这些学科的教育和教学中，更应该突出和体现科学无神论教育的内容。[47]
何虎生和刘福军认为，应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理想信念教育已成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事关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在境外敌对势力更加注重利用宗教渗透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新形势下，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努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决抵御和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坚信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想和信念。”[48]
第五，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组织与保障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由谁组织？对这个问题，习五一建议：
尽早建立主管部门牵头，教育、文化、组织、统战、理论、传播等各有关部门参加、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使这项工作获得不可缺少的思想保障、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制定无神论宣传教育中长期规划和统筹协调规划落实的工作机制框架，是对此项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顶层设计”，涉及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所有方针大计，都应在总的规划和机制确定之后，有领导地常抓不懈，有步骤地协调实施，落实一批近期可见的具体成果。[49]
徐麟认为，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应当和“四大建设”结合起来，“四大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要把无神论宣传教育纳入其中，列入议事日程，要倾全党之力来抓无神论宣传教育”[50]。
如何保障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实施和实效？对此，学者们建议，应当充分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多管齐下。比如，设置硕士点、博士点以培养宣传教育队伍。习五一、黄艳红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中增设科学无神论专业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才能为人才队伍的长期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51]比如，在课堂之外营造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气氛。左鹏认为：
可以通过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形成网上网下教育引导的合力；通过深度辅导和心理咨询，解决学生因学习、就业、人际交往等引发的心理不适和思想困惑；通过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斩断所谓“信善助学机构”的活动空间；通过校园安全和法制教育，防止传教人员借新生入学、寒暑假、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机会拉拢学生。[52]
孙倩认为：
组织兴趣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翻译国外有关资料，吸引学生参加并进行自我教育。也可以组织在线上活动，营造一种互动参与讨论无神论问题的气氛。还可以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进行展览宣传等等。三要积极开发在校园里进行无神论教育的讲座或是选修课，整合现有的无神论专家力量，精选一些学生关心的问题，形成一本较好的通行的讲义，积累好的教学经验，以供推广。[53]
三 简要述评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学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涌现出一系列优秀成果，这些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学术资源和研究经验。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当前研究成果总体上相对偏少。就文献量来看，以2001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9日为检索期限，在中国知网（CNKI）单以“无神论”进行篇名检索，有1406个，主题检索有2914条；以“无神论”和“宣传教育”的组合进行篇名检索，有33条，主题检索有120条；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宣传教育”为组合进行篇名检索，仅有3条，主题检索也只有93条。就专著数量来看，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领域，曾经出版了几部“读本”，但主要适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宣传教育，也曾出现几篇学术论文，但针对的是特定人群和地区。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以全体人民为宣传教育对象的研究成果尚十分稀缺，急切需要立场鲜明、观点明确、资料翔实、深入浅出的“应景”新作。可以看出，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关于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虽然涌现出一系列优秀且影响深远的成果，但不得不说，相比研究成果丰硕、研究人员众多的诸多热门“显学”，无神论这种“冷门绝学”还是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太少，关注度太低。
第二，重理论、轻实践，争论多、对策少。当前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研究，多集中于从理论上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很多影响力深远的优秀成果是讨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重要不重要”“无神论宣传教育必要不必要”“有神论批判应该不应该”的争鸣文章，这些文章立场鲜明、逻辑清晰、论证充分、传播广泛，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但能够直接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文章、著作不多。这种研究现状的形成，一方面是历史原因，另一方面也与无神论学科研究滞后有关。由于无神论学科话语权较弱，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人员稀缺，使得当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宗教学、统战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探讨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成果稀缺。
第三，碎片化研究多，整体性研究少。当前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研究，还存在着碎片化研究多，整体性研究少的问题。当前从事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的学者有很大一部分是高校教师，他们的学科背景复杂多样，有医学、理学、工学，也有哲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他们从自己的研究方向出发，结合自己的宣传和教育体会，对如何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做了研究。这种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倾向，在拓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广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碎片化研究多、整体性研究少的问题。梳理、总结近年来的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有的针对科学技术和科学普及进行研究，有的针对精神控制和心理调适进行研究，有的针对哲学本体论和宗教思想进行研究，有的针对统一战线和传播规律、教育规律等进行研究。研究虽然面面俱到，却凌乱虚无，缺乏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性研究。
基于此，本书研究将在深入梳理、学习、理解、借鉴当前学界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力求将当前学界优秀的理论成果、鲜明的立场观点、丰富的学科背景、翔实的调查资料、有效的教学经验、高效的传播手段、先进的科技成果整合起来，然后借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专门研究其宣传教育的生成逻辑、核心内容、主要对象、具体途径和组织保障。最后将这些成果付诸实践、接受检验，以期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