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思路：日本华文文学三十年

一 对时间概念的界定

我将时间限定在1990—2020年，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从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大事年表（附后）中可以看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交往开始恢复，1980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留日学生和新加入日本国籍的人数逐渐增多。

1985年，邓小平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到1990年底，留日学生已达到3.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余人。似乎是中日间一次很好的互动，日本同时修改《外国人入国管理法》，将原有一种允许在日就职的签证，增改为多种，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在日获“就职”签证者与日俱增（见附录：大事年表）。从此赴日中国人人数基本上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由此，诞生了与日本老华侨具有不同风貌的一代新华侨。

应该说，1985年对东瀛留学是一个富有标志性的界尺。随着留学热潮，留学文学也应运而生。1990年第一部留学生纯文学杂志《荒岛》的诞生，可以看作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一个起点。

我们还可以在大事年表中看到一则文化事件：1985年莫邦富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从事东京MA电视台的“莫邦富看中国经济”专业写作，开始策划、制作介绍了中国和海外华人的电视专题片。

莫邦富是中日间著名的“大平班”学员之一，有人出了一本《大平班的前世今生》[16]，说最早的日语教育和日本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都是从大平班、从日研中心走出来的。大平班起到了一个奠基石的作用。无论是在研究领域的还是做到大学校长或副校长的行政领导者，或是更多地从事一线教学的大学教授，他们大多是从大平班或日研中心走出来的，所以，有人把大平班和日研中心比作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日语教育的“黄埔军校”，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为过，大平班确实是起到了奠基石和培养日语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其实，何止是日语人才，三十年来的华文文学，莫邦富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始自1990年第一部留学生纯文学杂志《荒岛》，继而《留学生新闻》《新华侨》《中文导报》等报刊争相开辟文学园地，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作品从无到有，到一发而不可收。出现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则由于新华侨华人逐渐获取了一定的生存体验，开始将这种经验形成为文字；由于日本新华侨华人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刊物及至电台，设立了华文创作园地，培养华文文学的生力军，因此随笔专栏作者大量涌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且不满足于日本自创纸媒的发表，在日华文作家纷纷把目光投向祖国更广大的读者群，让作品回归大陆，发表于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如蒋濮、黑孩、樊祥达等不少作家，相继在《小说月报》《上海文学》《名作欣赏》《小说界》《作家杂志》《天津文学》《福建青年》《萌芽》《鸭绿江》等文学杂志刊发了文学作品。

再则因为不少80年代末或90年代来日的人们，开始在日本激烈的生存中站稳脚跟，回顾出国、打拼、立业这一历程，书写的欲望和情感的内需，也造成了90年代后文学市场的一度繁华。

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不少日本华文作家开始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所写作品更是表呈着21世纪以来的历史运演与时代经验。由此，1990年开始的三十年，足以构成本研究对时间概念的界定。

而截止到2020年的理由则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考虑三十年的时间概念，以对应《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三十年并非我牵强附会，而只是历史中一种时间上的巧合。而在精神内涵上，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始自20世纪的现代性的课题尚未结束，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补充及扬弃。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不会是重复。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第二，除了考虑对应两个“三十年”的时间概念，还因为在2020年的这一年里，第五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于2020年9月4日，以线上颁奖形式在中山市举行。会议现场揭晓的各类奖项名单中，日本新华侨华人亦夫的长篇小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获得优秀作品奖，黑孩的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获入围作品奖。这次奖项收到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瑞士、奥地利、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吉尔吉斯斯坦13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3个地区的应征作品110余部，经初审和终评，9部作品入围，其中向来不被看好的日本华文文学居然占了两部。

而且，这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召开的线上会议，对全世界以文学精神抗疫具有特别的意义。会前会后，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日本华人女作家协会等特别发表抗疫文学专版专栏，显示顽强不败的汉字力、华文力。相信疫情之后，将有新篇。

二 关于日本新华侨华人的概念界定

相对于老华侨的“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蒋丰[17]试图以新“三高”来概括：高学历、高人脉、高学知。如果沿袭“三高”，我们也可用“三新”概括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为：新文学、新体验、新视野。新就新在，时间上不同于20世纪初鲁迅一代，空间上不同于西方。西方以“移民”为特点，而日本并非“移民”国家，日本把加入日本国籍称作“归化”。这个直译过来的“归化”让很多中国人不爽：谁归化谁呀！本来横在中日之间的深仇大恨就已让人难以释怀。因而，日本华文作家中持日本永住者签证居多，即便入了日本籍也多是被迫的（见华纯、黑孩等华人作家访谈）。因为不同于西方的“移民”特点，在全球语境下，日本华文作家具有一种“之间”的生存体验与写作心态。

三 所谓“日本华文文学”的概念

作为主流势力如中国内地及北美的华文文学研究界均以作者、题材、创作用语为基本界定因素，特别重视创作用语。但日本华人创作的情况略有不同，在日本华文人的文学创作除了中文写作外，自50年代至今一直都有日文写作的业绩，而这些日文作品在日本主流社会一直占有较高的地位。恰如廖赤阳所指出的：“比较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文学，我们至少可以确认两个现象。一，日本华文文学无论是在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是在日本的主流社会，均在纯文学的领域达到过顶峰。二，娴熟地驾驭日文写作，并且产生出在当地主流社会形成普遍影响的诸多日语作家与作品。这两点，无论在华人为数最多的东南亚，还是最近深受瞩目的美华文学领域，甚至在有着发出‘告别中文’宣言的华人作家之澳华文坛，都是看不到的。”“在文本的实际操作上，对华侨（人）文学的界定要素主要是作者和题材，就这两方面而言，可以将华侨（人）文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概念，无论是作者还是题材，只要是与华侨（人）有关的文学均可纳入其范围。而狭义的概念，指由华侨（人）作家创作的以华侨（人）为题材的文学文本的讨论以狭义的概念为中心，同时将之放在广义的概念下予以历史定位。”[18]笔者基本上同意廖氏的观点。笔者重视长期在日生活或具有永居性质的华人及二世三世华人这一要素，将“日本华文文学”界定为这些具有中国血统的在日本华文人的文学作品，题材包括小说、诗歌、文学性散文、纪行文等，语言包括中文和日文。由此，我们采用“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这一概念，亦可简称“日本华文文学”，为的是不排除日语创作。就像身份变异——留学生可变为华侨亦可变为华人一样，用日语发表甚至得奖的新华侨华人的作品，翻译后在中国出版，不也一样属于“我们的日本华文文学”吗？我们的文学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因此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80年代以后的日本华人文学又称新华侨文学。新华侨与老华侨有一些不同性质，首先在出国的动机上，新华侨与老华侨就有所不同。新华侨已不存在老华侨“逃避战乱”的命运，而是“自我选择”。除了很小部分的政治运动家外（政治运动家多往西方寻求政治避难，另论），这一代东瀛者大多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出国一搏，希望找到更能提高和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这些人在日本留学后不回国，而是在日本的中等或大型企业就职，或是自己开公司创事业。他们的精神要比老华侨更自由，更容易适应各种文化环境。

由是，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发展三十年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编）——初始期：越境的文学与文学的越境（第一个十年：1990—2000年）以1990年第一部留学生纯文学杂志《荒岛》的诞生，作为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起点。这是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初始期，可用“越境”作为关键词。

这一阶段的问题意识有：近代以来第一部留日学生的小说《留东外史》，以日本为借镜，已显露出现代意识的端倪。继而，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郭沫若都在日本开启了他们的文学生涯，“幻灯片事件”对鲁迅造成深刻影响乃至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而后，80年代至今，我们也留学日本。时代不同了，我们唱的是同一首主题歌吗？我们又是“如何现代，怎样文学”的？[19]

新华侨华人文学是先以留学生文学为开端的。笔者将女留学生的越境/“出逃”等“跨”文化的壮举及其叙事打头阵，意在衔接两代学人的日本思考，显示新一代华侨进入日本的新姿态。

1990年由留学京都大学的孙立川发起，创办了留日学生的第一份文学杂志《荒岛》。而后各种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这一阶段乡愁情诗大量涌现。从原乡到异乡的自我放逐，从“崛起”到“漂流”的诗性，是这一时期华侨叙事文学“根隐喻”的鲜明特征。根隐喻是一种认知方式，由本体和喻体构成，而喻体隐含在深层结构中。“漂流”的一系列海洋意象群的叙事功能，体现在破坏一系列稳定性的环境，由是新华侨叙事诞生了。

留学生小说闪亮登场，蒋濮小说《东京没有爱情》等，充满乡愁、国恨、情伤。而女作家孟庆华的纪实小说，从战争遗孤的处境看国家形象，表现出身份认同的困惑。

在全球化时代，日本学者当下对“移民文学”的称谓，用语最多的是“越境文学”。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在评价越境小说时指出：“通过越境使自己相对化，使探求新的认同方法化……越境行为使旧有的认同废弃，要求新的认同形成；而所谓现代的文学，就是开始向读者叙述这一行为的破坏性与创造性的文学。”[20]基于越境文学的本质与意义所在，我们特别关注当代中国对日本的“越境”及应运而生的“越境”文学。

第二阶段（中编）——成长期：“跨”世纪的日本性体验（第二个十年：2000—2010年）这是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成长期，可用“体验”作为关键词。

这一阶段提出的问题是：何谓日本性体验？是指新华侨对现代性的痛苦体验吗？随着跨世纪，“跨”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字，跨世纪、跨国界、跨文化以及跨性别……

笔者将这一阶段视为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成长期，越境的作家们直面日本的现代性问题，即日本性的体验及日本的性体验。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的大量诗歌、随笔、小说中，读到这种现代性的痛苦体验。其中，曾就学日本的陈希我之笔，尤为痛切。作家们以“性”作为方法，针对日本性与现代性、中国性与性日本、性体验与性书写等关系进行深入性探讨，追问一系列“性”问题，挑战当下批评界的媚俗状态，试图以“跨”世纪的新姿态，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新的视界与空间。

双语作家毛丹青提出，以“虫眼”看日本：“日本人做事细，但我偏用虫眼看他们，这样就可以看得更细，细到烂的地步。”[21]可以说，日本的特点是精细，在日本的书写风格也就不同于西方的粗犷，而多了一些细腻。这时期的华文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探讨国民性、现代性、人性之“性”。

我们看到，同样是走出国门的中国女性，在日本的书写风格也就不同于西方的激扬而更多了一份柔性（阴性），从这些新华侨华人的叙事中，可以读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子。黑孩《樱花情人》有日本“私小说”风味，却是中国女性之“身体语言”。林祁获奖的纪实小说直接探讨越境的性与性的越境。日本没有性禁区，但有“红灯区”。也许，日本华文文学的成也在此，败也在此。

在“跨”世纪的年代，产生了“跨”文学的新媒体。21世纪，得益于日本的言论自由和经济竞争，新华侨华人的媒体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东洋镜》便是其一，它“以东洋为镜，以镜照东洋”[22]，成为一个反映旅日本华文人生活、思考和写作的“家园”。从这个“集合华人百家写手，荟萃东洋万种文字”[23]的多维网，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华文的兴奋点、彷徨度及其问题所在。

第三阶段（下编）——丰富期：“放题”于中日之间（第三个十年：2010—2020年）这是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丰富期，可用“放题”作为关键词。“放题”为日语，意为自由、自助，此乃和文汉读也。旨在探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日本华文文学。我称其为“之间”文学：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可与本土文化对话，又因其文化上的“混血”特征而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的文学。中日之间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带来各种形式的丰收，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界与新的空间。

这一阶段提出的问题是：异质文化的特点是什么，何以“之间”，如何文学？

这时期标志性的成果是：冲上日本著名的芥川奖的华人杨逸的日语小说。它以中国女性的眼光，发现日本“透过晨光”之美。双语写作无疑拓宽了新华侨书写的场域。陈永和反映创伤记忆的《一九七九年纪事》荣获钟山文学奖也是一个大惊喜。她以身体性忏悔的冷静，对当今社会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中日“之间”，日本新华侨华人的女性书写独具风采。为此，《湘潭大学学报》[24]特辟专栏探讨华文女作家如何从各自的日本体验出发，介入当代女性问题的思索，呈现出对中日两国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多向度思考。

这时期异质文化表现出多元的特点，带来各种形式的丰收，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哈南的长篇《猫红》以“物哀”风格讲述了中日之间的婚恋物语，试图以“温和”化解重重冲突。孟庆华与清美是“战争遗孤”的配偶及女儿，属于另类日本人。母女作家皆以华语写就长篇小说，从母亲“无性”的叙述《告别丰岛园》，到女儿遭遇的“性无”《你的世界我不懂》，试图契入女性生命体验，从浸透记忆和想象的日常生活出发，对国家的“他者”、历史的女性、性爱之救赎等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获得女性自述体小说的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

除了诗歌、小说等样式，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最突出、最有成就的是随笔。从“抗日—哈日—知日”的日本体验中，我们听到贯穿三十年的知日长声。这些生活在日本的华人零距离体验日本，并钻进日本文化的深层肌理中去探寻答案，以报刊纸媒为中心，批量生产文化随笔，成为日本言说的最大亮点。从李长声《哈，日本》[25]这富有意味的标题中，不难揣摩出作者心态。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日本情结，对日本是既熟悉又陌生，要厘清它的文化，还有一些障碍。“哈”独立其首可为惊奇、感叹，亦可连读成为“哈日”。哈日要哈到痒处，反日要反到痛处，友好要恰到好处。作者机智幽默，从一个细节读懂一个真实的日本。《昼行灯闲话》以微醺之笔，将日本文字信手拈来，趣谈开去：日本有茶道、武士道，几乎“头头是道”，料理却偏偏不讲“味道”？漫步日本，赏“枯山水”、逛二手书店、品吟酿酒；懂点门道更好。浮世春画、AV产业，日本色情产业古今传承？日本僧人吃肉娶妻，风头盖过偶像明星？道德绅士、夏目漱石的隐秘情史，村上春树笔下人名的讲究……话题丰富多样，堪称日本文化万花筒。由于长期亲历日本而日知，日知而成“知日派”。

“知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角度，即进入其内的写作，而不是外在的臆想话语。王中忱曾评说李长声：奇思妙想，其实源于敏锐犀利的洞察。长声的一本随笔集取名《日知漫录》，初看似乎是在追步顾炎武，其实“日知”二字用的是日文名词+动词结构。“日知”者，知日也。在古今中日的纵横对比中，许多事态的深层意蕴就变得显豁了。这是从事跨国写作的独得之利，长声们显然深得其中三昧。

“知日随笔”上承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传统，经三十年零距离的日本考察，三十年菊与刀的“田野”功夫，说话有了底气，下笔不卑不亢，不反日亦不哈日，强调知性、智性“之间”性的立场，于“日本三书”（《五轮书》《武士道》《菊与刀》）之外，更添“四书五经”，一版再版，鱼龙混杂；不但以日本《中文导报》等华文纸媒，更以中国大陆腾讯“大家”之网媒批量生产文化随笔，“动漫日本”和“政治日本”的题材无所不包；有如万景路《扶桑闲话》更加“平民化”的书写姿态，也有姜建强更加学者化的笔入日本美意识之深层的剖析。这类随笔日本以理论思考见长，却有细致入微的日本体验，原汁原味的日本“鲜见”，有如生鱼片之盛宴，引得“大家”津津有味。

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成立于辛亥百年的2011年12月11日，是以繁荣在日本华文人文学为目的，重新调整日本华文文学作家群的格局，支持会员在国内外发表作品和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促进日本华文文学内外传播、开展双向或多向文化交流等。创会者有华纯、李长声、林祁、祁放等人，推举王敏教授为首届会长。华纯为第二届会长。姜建强为第三届会长。创会以来，笔会发展到60人左右。除了小说、诗歌、随笔、散文、翻译外，还有了很多影视作品。

由于不断听到期待成立日本女作家组织的呼声，2019年12月8日成立了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华纯出任会长。可以看到华文女作家活跃于中日之间，而且与世界各国女作家遥相呼应。

21世纪新华侨华人的概念，不同于老华侨华人的概念，不同于20世纪初鲁迅、郭沫若一代，也不同于西方移民。日本华文文学的文学谱系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不仅以“抗日”“哈日”到“知日”这一命题，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界与新的空间，而且因其“混血”于中日文化之间的特性而跻身于世界新移民文学大潮，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角度和深度。

由是，笔者把日本新华侨华人作家及其书写定位于“之间”：在中日两国之间，“风骨”与“物哀”之间，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昼夜之间，男女之间……“之间”是一种不安定的变化状态。在“之间”碰撞。在“之间”彷徨。在“之间”成长。“之间”促使思与诗成长。

当代日本华文文学从“抗日”到“知日”的东瀛叙事，具有独特的异质审美价值。它不同于“移民”西方的华文特点，而在中日之间碰撞与焦虑，痛苦而新鲜的日本体验促其成长。这是一种混血的“间性”文学，是日本华文文学的特性。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延伸，而是拓展或者叫“生长”。它具有华文的主体性，不从属于日本文学却融会了异质文化，逐渐形成“风骨”与“物哀”之间的美学风格。其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将拓展出新的研究维度，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更大的创作空间与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