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哲学观：哲学家作为主体对哲学的理解和要求

对任何一种哲学观的研究，都不能回避“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因为“‘哲学观’，在其现实性上，总是‘哲学家’作为主体所提供的各种各样对‘哲学’的理解的‘哲学观’”[1]。因此，为了对哲学观形成一种清晰明白的认识，有必要首先对无“主语”的“哲学”进行一般性说明，然后再对加上“主语”的哲学观加以界说。

一 哲学：一种把握真理的方式

对“哲学究竟是什么？”的回答，自最初的开端起，直至今天，除了“爱智慧”之外，都没有形成关于它的统一定义。个别哲学家根据他们开始工作时所依据的前提以及在工作中所取得的结论，提出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并力求把这种理解从不明确的观念改变成较确切的定义。但这样，往往又使哲学丢失了它自己的本质，陷入哲学家自己对哲学所形成的理解的单一方面之中，因而也难以获得认同，甚至因为丢失这门科学的概念里的共同因素而引起“群雄讨伐”。直到后来，“鉴于‘哲学’一词的含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2]。哲学家们才不得不“被迫”放弃这种强烈的意愿，承认不能给哲学下确切的定义，从而让哲学自己规定自己。

因此，哲学家们对其避而不谈，纷纷转向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对哲学进行解释，好像这个最原始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首要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了似的。哲学是爱智慧，人与万物的融合为一；哲学接近道德和宗教，给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引导我们走向通往“美好生活”的“正确道路”；哲学是关于“外在”“内在”的经验，是构建概念体系的学问；哲学是讲人与世界交融合一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学问；如此等等。这种变化的结果：最普遍化的学问就过渡到特殊的“哲学”，它们分别以其所研究的特殊对象来命名。如生物哲学、医学哲学、地理空间哲学、管理哲学等。最后，这种变化出现病变，各行各业，大家都宣称自己拥有哲学，甚至连情侣的分合都挂上哲学的标签，标榜这是自己的爱情哲学。哲学一时竟成了大众的玩物，好像“几乎所有的人相信自己对各种哲学问题具有判断能力。……而对于哲学，人们总是武断地认定自己不必经过任何预先研究就可形成一种观点”[3]。正如黑格尔所言：“常有人将哲学这一门学问看得太轻易，他们虽从未致力于哲学，然而他们可以高谈哲学，……人人承认要想制成一双鞋子，必须有鞋匠的技术，虽说每人都有他自己的脚做模型，而且也都有学习制鞋的天赋能力，然而他未经学习，就不敢妄事制作。唯有对于哲学，大家都觉得似乎没有研究、学习和费力从事的必要。”[4]

无疑，这是对哲学的误解。诚然，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给哲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来号令天下；我们也不能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什么是哲学而喋喋不休地谈论哲学，因为如海德格尔所言：“那就会在毫无结果的起步阶段上停滞不前。”[5]因此，我们只能对哲学进行种种解释，各抒己见。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不能丢弃哲学的特质，何况这些特质是那些有志于哲学的人所必须知道的。根据这种要求，哲学可以是维特根斯坦的“一种活动”[6]，可以是雅斯贝尔斯的一种寻求生存的活动，甚至可以是法国当代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所指认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这些都没有脱离哲学的特质，反而更是哲学特质的写照。依此，我们试图从哲学中更为原始的一种特质出发，对其进行界说，即把哲学作为一种把握真理的方式。

自最初的开端起，哲学便作为一种把握真理的方式进行自我规定，它要求把握一种普遍的、永恒的、不变的绝对真理，而且是这样的一种真理，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可以转化为一种严格的规范支配宗教、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这个要求时而带着较强的力量，时而带着较弱的力量被提出来，但它从未被完全放弃过。即使是在宗教强权禁止哲学探索真理的时代，或者在要求对理性进行重新审视、重新批判的“理性危机”时代，它也从未被完全放弃过。

在文明初启的时代，当人们刚开始争取摆脱实质生活的直接性时，他们就试图通过追问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始基、根本原因和规律来认识客观的世界。古希腊早期哲学正是沿袭这样的路线去探索客观世界及其原因或规律的。为此，他们创造了数学方法、辩证法和逻辑等方式去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并最终找到了始基，认为这是客观世界形成、发展和灭亡的根源。因此，他们认为这就是真理，并相信只要按照它的规定就能解释一切丰富的具体现象。可见，哲学在他们那里早早地就被规定为关于真理知识的学问。苏格拉底、柏拉图是把这种要求提高到真正的哲学层面上的古希腊哲学家。他们放弃了早期自然哲学的素朴与直观，通过对“逻各斯”本身的解构和重构，建立起由哲学概念来把握真理的思辨结构。在柏拉图那里，真理是关于可知世界的知识，它包括“理智”和“理性”。哲学只有通过“理性”的认识活动，借助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也就是他所说的“辩证法”，才能达至“真正的知识”或“一切科学的基石或顶峰”。

中世纪是哲学作为一种把握真理的方式的黑暗时期，不仅因为真理被指归为教义或圣典，而且在于有来自神学权威和宗教强权的压迫，它们要求哲学遵守教义，信仰宗教。在这种形势下，“在基督教教义绵亘不断的统治时期，留给哲学的最多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地位，一个科学地奠定、发展和捍卫教义的婢女的地位”[7]。但哲学并没有因此完全放弃科学探索真理的意愿，它总是与神学依靠神灵的启示来宣示真理对立，宣称要用人类理性和人类经验的“自然之光”来获取和把握真理。

这样，哲学与神学在方法上的对立很快发展到本质上的对立，宗教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要求阐明事物真相的需求。但哲学确信它能胜任这项任务，并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把握真理的方式，它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向人们阐明事物真相。由此，哲学在哲学史上展开了一场如何把握真理的大讨论。由弗兰西斯·培根发起的经验论认为应该把感觉经验当作认识的来源，通过经验归纳法上升到真理的知识。因此，哲学在他们那里是通过一种“外在的”经验来把握真理的。而肇始于笛卡尔的唯理论则认为，应该把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或天赋原则当作认识的来源，通过理性演绎法通达真理。笛卡尔被公认为是现代哲学之父，他用怀疑方法公开挑战权威是西方思想史中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与苏格拉底通过对话和讨论寻求真理不同，笛卡尔在他自己的思考中孤独地寻求真理。笛卡尔用他的怀疑方法刺穿了偏见和不可靠的意见之云雾，证实真理是“清楚明白的”和“完全确定的”，并且是通过“理性之光”所论证的。笛卡尔的方法使他找到了哲学通达真理的真正“摆渡者”，即“我思”。他认为，正如阿基米德点是挪动地球所需要的固定支点一样，“我思”是发现真理并使之与谬误和纯粹意见区分开的唯一工具。

处在这种僵持不下状态中的哲学被批判哲学震撼了。批判哲学并不否认哲学用来把握真理的工具（思维范畴）是先天合法的，但它认为对于哪些工具更适宜于达到终极目的以及工具自身的能力范围有多大，我们还无从得知。因此，批判哲学认为在运用这些工具去把握真理之前，有必要先对哲学用来把握真理的工具加以考察。通过这种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批判考察，批判哲学得出结论：我们的理论理性不可能把握到真理，因为它只适用于现象界的此岸领域，而真理、永恒却在彼岸，两者相隔一条天然的鸿沟。但哲学总是要求把握真理的，它要求为有条件者寻求无条件者。因此，批判哲学“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8]。由此，批判哲学把真理放置在道德领域，要求通过理性的实践运用来把握绝对。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批判哲学把“至善”当作真理、绝对，因为它是纯粹意志的全部对象的总体。因此，对真理的探索就变成是“至善”何以可能的探索。批判哲学认为“至善”在现世中是可以通过意志自由与道德律的完全适合而成为可能的，因为意志自由在先天上确保了实现这种可能所依附的条件（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是“客观实在的”和持存的。这样，批判哲学通过理性的实践运用在道德领域实现了真理的把握。

然而，批判哲学实质上不过是把对真理的无知当成了良知，因为批判哲学所谓的绝对真理——“至善”——只是一个没有规定性的空洞的道德观念，只会形式性地要求“应当这样”或“应当那样”。对此，绝对哲学宣称真理是实体与主体的同一，是内构着中介否定性环节于自身的完善的圆圈体系，它的存在要素只在概念之中。由此，绝对哲学把概念的思维当作是与真理的本性相一致的，并认为哲学只有以概念的思维这种方式才能把握真理。

的确，绝对哲学实现了哲学以内在的方式来把握真理的本欲要求，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宣告了以往哲学以外在的方式来把握真理的终结。然而，情况却是这样，既然哲学是时代的产儿，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并且作为一种把握真理的方式而持存。那么它所要求把握的真理就应是时代的真理，而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真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现实，拒斥形而上学，要求在现实世界中把握时代真理的真正开创者。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把人类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当作人类的终极真理。哲学要把握这种真理必然要面向现实，以现实的个人、现实的感性世界和现实的生产活动为考察对象。因此，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要求从在解释世界中把握真理转向在改造世界中把握真理。因为只有改造世界，推翻“现存”的一切存在，才能使人真正挣脱现在的一切异化和束缚，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可见，哲学作为一种把握真理的方式无论探索真理的要求或角度发生怎样的变化，它都没有改变或放弃过。可以说，这是哲学特质的展现。

在结束这种界说之际还要补充两点，具体科学（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和宗教对哲学作为一种把握真理的方式往往会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它们宣称自己才是把握真理的方式。首先，对于具体科学，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而言，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新领域的发现，自然现象的真相一一呈现在它们面前，并被它们所把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哲学作为一种把握真理的方式并没有否认具体科学对真理的探索。相反，哲学依赖于在具体科学中所获得的知识现状，并在各个科学的卓越成就中促进哲学自身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具体科学对真理的探索和把握都局限在某一具体的现象领域，甚至探索越来越细化。这与哲学从普遍意义来把握各门特殊科学的成果，并将它们协调融合成为综合的知识，从而把握背后的“绝对真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并且哲学所把握的真理更具有向导性，能够作用于具体科学。其次，宗教也宣称能把握真理，并在哲学史上一直与哲学相互攻击。但无论是就其对真理的界定还是就其把握真理的方式来看，两者都存在质的区别。其一，宗教诉诸的“真理”是上帝，是圣典、教条，它是空洞的，不能加以解释和运用于实践的；而哲学探究的真理则是精神的精华，它能够加以解释和运用。其二，宗教之于“真理”是以感性表象的形式来把握的，如默祷、礼拜和信仰等，而哲学之于真理则通过概念、推理、论证、运用、检验等科学方法来把握。其三，宗教通达“真理”需要外在的权威（如神的启示）和独断的信念，哲学则只诉诸人类的理性。

可见，哲学作为一种把握真理的方式不仅使自己区别于一切分门别类的学问，而且实现了自己规定自己，彰显自身的价值。

二 哲学观：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和要求

正是在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形成了带有自己个性的哲学理解和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把它称为哲学家的“哲学观”。事实上，“每个真正的哲学家，都把‘哲学观’作为自己的哲学思考的首要问题，并以自己的哲学观去创建自己的哲学理论”[9]。

因此，对“哲学观”的界说和澄清就直接成为本书的首要问题或根本前提。那么，什么是哲学观？

“哲学观，从字面上说，就是‘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或‘对哲学本身的理解’。”[10]单就这种解释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哲学观是任何一种哲学理念、一种哲学学说、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哲学学派等本身所具有的，并且是使自己与其他哲学理论或学说区别开来的核心观念。但很快，混乱和疑惑就会形成，人们肯定会提出指责，认为这与“元哲学”没什么两样，或认为这实质上就是“元哲学”。因为元哲学通常就被理解为是把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哲学本身进行理解或解释。

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为了回应这种指责，我们有必要深入对方领域，去了解元哲学自身。元哲学（metaphilosophy），按照苏联学者T.A.布鲁强的介绍，它来源于大卫·希尔伯特的元数学。[11]大卫·希尔伯特首先引进了带有正则性的“元数学”（metamathematics with regularity）这一说法，它主要分析某些数学要素是否在任意的数学系统中都是可证实或者可证伪的。也就是以数学本身为考察对象，要求获取一种形式化的元矛盾理论。因此，它是用来研究数学和数学哲学的数学。正是源于这种对元理论的吁请，哲学开始转向自身，要求对哲学本身、哲学知识的本性、哲学理论的结构、哲学理论论证的方法与手段等进行反思，从而形成以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哲学。尽管自引进“元哲学”概念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T.拜纽姆和W.露西主编的以“元哲学”命名的杂志《元哲学》在美国问世以来，学界已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他们都没有离开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特别是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的一系列革命性思想。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要求，哲学问题不能解决只能排除，即是说，元哲学要排除哲学，排除我们所说的“哲学”。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上的东西，都属于只能被表明的东西，即属于事实与其逻辑图像之间共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哲学’一词所指的东西，必须是某种位于自然科学之上或之下，而不是同它们并列的东西。）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12]

但可笑的是，难道在1946年的“拨火棍事件”[13]中维特根斯坦愤怒离开真的就带走了一切哲学问题？难道他对波普尔的反驳，乃至他自己所有的论证就不是哲学吗？可见，元哲学本身就存在着难以平息的争议，并且事实上元哲学在今天都还没有真正合法化，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真正造成上述混乱和疑惑，并引起指责的，是人们在对哲学观的理解上出现了问题。按照孙正聿教授所言，对“哲学观”的那种理解，是一个明显的“无主句”，即：“谁”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谁”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如果遮蔽了“谁”就会造成“哲学观”本身和“哲学观问题”以及“哲学观”的共性内容与哲学家的个性化的“哲学理念”相混淆。因为对“哲学观”的研究就是把“哲学观”作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哲学研究，它在根本上就不同于元哲学，它并不是对“哲学”的方方面面或包含各种问题的哲学本身进行反思。同时，在其现实性上，“‘哲学观’首先是哲学家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并不直接是关于哲学的某些共性问题”[14]。我们不能用哲学的“共性内容”去冲淡或取代哲学家的“个性理解”，也就是不能冲淡或取代哲学家的独特的或独到的“哲学理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研究“哲学观”就是研究哲学家作为主体对哲学所形成的理解和要求，即研究哲学史上哲学家自己在传承哲学理论的争论中所形成的哲学理解和要求。如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观，就是研究马克思自己所形成的哲学理解和要求，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的要义就在于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理念，重新认识马克思自己开辟的哲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