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魏六朝书信概况及其繁盛原因

第一节 书信的起源与先秦书信

任何一个文学门类都要经历长时间的准备才能达到鼎盛，趋于完美。汉魏六朝书信的准备期，自然要到先秦时期的书信中去找寻。

阮元《文言说》谓：“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使传久远。”又谓：“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1]阮氏执果索因，虽是推论，却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就其推论可知：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主要是行人聘问往来，口授辞令；这一时期的信息传递以实用性为主，语句简短而便于记诵，因而即使是文字通信，受此影响也是质朴无文。进入战国，诸侯国纷争加剧，交流也就更加的频繁，口授辞令的方式有时并不能满足诸侯间的应酬答对。再加上口授辞令本身的局限，有时并不能传达出外交辞令的神韵，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保密性上也无法保证，因而战国时期的书信交往运用越发频繁起来。这与刘勰“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的观点是一致的。

唐敦煌写本《书仪镜·序》则说得更为具体：“书疏之兴，其来自久。上皇之世，邻国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则无贵于斯义。降及三五，延于汉魏，宪章道广，笺记郁兴，莫不以书代词，因辞见意。《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盖书之滥觞也。春秋之时，子产叔向已有往复，爰及李斯、乐毅、少卿、子长，殆不可胜记，并直陈其旨。至于称谓轻重，阙而不闻。”[2]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书信毕竟与后来的书信有着很大的差别，它们是外交辞令的书面化，是诸侯国之间传递信息的一种需要，类似于国书，这一点姚鼐早已指出：“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3]从内容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书信，绝大部分是军政内容，属于公牍文的范畴，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书信还很少，“至私家往来，沿用简牍，则盛于嬴秦以后，李陵答苏武，杨恽之报会宗，马援之诫子，朱浮之诘彭宠，朴茂渊懿，宏我两京”（民国古稀老人序《唐宋十大家尺牍》）[4]。当然这并不代表书信中私人情感的缺乏。在春秋战国现存的近70篇书信中，有极少一部分文章并不是把着眼点全放在国家大事上，如春秋时期范蠡的《为书辞句践》《自齐遗文种书》和战国时期乐毅的《献书报燕王》、范痤的《献书魏王》《又遗其后相信陵君书》，在论政之中已经开始涉及个人安危的问题，有意识地去回避那些对自己有伤害的事情，这既是人本能的表现，也是后世书信发展的一个方向和趋势。褚斌杰说：“细分析起来，这时出现的一些书牍，终究与春秋时代那种纯系列国之间的‘国书’性质稍有不同，他们所陈所述，虽也属政治事务，但总多少带有些个人色彩，谈个人见解，诉自己命运，与后世的所谓书牍接近了一步。”[5]只有极少部分书牍文涉及诫子、归隐和夫妻通信，数量虽少，但出现在文体起源时期就弥足珍贵了。如春秋时期季孙行父的《戒子》和战国敖的《将死戒其子》、赵鞅的《自为二书牍与二子》（残篇）乃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诫子书；战国时期鬼谷子的《遗书责苏秦张仪》，被学者称为“隐士较早的宣言”[6]，只不过真伪的争议声从未断绝；韩凭妻何氏的两篇书牍残篇，出自小说集《搜神记》，如果是真实记载的话，就能有力地为我们本来就不十分多见的情书画廊添上浓重的一笔。

春秋战国时期的书信，在内容上与两汉书信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可以说两汉是在春秋战国书信的基础上发展、拓展的，只不过在私人情感的表达上，两汉书信明显比春秋战国拓展、进步了。

从艺术风格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纵横驰骋、辞采飞扬、慷慨激昂、极具说服力的策士文风代表着散文发展的趋势，军政书信中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策士文风的影响，甚至在汉初有过一次“回光返照”式的集中展现，成就斐然。当然，在策士文风主导下，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质朴平实、明白晓畅的文风，这种文风似乎更加有利于展露个体思想和情感，如乐毅的书信，这种风格在两汉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先秦时期的书信还只能是一个雏形，然而其中已孕育着书信发展的各种因素，等待着后世书信创作者的承继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