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贫困与饥馑中挣扎的下层女性
娘家贫困是女性早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嫁入夫家也往往并不能使她们贫困的生活状态得到改观。两县档案中关于女性生活贫困、没有衣食的表述比比皆是。如蒲廷模在嫁卖儿媳的文约中表示，其子“蒲洪福自幼素不安分，不顾父[母]妻室，流浪在外，多年未归，音信俱无，不知生死存亡。遗妻何氏在家衣食不给”；杨秀万等控诉堂侄杨大福“原配杜氏为妻，结缡以来，逆侄大福不守本分……平昔不给杜氏衣食，面如饥色”；李氏供，“小妇人幼配龚润童为妻，因家贫岁荒，夫主出外佣工，不顾小妇人衣食，叫小妇人各寻生活，奈无度用”。[27]由于多数下层妇女依靠丈夫或夫家生活，因此其贫困大致可以归咎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夫家没有产业，使妇女没有可靠的生活来源；二是丈夫懒惰、不务正业，甚至沾染了赌博和抽大烟等恶习，导致家庭陷入经济危机；三是丈夫亡故，女性失去了可依傍的对象，很难独立生存。而如果遇到荒年，以上问题会更加突出。
首先来看夫家没有产业的记载。南部县袁梁氏控诉父亲将她嫁给贫困的丈夫，“氏父托媒黄元仲将氏许袁文斗为妻。奈文斗家贫，寸土俱无，佃房栖居，打铁养母兼兄弟五人”；杜桂亭控诉姐夫嫁卖其姐，他在诉状中说，“胞姐杜氏许与杨大福为妻，结缡以来奈大福田地俱无，蚁姐杜氏平昔帮人务农养活生命”。[28]巴县彭成氏在嫁卖女儿的文约中表示，“氏夫彭文发由陕西来川贸易，不幸早故，未遗产业，仅遗子女数人，日食无度”；蔡永在卖妻文约中说，“情因上年得配赵氏继室为妻。自娶过门，命运不济，无业营生，难以养活。夫妇商议，情愿两相离异”。[29]夫家没有基本的田地等产业，对妇女而言意味着婚后生活没有保障，丈夫靠佣工的收入往往无法维持稳定的家庭生活，妇女常不得不和丈夫一同外出佣工，如上文杜桂亭的胞姐。但妇女辛苦佣工还会遭到丈夫的怀疑，如南部县张氏，“发配杨上元为妻”，因婆家贫困，丈夫“不给衣食”，张氏“就回娘家胞叔张国柱家帮工度活”。丈夫杨上元于是控告张国柱嫌其贫困图谋将侄女另嫁。此案经审讯，县官断令张氏“婆家贫难，不应在娘家工作以生[闲]言，当沐掌责，饬杨上元仍将小妇人领回约束，倘若再不听约束，令上元来案具禀，连小妇人娘家胞兄张其文一并惩责”。[30]在县官眼中，婆家贫困及丈夫对张氏的“不给衣食”，都不是张氏可以逃回娘家谋求生路的借口，她就应该在婆家安守贫苦的生活。
其次讨论丈夫懒惰、不务正业的情况。南部县帅氏在供词中说，“小妇人幼配文天伦为妻，结缡后生有一子，因小妇人的丈夫不务正业，日每嫖赌，将田地当卖，不顾小妇人的衣食”；陈氏供，“小妇人幼配杨大志为妻，结缡后生育一子，因小妇人丈夫杨大志不务正业，将家道败尽，日食难度”；孀妇邓尹氏控诉女婿不上进，“氏女邓氏幼许谢心德为婚，已经多年，娘家并无嫌贫刁纵，平素看顾银钱不少，街邻共见。可恶心德不务正业，赌输无聊，不顾氏女衣食”；蔡张氏“父母在世曾许蔡亭香足下为婚，自夫妇完配，只说有百年偕老之愿。不意亭香不务正业，滥食洋烟，竟将家业卖尽无存”。[31]在百姓眼中，男子不务正业的主要表现是嫖赌、吸食洋烟等恶劣行为，而这些行为必然导致其将家业卖尽，妻儿无以为生。但是，妇女想要离开不务正业的丈夫并不容易。如南部县王氏，因丈夫杜芝葆（保）不务正业、家庭贫困而对生活绝望，剃发出家。杜芝保却以王氏娘家“嫌贫透离”“逼女王氏下发”为由提起诉讼。县官断令杜芝保将王氏领回团聚。王氏之兄王开年上禀状申诉，“芝葆横暴性成，乘断团聚，口称领归，定将教修（即王氏，笔者注）手足折废，职妹闻知对职泣诉，仍归原庵”，希望县官能够重新审断。但县官在其禀状上批道：“查杜芝葆与尔妹杜王氏已有十余年夫妇，现在虽因口角涉讼，业已断明领回团聚，何敢扬言折废尔妹手足？况日前杜芝葆到案，本县查看不过不务正业，并无凶恶形状，尔呈未免过虑。着即传谕尔妹赶县遵断，随夫回归结案。”[32]可见在县官眼中，“不过不务正业”并不能构成妻子离开丈夫的原因，只要丈夫没有做出违法之事，妇女就得归家与丈夫“团聚”。
没有产业和不务正业导致的“家业卖尽”，让男人很容易走上卖妻之路。“买休卖休”或“嫁卖生妻”的确是两县档案中占比很大的案件类型，上文的引述中已包含一些卖妻的信息，其他未述及者也不乏妻子最终被嫁卖的案例，如“丈夫不务正业，日每嫖赌，将田地当卖”的帅氏，其夫“凭文天泮、彭廷显作媒，将小妇人嫁卖与张松为妻，财礼钱六千，当出有手印婚约”；控诉丈夫杨大志“不务正业，将家道败尽”的陈氏，也被丈夫“改嫁王正坤为妻，杨大志当与王正坤出有手印婚约，得财礼六千文，今年二月已生一子。今二月内，杨大志来向王正坤图索未遂，他就来案告了的”。[33]苏成捷指出，妻子和土地是小农最后的财产，当他们贫困到无以维生时，就会将这两者卖掉，而妻子和土地一样，在卖出之后还可以不停地向买主“找价”，这成为下层百姓的一种生存策略。[34]但实际上，在档案中这种“找价”被称为“搕索”或“图索”，上一案例中的“买娶者”王正坤就是不堪杨大志卖妻之后反复图索而告官的。有关“找价”与“图索”的关系，详见本书第六章的论述。
更有甚者，夫家因贫困而逼迫妇女卖娼。如巴县妇女李禹氏控诉女婿逼女儿卖娼，“李幺姑是女儿，自幼凭媒许配陈开才为妻，殊陈开才不务正业，屡次逼女儿李幺姑卖娼”；蒋李氏则被丈夫全家逼迫卖娼养家：“蒋老六即蒋长兴是翁公，小妇人嫁□□[与其]子蒋天云为妻，他家贫苦，没力养活，把小妇人送至合州学习弹唱，小妇人不从，翁姑周氏殴打，又送在陈三喜即陈刘氏家卖娼找钱，每夜向小妇人要钱二千文，被哥子李长发查知，到陈刘氏家与小妇人会遇，小妇人向哥子哭诉，不愿为娼，才把蒋老六告案。”此类案例，因违背法律与公序良俗，县官一般会断令夫妻离异，李幺姑被断令“与陈开才离异”,“李禹氏把女儿李幺姑领回，另行择配”；而李氏被县官判决与丈夫离异，由胞兄李长发领回。但是，李氏的丈夫蒋天云由于“家里贫苦，没有妇人卖娼找钱，就不好过活日子，没得衣食”，反复申诉，要求县官重新审理，复审的结果是县官仍旧维持原判，“把蒋老六与周氏掌责”“仍断李长发把他妹子李氏领回”。此案中妇女卖娼成为贫困夫家的唯一经济来源，失去她后一家人无法生存，反复兴讼。而对于李氏而言，在夫家生活需要忍受的远不止贫困和羞耻，她在堂审时表示，“倘其断蒋天云领小妇人回家，小妇人性命难保”。[35]
最后讨论丈夫亡故的情况。对于没有经济收入、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下层女性而言，丈夫的亡故往往意味着家庭因经济和精神支柱的倒塌而难以存续。上文说丈夫“不务正业，滥食洋烟，竟将家业卖尽无存”的蔡张氏，其夫又于“去冬身染疾病，服药罔效，延至今春四月旬中竟自身亡”，张氏“只身无靠，又系女流，乃与族间诸姑、伯父、弟兄、子侄商议，拜请族叔蔡兴发、族兄蔡芝平为媒说合出嫁与蔡丕至足下为妾”。蔡张氏夫妇本就在极度贫困中挣扎，不得不先后将三个儿子抱与他人抚养，“夫妻只说漫觅生路”，而一旦丈夫去世，留她一人无法面对人生的困境，只好将自己嫁卖他人为妾。[36]再如曹氏，“幼配程明义为妻，生有二女。不料小妇人丈夫于咸丰元年病故，因遗小妇人家贫无靠，自愿嫁与堂兄程明为妻，以便抚养二女，至今十年，两无嫌怨”。[37]对于丈夫没有留下产业的妇女而言，改嫁几乎是她们谋求生存、抚养子女的唯一途径，甚至丈夫下葬的费用也得靠她们改嫁所得财礼支付。如巴县妇女唐氏，“幼配邓吉陞为室，不料于今二月因病身故，遗子乳名长生，奈吉生（陞）家贫孤独，□[服]尚未除，唐氏母子衣食两无，实无法开垦，始凭媒谭玉盛带子改醮与王苞樑为室，苞樑允备财礼钱十一千文，以作邓吉陞除□包填之用”。[38]
对于女性而言，嫁给没有足够产业和谋生能力的丈夫，本就意味着挣扎在温饱线上，常常需要共同佣工劳作来支撑家庭，或自己设法谋求生存、抚育子女，而如果丈夫或夫家不贤，她们还随时面临被嫁卖甚至被迫卖娼的危险，饱尝生活的艰辛困顿、颠沛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