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化语境下的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
第一节 现代以来的制度分化与文学存在的困境
现代以来的制度构成了文学存在样态的前提和背景，文学制度成为规约文学走向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文学制度在什么样的语境下才成为可能呢？诺贝尔文学奖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1917年根据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遗愿设立了普利策奖，1903年设立了龚古尔文学奖，等等。虽然列举没有穷尽世界上所有的文学评奖，但是，从学理上可以说，文学制度是现代以来才出现的文学事件，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的文学评奖也是现代以来才出现的事件。因而，“现代”和“现代性”术语依然是解读文学评奖和文学制度的重要切入点。
目前，学界也有对古代时期的文学制度的研究，比如对唐代文学制度的研究等等。这就涉及一个对制度进行界定的问题。制度在《辞海》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旧指政治上的规模法度。”[1]第一和第二种解释已经体现出现代语境下对制度的解释，第三种解释更多体现的是古代语境下对制度的解释。在古代还未实现各个领域的分化，因而“制度”表现为具有一定整体性的规模法度，如《汉书·元帝纪》中有：“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2]，这里的制度指的是一种整体上治理“国”（也就是“家”）的方式。而现代以来的制度概念主要包括第一和第二种解释，这种解释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就是：制度划定了各领域的界限，即对整体的世界进行了切割和划分。制度首先是将世界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各个领域，进而才有对各个领域的具体规程、规范和措施的设立。因而本书讨论的制度指的是现代以来才出现的事件，这一事件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对世界认知、解释和实践的方式。西方国家最早实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蜕变”，而像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往往被称为后发现代性国家。自晚清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毫无疑问也是无法忽略世界语境的。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所言，“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3]。这样一来，要弄清楚这些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特质，首先必须厘清西方语境下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特质，然后思考当不同的文化碰撞时，这些所谓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特质在不同的语境下产生的变异。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言：“大多数社会的广泛制度领域，即家庭生活、经济政治结构、都市化、现代教育、大众传播和个人主义取向中，产生了一种趋向结构分化的普遍趋势，与此同时，界定和组织这些领域的方式在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则大相径庭，从而引发了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4]那么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制度是在怎样的语境下出现的呢？
一
古代世界是一个由神或“天”管理的一体化的世界，也是一个神秘的世界。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的理性精神得以确立，人的理性精神的确立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有能力认识这个世界；二是人有能力认识自身，因而人的主体性成为现代的基本原则。在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科学或现代特有的世界感知方式对传统的冲击和解构，农民成了农业生产者和农业工人，药房老板奥梅就讲道：“但愿我们的农业工作者都能成为化学家，或至少能多听听科学家是怎么说的。”[5]此外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各种奖项：“精耕细作综合奖”“肉猪良种奖”“亚麻种植奖”等等。评奖的出现彰显的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证，人的问题不再需要借助上帝的话语和力量来解决了，人自身就有能力来解决人和世界的问题。人的主体性一旦确立，上帝的权威就受到审视，混沌的世界逐渐被去神秘化了。去神秘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让混沌的世界变得清晰，而世界只有在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时才会变得清晰。当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被划分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时，作为表象的世界的象征意义就被弱化了，如雷电成为物理现象，失去了上帝通过雷电对人的启示意义。被区分和被划分开来的不同领域具有自身特有的逻辑和规范，而人的认识能力是可以掌握和运用这些逻辑和规范的，因此人就可以依据这些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逻辑和规范来影响某一特定领域和整个世界的走势。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和学科分化。比格尔在《文学体制与现代化》中对这一问题也做了同样的表述，文学制度是自18世纪启蒙哲学以来，把每个领域的认知潜能从玄奥的形式中解放出来的结果，它与文学、道德、政治等分化为独立的领域密切相关[6]。所以，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制度是在这一语境下才出现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制度的产生与中国被迫进入的现代性进程紧密相关。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化和学科建制的开始，“五四”以后逐渐有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在此语境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制度。
这个过程无疑又与现代的大学相伴而生，就西方来讲，在现代以前，学校的主要或者是唯一的任务就是教授和阐释《圣经》，学校里的教师也就是传道士或牧师、神父。“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的称谓，在《圣经》中有的只是先知或拉比，不论是先知还是拉比，因为他们得到上帝的启示，所以，他们有智慧可以预言整个王国的走势，这种预言使用的是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语言。在晚清以前的中国，有的是要兼济苍生的圣人和儒生。“知识分子”却逐渐丧失了这一特性，成为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职业者，因此“知识分子”与“先知/拉比”“圣人/儒生”相比，丧失了神秘性，同时也弱化了道德性——知识分子把握和传递的只不过是某个特定领域所谓的客观知识。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相比于先知、拉比和圣人、儒生而言，对某一国家或民族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就弱化了。所以美国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人物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中的专业人士和业余者进行了划分，在他看来，专业人士因为其狭隘的专门性或“客观性”必然使他们更容易屈服于权力，丧失应有的批判性；业余者只是为了喜爱和兴趣，这些喜爱和兴趣是可以越过不同领域的界限和障碍达到联系，并拒绝专业化造成的限制，使知识分子成为关切社会思想和价值的重要一员。所以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提出一个选择，“知识分子如何向权威发言：是作为专业性的恳求者，还是作为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7]？这一追问本身就暗含了现代性中包含的一个悖论：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一方面把人从上帝或传统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却又成为另一个神话，人也可以成为人的主体性的奴隶。这一困境也贯穿了现代以来重要的表征——制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由于‘人类’这个总体在历史的进程中已屈服于使思想与行为量化的普遍规则，诸主体已陷入量化支配形式的恶性循环之中。”[8]当传统的文人变成了不同领域的教授，出现了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独立撰稿人和写手时，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变得更为明晰的同时，世界所具有的意义和人的意义却日渐模糊了。也就是当文学和作家变得更为清晰和独立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却是越加模糊。
同时，各个领域的分化也使相对独立的学科面临相似的困境。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就指出，“从‘为艺术而艺术’开始到唯美主义结束的作为一个独特的子系统的艺术的进化，必须与资产阶级社会分工倾向联系起来考虑”[9]。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普遍化，文学成为相对独立同时也被窄化的一个领域，文学家也就成了“专门家”。《圣经》中的“雅歌”被誉为“歌中之歌”，作为诗歌还承载了道德的，以及对人生、世界和宇宙进行解释的功能。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思无邪”，也体现出同样的一体化地阐释宇宙、世界和人生的格局。此外诗歌是可以用于歌唱的，而随着各个领域的分化，“诗”和“歌”也被划分开来了。就此我们看到，现代以来的世界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学科分化，在将“文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独立出来时，也将文学置于特定的困境之中。这一困境具体表现在充满矛盾的两面性：一是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并且与其他价值无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为文学而文学。二是文学既然成为与其他学科并列的学科门类，那么文学就可以和化学、物理等学科一样，能够也应该为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这种两面性在“先锋”一词中展现得极为清楚。应该说，存在两种先锋派，一为政治性的，一为美学性的。为政治革命服务的艺术先锋派强调的是艺术家的使命，“先锋”这个词是用来表达艺术家的使命的，“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和科学家与企业家一起充当社会运动的照明灯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员”[10]。为美学革命设想的艺术家强调的是艺术形式的创新，“由于诗歌不再表达情感，因此，它变成一种追求形式即雕凿性的意志”[11]。因而文学处在对立的两极震荡之中，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中国文坛在新时期引发的关于“纯文学”的争论了。
二
当人用理性的解剖刀将世界划分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时，那么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世界是有差异的，因而也就有了从不同的视角对世界的阐释。“在后传统社会中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不存在基本信仰的同质性，不存在假设的共同阶级利益，相反，相互角力的平等的生活方式具有无法透视的多元性。可以肯定的是，在主体间性的团结概念中，普遍的同一性与整体性涵义已经不复存在了。”[12]对文学也是这样，因而在18世纪出现了专业的文学批评者，“艺术和文化批评杂志成为机制化的艺术批评工具，乃是18世纪的杰出创举”[13]。在古代人依据传统或上帝的话语来阐释世界，进入现代之后，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立法者和阐释者。那么当具体的个体有从某一个角度对这个世界进行立法和阐释的权力时，世界在变得更为多元，同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普遍的和总体的看法的丧失。而这之间也存在充满悖论的对立的两面：一是人可以认知世界和解释世界；二是不同的人在认知和解释世界时却找不到具有某种共识性的框架。因此，就文学来讲，自18世纪以来出现了关于文学的众多理论和流派，也有了众多的体现不同理论体系的批评者，进而也出现了体现不同观念的文学评奖类型。所以英国小说家菲尔丁才强烈地感到，对“文学趣味日益增长的混乱状态需要采取严厉措施”[14]。这一困境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推进，在文学发展进程中也越发突出。就诺贝尔文学奖来说，目前，一方面，该奖项大体上被认为是具有最高价值的奖项，也就是获奖者和获奖作品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萨特对诺贝尔奖的拒绝也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无法克服的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就彰显出：当人以人的理性为世界立法时，必然带来认知和解释世界的参照系的相对化，也就是绝对基准点的消失。而绝对基准点的消失带来的就是具有某种同一性和整体性的价值观念和表现方式的解体，这样一来，价值和意义就变得模糊不清，这可以说是现代以来人的主体性原则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同时，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言：“现代性文化方案一是强调人的自主，二是暗含着对自然（包括对人性）的积极建构和控制。”[15]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对自然（包括人性）的建构和控制一方面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难以估计的灾难。在此主要探讨这种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的建构对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文学制度的建立就充分体现了人对文学走向的建构和控制。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就对限制和规约艺术发展的制度性力量做了较为完整的描述，“作品科学不仅应考虑作品在物质方面的直接生产者（艺术家、作家等），还要考虑一整套因素和制度，后者通过生产对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价值和艺术品彼此之间差别价值的信仰，参加艺术品的生产，这个整体包括批评家、艺术史家、出版商、画廊经理、商人、博物馆馆长、赞助人、收藏家、至尊地位的认可机构、学院、沙龙、评判委员会，等等。此外，还要考虑所有主管艺术的政治和行政机构，各种不同的部门，随时代而变化，如国家博物馆管理处、美术管理处等等，它们能对艺术市场发生影响：或通过调节措施在纳税方面给赞助人或收藏家好处。还不能忘记一些机构的成员，他们促进生产者（美术学校等）生产和消费者生产，通过负责消费者艺术趣味启蒙教育的教授和父母，帮助他们辨认艺术品、也就是艺术品的价值”[16]。当传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从被贵族豢养的状态中释放出来，在他们还没有完全体会到释放带来的自由的时候，就已经坠入由社会编织起来的特定的自动运行的游戏中，而要使全体社会成员认可这一游戏，这个社会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使这一游戏合法化、合理化和神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最为重要的是要重构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因为人感知到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是难以区分的。因而我们就可以理解文学制度包含的面向涉及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等关涉到文学活动的所有面向，也就是文学制度在生产出符合其要求的生产者的同时，还要生产出符合其要求的消费者，并且整个生产、传播和接受的途径和方面都要尽可能实现完全契合。这样一来，文学制度本身也就成为一个闭合的圆圈，而要打破这个圆圈的难度并不弱于对上帝或传统的解构。
当然，文学制度的各种面向要最终能现实化或被实施，无疑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基础的。现代的传播技术使在不同时空中的人可以在同一时间阅读同一部著作，现代的科学技术使不同时空中的人按一种相似的方式来感知世界成为可能，也正是这种可能，使涉及文学存在样态诸多方面的文学制度得以在现代确立。因而可以说，文学制度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并且也成为一种“神话”。也就是，现代人不再膜拜缪斯女神，膜拜的是文学制度。所以，现代以来文学存在样态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当文学从神坛降到了世俗的土地上，文学家、艺术家可以成为文学艺术的工作者和生产者，文学也成为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一个学科门类时，那么他们的文学写作也就成为一个可以被规划和被安排的工作，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题材决定论”[17]，以及由组织安排的作家定点体验生活的创作模式。正如洪子诚所言：“当代文学的路向、形态的确立，与这一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无法分开，不考察这个时期的文学体制和与此相关的文学格局，我们将难以深入理解它的形态，理解当代作家的表现和做出的选择。”[18]同时由于文学艺术的神圣性被解构，那么文学和艺术就极易成为可以被随意使用的某种工具和手段。因而，自现代以来，文学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密切，也就是文学可以用于政治的目的，也可以用于经济的目的。
对文学的全面规划本身就是人的理性能力的一个结果，正如我们所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中，由国家各级组织或机构制定的文学规划对文学生产力产生了极大影响。西方长期的有神论观点，特别是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使其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在理性的苏醒和萌芽的同时，就有了对理性的反思，也就是对以理性为中心的人的主体性的反思。正如法国现代性研究者伊夫·瓦岱所言：“一旦我们否定唯历史论和历史进步论，否定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而求助于神话和古老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从尼采的作品刚一出现的时候起，我们就开始背离现代性。”[19]一旦完全忽视对人的理性和理性能力的反思，理性的悖论和矛盾就难以被正视，理性带来的灾难也就更容易爆发或更为突出。所以，我们思考文学和文学制度的问题，应该建立在对现代以来人的主体性原则的考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