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

新时代宋学发展的历史价值

肖永明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新的思想，在当今所处的新时代，如何看待作为传统文化的宋学？如何将新时代的新思想与宋学研究融合？是宋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宋学在传统文化，乃至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冯友兰、陈寅恪、邓广铭等老一辈学者在该领域有很多阐述。若从当今视角出发来研究宋学，有以下历史价值足资探讨。

一 兼容并蓄，重构创新学术体系

宋代恰逢儒学僵化衰颓之时，外部面临佛老之学的思想冲击，内部的诠释方法与理论体系亟待突破。在内外交困下，如何在文化大变革中重塑儒学的精神标识？如何实现唐中期以来所倡导的儒学复兴？兼容并蓄，探索并重构儒学体系成为宋代学者的历史使命。

但宋学自建构到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宋初，柳开、王禹偁等士人继承韩愈的某些思想，抨击佛老，开启了北宋排斥佛道运动的先声。庆历前后，排斥佛道运动高涨，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儒家学者纷纷著文，从不同方面力排佛道之学，形成了一股反佛道的社会思潮。在这过程中，欧阳修、李觏等已注意探究佛道之学理论上的长处，认识到儒学自身的理论缺陷，提出了“修其本”的要求。由此，吸收佛道之学的思想与理论成果，构建新的儒学体系已是势在必然。另一方面，在宋初诸儒复兴儒学的基础上，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以及三苏父子的苏氏蜀学在北宋中期先后兴起。他们反省儒学危机，突破了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儒家经典中蕴含的大义。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探索，终于认识到，要复兴儒学，就必须以兼容开放的态度，大力吸收、融摄佛学中的某些思想资料与理论思维成果，才能最终更新儒学，战胜佛学。

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宋代学者对佛学采取了一种颇为开放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们在探究佛道之学长处的基础上，立足儒家而又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充分吸收利用佛道之学的理论成果。在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理论探索之后，新的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儒学走向复兴。到南宋中期，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繁盛辉煌的新阶段。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活跃于学术舞台。他们继承北宋儒学发展的成果而又有所超越，在相互争鸣、论辩的同时又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吸收，思想学术领域呈现出一片兴盛景象。湖湘学派的性学理论体系，闽学学派的天理学体系，象山学派的心学体系，永康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提升、深化了儒学。其中朱熹更是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尽广大，致精微”，建构了包括天理论、人性论、修养论、格物致知论在内的繁富细密的思想学术体系。以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宋代儒学的发展已经趋于完备，儒学复兴的目标终于完成。从南宋中期开始，朱熹理学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不断扩大，最终占据了思想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并上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数百年之久，在民族精神的塑造及价值观念的形成等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二 学术交锋，直面学派观点差异

疑经思潮和怀疑创新精神在宋代兴起，标志着具有独特思辨哲学体系的宋学建立。所以，宋学注重学派之间的交流、交锋，以著名的“朱张会讲”为例，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携范伯崇、林择之等弟子从福建崇安启程，九月八日抵达长沙。在长沙停留的近两个月中，朱熹与张栻就《中庸》、“太极”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与交流。十一月，张栻与朱熹溯湘江而上，同游南岳，随后朱熹返回福建。这次交流与对话，就是反复为后世所传颂的“朱张会讲”。彼时，朱熹37岁，张栻34岁，两人学术体系都处于正在建构、发展，有待成熟、完善的过程之中，还并不是后人眼中地位崇高的学术大师。从朱熹、张栻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对这次会讲的认识和定位也很明确，就是相互切磋、商榷，共同探讨、对话。这个会讲在当时相当不容易，朱熹要从福建的武夷山，行程两千里，历时一个月，才到达岳麓书院。足见宋儒对学术的重视。张栻、朱熹的学术思想都源自二程，真德秀曾说：“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李氏，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此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这既表明张栻、朱熹的思想同出二程，但也表明经过数代传承之后，他们已处于不同的思想谱系中，朱熹为闽学传人，而张栻则是湖湘学的传人。作为各自学派的代表人物，两者学术观点已现颇多差异。这种学派、思想的差异乃是互相交流吸收、质疑辩论的基础，朱张会讲的必要性即体现在这里。在信件往复过程中，虽然二人都颇有收获，但是也感到，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在书信中无法酣畅淋漓地表达、讨论，而双方的困惑、分歧，更是需要当面商榷、探讨，由此二人产生了当面讨论、对话交流的强烈愿望。从张栻信中可以看到，他觉得很有必要“会见讲论”，这种想法已经在心中盘桓数年之久。而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也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他到湖南，是希望和湖湘学者当面探讨，了解湖湘学者在《中庸》问题上的看法。所以尽管“湖南之行，劝止者多”，朱熹还是坚持前往。总之，从缘起来看，会讲是朱熹与张栻几年来共同的愿望，目的在于面对面地、更为深入地探讨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解决理论建构中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讲只是他们长时期书信讨论的延续和发展。

朱熹不远两千里，从福建来到长沙，既不是挑战者，也不是求教者，朱、张二人是平等的学友关系。每当朱熹有新想法，就与张栻、吕祖谦等进行书信往来。在交流过程中，增进了学术的相互了解。虽有很多思想、观点差异，但通过彼此的思想交流与交锋，从而照见各自的优劣。所以宋学各个学派之间的互相交流、辩论是一种常态。正是这种频繁的学术交流，才促成了宋代学术的繁荣。在南宋的中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也是在这时，宋代学术达到了高潮，这代表了宋儒的理论建构达到集大成的程度。对后世学者来说，这也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三 解读宋学，把握时代诉求

研究宋学不可能是为了完全还原历史，而更多是为了回应社会关切、把握时代诉求。宋儒针对当时社会所展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破解问题的具体论断，或者以当前的问题意识解读、审视宋儒的天理论、人性论、修养工夫论，仍然可以为当前建构具有中国立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学术思想体系，提供参考。

宋学的出现本身也是时代的要求。宋初，佛教对儒学的挑战非常严重，甚至出现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情形。当时一批儒家学者为维护儒学正统地位，重建精神价值，为当时社会生活与个人精神生活提供指导，致力于儒学复兴。为了解决所处时代的文化危机，宋代儒家学者除对自身体系进行理论重构外，还采取一种很好的策略，即在强调儒家纲常观念的同时，对佛老文化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在批判的过程中，吸取和借鉴佛老文化，最终很成功地建构了属于该时代新的理论体系，而理学于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理论建构与学风转变是宋代学术史的两大鲜明特点。宋学建构到发展的整个历程，对当前文化建设有很大的启示。如朱熹在《四书集注》里深入阐发传统儒学的中庸。涉及如何处理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如何处理人际交往的问题，如何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其中，中庸之道贯穿其中，也就是“无过无不及”，不断地去追求一个合理的、恰当的平衡点。他所阐发的中庸之道，直到今天，影响深远。再如，在岳麓书院讲堂中留存着“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碑刻，这是两次担任岳麓书院山长、著名清代大儒王文清为书院学子们制定的读经读史方法。其中，“读史六法”强调读史应该“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读史六法”体现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种系统的读史、学史、鉴史方法。不管从安身立命的层面，还是秩序重建的层面，这种思想资源都可以很好去借鉴。

宋学的兴起，消除了唐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奠定了宋代思想文明的鼎盛地位，成功地回应了来自文化方面的挑战。理学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影响也日益扩大，其思想影响宋代以后的几百年，变成了主流的意识形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挑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也需要去应对不同文化的挑战，回应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宋儒应对宋代的儒学衰微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借鉴、学习。

宋学的传承发展中，周敦颐有“发端之功”，二程有“奠基之力”，朱熹为“集大成”者。关学、洛学起自中原，而岳麓书院是南宋四大书院之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是当前宋学研究的重镇。从张载、二程、张载的关学、洛学到朱熹，文化的交流、传播推动了思想的融合与融通。另外，宋学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传播，在汉文化圈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学术研究中，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学者的研究成果颇丰，表明了宋学研究具有国际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宋学研究应关注海外宋学研究成果。最近几年，我翻译了田浩先生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在翻译的过程中，对田浩先生有了更深了解。同时和相关教授也有交流，接触到美国宋史学界的研究。海外宋史研究者虽在史料的扎实程度上有所欠缺，但他们是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他者”，视角独特，能给我们很好启示。比如说在田浩先生研究宋学时，将宋金元作为整体研究，关注宋金之间、金元之间、宋元之间的关系。前不久，研究西夏学的杜建录老师在岳麓书院讲西夏儒学传播，以及儒学在西夏的地位和影响。可见，宋学如果对西夏学不做了解，没有把西夏和宋看作交流频繁的整体，可能就会有忽视两者的关系。所以，田浩先生的宽广视野，值得借鉴。另一方面，海外宋学研究者，有时候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宋学，探索多学科的交融。现在学者多采用传统方法研究宋学，立足于传统方法，这是基本功，如再去吸收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理论，就可能有所突破和创新。宋学研究，要与其他不同学科交叉、融合。这是在肯定目前宋学研究所取得成绩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吴苏洪 整理）

（肖永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