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侦探小说研究
“反对侦探”：从吐温到菲尔斯基的一种实用主义政治思想
高卫泉[1]
摘要：从马克·吐温对“福尔摩斯热”的讽刺，到芮塔·菲尔斯基对当下“侦探小说”式文学批评模式的批判，“反对侦探”成为美国思想史中的一股实用主义政治思想暗流。“侦探小说”诞生于美国，但在19世纪末招致美国思想界的反拨，与詹姆斯实用主义这一本土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在当下，“侦探小说”被当作高理论氛围下文学批评模式的结构性隐喻加以反拨，乃是源于菲尔斯基对博尔坦斯基法国实用主义社会学的误读。两次反拨均强调侦探式的真理探究模式忽略了对实际效果的考察，使探究或批判沦为远离人与社会现实的无意义的符号行为，但反拨本身却均陷于对美利坚民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予以默认的政治无意识。
关键词：吐温；菲尔斯基；侦探小说；实用主义；帝国
The“Anti-detective”or Pragmatic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Mark Twain to Rita Felski
Gao Weiquan
Abstract：From Mark Twain's satire of“Sherlock Holmes fever”to Rita Felski's critique of the current“detective-fiction-style”literary criticism，“anti-detective”has become an pragmatic political undercurrent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The“detective fiction”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but when it approached the fin de siècle，it is 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mergence of Jamesian Pragmatism as an indigenous idea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that the genre attracted the rectification from the inside.At present，“detective fiction”is used as a structural metaphor for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high theory era，because of Felski's misreading of Boltanski's French pragmatic sociology.Both reversals emphasize that the detective mode of truth-seeking neglects the examination of practical effects，reducing inquiry or criticism to a meaningless symbolic act far removed from human and social reality，but both are stuck in its own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or acquiescence to the American nationalist or imperialist ideology.
Key words：Twain；Felski；Detective Fiction；Pragmatism；Empire
侦探小说这一诞生于美国的文学亚类在当今流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法兰克福学派克拉考尔的《侦探小说》诞生至今，对该文类的研究与探讨可谓汗牛充栋。19世纪晚期，侦探小说经由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系列”的传播，成为盛极一时的类型文学，而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美国作家却对“福尔摩斯热”展开反拨。与此同时，侦探小说也被当代美国学者芮塔·菲尔斯基当作当下文学批评的结构性隐喻，并反对这类侦探小说式的批评模式。无独有偶，吐温与菲尔斯基均与美国本土实用主义思想有着密切关联。本文对这一“反对侦探”的实用主义思想暗流进行解析，并试图对其背后隐藏的美利坚民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予以批判。
一 从坡的侦探小说到吐温的反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真是有趣。除了《太平街杀人案》[1841]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样作品可以让一个作家觉得当之无愧呢？”[2]这是马克·吐温1896年5月28日记录在《笔记》中的一段话。到了20世纪初，当夏洛克·福尔摩斯和他的侄子走入吐温的小说《案中案》（1902）里时，吐温却这样讽刺这位“神探”以及痴迷于侦探小说的美国民众：“他们好不容易走到台球室里，那里有一群人聚集着想看一看这位超凡神人。人们像欢迎皇室人员一样欢呼起来。”[3]19世纪的美利坚民族作家最骄傲的莫过于他们“新世界”所谓的民主制度，最鄙视也莫过于欧洲“旧世界”的王室贵族之类的封建“糟粕”。小说最后，夏洛克·福尔摩斯因为断案不力险些被民众私刑吊死。问题是，为什么在吐温看来，爱伦·坡的杜邦是可以让作家“当之无愧”的，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却是一个十足的笑柄，以至于他要用一部“反侦探”小说将其狠狠奚落一番？
爱伦·坡的《太平街杀人案》被视为第一篇现代“侦探小说”，但坡在写作这篇小说时，也无意写一部“侦探”小说。据牛津英语大辞典（OED），“侦探”（detective）一词1850年首次为人使用，甚至犯罪学意义上的“调查者”（investigator）一词也是1845年才首次为人使用。坡对于这一小说的描述出现在1844年7月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用的是“推理小说”（tale of ratiocination）：“我最好的推理小说可能是马上要刊发到《礼物》杂志上的《失窃的信》。”[4]1846年8月，坡在解释他的“推理小说”备受瞩目的原因时说：
这些推理小说之所以受欢迎，大部分是由于一种有着新基调的东西。我不是说这些小说不算天才之作，而是说由于那种方法和方法带来的感觉（method and air of method）让人们超出了实际，误以为这些小说是天才之作。比如，在《太平街杀人案》中，你自己（作者）解开一张为了解开而编织的网，这有什么天才的呢？读者误把虚构的杜邦的天才当成了故事作者的天才。[5]
换言之，在坡看来，《太平街杀人案》的流行，来自小说迎合了19世纪40年代以中产阶级民众为主的美国小说读者群对于“推理方法”的喜爱。那么，该怎样理解坡所说的在美国中产阶级中间对于“方法带来的感觉”的渴望？
先回到《太平街杀人案》诞生的时代，阐明美国中产阶级民众所喜爱的“推理方法”的具体历史所指。对于凶杀案真凶——一位法国水手在东南亚远航时从婆罗洲捉回来的一只红毛猩猩——之唳叫的各种供述，杜邦有一句简明扼要的归纳：“每个人都说那是一种外国人的声音”——法国警察认为那是西班牙人的声音，荷兰人认为那是法国人的声音，英国人认为那是德国人的声音，意大利人认为那是俄国人的声音。[6]把动物的声音或杀人犯的声音当作外国人的声音，或者说把外国人的声音当作动物的声音或杀人犯的声音，这种如今看来略显拙劣的情节刻画，却非常符合19世纪40年代欧美民众间普遍存在的仇外情绪或我族沙文主义。
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称，1830—1880年是“民族原则”以极戏剧化的方式重划欧洲地图的时期，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奥匈帝国在1867年妥协方案后基于民族原则宣告分裂，比利时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纷纷要求基于民族原则建立主权国家，波兰境内两次民族暴动，爱尔兰自治运动风起云涌，“所以白芝浩认为，‘民族创建’是十九世纪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7]在美洲，对于建国不久的美国而言，美利坚民族主义尤其体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排外，当然还有处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的美洲本土族裔和黑人。坡写作《太平街杀人案》时显然把视野放在正殖民东南亚的欧洲，因美国效仿欧洲前往东南亚开展殖民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吐温写作《案中案》时才正式开始。该时期欧洲的仇外情绪既是支撑民族创建、对外殖民扩张与欧洲帝国争霸的意识形态，也是随之而来的移民潮与人口流动的社会产物。这一资本主义进程在为宗主国内部带来“移民”这一不安定因素的同时，被捆绑在帝国市场另一端的国内工厂里的“劳工”亦日渐成为不安定因素。总之，越来越多的“红毛猩猩”式的他者无法被旧有的治安官制度和亨利·菲尔丁以降的“弓街捕快”（Bow Street Runners）有效管理，在罗伯特·比尔的推动下，英帝国于1829年和1839年通过两项《首都警察法案》，创建了最早的现代警察制度。[8]费城（坡创作《太平街杀人案》的所在城市）也在1833年将城市划分四区，设立日警与夜晚巡逻警维护社会治安。[9]
就美国而言，这一时期的警员大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职前培训，也没有政策或程序手册，缺乏处理帝国秩序内部丛生的社会问题的能力。[10]因而《太平街杀人案》里除了弥漫着一种对异域他者的恐惧以及对恢复帝国公共秩序的渴望，还有对“理应”担起维护公共秩序职责的执法机构的不满。中产阶级渴望的“推理方法”正是对低效执法机构的纠正方法，这种方法由一个虚构的民间的而非官方的代表杜邦所把握。看看杜邦对这些警察的讽刺：“素来以聪明著称的巴黎警察是很干练的，但也不过如此。除了当下的招数，他们在破案时没有任何别的方法。[……]他们破案的成绩也确实常令公众惊讶，但那多半都是单纯不辞劳瘁的苦干。”[11]小说也以杜邦对警察局长的嘲讽作结：
“让他说去吧，”杜邦说，他认为没有必要搭理，“让他发发议论，这样他心里好受些。我在他的城堡里赢了他，这我就满足了。但话说回来，他未能解开这个谜一点也不奇怪，绝非他所想象的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这个当局长的朋友其实多少有点狡诈过分而造诣不足。他的智慧之花没有雄蕊。就像拉威耳娜女神像有头无身，或至多像一条鳕鱼只有头和肩膀。不过他毕竟是个不错的家伙。我尤其喜欢他的能言善辩，他正是凭这点赢得了足智多谋的名声。我说的是他那种否认事实、强词夺理的本领。”[12]
这样的讽刺大大满足了19世纪上半叶美利坚民族建构与帝国建构进程中的中产阶级民众不满于现有治理术的政治心理。
坡在《太平街杀人案》开篇就向读者介绍了警察局长不具备而杜邦独有的“分析能力”的特点——“有一种全凭直觉的意味”。[13]吐温在《案中案》中把这种天赋的直觉进一步彻底化了，他以反科学的“灵学”手法将这一能力写成了阿奇·斯蒂尔德天生具有的“猎犬的天赋”——由于其父让猎狗扑咬孕中的母亲，于是他出生后“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东西”，“可以闻到别人闻不到的气味”。[14]阿奇凭借这样卓越的侦探能力，帮助霍根太太找到了她失踪的女儿；在弗林特·巴克纳被杀案中，夏洛克·福尔摩斯与哈里斯警长因循守旧险些抓错犯罪嫌疑人，阿奇凭借自己超凡的侦查能力找到了案件真凶矿工费特洛克·琼斯。
吐温反对福尔摩斯、欣赏杜邦的第一重原因就是美利坚民族主义情结。杜邦出自美国作家笔下，而福尔摩斯是英国作家的产儿。这种偏袒亦可见于其著名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小说中汤姆读瓦尔特·司各特患上了不切实际的毛病，尤其喜爱虚张声势的“历险”，而另一组丑角“国王”与“公爵”的骗局依赖于莎剧表演，作品中的恐英症或恐欧症是非常明显的，作者在谋求美利坚民族文学独立过程中存在对英国文学的刻意贬损。[15]吐温曾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把南北战争归咎于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对南方民众的影响，认为瓦尔特爵士的“病菌”单枪匹马地抵制住了进步的潮流，让南方沉溺于腐朽和肮脏的制度之中，使得南方社会充满沉闷、空虚与华而不实。[16]可见吐温对英国文化的抵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吐温在《案中案》中亦总是刻意表现福尔摩斯的英国性的可笑之处，比如美国人把他当作“国王”一样欢迎，再如差点被处以私刑的福尔摩斯的故作淡定引人发笑：“他的嘴唇流露出一丝蔑视的微笑，即使他那颗大英帝国的心中有对死亡惧怕的话，他那钢铁般的性格也完全能主宰它，不让它流露出一丝一毫来。”[17]
福尔摩斯系列在吐温这里被接受出来的形象是“神探”夏洛克，并对其“不切实际”展开批判，认为其真理探究模式忽略了对实际效果的考察，使探究沦为远离人与社会现实的无意义的符号行为。但福尔摩斯在柯南·道尔笔下从来都不是破案从不失败的“超凡之人”。比如，在《波西米亚丑闻》（1891）中，福尔摩斯并没有帮波西米亚国王拿回照片，而是被“那个女人”在智力上反胜。[18]但自约翰·尼尔（John Neal）以降的美国文学民族主义话语形塑出的19世纪美国文学常同英国文学对垒，继政治上的独立以后追求文学上的独立。[19]在这样的情况下，真实的福尔摩斯对吐温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借机讥讽英国作家之“神探”的荒谬性，批判美国读者对英国文学的“盲从”与对本民族文学自信的缺失。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侦探小说”发源于美国，却兴盛于英国，“随着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第一次无可争议地流行起来，成为可重复的文类形式”。[20]这样，侦探小说俨然成了英国19世纪文化产业支柱了。美国侦探小说跟随英国文坛后起，欧·亨利曾在《埃尔西在纽约》（1907）里说：“现在的侦探小说多到没有销路。”[21]这就导致吐温对杜邦的肯定，与对福尔摩斯的否定。吐温之后，讽刺福尔摩斯的美国作品众多，如欧·亨利就在《侦探们》（1911）、《侦察侦探的人》（1917）等作品中讽刺“贾洛克·乔尔摩斯”的种种可笑之处。[22]
吐温在《案中案》中的仇英情绪还体现在他对阿奇最终失败的刻画上。在追踪其生父、为其母谋求复仇的过程中，这位升级版侦探却还是追踪错了人，其生父就是被琼斯杀死的那个邪恶矿主，只不过他已更名改姓为弗林特·巴克纳，而他追踪的那个叫着他父亲的名字的人只是其父的远房表亲。更具有讽刺性的是，阿奇在给他母亲的信中曾意识到自己正在追踪的人在某些时候更名改姓了，他说：“我们真是太蠢了，怎么会没有想到在犯下那种恶魔般的罪行之后他再也不会用他的真名了。”[23]吐温为他的侦探阿奇·斯蒂尔德最终的失败找了一个理由：其母亲的误导所致，而“她对她的家族在查理一世时保皇党的血统而感到无比骄傲”。[24]
在这样的情节刻画背后呼之欲出的是吐温对一种有别于福尔摩斯式或英式“推理方法”的吐温式或美式“方法”的强调，这种方法认为“不在场的人一定不会是凶手”这样的侦探法则是不切实际的，凶杀完全可以伪造“不在场”的假象。吐温让一个孩子这样讽刺道：“我了解侦探，因为家族里就有人当侦探。如果你不想让他们发现一件事情，最好就是在你干的时候让他们待在你身边。”[25]吐温的代言人侦探阿奇，是要“把推理、猜测，把七零八碎的线索生拉硬扯到一块儿的办法，还有其他各种侦探行业里华而不实的把戏都抛在一边，用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你们这件惨案是怎样发生的”。[26]
吐温的反侦探小说与坡的侦探小说具有某些共通之处。《案中案》面对的美国19世纪末的中产阶级读者和《太平街杀人案》面对的美国19世纪40年代的中产阶级读者存在很大的共性，前者那里变成了对造反矿工的围剿，与后者对于外邦“红毛猩猩”的围剿一样，展现了中产阶级的保守性特征，因而不曾改变的是奈特、波特和曼德尔等学者指认的侦探小说恢复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27]
但由于历史的演进，吐温的反侦探小说比坡的侦探小说更具“美利坚民族精神”。首先，吐温在《案中案》的人物对话中使用了大量美国本土方言，相较于坡，他更好地遵守了约翰·尼尔推崇的以方言彰显文学民族主义的主张。[28]正如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指出的，只有到了19世纪末，族裔语言才开始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29]其次，吐温以解构侦探小说的方法与英国侦探小说主张的方法相抗衡，试图夺回侦探小说的阵地。如果将阿奇解构侦探的话与此时正兴起于美国的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对读，可以见出他们共同的政治思想谱系。
二 吐温的“推理方法”与詹姆斯的“实用方法”
侦探小说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关联源远流长，在詹姆斯（也即詹姆士）之前，“实用主义之父”查尔斯·皮尔士就对坡的“侦探小说”着迷。皮尔士同样有着对“直觉”的强调。据此，他在归纳和演绎逻辑之外，发展出溯因（abduction）一说。[30]溯因与实用主义存有着相似的逻辑目的，“实用主义准则意在提供世界的真实表征，溯因则旨在通过提供良好的研究假设最终实现对世界的真实解释”。[31]杜邦式方法的内核到19世纪末在詹姆斯那里被哲学化为“实用方法”（the pragmatic method）——以“哲学概念”的形式而不是“侦探小说”的形式告诉人们如何探求所谓的真理/真相。
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中对“实用方法”或“实用主义”作了如下阐述：
实用主义离开抽象和欠缺，离开纸上谈兵，离开糟糕的先验理性，离开固定的原则、封闭的系统和虚假的绝对和根本，转向事实，转向行动，转向操控力。这意味着经验主义的气质占优势地位，理性主义的气质被彻底抛弃；它意味着开放的感觉（the open air）和各种可能的性质，反对那种独断、矫揉造作和狂妄的终极真理。同时，实用主义不代表任何结果，它不过是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的普遍胜利意味着我在上一讲说到的哲学“气质”的巨大改变。极端理性主义类型的教师会受到排斥，正如国王的侍臣在共和国受到排斥，或者像信奉教皇至上的天主教神父在奉行新教的国家会受到排斥一样。这样，科学就可以和形而上学更加靠近，并最终忠贞不渝地携手同行。[32]
从上文所引的这段詹姆斯有关实用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美式民主”的民族自豪感贯穿在詹姆斯关于“实用方法”的描述中——反对“独断”，反对“绝对真理”，反对做“国王的侍臣”，反对“信奉教皇至上”——“实用方法”的确立依赖于对他族文化、政治、宗教的“恐惧”“反对”与贬低。詹姆斯实用主义反对旧哲学就像反对极端理性主义、反对国王、反对天主教教皇一样，而在前一节所论的吐温的反侦探小说中，同样可以看到反对侦探小说所呈现的绝对理性、反对“国王”的文化症候。杰森·加里·霍恩曾在《马克·吐温与威廉·詹姆斯：塑造自由的自我》中围绕二人的私人交往与互文作品，指出吐温《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实用主义思想。[33]不过，从更宏观的文学史来看，吐温之前的美国作家（如爱默生等人）身上的实用主义气质已经非常明显。缘何如此？
著名历史学家康马奇曾在《美国精神：188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思想与性格阐释》中对詹姆斯实用主义提出这样的观点：
实用主义的特点反映了美国人性格中的特点，关于这一点论述众多，已无须多做解释。讲求实际，发扬民主，强调个体，伺机而动，率性而为，充满冀望，实用主义与普通美国人的性情出奇地契合。它清扫了神学、形而上学与决定论科学，让常识的温暖太阳鼓舞着美国精神，如同拓荒者清除丛林荆棘，让太阳照进美国西部的土地。可以说，之前的全部的美国经验都是为实用主义而准备的，也都是为证实和解释实用主义而存在的。[34]
这一段论述，可以作为保罗·格里姆斯塔德《经验与实验写作：从爱默生到詹姆斯的文学实用主义》的有力背书，尽管后者并没有引用前者。格里姆斯塔德从文学文化史的角度证明了康马奇的“之前的全部的美国经验都是为实用主义而准备的”说法。格里姆斯塔德认为爱伦·坡开展侦探小说实验本身就是詹姆斯实用主义思想的提前表征。[35]在这一意义上，吐温的反侦探小说对侦探破案法则的质疑，如前文所述，就更具有实用主义的“讲求实际”的“特点”了。
从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中的“推理方法”，到马克·吐温的反侦探小说中的新的反科学的“推理方法”，再到詹姆斯提倡的“实用方法”或实用主义，他们之间有着相近的诞生因素：民族/帝国主义。前文已论述坡的侦探小说与吐温反侦探小说的民族主义起源，那么詹姆斯实用主义的理论化与美利坚民族/帝国主义有何关联呢？
理查德·伊默曼在《追求自由的帝国：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保罗·沃尔福威茨的美利坚帝国主义史》中指出，美国从富兰克林等建国之父的国家设想开始，“就是且一直都是一个帝国”。[36]换一句话说，美利坚民族国家建设与帝国建设同步进行。这实际承接了欧洲各民族创建国家与自由帝国同时进行的发展轨迹。不过，从康马奇关于民族主义的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论述来看，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其“让太阳照进美国西部的土地”的类比，无意间揭示了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多重属性中的美利坚民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属性。而先于康马奇半个世纪的威廉·詹姆斯对于自身思想所参与的历史进程无疑更加无意识了，他对自身民族主义情感与由此创立的“本土哲学”所陷入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包围圈缺乏冷静的反思。
德博拉·怀特海最早在《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与美国文化》中指出詹姆斯实用主义的发生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37]189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创建者乔治·霍姆斯·豪森邀请詹姆斯赴大学演讲，詹姆斯正是在同年8月所作的这篇题为《诸种哲学概念与实践效果》的演讲中，根据皮尔士的思想阐明了“实用主义”。他在1907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第二讲中回顾了这次演讲。[38]演讲是詹姆斯7月份在纽约东北部阿第伦达克山脉度假时准备的，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诉说了美国风景带给他的启发——“一种绝对的美国主义，纯粹的爱国主义启示”。[39]这是詹姆斯平生第一次来到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他在演讲开始时说：“我应该想你们奉承与你们的热情相配的东西，与你们的天命价值相当的东西，以一条精神的纽带来帮助加固我们崎岖的东部与令人惊叹的西部之间的联结。”演讲的结尾是：“我希望在我们这个种族所占领的大西洋海岸，实用主义的原则可以得到应有的重视，它可以在你们手中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奋斗中走向光明。”[40]但要知道，詹姆斯所讲的“天命”与“占领”是建立在对本土族裔的戕害的基础上的，1846—1873年的“加利福尼亚种族灭绝”让加利福尼亚的本土族裔几近灭绝，[41]但詹姆斯这里却只有民族/帝国自豪感。
德博拉·怀特海指出这显然是对“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意识形态下西进殖民运动的支持，以及对当中遭受屠杀的本土族群的无视。她进一步指出詹姆斯在1907年《实用主义》中对实用主义“普世使命”（universal mission）与“征服天命”（conquering destiny）的定位与这里的民族/帝国主义立场是一致的。[42]侦探小说迎合了中产阶级读者对渴望恢复中产秩序的方法的情感解构，具有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特点。这种情感结构不仅催生了坡的“推理小说”、吐温的“反侦探小说”，更催生了后来由威廉·詹姆斯在20世纪初所总结的那套“实用方法”；坡的小说所带来的那种“方法带来的感觉”与詹姆斯这里所写的“实用方法”所带来的“开放的感觉”处于同一政治感觉连续体中。
不过，让怀特海感到棘手的是，詹姆斯在发展实用主义期间，却曾撰写《菲律宾冲突》（1899）、《论菲律宾问题》（1899）、《再论菲律宾问题》（1899）等一系列被学界冠以“反帝国主义”的文章。鉴于此，怀特海进而认为，“实用主义留下的是混合的遗产”。[43]
怀特海的这一结论实际上完全忽略了19世纪末所谓的“反帝国主义”在20世纪“美利坚非正式帝国”建构中的重要推动作用。詹姆斯实用主义建构于民族帝国情感之内，又同时反过来批判民族帝国政治；吐温在民族/帝国问题上与其存在极为相似的立场，他的《夏威夷来信》等早期作品中支持美国对夏威夷的殖民，但之后又同詹姆斯一道加入“美国反帝国主义联盟”（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反对美国殖民菲律宾。学界对于这样的转变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但如果将这样模棱两可的转变放置到美利坚帝国转型史中予以观察，会对此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丹尼尔·伊梅瓦尔在《如何隐藏一个帝国：一部更大合众国的历史》中将美利坚帝国发展分为三个阶段。[44]第一阶段是所谓“西进运动”（这一美国视角的进步主义说法应改为“西进殖民运动”），在这一阶段美国国家疆界不断扩大，美洲本土族裔遭受残忍屠杀与驱逐，他们不得不在所谓“印第安人领地”或“印第安人保留地”中生存。第二阶段开始于美国大陆版图于1854年确定以后，随着1856年《鸟粪岛法案》的颁布，美国开始占领加勒比群岛与太平洋岛国中的“无人”岛，并随后从俄罗斯帝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从西班牙帝国手中抢走了菲律宾、波多黎各等国家，吞并夏威夷、威克岛、关岛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抢占的土地构成美国国土的五分之一。第三阶段发生于二战以后。与旧帝国主义对军队占领领土的强调不同，“非正式帝国主义”更强调金融霸权、文化霸权等权力实质在“殖民地”的保留，对于旧帝国主义的不断批判与修正最终促成了二战后美利坚“正式帝国”向“非正式帝国”的“隐藏”。
詹姆斯在《诸种哲学概念与实践效果》的演讲中对占领加利福尼亚的赞同，表明他对美利坚第一阶段帝国主义的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詹姆斯反对美利坚第二阶段帝国主义的不彻底性，他仅仅反对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占领，却对于美国对夏威夷等王国的占领不置可否，这也是所谓“美国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共同特点。从美国第三阶段帝国主义史回看，这样的批判立场恰恰带来了“美利坚非正式帝国”或“美利坚自由帝国”的转型。
哈里·科尔萨特·韦尔斯在《实用主义：帝国主义哲学》中指出，最早对詹姆斯实用主义之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展开批判的是列宁。[45]列宁1908年阅读詹姆斯《实用主义》后，在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脚注中指出，“马赫主义事实上正在为那些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用”，詹姆斯《实用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46]霍夫施塔特则把实用主义视为美国思想界反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思想潜流》中对詹姆斯实用主义的评价是颇为中肯的：“詹姆斯总是用个体作说法来处理哲学问题。当他想说明邪恶问题时，选择的是一桩极其残忍的谋杀，而不是战争和贫民窟。”[47]一句道出了詹姆斯的阶级与民族/帝国政治立场，如果把这句话中的詹姆斯换成“侦探小说”或“反侦探小说”依然成立。
海明威曾说：“所有的美国文学都来自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48]其实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美国思想都与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息息相关，包括当今美国文学理论界的“后批判”。
三 菲尔斯基对博尔坦斯基的误读
法国理论对美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之重大似乎已无须作过多解释。1966年10月18—28日于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那场名为“批评的语言与人类的科学”的国际研讨会，成为法国理论开启美国之旅的标志。[49]在这之后兴起的美国各文学批评流派，似乎无一不以征引法国理论家的方式来标榜自身的进步性，以至于让人觉得60年代以后的美国文学批评的繁荣只不过是法国理论在新大陆的传播成果，而时常忽略美国本土的那张实用主义大网对一切外来思想无时无刻不发挥的过滤作用。正如摩南德在《形而上学俱乐部：美国思想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实用主义是现代美国史的核心，古典实用主义思想家“改变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仍然生活在这些思想家帮助建设起来的国家中”。[50]不过，仍有少数学者会敏锐地发现，不只本土的斯坦利·费什，甚至为美国学界所广泛接受的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也可被认为实用主义框架之内的思想家。[51]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后批判”的代表学者芮塔·菲尔斯基只是“建议在文学研究中融入当代法国的现象学和社会学”[52]，但更有必要指出其思想背后的实用主义传统，何况菲尔斯基本人已多次申明这一层关系。
随着“理论之后”的时代的到来，美国理论家纷纷站出来回应“文学理论”该走向何处。在菲尔斯基这里，她从实用主义出发打出了“后批判”的旗帜。她的第一本重要的“后批判”著作是《文学之用》（2008）。她通过援引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在著作的导言中提出其探讨文学作品之“实用性”的主张：“作品的实用性不会破坏诗性，也不会将诗性排除在外。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其用途，意味着对一系列实践、期望、情感、希望、梦想和阐释进行调查研究。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它们‘数量之多，且相互缠绕、混乱，常令人烦恼迷惑’。”[53]
紧接着，在《批判的局限》（2015）中，菲尔斯基对目前的文学批评展开了批判：“我在其他地方称目前的文学研究为‘意识形态’风格的批评和‘神学’风格的批评。前者将文本还原为政治工具或政治手段，后者则是对文本的纯粹不可言说充满崇拜。而我的思考来自实用主义、现象学，以及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54]实用主义是被菲尔斯基放在第一位的。但与此同时，她对威廉·詹姆斯的引用并不多。仔细阅读她的作品，尤其是她对于批判的分析明显受到了法国实用主义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学生吕克·博尔坦斯基的影响：“批判性思维被限制在知识分子的交锋中，而日常思维则被描绘成是一个无差性思考的范围里。针对这一趋势，实用主义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和洛朗·泰韦诺则试图将批判重新定义为日常的而不是稀缺的行为。”[55]菲尔斯基在后文继续解释道，她引用博尔坦斯基，是因为他“反对批判的控制”。[56]她在《我对社会学的羡慕》一文中也自陈博尔坦斯基对她写作《批判的局限》时的影响。[57]
两位实用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有一点共同思想路线——借助侦探小说开展文学或社会学批评。不同在于，在菲尔斯基这里，侦探是当下主流文学批评家的隐喻，侦探的侦探行为是当下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模式的隐喻，侦探小说是当下文学批评家批评作品的隐喻；而在博尔坦斯基这里，侦探是现代社会学家的隐喻，侦探的侦探行为是现代社会学家的研究思路的隐喻，侦探小说是现代社会学著作的隐喻。尽管二人对该隐喻的使用几乎是同时的，就发表日期与研究深度来看，菲尔斯基对于侦探的隐喻性使用略早于博尔坦斯基，但博尔坦斯基对侦探小说有更广泛的研究。
菲尔斯基最早使用该隐喻是在2011年6月发表于《今日诗学》上的《怀疑性思维》一文中，文章中的核心思想之后被写进《批判的限度》。利科曾在《弗洛伊德与哲学》中指出，马克思、尼采与弗洛伊德是怀疑阐释学派的三位大师。菲尔斯基认为，主导过去几十年文学批评的就是保罗·利科所谓的“怀疑阐释学”，批评家所热衷的是“怀疑式阅读”。“怀疑式阅读”与“侦探小说”均依赖于一种“双重情节”（double plot）。就侦探小说而言，这种双重情节是指“犯罪故事”和“调查故事”，前者不在场却真实存在，前者通过后者的解析变得重新在场。当两个故事情节最终相遇，小说文本即走向完整。菲尔斯基认为，怀疑式阅读遵循同样的结构，批评家与侦探一样拥有探索和解释隐蔽的因果关系的欲望。对于“怀疑式阅读”而言，双重情节是“潜在的社会因素”与“表面的文学文本”，批评家通过后者揭示前者，以“启迪”读者，实现从“迷惑”向“理解”的转变。“批评和犯罪小说均通过调查与拼贴线索，以重建过去的方式创造现在的知识。”[58]
那么，菲尔斯基对于“侦探”一样的“批判”担心的是什么呢？她认为，侦探是诞生于19世纪的怀疑科学的原型，而“怀疑”在维持社会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与现代监察制度存在“亲密关联”。在19世纪，旧的宗教审判将其对表面意义的不信任与新起的科学方法融合，医学、法学、犯罪学、分类学、法医学共同参与进来，形成了专家解读普通人不能看到的东西的文化，最终“嫌疑人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可读性文本”。信任的阐释学让渡于怀疑的阐释学，这种怀疑的心理同时伴随着罪恶的假设，以及表面等于误导与欺骗的信念。在怀疑阐释学的主导下，当下文学批评“注重远离而非靠近，守卫而非开放；强调进攻而非屈服，趾高气扬而非尊重崇敬；推崇聚精会神而非散漫走神，揭发而非鉴赏”。[59]菲尔斯基进一步指出侦探式批判深受学者欢迎的原因，跟侦探的心理是一致的：“像侦探小说一样，这样的解读实践展现了推理的乐趣，批评家可以充分发挥心智的灵动性与创造性。”她认为，怀疑式阅读让文学批评变成了充分发挥创造力的“语言游戏”，让批评家得到了暂时僭越作者主权的胜利感，尽情地为了自己的关切和目的，从文本中制造新的东西。[60]
类型化文学的危害，是诸多文学名著的主题。堂·吉诃德读了太多“骑士小说”，才会大战风车；《诺桑觉寺》里的凯瑟琳·莫兰德读了太多“哥特小说”，才会认为提尔尼将军不是把他的夫人谋杀了就是把她关起来了；《米德尔马契》里的多萝西娅·布鲁克读了太多弥尔顿的“英雄史诗”，才会偏要嫁给一个视力衰弱的古板老学究；包法利夫人读了太多的“罗曼司”，才感觉到了查理的平板与庸俗；《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里的汤姆·索亚读了太多“海盗小说”，才会不顾黑人吉姆的生命安危用他来进行一番“历险”。在这个意义上，菲尔斯基是与塞万提斯、简·奥斯汀、福楼拜、乔治·艾略特还有马克·吐温站在同一思想谱系上的，他们都认为将“人”脸谱化或者类型化的书写对那些因之误入歧途的人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像骑士一样战斗、像警察一样找出破绽、像英雄一样献身或像海盗一样历险，这些都不应该构成“人”的绝对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侦探小说”一样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丧失了对“人的生活”的关怀，未承担起应当担负的伦理责任。总之，在她看来，这样的文学批评使批判沦为远离人与社会现实的无用或无意义的符号行为。
然而，从菲尔斯基的措辞中，对于怀疑式批判的弃绝是很清晰的，尽管她在文章开头就否认这一点。保罗·德曼的学生、“批判性气候变化”理论的提出者汤姆·科恩也曾指出，自己不会像菲尔斯基那样，而是“保持‘批判’的力量”。[61]著名批评家布鲁斯·罗宾斯在《美国书评》中就菲尔斯基的编著《批判与后批判》（2017）撰文称，后批判是菲尔斯基“有意识地追求时髦的自我推销”。罗宾斯认为，对于后批判者而言，“他们诚然不需要为社会不公牵肠挂肚。生活是美好的。文本是美好的”[62]。这与霍夫施塔特对詹姆斯实用主义从不关心阶级的评价遥相呼应。菲尔斯基站在实用主义这一“生存论”哲学立场上的“严肃反思”，最终是空中楼阁，且与“人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了。2011年——菲尔斯基开始弃绝“批判”的那一年，在全球史上发生的是“阿拉伯之春”，在美国社会发生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从国内持续侵扰全球的时候，菲尔斯基试图为文学批评寻找非批判性的出路，并反唇相讥，认为先前的批判是“意识形态”风格的批判。其近作《勾住：艺术与痴迷》（Hooked：Art and Attachment，2020）这类的“后批判”作品，与《文学之用》类似，单纯强调非批判性的阅读情绪，不但不能为文学找到它应有的出路，反而显露出菲尔斯基“后批判”思想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隐秘属性。
为菲尔斯基带来灵感的博尔坦斯基，却恰恰在思索资本主义批判的能效问题以及批判的出路。他与布尔迪厄“批判性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相区别的“关于批判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ritique）绝非像菲尔斯基那样弃绝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菲尔斯基以美国实用主义的视角严重误读了法国实用主义社会学。
博尔坦斯基最早在《秘事与阴谋：侦探小说、间谍小说和现代社会的形成》（法文2012年出版，英文2014年出版）中使用侦探小说作为现代社会学或批判性社会学的结构性隐喻。博尔坦斯基坦陈，这本书是得益于他写作《论批判》（深刻影响了菲尔斯基的《批判的局限》）时与同事的探讨。[63]在博尔坦斯基看来，侦探小说与现代社会学都于19世纪末获得重大发展，且都承担起了“揭示”现实中不为常人所见的部分的使命。而这又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时间吻合，因而博尔坦斯基命名了两种现实：“官方现实”与“非官方现实”。[64]官方现实是表面的、公开的，而非官方现实是深刻的、隐藏的。无论对于侦探小说、现代社会学内部还是对于现代国家内部，都存在对于“探究”“真正现实”的张力，和对另一些现实的压制。博尔坦斯基所要质询的是，社会科学是否在探究真正现实的过程中像卡尔·波普尔所说的那样因为强调集体的社会现象，缺乏对个体、行动与关系的考量，而变成一种“迷信”。[65]
博尔坦斯基在采访中称这种对自己所在学科的质询为“自我颠覆”。[66]他在《论批判》的前言中说，他的老师皮埃尔·布尔迪厄在20世纪70年代构建了法国的“批判性社会学”，博尔坦斯基本人亦曾在该领域耕耘。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博尔坦斯基等人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政治和道德社会学小组（Political and Moral Sociology Group of 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开启了“关于批判的实用主义社会学”。[67]
博尔坦斯基在这一新的领域通过对批判的研究，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论批判》的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进一步理论化、哲学化的探讨。后者是一本直面批判困境的现实主义思想著作，与菲尔斯基的后批判著作有着质的分野。博尔坦斯基赞同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发生需要一种“精神力量”让社会主体心甘情愿地参与其中，那就是新教精神；他进一步追问，资本主义不断转型发展也必然需要一种“精神力量”，那么这种“新精神”是什么呢？博尔坦斯基的答案是“批判”。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批判是资本主义转变的发动机。”[68]
博尔坦斯基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三十年内的公司管理资料的考察，在资本主义批判内部区分出了两种历史形式：“艺术批判”与“社会批判”。[69]这两种批判相互抵消，并没有形成统一立场，造成了资本主义批判“固有的含糊性”。“艺术批判”强调资本主义是导致事物、人和情感以及相关实体“幻灭”与“失真”的根源；同时，资本主义带来压迫，限制人的自由、独立与创造性，人在资本主义制度支配下，受制于市场的非人格化力量，受制于企业纪律、上级监视等雇用劳动带来的从属形式。“艺术批判”就是要争取“真实”、“自由”、“独立”与“创造性”这些个体天生应当享有的权利。而“社会批判”却更重视集体，认为资本主义带来工人贫困与社会不平等，导致机会主义、利己主义泛滥，专门鼓励私人利益，破坏社会联合与集体团结，使贫富阶级间最低限度的团结亦遭到破坏。
博尔坦斯基借用赫希曼的“声音”与“退出”概念将艺术批判与社会批判总结为“声音”批判，同时提到“退出”批判的重要性，比如，消费者拒绝购买，雇用劳动者拒绝就业，服务供应商拒绝服务，等等。[70]尽管在“退出”批判袭来时，资本主义更愿意屈服，但是它依然会通过组建垄断或卡特尔等方式围剿“退出”批判者。博尔坦斯基借用熊彼特的话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过程。
博尔坦斯基发现，与60年代的管理语言相比，90年代的管理语言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鼓励个人发展前景，人们有机会规划未来（这个未来又符合新的游戏规则），为资产阶级子女的再生产模式和社会升迁提供建议等。[71]博尔坦斯基借用一个现代企业常用的术语“项目”，把这一新形式称为“项目型城邦”。这个城邦像网络一样，允许个体扩大分支，发挥创造性。这样，6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批判找到了巧妙的回应，尤其是70年代社会批判对“保障”的吁求，和艺术批判对“自主”的吁求，个体得到了很好的满足，但依然被牢牢困在城邦之内。尤其是随之发生的是80年代的“去工会化”，社会批判逐步走向边缘状态。[72]所以，博尔坦斯基格外强调社会批判的复兴，他认为尽管艺术批判不可或缺，但在“项目型城邦”之内，强调艺术批判是“有风险的”，“我们应当设法结合这两大批判，尽管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冲突”。[73]
博尔坦斯基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在拉图尔和齐泽克那里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前者在《批判为什么耗尽了动力》一文中引用了该书，[74]后者在《先是悲剧后是闹剧》中借助博尔坦斯基对“艺术批判”的分析提出了“文化资本主义”一说。[75]然而，菲尔斯基广泛引用了博尔坦斯基以及拉图尔的《批判为什么耗尽了动力》，[76]但却完全偏离了博尔坦斯基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路线。既然菲尔斯基声称博尔坦斯基对自己影响深远，那么她不可能不清楚后者质疑批判的目的乃是解救“资本主义批判”陷入的困境，是在通过对批判的批判重新激活批判精神。但在她自己的作品中，菲尔斯基却对资本主义等社会问题闭口不谈，而是专注于对“着魔”（enchantment）、“震惊”（shock）、“痴迷”（attachment）这样的阅读情感的探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政治寂静主义。
在美国实用主义思想传统中，反对侦探形成了一股思想暗流，其对“效果”的强调，使其将程式化推理定义为僵硬、表面和远离真理。值得深思的是，从马克·吐温“反侦探小说”，到菲尔斯基“反侦探”（“反批判”的结构性隐喻）的“后批判”，都缺乏对美利坚民族建构中的资本政治与帝国政治的深刻而全面的反思。如果说吐温对于美利坚非正式帝国的发展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机遇，那么在美利坚帝国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菲尔斯基依然高举“后批判”大旗，在思想建树上就更难让人满意了。有趣的是，无论是吐温、詹姆斯还是菲尔斯基，他们最后都显示出强烈的唯心主义倾向，前两位对“灵学”“通灵”之类抱有浓厚兴趣，后者对阅读中的“勾住”迷情不已。这股“反对侦探”、注重“生活”的实用主义暗流没有关注到“美好生活”以外的生活，其去现实世界已久矣。
[1] 高卫泉，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维多利亚晚期小说中的凯尔特帝国话语研究”（22120220314）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勒比文学史研究”（21&ZD274）的阶段性成果。
[2] Mark Twain，Mark Twain's Notebook，New York：Cooper Square Publishers，1972，p.296.“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一般翻译为《莫格街杀人案》，但题目中的“morgue”在法语中意思是象征死亡的“太平间”，因而将“Rue Morgue”翻译为“太平街”。
[3] Mark Twain，“A Double-Barrelled Detective Story”，in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New York：Hanover House，1954，p.452.译文参考了吴刚译本（详见[美]马克·吐温《案中案》，吴刚译，吴钧陶主编《马克·吐温十九卷集·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63页），文字有改动。
[4] Edgar Allan Poe，The Letters of Edgar Allan Poe Ⅰ，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p.258.
[5] Edgar Allan Poe，The Letters of Edgar Allan Poe Ⅱ，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p.328.
[6] Edgar Allan Poe，“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in Great Short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New York：Harper & Row，1970，p.285.译文参照曹明伦译本（详见[美]埃德加·爱伦·坡《黑猫：爱伦·坡短篇小说集》，曹明伦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75—106页），文字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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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dgar Allan Poe，“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p.290.
[12] Edgar Allan Poe，“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p.313.
[13] Edgar Allan Poe，“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p.273.
[14] Mark Twain，“A Double-Barrelled Detective Story”，p.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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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ark Twain，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p.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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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美]芮塔·菲尔斯基：《文学之用》，刘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54] Rita Felski，The Limits of Critiqu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p.29.
[55] Rita Felski，The Limits of Critique，p.138.
[56] Rita Felski，The Limits of Critique，p.190.
[57] Rita Felski，“My Sociology Envy”，Theory，Culture & Society，Jul.25，2019，accessed on Aug. 6，2022，[https://www.theoryculturesociety.org/blog/think-pieces-rita-felski-my-sociology-envy].
[58] Rita Felski，“Suspicious Minds”，Poetics Today，2011，Volume 32，Issue 2，p.225.
[59] Rita Felski，“Suspicious Minds”，pp.221-222.
[60] Rita Felski，“Suspicious Minds”，pp.228-229.
[61] Tom Cohen and Claire Colebrook，“Vortices：On ‘Critical Climate Change’ as a Project”，South Atlantic Quarterly，2017，Volume 116，Issue 1，p.134.
[62] Bruce Robbins，“Fashion Conscious Phenomenon”，American Book Review，2017，Volume 38，Issue 5，pp.5-6.
[63] Luc Boltanski，Mysteries and Conspiracies：Detective Stories，Spy Nove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cieties，trans.Catherine Porter，Cambridge：Polity Press，2014，p.vii.
[64] Luc Boltanski，Mysteries and Conspiracies：Detective Stories，Spy Nove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cieties，pp.1-39.
[65] Luc Boltanski，Mysteries and Conspiracies：Detective Stories，Spy Nove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cieties，pp.236-237.
[66] Luc Boltanski，“An Interview with Luc Boltanski：Critique and Self-Subversion”，The Society Pages，Mar.17，2022，accessed on Aug.8，2022，[https://thesocietypages.org/monte/].
[67] Luc Boltanski，On Critique：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trans.Gregory Elliott，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x.
[68] Luc Boltanski，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trans.Gregory Elliott，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p.27.译文参考高铦译本（[法]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高铦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文字有改动。
[69] Luc Boltanski，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pp.26-40.
[70] Luc Boltanski，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pp.42-43.
[71] Luc Boltanski，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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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Luc Boltanski，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p.400.
[74] Bruno Latour，“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Critical Inquiry，2004，Volume 30，Issue 2，p.231.
[75] Slavoj Žiž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9，p.51.
[76] Rita Felski，The Limits of Critique，pp.9，45，138-139，190；Rita Felski，Hooked：Art and Attachmen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