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与英国权力的根基

182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旨在推动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后果。

在以英格兰银行、巴林兄弟商业银行的亚历山大·巴林为中心的伦敦航运与银行利益集团的推动下，英国议会声明，支持所谓的“绝对自由贸易”。这一概念由几十年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

直到1846年，在英国议会废除旨在保护国内农场主的著名的《谷物法》之后，这项声明才正式生效。废除《谷物法》主要考虑的是伦敦金融城金融与贸易集团的利益，对世界金融和贸易的垄断赋予了它们决定性的优势，它们把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它们垄断了世界贸易，“自由贸易”将给它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优势。与此同时，贸易欠发达国家将付出代价。

在自由贸易的霸权下，英国商业银行在印度-土耳其-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外交部公然要求中国开放“自由贸易”通商口岸，增加英国银行业的利益。

1843年，一本反映伦敦金融城商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新周刊——《经济学人》创刊了。这本周刊的目的就是鼓动废除《谷物法》。

1846年5月，在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领导下，英国废除了《谷物法》。这不仅是英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经济衰退的开端。废除《谷物法》打开了大规模廉价农产品贸易的大门，这给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农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低买高卖”这一商人的简单格言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消费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

因为废除《谷物法》而失去了保护，英国本土农业与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爱尔兰农民也深受其害，废除《谷物法》导致了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突然出现粮食价格的狂跌。19世纪40年代末期，爱尔兰出现了马铃薯饥荒和大规模移民现象——如1845—1846年间惨不忍睹的爱尔兰大饥荒——都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英国早先对爱尔兰的政策是禁止爱尔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保持经济上的附属状态以满足英国的“菜篮子”需求。然而，在追求所谓的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这个“菜篮子”被打翻了。

1846年以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农民收入微薄，他们与英国和爱尔兰农民争夺英国“消费者”市场。英国国内的工资与面包价格同步下降。在为那些工资收入低于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人提供补助时，英国法律允许将补助额与面包价格挂钩。因此，一旦面包价格下跌，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

废除《谷物法》这一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打开了整个英帝国“廉价劳动力政策”的闸门。廉价粮食价格率先大跌之后，唯一获利的是伦敦的国际贸易大公司以及给它们融资的商业银行。贫富悬殊加大，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对立，英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

关于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主义对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皮塞·史密斯在当时的著述中总结道：

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控制着英国的立法机构。实际上，它从总体上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巨商，这个巨商支配着巨大的商品存货，其目的不在于使用，而只为销售。这个巨商努力降低生产费用，这样就可以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售出商品，同时把付给本国人民的工资视为利润损失。

皮塞·史密斯把亚当·斯密等英国人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商人”的学说与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大陆出现的日益受到关注的国民经济思想相比较，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税同盟思想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其他国民经济政策作了对比：

他们的政策将受到生产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的支配。作为对国家繁荣的度量，他们只关注生产总量，而不是贸易中的利润率。因此，像法国、俄国及德国这样强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关税同盟或者称为海关联盟——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主导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否定。一位有学识且受人尊敬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凯描述道：“除了还未开化的俄国与土耳其、受奴役的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乱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英格兰从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到的是，贵族阶层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更富有、更有权力，穷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更压抑、更贫穷，相对其他阶级数量更多、更无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场旨在建立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的运动开始了。在这场思想论战中，人们使用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而不正视对新的生产技术投资不足这一事实。把无情的经济政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将这样一种政治教条称为英国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到19世纪末，英国自由主义的概念才真正确定，这一概念为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帝国精英阶层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个精英阶层代表无数粗俗无知的群众进行统治，因为这些无知群众自己不能治理好自己。

然而，19世纪英国政府和公众事务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服务于少数私有权力者的利益。在19世纪后期，这些私有权力集中在伦敦金融城中的少数银行和机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