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3)
穆达认为，青年团应当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起到内部增压器和民族起飞的翅膀的作用，以便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推向一个新的纪元。那时，非洲人国民大会连一个全日制工作人员都没有，组织一般很差，运行缺少计划性（后来瓦尔特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职职员，薪金极为微薄）。
在Z.K.马修斯和人类学讲师戈佛雷·皮彻的指导下，穆达在福特黑尔大学建立了青年团支部。他们在那里招募大学生，为青年团吸收新鲜血液和思想，其中最杰出的是马修斯教授的儿子乔和罗伯特·索布克韦。罗伯特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说家和卓越的思想家。
穆达在民族主义方面比莱彼德温和，他的思想没有莱彼德那种激进的色彩。他仇恨白人压迫和白人统治，但不是仇恨白人本身。他对共产党也不像莱彼德和我那样极端。我是青年团成员中对白人内部左派持怀疑态度的人。尽管我有许多白人共产党朋友，但我警惕白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反对与共产党联合行动。我担心，共产党会在联合行动的幌子下接管我们的民族运动。我认为，我们的运动是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或多种族主义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我甚至与青年团中的几个同事一起在主席台上闹事，扯掉标语，抢夺麦克风，破坏共产党的大会。在12月份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大会上，青年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驱逐共产党人。但是，我们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尽管受1946年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影响，我担心印度人同担心共产党人一样，害怕他们谋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获得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受教育、经验和训练方面都优于我们。
1947年，我被选进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在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C.S.拉默哈诺的领导下工作。这是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第一个正式职务，它代表着我献身这个组织的一个里程碑。直到这个时候，我所作出的牺牲仅仅是周末不能在家陪伴我的太太，晚上回家很晚。我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大的运动，我还不懂得一个自由战士的生活是何等危险和困难。我不必为我的献身而付出大的代价。自从被选进德兰士瓦省执行委员会，我开始认识到自己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论是希望还是失望、成功还是失败，我此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业之中。拉默哈诺是另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人。他是一个坚强的民族主义者和卓越的组织者，能权衡不同的看法，从而达成折中认识。尽管拉默哈诺不同情共产党人，但是他仍然能够与共产党人很好地交往。他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应该欢迎一切支持我们事业的人。
1947年，在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启发下，埃克苏玛、达杜、奈克分别以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和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医生公约”，同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朝着非洲人与印度人联合在一起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不是创立一个核心政体去领导所有的运动，而是同意在共同利益问题上开展合作。后来，“非洲人民组织”（APO）也参加了这一合作。当时，非洲人民组织是一个有色人的组织。
不过，这种协议至少是一种尝试，因为每个民族集团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例如，“通行证法”只影响印度人和有色人，而“犹太人法”对印度人的抗议活动是一种促进，但对非洲人也有影响。有色人当时更关心种族划分和工作保留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严重地影响到非洲人和印度人。
“医生公约”为将来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因为它关系到每个民族的独立，并且也说明通过一致行动可以获得成效。“医生公约”在全国促成了一系列非激进的反政府运动，其目的是把自由斗争中的非洲人、印度人团结在一起。在这些运动中，首先是第一次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人民公投选举大会，这是一个把选举权推广到全南非的运动。在我主持的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紧急会议上，埃克苏玛宣布了此事。当时我认为，这一运动将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控制之下进行，但是，当我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准备领导这个运动的时候，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应当立即从运动中退出。当时，我的想法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只介入自己领导的运动。与关心运动能否成功相比，我更关心谁能获得信任。
即使在退出运动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拉默哈诺又发表了一个紧急声明，号召本省非洲人参加普选，明确反对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这是执行委员会不能容忍的背叛行动。在为解决这个问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要求我提出一个不信任动议，反对拉默哈诺违反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感觉在义务与个人忠诚之间、组织责任与个人友情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我十分清楚，我将要谴责的是这样一个人的行动——我对他的忠诚和奉献毫不怀疑，他在解放斗争中的牺牲远比我的牺牲要大；我知道，他号召采取的这种行动实际上是崇高的行动，因为他认为非洲人应该帮助他们的印度兄弟。
但是，拉默哈诺违抗上级的决定，其性质是严重的。虽然像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样的组织是由个体组成的，但是，它比任何一个个体都要大，忠于组织胜过忠于个人。我同意带头对他展开斗争，于是提出了谴责他的动议。这种谴责得到了奥利佛·塔博的支持，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其主席的与会者与站在执行委员会一边的与会者之间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斗，会议在混乱中收场。
13…
非洲人不能投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关心谁赢得了选举。在1948年的白人大选中，执政的合众党在史末资将军的领导下反对复兴的国民党。当时，合众党正处于国际威望鼎盛时期。在史末资使南非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阵营的同时，国民党拒绝支持英国而公开同情纳粹德国。国民党的竞选运动以“黑人危险”为中心，在竞选中打出了两个口号：“黑鬼待在他该待的地方”、“苦力们滚出这个国家”。苦力是南非白人对印度人的贬称。
在前荷兰归正会的牧师、一家报社的编辑丹尼尔·马伦的领导下，国民党是一个受仇恨驱使的党派。他们对英国人充满仇恨，英国人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当做次等人；他们对非洲人也充满仇恨，国民党人认为黑人是对南非白人文化的繁荣和纯度的威胁。非洲人对史末资将军谈不上忠诚，而我们对国民党就更没什么忠诚可言。
马伦的理论平台就是种族隔离。“种族隔离”是新术语、旧思想。其字面的意思是“隔开”，它代表的是一种压迫制度下的所有法律、法规的总和，这些法律和法规使非洲人在地位上低于白人达几个世纪。这种或多或少的非法现实无情地被合法化。在过去300年中，偶然的隔离常常被巩固成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其行政手段是残忍的，行政范围是无所不包的，行政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种族隔离的前提是白人比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优越，其作用就是永远维护白人的霸权地位。正如国民党人所指出的那样：“白人必须始终保留其上司地位。”他们的理论平台是建立在“白人至高无上”这一基础之上的，“白人至高无上”的含蓄意思就是在各个领域内保持白人的绝对统治。这个理论得到了荷兰归正会的支持。荷兰归正会用宗教理论为种族隔离提供依据。这种宗教理论暗示南非白人是上帝的选民，黑人是南非白人的附属。按照南非白人的世界观，种族隔离和教会两大武器要同时并举。
国民党的胜利是英国人结束对南非白人的控制的开始。英语作为一种官方语言仅次于南非荷兰语。国民党的口号包藏了他们的使命：“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自己的土地。”按照南非白人扭曲的宇宙理论，国民党的胜利就像以色列人到“应许之地”一样。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南非应该永远是白人的国家。
这次胜利也是一种震惊。合众党和史末资将军打败了纳粹，他们也一定能击败国民党。
大选的那天，我与奥利佛·塔博及另外几个人一起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个会议。我们几乎没探讨国民党人政府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想到会有这个政府。会议进行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卖报的售货亭正在出售《兰德每日邮报》：国民党人胜利了。我感到吃惊和失望，而奥利佛的态度更见考量。他说：“我喜欢这个结果。”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说这句话。
他解释说：“现在我们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将采取什么立场。”
就连史末资将军也认识到了这种理论的危险，他把“种族隔离”谴责为“狂热的概念”，是由于偏见和恐惧而产生的理论。自从国民党人当选的那一时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土地从今以后将成为紧张、冲突的战场。在南非历史上，一个唯我独尊的南非白人政党第一次把持了南非政府。马伦在他大选胜利后演讲时宣布：“南非属于我们了。”
同一年，青年团在穆达起草的、执行委员会公布的文件中阐述了自己的方针，这就是号召一切爱国青年推翻白人独裁统治。我们反对南非共产党人关于非洲人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受压迫而不是作为一个种族受压迫的见解，并且指出，我们必须在非洲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由非洲人自己领导发动一个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提倡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废除禁止非洲人从事技术工作的种族歧视法律，要求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该文件也重点批评了更极端的马库斯·加维主张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青年团的非洲民族主义两大理论之间相互拆台的做法，后者承认南非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我赞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极端革命倾向。我对白人不满，而不是对种族主义不满。虽然我不准备把白人赶进大海，但是如果他们爬上他们的轮船自愿地离开这个大陆，我将十分高兴。
青年团或多或少地对印度人和有色人更友好一些，与非洲人一样，青年团把印度人也视作被压迫的人民。但印度人有自己可以依靠的祖国——印度。有色人也是被压迫人民，但是他们不像印度人，他们除了非洲之外并没有自己的祖国。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方针政策，我愿意接受印度人和有色人。但是，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不相同的，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够真的投入到我们的事业中来。
马伦立即开始实行他的恶毒纲领。上台几周内，国民党政府就赦免了战时的叛徒罗贝·雷布朗特——他曾经组织叛乱，支持纳粹德国。国民党政府企图限制商会运动，废除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有限的权利。《选民分离代表法》最终剥夺了有色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权。《禁止通婚法》于1949年出台，紧接着又出台了《不道德行为法》，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性关系非法化。《人口登记法》把南非人按种族加注标签，使肤色成了个人最重要的仲裁条件。
马伦出台了《社团区域法》，并把这个法描述成“种族隔离的核心”，要求为每个种族社团划分居住区。过去，白人依靠武力夺取土地，现在他们又通过立法把掠夺的土地合法化。
面对来自政府的这种新的强大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走上不平常的历史性道路。
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努力，把自身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青年团起草了行动纲领，纲领的核心就是发动群众运动。
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非国大采纳了青年团的行动纲领，号召举行联合抵制、罢工、消极抵抗、抗议示威及其他形式的群众行动。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过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策略一直是把其活动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青年团团员早就看到了采取合法的手段打击种族压迫的失败。现在，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开始迈出了更积极的一步。如果没有内部的剧烈变动，这些变化是不会发生的。在召开年会的前几周，瓦尔特·西苏陆、奥利佛·塔博和我在索菲亚顿埃克苏玛医生的家里私下会见了埃克苏玛。我们向他说明，按照甘地在印度发动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和1946年开展的消极抵抗运动，我们认为采取群众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压迫面前太软弱。我们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终究要准备冲破法律的束缚，并且如果有必要则愿意像甘地那样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坐牢。
埃克苏玛坚决反对，声称这种策略是不成熟的，只能让政府抓住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借口。他说，这种形式的抗议，最终必然会在南非发生，但是，在眼下这个时刻迈出这一步是致命的。他明确表态，他是一个远近闻名且事业有成的医生，他不会去坐牢，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我们向埃克苏玛摊了牌：如果他支持我们建议的行动纲领，我们将在下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选举中支持他；如果他不支持我们的纲领，我们就不会支持他。埃克苏玛生气了，骂我们是敲诈，断然拒绝我们为他投票的条件。他说我们年轻气盛，不尊重他。我们规劝他，但是没起作用，他没有支持我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