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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始祖王亥传论

王亥是重要的商先公之一,其活动的区域在南亳,即今河南商丘一带;王亥生活时期的社会形态为由部落向国家的发展时期,此时农业和畜牧业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业也开始萌芽;王亥“宾于有易”,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人。

一 王亥在商先公中的地位

学术界把商朝建立之前的历史称为先商史,商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称为先商时期,把商朝的建立者商汤之前的先辈称为商先公或商先王。一般认为,商朝的始祖为契。契与阏伯同为高辛氏帝喾的儿子,郭沫若认为契与阏伯为一人,为商之始祖。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卜辞通纂考释》第350片,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关于帝喾高辛氏的子辈,史书记载颇不一致,《史记·五帝本纪》说有尧、挚,《左传》说有阏伯、实沈,《汉书·古今人表》说有弃、契、尧、挚。《国语·周语下》说“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也说“契玄王,生昭明……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这些史料记载说明,契至汤共14代。《史记·殷本纪》载这14代是: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商先公14世与夏朝禹至桀也是14世同始同终,基本对应。(关于商先公14世,亦有其他说法。一是报丁、报乙、报丙的顺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二是认为帝喾为商之始祖,从帝喾到商汤前面的主癸为14世。这样,商先公14世有帝喾,没有商朝的建立者汤;三是从契开始到主癸,中间加上王亥的弟弟王恒,仍然没有商朝的建立者汤;四是从契到汤,加上王恒,共15世。)夏朝建立后,商先公是夏的臣属,有几个先公曾为夏“司空”。随着商族势力的发展强大,到公元前17世纪,终于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定都于亳。

《史记·殷本纪》所载商先公中的七世“振”即本文的主人公“王亥”。关于王亥的名字,文献资料记载颇不一致,甲骨文称“亥”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称“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世本》作“核” “骸”或“胲”,《楚辞·天问》和《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作“该”或“眩”,《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初学记》引《世本》作“胲”,《吕氏春秋·勿躬》作“冰”。胲、核、该、骸、垓都是亥的通假字,振、眩又由胲、核、该、骸、垓等字形近而讹。因此,甲骨文和《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王亥,应该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名字。

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先公中比较受到后代重视的有王亥和他的儿子微(即上甲微,甲骨文称上报甲或报甲)以及商朝的建立者汤。商汤受到后代重视自不必说,上甲微受到重视,主要是由于他是王亥的儿子,同时他又是商代第一个以十天干来命名的祖先。但王亥的地位是远远高出上甲微的。

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把王亥之前的商先公作一简介。

在古史传说中,契又被称为“玄王”,意即部落酋长。契曾为“火正”,又为“司徒”,根据商族的传统,契当为掌火官,即对火星的祭祀和观测。一般认为,契以前,商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从契开始,先商时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契活着的时候,即被商族人视为神圣,其死后灵魂归化为神,在甲骨文中被称为“高祖夔”而受到后人的祭祀。

契子为昭明。文献中除了昭明居砥石外,无其他事迹可查。昭明居砥石,说明此时商族势力发展到了今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的古水流域,所以昭明时期也是先商的一个发展时期。

在先商史中,昭明之子相土是赫赫有名的。《诗·商颂·长发》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说明相土时期商族的活动空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里的海外,有人认为指今东海、渤海之外,也有人认为此海指雷泽和巨野泽。参见田昌五《中华文化起源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42页。《左传·襄公九年》: “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如前所述,火正的职掌是以“火纪时”,即以每年的大火星的出现来纪年;“祀大火”,就是每年在大火星出现时举行隆重的祭祀。相土时其历法依旧实行的是“大火历”,他既是族长即最高酋长,也掌管着对大火星的祭祀,由于这是与一年的农事的开始有关的祭祀,所以是当时最高的祭祀之一。这也说明当时的祭祀与管理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土的另一业绩就是《世本·作篇》所说的“相土作乘马”。乘马,即用马驾车。可见,相土时期商族的发展是显著的。

相土以下二世——昌若和曹圉,无业绩可查。到曹圉之子冥时,《国语·鲁语上》说:“冥勤其官而水死。”冥所治的水,虽不一定就是直接治理黄河,但也应是与黄河有关的水域,若水不大,也不会因此而殉职。在商族人的心中,冥因治水而死是一位大功于本族的人,因而被列入重要的祀典之中。如《国语·鲁语上》有“郊冥而宗汤”的记载,即商人“郊冥”,《礼记·祭法》也说商人“郊冥”。郊祀是一种祭天之礼,这意味着将冥配祀上帝。可见,在商人的传说中,冥具有重要的地位。

冥之子是王亥,其孙是上甲微,从冥经王亥到上甲微,是先商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王亥是卜辞所记“祭祀之最隆重者”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甲骨文中祭王亥的卜辞,以武丁、武乙、文丁时为多。武丁卜辞中有多片“王亥祟我”的记载。祟,神威之意。王亥祟我,意思是说王亥在商朝人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神威。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牺牲有时多到三十牛、四十牛、五十牛,有时甚至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而且,上甲微以前,除“河”外商朝人祭祀先公的配偶,唯王亥一人。

王亥称“王”。在商先公中,只有亥称王,名王亥。此“王”虽与成汤及其成汤以后的商王之王有所不同,可视为王之雏形,为王权的一种萌芽状态,但却说明王亥在商人的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不仅如此,卜辞中还多处称王亥为高祖,或称高祖亥。甲骨卜辞中称高祖的共有三人,一为高祖夔(契),二为高祖乙(汤),三为高祖亥。

王亥与商朝的图腾崇拜紧密相连。在甲骨卜辞中,共有甲骨8片、卜辞10条,王亥的亥字从亥从鸟。这一方面说明了早期商人以鸟为图腾的遗迹,另一方面也说明王亥在后代商人心目中达到了图腾的地位。

武丁时的卜辞多次有“贞于王亥求年” “贞于王亥告秋”的记载。“求年”即求生求雨,求年祈年;“告秋”即告秋收禾谷成熟于先祖之祭,《说文》: “秋,禾谷熟也。”这说明,武丁时人们在敬天的思想指导下,在祈祷风调雨顺,重视农业生产,希望禾谷成熟时,也往往祭祀王亥,希望得到王亥的保佑。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王亥受到了商人的怀念和崇拜,说明王亥在商先公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二 王亥与商族图腾

关于商族起源,古典文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玄鸟生商”的传说。学术界认为,商族的祖先为东夷人,而少皞氏为东夷人的祖先。以鸟为图腾的少皞氏之族,是由几个胞族所组成的一个部落。其中属于第一个胞族的五个氏族,即以凤鸟、玄鸟、伯赵(劳)、青鸟、丹鸟五鸟为图腾。玄鸟为商人的图腾,学术界似以成为定论。

“玄鸟生商”的传说有一个发展、演变、膨胀的过程。《诗经·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玄笺:“天使下而生商者,谓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这是这一传说的时代最早者。意思说,天帝要想立子,就命令玄鸟降到人间,使有娀生下了契。玄鸟怎么会使有娀生下了契呢?郑玄说,玄鸟遗下的蛋,被有娀氏之女名叫简狄的吞掉,因而怀孕,就生下商的始祖契来。这是“玄鸟生商”的雏形。把这一传说描写得更详细的是《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 “有娀氏有二佚女”,把有娀氏的女儿由一个演变为两个。《淮南子·坠形训》还进一步举出她们的名字:“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狄,少女建疵。”

到战国时期的《楚辞》,又有了变化。《楚辞·离骚》说:“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氏之女。”王逸注:“谓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离骚》又说:“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注:“帝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又《天问》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王逸注:“简狄,帝喾之妃也。玄鸟,燕也。贻,遗也。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又《九章·思美人》说:“帝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王逸注:“喾妃吞燕卵以生契也。”《离骚》《天问》《思美人》,都是战国时屈原所作。这时的简狄,已经成了帝喾之妃,而商的始祖契,已经摆脱了“无父而生”的局面,有了父亲。

传说到了秦汉,或以简狄在行沐浴时吞吃鸟卵。《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或以简狄行浴,乃是在玄丘之水。《诗传》说:“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诗含神雾》说:“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鸟衔卵,过而堕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列女传》说:“契母简狄者,有娀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姊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

《吕氏春秋·仲春纪》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礼记·月令》之说同。高诱注《仲春秋》说:“王者后妃于玄鸟至日,祈继嗣于高禖。”郑玄注《月令》说:“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而生契。后王以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又《诗经·商颂·玄鸟》毛传说:“春分,玄鸟降,汤之祖先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递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从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到高辛氏帝喾夫妇于仲春之月,玄鸟至时,祈于郊禖而生契,后王因立以为祈嗣的高禖之祠,是这一传说的又一演化。

这些记载由简单而复杂,不断有所转变。这些传说,虽然有详有略,逐渐演变,或有不同,但说起殷商王朝的始祖——契,是由玄鸟而生,在这一点上,则无论如何,始终还是一致的。

上述“玄鸟生商”的传说源于古典文献,而作为商朝历史最直接可靠的甲骨卜辞也有类似记载,并且这种记载正好反映在王亥身上。殷王在祭祀王亥时,关于祭品的种类、数量的多少以及是否祭祀等,王亥之亥,从亥从鸟、从亥从隹或从亥从又持鸟,这种情况总计有甲骨8片,卜辞10条。从祖庚到武乙,五六十年间,王亥的亥字,上端所从,先从鸟,次作崔萑,最后作隹,由象形而字化,由繁而简,由鸟而隹,其发展演变的痕迹,了然可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之传说应由此所出。王亥的亥字,为什么要加一个鸟旁呢?我们认为这便是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遗迹,而这种情况仅此王亥一人。

三 王亥生活时期的社会形态

从“玄鸟生商”的传说可以看出,商族在契以前还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从契开始,商族才有了以父子相承为主的世系,商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概就在此时。从契到上甲微,商族的社会性质属于父系氏族社会中的“中心聚落形态”阶段,王亥时期应为中心聚落形态向邦国(邦国时期即初始国家,也即早期国家时期)的过渡期,是先商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最后到商汤时期走向王国形态。参见王震中《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中心聚落形态阶段即弗里德所谓的“阶等至分层”阶段,或塞维斯所谓的“酋邦”阶段。在欧美有关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和弗里德的分层学说都是著名的。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是依据社会组织形态把社会划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种类型及其依次演进的四个阶段;弗里德的分层学说是依据社会分层结构把社会划分为:平等社会—阶等社会—分层社会—国家四种类型及其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

王亥时期处于中心聚落形态向邦国的过渡期,其依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王亥之称“王”,不但见于传说的文献,也见于甲骨文。王亥所称“王”,与战国时人称契为“玄王”是不同的,也与成汤及成汤以后的商王不同。可以说,王亥之“王”只是王之雏形,说明以王亥为中心的雏形性质的“王族”形成,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贵族阶层,其社会形态已跨越“阶等社会”而开始进入“分层社会”。那么,根据弗里德的说法,社会分层的出现应属于酋邦社会的末期或由酋邦向国家的过渡时期。

(2)前述甲骨文中王亥之亥从亥从鸟,一方面说明王亥与商族图腾紧密相连,另一方面说明王亥在商人心目中的宗教性。在商先公中,只有王亥名号上冠以鸟形,独树一帜;而且在甲骨文中,从王亥之子上甲微开始,商先公先王的祀谱是连续而完备的。王亥名号冠以鸟形,说明在商人的眼里,他活着的时候就具有玄鸟之神性,死后就更不用说了。王亥在商人心目中的宗教性,说明王亥时期是一个过渡期,处于由中心聚落向邦国的过渡。

(3)王亥“宾于有易”而被杀(后文将详述),先秦不同的典籍都有记载。如《竹书纪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先秦文献和甲骨文中王亥远到有易之地“仆牛”或“服牛”,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畜牧牛羊,实际是驾着牛车、载着货物到有易去进行商业贸易。结果为有易之君绵臣所杀,被杀原因是“淫”。《楚辞·天问》说王亥与其弟王恒并淫,也有学者进一步分析是淫绵臣之妻还是淫绵臣之女。但也有学者对王亥之死提出质疑,如田昌五先生指出,在上古时期尚不存在后世的那种婚姻道德观念,“王亥作为一方邦君,即使淫于绵臣之女,甚至 ‘眩弟并淫’,那双方结亲通好就行了”,是不会因此被杀的。田昌五认为,王亥之死的真正原因,是王亥通过绵臣之女,谋取有易而有之,结果被绵臣发现,因而杀掉王亥。参见田昌五《中华文化起源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这说明,商族在王亥时期发展很快,力量强大,对邻邦产生了威胁,这也符合由中心聚落向邦国过渡这样一个社会形态。

四 王亥“服牛”与畜牧业的发展

《山海经·大荒东经》和《楚辞·天问》中都提到王亥“仆牛”,《世本》《吕氏春秋·勿躬》作“服牛”,《天问》有“该秉季德……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仆、服、牧都是一声之转,指王亥牧牛羊。前文述及《世本·作篇》言“相土作乘马”,乘马,即用马驾车。说明在相土时已有马的驯养和使用,可以说王亥是继承了商先公重视畜牧业的传统。在先商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牛、羊、猪、鹿、狗等动物遗骸,说明先商时期商人畜牧业发展情况。王亥之亥,王国维以为是时间即祭日,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亥》中说:“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但从所有祭祀王亥的卜辞来看,亥不是祭日,亦非十二地支中的“亥”。《说文》: “亥为豕,与豕同。”段玉裁注“谓二篆之古文,实一字也”。从王亥受到商人崇拜的程度来看,亥即豕。豕,猪也。说明王亥重视畜牧业,饲养“猪”等家畜。《管子·轻重戊》: “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以养马,“牢”以养牛,“服”乃驯服、放牧之意。这说明,王亥不仅养猪,而且养“马”“牛”。王亥所处的时代为奴隶社会初期,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王亥时期的商部落已经能饲养猪、牛、马,从饲养个别家畜到畜牧业逐步发达,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王亥也因此受到后人的崇拜。王国维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制作”应为发明意,“制作之圣人”是说王亥是畜牧业的创始者。因此,胡厚宣说“王亥是一个畜牧业的创始人”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五 王亥经商之情形

关于中国商业的起源,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观点有“祝融说”“西周初年殷民说”和“白圭说”。

“祝融说”的主要记载是《世本·作篇》中有“祝融作市”。祝融,高辛氏火正。《管子·五行》: “昔者黄帝……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吕氏春秋·四月》: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注》: “祝融,颛顼氏后,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这些资料说明:第一,祝融为传说时期的人物,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炎黄时期;第二,祝融本貌所体现的主要特征是做高辛氏帝喾的火正;第三,《世本》“祝融作市”的“市”并非“市场”,也非商业。因为此时农业和手工业还不发达,商业也无从谈起。

“西周初年殷民说”认为,西周初年,武庚叛乱,为周公所平。为防止殷遗民的再度造反,周公便令殷民迁居洛阳,从事经商活动,“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周书·酒诰》。。由于殷原称商,所以从事经商活动的殷遗民被称为“商人”,他们的职业也被称为“商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尤其是认为商业源于商人。但这种说法又有其不足之处,即把已经存在的商业活动误认为是商业的开始,这就把中国商业的起源时间大大地向后推迟了。

白圭,名丹,周人,与惠施、孟轲同时。曾为魏惠王相,以善于治水和筑堤防著称。白圭和计然一样,讲究贸易致富的理论。他的最著名的贸易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实际上就是囤积居奇。白圭说:“欲长钱,取下谷。”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因为下等谷类是广大人民生活中最普遍的必需品,贸易上成交的数量最多,可以从中取得巨额利润。因此,白圭成为当时商人崇拜的祖师,所谓“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同上。。很明显,白圭并非中国最早的商人,他应是在商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从而提出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亥饲养、放牧牲畜,其一,祭祀时有了牺牲,牺牲越丰盛,说明对天和先人越虔诚,这样就越能得到天和祖先的保佑;其二,可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增强抵御自然灾荒和野兽侵袭的能力;其三,说明王亥时商人已能使用牛马等畜力,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商部落到王亥时迅速强大起来,并向四周发展势力。由于产品有了剩余,出于发展壮大本部落以及换取奴隶主需要的物品的目的,王亥于是与四周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商业贸易活动,结果与分布在今河北中部易水一带的有易氏发生了冲突,王亥被有易氏之君绵臣所杀,后来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力量灭掉有易氏,并杀掉绵臣。对于这一事件,《山海经·大荒东经》《楚辞·天问》《竹书纪年》均有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曰: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竹书纪年》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

 

还有《楚辞·天问》曰: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仆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

 

这三段材料讲的是一件事,可以相互印证。据王国维研究,“有扈”即有易,“该”即王亥。三段材料涉及的人物有王亥、绵臣、上甲微、何伯、王恒以及被“淫”之对象。王亥“宾于有易”被杀是一个历史悬案,至今没有很一致的说法。

《楚辞·天问》中“眩弟并淫”令人费解。正如屈原所说,既然是“眩弟并淫”,为什么王亥被杀,而王恒活着?王恒与有易之君绵臣是什么关系,王恒与被淫之女是什么关系?难道王恒与有易有私约而危害其兄?《楚辞·天问》的紊杂难解令人生疑。有学者指出,“眩弟并淫”可能讲的是舜、象共牺二女之事,误入本故事之中。参见叶舒宪等《〈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6—1918页。

河伯是黄河之神,“牛”是他特享的牺牲。河伯与商的祖先关系密切,商先公活动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黄河下游,所祭主要是下游河神——九河之神。卜辞里作为先公的“河”,也可能是被尊祀为九河神的治水英雄。

王恒是王国维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新考证出来的一个人,其名不见于《史记》《世本》《山海经》及《竹书纪年》等书。在《楚辞·天问》中有“恒秉季德”之句,此“恒”应就是卜辞中的“王恒”,为王亥之弟,季之子。这样,在先商的世系中,在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多出了王恒一世。王亥“宾于有易”被杀,王恒却安然无恙,而且还随即“得夫仆牛”,即被有易之君绵臣夺得的“仆牛”又由恒得之。后来上甲微假河伯(河宗)之师攻杀有易之君绵臣。

从《天问》中屈原的那些质疑来看,王亥被杀,即使不是有易之君绵臣与王恒合谋,也是得到了王恒的默许。现在看来,屈原的质疑又让我们来质疑屈原:王亥带领着商队到有易去做客(宾)、贸易,有易之君为何要杀王亥?难道原因在于“淫”字?实际上,王亥无论是与绵臣之妻私通抑或与绵臣之女私通,从当时的婚姻道德观念来看,都构不成被杀的理由,原因在于有易感到了王亥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是商族的强大,利益的冲突引起了战争,战争导致王亥被杀。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以为,“淫”应理解为“浸淫”,即蚕食、扩张之意。王亥宾于有易,以通商为手段,以蚕食、扩张为目的,于是发生了冲突。参见李可亭《中国商业起源漫谈》,《寻根》2005年第3期。

王亥之后,商人沿其传统进行商业贸易,并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远方贩运货物进行贸易的商贾。《周书·酒诰》: “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即反映了这种情况。由于这些贸易之人来自商部落,所以称作“商人”,他们的交易活动就是“商业”活动,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始祖,即商(业)人的祖先。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贸易只是商业的萌芽阶段,数量不大,而且由于没有货币,所以是以物易物的活动。到了商朝建立后,才出现货币,商业也因货币的出现而进一步发展壮大。

六 王亥时期商人活动的区域

由于种种原因,商都屡迁。据王国维考证,商先公时期就曾八迁。这八迁的地点为:契自亳迁居蕃(今山东滕州市)、昭明迁居砥石(今河北元氏县南槐河)、昭明归商(今河南商丘)、相土迁东都、相土归商、上甲微迁于殷(今河南安阳)、上甲微归商,成汤灭夏定都亳。

商先公八迁,其地点大多在今河南、山东、河北境内。但商人活动的范围则颇为广阔。商朝建立后,又有过五次迁徙,即仲丁迁于隞(一作嚣,今河南郑州),河亶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一作耿,今山西河津市境,一说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可以看出,商朝建立后的五迁,其范围亦在今河南、山东境内,部分涉及山西、河北境内,但总不外黄河南北、距黄河不太远的地方。

商汤都亳为史家所公认。但亳之地望,争论颇多,有南亳、东亳、西亳等说。南亳在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谷熟镇,东亳在今安徽亳州,西亳又分长安杜陵杜亳、河南偃师西亳、郑州商城郑亳等说。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汤都之亳为南亳,也就是说商(朝)是从商丘开始的。从相土归商到上甲微迁于殷,中经昌若、曹圉、冥、王亥,这一段较长的时间,商先公活动的区域在商,即南亳一带。

商都屡迁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去奢行俭说”“游牧行国说”“水患说”“游农说”“军事原因说”“政治斗争说”“圣都与俗都说”等,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至今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但以下几点可以肯定,一是商先公时期的迁徙,无论是出于自然缘故以谋求生存空间或者出于政治原因以缓解矛盾,但都是整个部族的迁徙;二是商先公时期的商都屡迁说明商部落还处在由游牧到部落即“中心聚落形态”的发展阶段;三是王亥时期处在相土与上甲微之间,有一段较为稳定的时间,此时的商人就在商丘一带活动,而由王亥开始的商业活动就在商丘,商丘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王亥是商(业)人的祖先。

 

(原载《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