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知识分子领导人

第一章中曾提及明清的乡绅士大夫逐渐移居到城市，他们在城市可能从事工商业，对城市生活与相关的经济问题，较过去更敏感。不过，这不太代表他们就一定会参与集体抗议行动。传统的士大夫对群众运动，其实抱持着非常谨慎恐惧的观念，明人李乐在《见闻杂记》就说：“友人施太学蒙常言也，地方凡聚众至百十人以上，不论事之巨细，皆不当随众混入。其言极为有见。”他们所担忧的危险，除了不确定性以外，还包括了人众杂沓易致死伤与火灾等意外。(5)然而，在最常涉入各类型城市集体行动事件的几类人中，“士阶层”，即生员阶层占领导与参与人的比重最大，而且生员参与集体行动的类型非常多元。(6)就数量上而言，士阶层曾参与的集体行动数量，明代有57件，清代的事件数量也有56件。以下将士阶层曾参与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数量依时间分布作成图5。

虽然明清两代官方皆有规定，严禁生员们纠党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但是并不能完全阻止生员的集体行动。明清生员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对地方官形成一种压力，官方的说法称之为“把持官府”、“挟制官长”。这种现象与趋势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本书第八章探讨反地方官与保留地方官运动时，将有更详尽的讨论。生员在明清的集体行动事件中，无疑地一直持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何他们会冒着失去功名身份而被判刑的危险，领导集体抗争事件呢？以下从更大的结构层次出发，来探讨生员参与集体行动的原因。

明代生员的名额随着全国人口总数的激增，而不易控制于早期的数字。大量的生员造成科举下层恶性壅塞的现象，对于一个生员的上升机会来说，反而是有损无益。清朝有效地控制住生员名额，使之不致膨胀太甚。但是清朝人口的增加幅度惊人，生员的名额完全不能与人口增加速度相配合，平民上升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小。(7)根据明儒顾炎武的估计，明代全国生员约五十万人，进士三年一试也只录取二三百人，即使在三十年后也只有二三千名的进士，(8)在当时中国总人口一亿数千万人中实在是少数中的少数。又根据宫崎市定的估计，明清由生员到举人的乡试录取率，约是1％左右；举人考上进士的比率，约是三十取一。由生员要成为进士的可能性是三千分之一，其中乡试的录取率最低。(9)吴金成估计在明初只有3万至6万左右的生员（全人口的0.1％弱），到16世纪增至31万余，明末则至50余万（全人口的0.33％强）。结果，明中叶以后使生员的贡生竞争率从明初的40：1增至300：1或至400：1。在同一期间，乡试的竞争率也从59：1激增至300：1。笔者根据现今所搜集到的明清各地乡试录序来估计乡试录取率并制成表15，很明显地看到明代乡试举人的录取率到中期以后（约在嘉靖年间以后），都只有4％以下，而且到了清代录取率更低，几乎只有1％至2％之间。

由此可见乡试竞争之激烈化，结果是生员可以任官的途径极其壅塞，即使是举人都难补到官职。为此60％至70％的生员只能以生员的身份终结其生涯，而几无可能于阶层中上升的绝大多数生员，就只能利用国家所保障的特权来追逐私利，于是有的生员包揽钱粮诉讼，(10)有的生员则对政治与社会不满而加入东林党或复社。(11)大部分的生员在前途渺茫之下，对社会政治的不满情绪不断升高，这也是为何这些生员会放下身段，冒着失去功名身份与受到刑罚的危险性，而领导集体抗争行动。

表15　明清各地乡试录取率略表

*部分清代乡试录并未注明录取举人数，在此则参考王德昭《清代科举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页63根据《政典类纂》卷一九八，《选举八•文科•乡试中额》所制作之清代各省乡试录取人数表。

资料来源：

（1）林丽月《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1992，6），页54、56、57、58、59。

（2）《万历二十五年应天府乡试录》，佚名序。

（3）（明）陶望龄，《万历癸卯（三十一年）应天乡试录序》，《歇庵集》（台北：伟文图书公司，1976），卷三，页1。

（4）《崇祯三年应天乡试录》，姜曰广序。

（5）（清）朱察卿，《谕录诸生告示》，《恩余堂辑稿》（道光七年刊本），卷二，页44（1）。

（6）《景泰元年顺天乡试录》序，收于《李氏世科录》。

（7）（明）倪谦，《天顺三年顺天府乡试录后序》，《倪文僖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5册），卷二一，页1—2。

（8）《嘉靖三十七年顺天府乡试录》，董份序。

（9）（清）汪由敦，《甲子顺天乡试录序》，《松泉集文》（同治九—十年刊本），卷八，页11—12。

（10）（清）汪由敦，《庚午顺天乡试录序》，《松泉集文》，卷八，页14。

（11）《嘉靖二十五年浙江乡试录》，冯世昌序。

（12）（清）钱谦益，《天启元年浙江乡试录序》，《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九〇，页1858—1859。

（13）《嘉靖十年河南乡试录》，潘恩序。

（14）（清）孙宗彝，《顺治甲午科河南主试》，《爱日堂文集》（《国朝文汇》），页56。

（15）（清）钱大昕，《乾隆三十九年河南乡试录序》，《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二三，页371—372。

（16）《成化十九年山东乡试录》序，收于《李氏世科录》。

（17）《嘉靖二十三年山东乡试录》，周氏序。

（18）《乾隆十二山东乡试录》，德保序。

（19）（清）钱大昕，《乾隆二十四年山东乡试录序》，《潜研堂集》，卷二三，页365—366

（20）《嘉靖十六年山西乡试录》，毛文琳序。

（21）（清）魏裔介，《戊子山西乡试录序》，《兼济堂集》（《国朝文汇》），页22。

（22）（明）韩雍，《景泰六年江西乡试小录序》，《襄毅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5册），卷一〇，页1—2。

（23）（明）宗臣，《嘉靖三十七年福建乡试录序》，《宗子相集》（台北：伟文图书公司，1976），卷六，页31。

（24）（清）石韫文，《壬子福建乡试录序》，《澄怀园文集》（光绪十七年刊本），卷二，页35。

（25）（清）尹会一，《雍正四年广西乡试录序》，《健余先生文集》（《丛书集成新编》，第七十七册），卷三，页19。

（26）（清）邵晋涵，《广西乡试录序》，《南江文钞》（嘉庆年间刊本），卷四，页14。

（27）（明）王世贞，《万历元年湖广乡试录序》，《弇州四部稿》（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七〇，页3—4。

（28）（清）钱陈群，《己酉年湖南乡试录序》，《香树斋文集》（《国朝文汇》）。

（29）（清）钱大昕，《乾隆二十七年湖南乡试录序》，《潜研堂集》，卷二三，页367—368。

（a）（明）李东阳，《成化二十二年顺天乡试录序》，《怀麓堂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卷二七，页8。

（b）（明）韩邦奇，《嘉靖七年顺天乡试录序》，《苑洛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9册），卷一，页12。

（c）（清）徐乾学，《康熙十一年顺天乡试录序》，《憺园文集》（台北：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1），卷一九，页5。

（d）《嘉靖三十九年浙江乡试录》，文邦彦序。

（e）（明）王世贞，《隆庆二年浙江乡试录后序》，《弇州四部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0册），卷七〇，页6—7。

（f）（明）王守仁，《弘治十七年山东乡试录序》，《王文成公全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5册），卷二二，页6。

（h）（清）姜辰英，《康熙三十二年山西乡试录序》，《湛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3册），卷一，页86—87。

（i）（明）倪元璐，《天启七年江西乡试录序》，《倪文贞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9册），卷六，页1。

（j）（明）陈际泰，《崇祯十二年贵州乡试录序》，《已吾集》（台北：伟文，1978），卷一，页4。

（k）（清）汪由敦，《丙辰山东乡试录序》，《松泉集文》，卷八，页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