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论述的架构
过去明清城市民变的研究，虽然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但是依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过去的研究对城市民变中政府的角色，探讨仍有限，或各执一词。如关于清朝政府对集体罢工的处理政策，早期口径一致地认为是以专制镇压的手段，但后来也有学者认为，清初政府有使人民申诉的渠道，因而民变减少。再如过去的研究，也都提及城市民变相当大的比重，是导因于经济问题，但却未深入分析经济波动与城市民变发生的频率两者之间的关系。
此外，上一节所提及的诸多方法，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明清城市民变的研究。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言，研究社会冲突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更广泛地探讨一般大众历史中不易察觉的，但对他们又是很重要的事物。例如对于城市民变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共同要素，以及它们与城市社会动态的关系，一直被学者们所忽略。又至今大多数的研究成果仍停留在个案研究的阶段，甚少有整体性探讨的著作问世，总予人见树不见林之憾。[1]而集体行动中仪式的象征意义，又往往是过去明清社会史学者所忽略的一面。
本书即在前人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更全面地探讨明清城市民变的整体问题。一方面采用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分析角度，观察民变的构成要素，诸如组织、动员、集体行动与集体暴动等等，还会针对成员、仪式与群众心态等角度作观察。又特别注意明、清两朝城市民变的不同，以及其所反映的意义。本书在分析取径上，先研究各类型的民变，再综合观察其整体的变化。但为行文的方便，所以在章节安排上，先讨论整体变化的多元面向，再探讨各类型的集体行动。
本书除了在导论中检讨过去有关之研究成果外，将分上、下两篇共十章，对明末至清中叶发生在城市的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事件，作一完整的讨论。上篇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解析明清城市群众的集体行动事件：
第一章将概述明清城市的诸多变化现象，包括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市化、城市社会风气与观念的变化、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城市文化的繁荣等等。这些方面的特殊发展，形成了城市的特殊环境。这种城市环境可能影响及塑造了城市民变的行为模式。
第二章将明清城市民变事件予以量化统计，以看出其整体上在时间、空间的分布特点，以及规模的大小分布。再依民变反对的目标分作几个类型，依查尔斯·蒂利的分类方式，将事件分为竞争型、反抗型与前摄型，观察各种类型集体行动的数量和比重在不同时空下的变化，并附带与欧洲国家比较是否一样有国家权力集中的情形出现。
第三章分析集体行动事件的领导人与参与者。本章将透过量与质的分析，说明集体行动之领导人与参与者的身份，先是整体统计这类事件中参与者的身份，以及明清两代之间的变化；再试图从结构因素来探讨其动机。此外也特别注意分析不同时期与不同形式的历史文献，在描述事件的领导人时所带有的价值判断，及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
第四章综论明清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共同要素，包括组织、动员的方式与工具、集会的地点、特殊的仪式、抗争的方式、官方政策以及群众的集体心态等等。这些要素与城市人民的生活习性与环境息息相关，说明城市环境如何塑造出城市民变的行为模式，而且透过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以更了解明清城市居民的生活。
第五章从民间信仰与节庆仪式的角度，来观察群众集体抗议事件。以城隍神信仰为例，探讨明清城隍神在仪式、神格与庙宇等三方面的变化，尝试说明群众运动之所以会借庙宇聚众、借庙会节庆的仪式作为抗议仪式的原因，及其所反映的群众心态。
下篇为第六至十章，分别讨论各种不同类型的城市集体行动。第六章探讨城市的粮食暴动。在时间的变化上，注意事件发生时间与米价波动的关系；在空间上，注意国内粮食供需的地域性。粮食暴动形成的过程，以及群众的心态更是值得注意，本章也特别在群众心态方面作深层的讨论，并比较群众对集体暴动领导人的看法与官方的差异。
第七章主要是分析工人的罢工与暴动。因为受限于材料，所以将焦点集中于苏州城的手工业工人罢工与暴动。对于工人与雇主的关系、工人的薪资结构与工人的结社组织都将深入地探讨。此外，特别讨论政府对工人罢工的政策，提出与过去研究不同的看法，以体现传统政府对手工业经济的态度。
第八章研究明末至清中叶的反地方官运动。文中讨论反地方官事件所反映的绅士与国家力量的消长。同时也探究为何此类事件都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在反地方官士变的同时，还会有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仪式，在此也加以讨论。此外本章也讨论皇帝与官方对这类事件的特殊意见与看法。
明末至清中叶在城市所发生的集体行动，除了粮食暴动、罢工以及反地方官运动之外，还有许多反对政府财税政令的集体行动，所反对的包括政府的货币、赋税、徭役等方面，这将在第九章中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两代不同的抗争原因，及其所反映的意义。
第十章探讨的是城镇中的阶层冲突、社群冲突以及科场士变。在第六、七章中都可以看到上下阶层的冲突，如抢粮暴动所反映的贫富阶层之对立，罢工所反映的劳资双方的对立，而此章则是以其他几类阶层冲突为对象，如反乡绅、反宗室与奴变等等，探讨这类事件是否可以反映出“阶级意识”的出现。而城市内的社群冲突与科场士变数据较少，但也有特殊的意义，故在此一并讨论。
在结论中将指出，明清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反映出城市在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格。并将这时期的城市集体行动与西方比较，也可以修正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社会学理论。而城市集体行动与农村的暴动或叛乱到底有何差异，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将会在结论中加以说明。最后应该一提的是，明清城市集体行动形成了一种行为模式后，到晚清以至民国仍有相当的影响，这将在“余论”中讨论。
另外需加说明的是，发生在城市的集体行动中，有三类事件不在本书定义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中，即兵变、宗教叛乱与抗清事件。兵变的发生大部分与城市环境无关，而只是单纯的制度与人事面的问题，通常就是将领克扣薪饷所致，而兵变组织单纯，形成的过程与行为多只限于营区内，只有极少数的兵变影响到城市居民，故本书除了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的兵变外，其他一概不予讨论。宗教叛乱的发生在城市与乡村都有，依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通常影响宗教叛乱的主要因素，是宗教的教义与秘密宗教的传播者，与城市环境较无联系。[2]在史书上也不称这类事件为民变，而是以“妖民”或“妖人”之变来称呼，显然史书并不将宗教叛乱视为城市民变的范畴，所以在此也不予讨论。另外，明清之际，在江南一些城市有许多抗清的活动，因为抗清的活动牵涉范围颇广，不只是在城市才发生，并未见到城乡的差异，单以城市的环境无法完全解释抗清运动，所以在此亦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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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E. J. 霍布斯鲍姆著，康乐译：《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收入康乐、黄进兴编译：《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页120。
(2) 西方史家有关此类的研究，或称之为“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群众暴力”（mob violence）、“暴动”（riot）、“民众抗议”（popular protest）或是“社会偏离”（social deviance），但蒂利（Tilly）则使用collective action一词，主要是他认为其他的名词都站在官方的正统立场或某一些阶层的立场，带有浓厚的价值判断；其次，collective action所指的范围更广，包括请愿、游行与公投等政府或可容忍的行为。他指出在历史上可以看到许多抗争形式由非法成为合法而被接受。参见Louise A. Tilly & Charles Tilly, eds., Class Conflict and Collective Ac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1），p.17。
(3) 主张这样说法的学者有：（1）刘重日、左云鹏：《明代东林党争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市民运动的关系》，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60），页255—272；（2）尚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页85—133；（3）齐功民：《明末市民的反封建斗争》，《文史哲》1957年第2期，页38—46；（4）汪槐龄：《明万历年间的市民运动》，《历史教学》1959年第6期，页23—27。
(4) 刘炎：《明末城市经济发展下的初期市民运动》，《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页29—59。
(5) 博衣凌：《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斗争》，《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页101—126；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4卷下册，页101—105；李洵：《试论明末东林党人的形成》，《历史教学》1955年第10期，页24；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页135。刘重日、左云鹏《明代东林党争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市民运动的关系》也有相同的看法。有关大陆学者对于东林党人社会背景的解释，可以参考林丽月：《东林运动与晚明经济》，收入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明思潮与社会变动》（台北：弘化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页568—574。
(6) 李华：《试论清代前期的市民斗争》，《文史哲》1957年第10期，页54—62;洪焕椿：《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步考察》，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399—449；吴大琨：《评“明清之际中国市民运动的特征及其发展”》，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页273—283。
(7) 横山英：《中國における商工業勞動の發展と役割》，《歷史學研究》第160号（1963），页1—13；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世界の歴史》第11冊（東京：筑摩書房，1960），页41—80。佐伯有一则认为当时机户分化成大商人支配的织房以及小机户，两者对于反抗税监的做法和态度是有差异的。参见佐伯有一：《1601年“織傭之變”諸問题—その一一》，《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45号（1968），页77—108。佐久间重男关于景德镇工人暴动的研究，也发现随着民窑的发展，景德镇已有大批外来雇工；嘉靖十九年（1540）所发生的暴动事件，基本上是雇主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其中还隐含有同乡与异乡之间地域观念的对立。參見佐久間重男：《明末景徳鎮の民窯の發展と民變》，《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大安，1964），页65—281。
(8) 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页41—80；宮崎市定：《明清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史林》卷37期3（1954），後收入氏著之《アジア史研究》第4冊（東京：東洋史研究會，1964），页321—360；佐伯有一：《織傭の變》，页52—54。
(9) 如汪槐龄前引文中主张市民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差异是：“市民运动争取的是工商业自由发展，农民为的只是维持较安定的小农生活而反对封建地主；市民运动较有组织与纪律，而且绝不中途妥协。”傅衣凌指称：“市民较农民更易组织起来，而且他们参与农民运动会使抗争愈益具有近代市民的性质。”见傅衣凌：《明代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史料类辑》，原刊于《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327—337。
(10) 参见刘炎《明末城市经济发展下的初期市民运动》一文。
(11) 刘志琴：《试论万历民变》，《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页678—697。王天有甚至反对万历天启年间的民变事件中，士大夫是领导民变的主体之说。他认为实际上多次市民斗争领导人的姓名并未遗留下来，而一些不同程度同情或支持市民的官员，后来因为宦官诬告而遭治罪；因此留下记录被人误认为领导者。参见王天有：《万历天启时期的市民斗争和东林党议》，《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页61—71。
(12) 参见林丽月《东林运动与晚明经济》一文。
(13) 林仁川：《明代漳州海上贸易的发展与海商反对税监高宷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页80—85。奈良修一：《明末福建省の高宷に對する民變について》，《山根幸夫教授退官記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页441—446。此外，和田正广也指出，因为高宷想在福建私自与荷兰从事海外贸易，于是强索民财，引起民变。參見和田正廣：《福建稅監高宷の海外私貿易》，收入川勝守编：《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生產と流通の歷史社會學的研究》（福岡：中国書店，1995），页298—322。
(14) 田口宏二朗：《畿輔での“礦稅”—安文璧『順天題稿』をめぐって—》，收入岩井茂樹编：《中國近世社會の秩序形成》（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页61—96。中译本见《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页20—31。
(15) Tsing Yuan, "Urban Riots and Disturbances," in J. Spence & J. Wills ed.,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 Press, 1979), pp. 279-320.
(16) 岸本美緒：《明末清初の地方社會と世論——松江府を中心とする素描》，《歷史學研究》第573号（1987），页131—140
(17) 太田出：《清代中期江南デルタ市鎮をめぐる犯罪と治安》，《法制史研究》第50期（2000），页205—232；太田出：《“自新所”の誕生：清中期江南デルタの拘禁施設と地域秩序》，《史學雜誌》第111编第4号（2002），页1—36；太田出：《犯罪と治安からみた近世中國》，《歷史學研究》第821期（2006），页37—48。
(18) 如森正夫发现关于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织工之变的新史料，显示此事变还有一个真正组织“团行”的领导人王秩。見森正夫：《十七世紀初頭の“織储の變をめぐる二、三の資料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第80号（1981），页107—128。冈野昌子研究万历二十二年临清民变后指出：参与城市民变之游民，主要是因运河徭役过重而脱离土地的农民，部分是朝鲜之役归来的士兵。参见岡野昌子：《明末臨清民變考》，收入小野和子编：《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會》（京都：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页103—132。
(19) 森正夫：《一六四五年太倉州沙溪鎮における烏龍會の反亂について》，《中山八郎教授頌骞記念明清史論叢》（東京：燎原書局，1977），页195—232。
(20) 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の都市の“無賴”をめぐる社會關係》，《史學雜誌》卷90期11（1987），页1—35；川勝守：《明末清初の訟師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9期（1981），页111—129；川勝守：《明末清初における打行と訪行》，《史淵》第119期（1981），页65—92；和田正廣：《明代窩訪の出現過程》，《東洋學報》第62期（1980），页71—98。
(21) 中谷剛：《清代都市騒擾の形態と論理—乾隆八年の福建—》，《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記念：明清時代の法と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3），页391—412；吴金成：《明末湖广的社会变化及承天府民变》，《第五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三届中国明史学会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3），页615—620。
(22) 栗林宣夫：《萬曆十年の杭州民變について》，《東洋史論集：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調布：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事業會，1976），页223—234。夫馬進：《明末の都市改革と杭州民變》，《東方學報》第49期（1977），页215—262。Richard von Glahn, "Municipal Reform and Urban Social Conflict in Late Ming Jiangn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2 (May 1991)，pp.280-307.
(23) 傅衣凌：《明万历二十年福州的抢米风潮》，《南幵学报》1982年第5期，页15—19。
(24) 中谷剛：《萬曆二十二年福州府の食糧暴動について——都市下層民の心性》，《山根幸夫教授退官記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页395—413。
(25) 堀地明：《明末城市の搶米と平糶改革——廣州を中心として》，《社會經濟史學》卷57期5（1991），页58—84；《清代前期糧食暴動の行動理論》，《史林》卷77号2（1994），页66—73。
(26) 夫馬進：《明末反地方官士變》，《東方學报》（京都）第52号（1980），页595—622。
(27) 夫馬進：《明末反地方官士變補論》，《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第4号（1981），页19—33；夫馬進：《明末民變と生員——江南の都市における世論の形成と生員役割》，《地域社會の視點——地域社會とリーダー》（名古屋：名古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编，1982），页12—15。如顺治十八年（1661）苏州的“哭庙案”。哭庙案反映了江南反地方官士变的传统，也显示了清朝为强化征收税粮而镇压乡绅的政策。寺田隆信：《蘇州の哭廟案について》，《中國史論集：星博士退官記念》（山形：星斌夫先生退官記念事業會，1978），页275—295。
(28) 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页10—16、187。
(29) 同上书，页101—141。
(30) 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59), pp.109-110.
(31) 直到1830年代至1848年之间，法国的市民运动才走向纯政治化，过去传统主义思想的力量渐渐消退，而左翼群众的力量成为主导。过去的群众运动较无纪律，而近代共党或是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都很有纪律。参见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pp.122-124.
(32)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0—1848 (New York & London, Sydne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4), pp. 50-52,214-220.
(33) 吕德以为想在短期中改善生活的经济动机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暴动。如英国伦敦在1736和1768年的二次暴动，当时物价的确上涨，但在第三次，1780年的暴动时物价却很低。
(34) 如伦敦排外的群众运动有反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及法国人、西班牙人、犹太人与罗马天主教等等。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pp.61-63.
(35)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pp.111-113.
(36) 暴动很少由官员或公务员统率。当时上层人士都认为暴动的成员是由罪犯、无赖、流民与社会不适应者组成。事实上虽有无赖小偷参与，不过仍以小资产阶级、市民与失业者为主。参见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pp.60-61，198-220。
(37)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pp.113-114.
(38)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ites of Violence: Religious Rio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vol. 59 (May 1973), p.85.
(39) E. P. Thompso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vol. 50 (Feb. 1971), pp.110, 118.
(40) 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pp.60, 198-200, 253-255.书中他又提到一般人以为暴动会造成多人死伤，但是数据显示，遭到逮捕判刑与军队射杀的人数，比暴动中死伤的人数更多。又Thompson前引文，第111页，亦有同样的看法。
(41) 巴赫金著作的英译本为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élè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42)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Carnival in Romans, trans. Mary Feency (New York：George Braziller, 1979)，pp. 304-324.
(43) Natalie Zemon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ssay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pp. 97-123，152-188.
(44) 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ldershot Hants, England：Scolar Press, 1994)，pp. 199-204.
(45)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4)，pp. 75-106
(46)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83-105.
(47) Gustave LeBon, The Crowd (London: Unwin, 1985 ).
(48) Stanley Milgram & Hans Toch, "Collective Behavior: Crowd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G. Lindzeyand & E.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Reading, Mass. : Addison-Wesley, 1969), Vol. 4, pp. 507-610.
(49) Solomon E. Asch, Social Psych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52); Ralph Turner & L. M. Killian,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2); Muzafer Sherif,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Norm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36).
(50) Neil J. Smelser,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51) 中文的介绍，可以参考瞿海源编：《社会心理学新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页248—262。
(52) 参考Charles Tilly,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s of Paris: An Essay on Recent Historical Writing," Social Problem 12.1 (1964), pp.99-104。
(53) James C. Davies,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7 (Feb. 1962), pp. 5-19 ；"The J-Curve of Rising and Declining Satisfactions as a Cause of Some Great Revolutions and a Contained Rebellion," in Hugh Davis Graham & Ted Robert Gurr eds.,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Washington：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vol. 2, pp. 547-575 ；"Introduction,"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New York：Free Press, 1971), pp. 3-9.
(54) 查尔斯·蒂利的第一本专书The Vendé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就是研究法国区域史的专著。其后有关比较的研究如：Charles Tilly, Louise Tilly & Richard Tilly, ed.,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Tilly有关国际间的比较研究,除了此书是专门比较法德意三国外,还有与英国的比较研究,参见以下诸作：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Addison Wesley, 1978), pp. 274-306；Charles Tilly and A. Schweitzer, "How London and Its Conflicts Changed Shape, 1758-1834, "Historical Studies, vol. 5 (July 1982), pp. 67-77；Charles Tilly, "How (And, to Some Extent, Why) to Study British Contention,"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81), pp. 145-78。
(55)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ass.: Addison Wesley, 1978)，pp. 143-147.
(56) Charles Tilly, Louise Tilly & Richard Tilly,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pp. 248-252.
(57)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p. 148-149.
(58) Ibid.，pp. 148-149; Tilly,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pp. 253-254.
(59) 他以政府控制粮食暴动为例，参见Charles Tilly,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 in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380-455.
(60) 他以政府控制反征兵、抗税事件为例，说明国家形成（state making）的过程，参见Tilly,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pp.259-261。
(61)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56.
(62) Charles Tilly,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pp.24445.有关查尔斯·蒂利的简介，可以参看Lynn Hunt, "Charles Tilly'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44-275.
[1] 有关明代变乱的整体研究有James W. Tong, Under Heaven: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ing Dynas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一书，作者汤维强为政治学者，此书概论明代所有的民变，但并未有专章论述城市民变，有关其内容之评介，参看笔者刊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8期（1994/9）的评论，页203—209。
[2] 现今有关研究显示，秘密宗教的教派有城市倾向的诵经派与乡村倾向的冥想派二种类型，但城市型的诵经派不太容易走向集体暴动或叛乱，反而是乡村的冥想派掺杂有武术传统。参考Susan Naquin, "The Transmission of White Lotus Sectar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255-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