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在前文述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念时，我们已经指出技术创新或技术变迁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需要简要回顾“技术创新”进入经济增长理论并成为首要研究因素的演变过程。库姆斯（Coombs）等指出：“创新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具有产生更多财富和更好生活条件的潜力。在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那里，经济增长问题占有中心地位，尽管技术进步的观念没有完全形成，但在他们的思想中起了重要作用”。(1)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并没有把经济增长视为重要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罗德（Harrod）和多马（Domar）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增长理论的数理模型——“哈罗德—多马经济模型”（Harrod-Domar model），自此，增长理论研究渐成洪流。几经演变，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从外生到内生，研发和创新逐步被认为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心从投资转向技术

作为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础，哈罗德—多马模型继承了凯恩斯的储蓄投资理论，是主要依赖于资本的价值理论：假设一个经济社会的资本存量K和总产出Y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即K=vY。其中,v为资本—产出比；令I=净投资(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资本存量的变化)，S=储蓄，经济增长率G=ΔY/Y，储蓄率s=S/Y。由于储蓄等于投资即S=I，所以，s=S/Y=I/Y；而v=ΔK/ΔY=I/ΔY，所以G=ΔY/Y=（S/Y）/（ΔK/ΔY）=（S/Y）/（I/ΔY）=s/v。

以上即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公式，当经济处于均衡时，国民收入增长率等于该社会的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一般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没有给定生产函数，方程没有稳定态。索洛（Solow）证明，只有当储蓄率等于投资产出率与劳动增长率的乘积时，才会出现增长的稳定状态。(2)由于条件过于严格，这一稳定增长路径被称为“刃锋”，很难实现，从而不能解释“卡尔多事实”。二是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L和资本K，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相互不能替代，每单位产量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数量保持不变。三是全社会只有一个部门，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作为资本品。四是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五是储蓄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外生且不变。六是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技术进步可以影响资本产出比v，但v是个常量或外生给定。此外，哈罗德—多马模型没有涉及制度的影响，没有经济激励和个人决策过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围绕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核心是经济处于长期增长稳定状态的特征，以及没有处于稳定状态的经济按特定规则运行能否进入稳定状态。索洛与斯旺（Swan）等人分别独立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的模型引入了规模不变的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这个函数中资本与劳动可以替代，从而放松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稳定条件，并且将技术进步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能力用生产函数来反映，技术进步条件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Y(t)=Lα(t)K1-α (t)eλ式中,Y(t)为产量；L(t)为劳动投入量；K(t)为资本投入量；α为小于1的正数；λ为技术进步率。

对上式进一步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后得到技术进步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公式G_Y=αG_L+(1-α)G_K+λ式中，G_Y为收入增长率（经济增长率），G_L为劳动增长率，G_K为资本增长率，λ为技术进步率。

该模型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以及资本和劳动对收入增长的相对作用的权数，还取决于技术进步。索洛的初始模型实际是解释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并且长期内人均收入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而技术进步率假定固定不变，即外生的，所以长期增长率不会受到经济状态或经济激励的影响(3)。以索洛模型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因而被称为外生增长理论。但是，索洛后来更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他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言认为，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发展中国家不能把本国经济的发展仅仅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上，要更多地研究如何在现有工业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和教育水平。自索洛模型之后，物质资本对增长的作用逐步被弱化。森（Sen，1970）指出，索洛模型没有考虑投资函数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家对将来预期的重要性。森的观点从反面表明，此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是倾向于降低物质资本和投资的作用。而对企业家的重视，正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要点之一。

技术创新成为增长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度量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索洛指出增长理论中测度的重要性和难点，并且对增长核算作出了重要贡献。衡量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生产率增长由四部分构成：劳动、资本、土地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独立于投入的技术变化）。产出的增长通常被分解为投入要素增加的影响和剩余影响（索洛剩余），并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有投入要素的综合效果。索洛模型本意是解释资本积累对单一国家增长的影响，但它的框架却经常被用于比较不同国家的增长轨迹，即解释卡尔多事实中的国别差异。大量跨国的历史数据表明，资本积累不能充分地解释一国之内长期增长现象以及增长的国别差异。比如，金（King）和瑞伯罗(Rebelo)分析了100年间美国经济的演变，发现用资本积累推动的经济增长变迁的动态路径，甚至都不能解释人均收入一半的增长。(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大样本分析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也没有发现增长趋同的证据，这与索洛模型不一致。按照索洛模型的推论，如果人均收入主要由资本积累和共同的技术进步推动，那么资本稀缺的穷国生产率更高，资本从富国向穷国流动，最终各国增长率应趋同。即使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因素，只要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服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上述预言就不会改变。这使得更多的增长理论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等于产出增长率减去投入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它代表了总效率的增加，在经验研究中表现出很强的解释能力。

二、从外生增长模型到内生增长模型

因为技术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由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增长理论转向研究技术变化。经济史学家也认为，技术变化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技术影响经济活动的长期过程。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设为外生条件，这一点必须放弃，于是产生了以罗默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在内生技术变化的同时，还需要用递增的规模收益来解释各国出现的持续增长现象，否则，经济就会落入“增长的陷阱”。

收益递增的源泉来自于外部性。一是知识的外部性。罗默早期的著作强调产出依赖于要素投入和知识积累，企业有动力去增加对私有知识的投资，同时也为公共知识的增长做了贡献，知识的“外溢效应”提高了每个企业的生产率，因而整体经济随着知识的边际生产率上升而增长。二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阿罗（Arrow）开创性地提出了“干中学”模型，卢卡斯（Lucas）创造了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模型。这些模型假设部门的产出水平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当商品可替代时，有最快学习速度的部门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控制整个经济。即使没有技术变化，如果“干中学”是增长的动力，经济从长期来看也是增长的。但是，实证经验判断，人力资本对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外部性并不能确定，而知识积累的外部性有更多证据。阿罗综合分析了发明活动的资源配置，肯定了知识积累外部性的关键在于信息，它能被重复使用而且不能排除个人和商业企业使用公共信息，新知识的利益不限于最初创造者。罗默提出，知识的外部性是现代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因为研发（R&D）创造新知识，如果知识的外部性确实存在，那么研发就存在外部性。格里利谢斯（Griliches）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研发投资具有高回报，在美国，研发投资的回报率是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两倍多，在某些国家甚至会更高。尽管回报率的差距中有一部分反映了更高的投资风险所要求的补偿，但不可能将所有差距都归因于风险补偿。而且，当考虑到同一部门企业间技术溢出效应时，所估计的回报率会翻倍；如果考虑到利益从投资于研发的部门向技术相关部门扩散，回报率还会提高。(5)因此，新增长理论又分为以资本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和以研发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前者强调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后者强调创新和知识的积累。

创新就意味着产品不是同质的，存在不同类型的产品，而产品创新的激励来自于垄断利润，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张伯伦（Chamberlin）和熊彼特。张伯伦指出产品差别对均衡和价格的影响，专利与商标都有垄断的性质，垄断竞争与纯粹竞争相比，价格不可避免地会比较高(6)，因而市场会激励创新。更广为人知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定义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创新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而且，熊彼特非常重视金融，他认为只有为创新服务的金融才能称为真正的金融，经济发展是由创新与金融共同推动的，如同“车之双轮”。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罗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将创新、研发与内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产生新古典熊彼特增长理论。其中，内生的产品创新包括水平创新（horizontal innovation）和垂直创新（vertical innovation）。在水平创新的框架下，新旧产品可以并存，新产品创造的利润激励创新，并通过前向研发溢出效应减少了整个社会的研发成本。垂直创新框架以A-H模型（Aghion and Howitt）为代表,描述了每种新产品替代质量较低的同类产品的过程，这个质量阶梯所导致的增长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从而，新古典熊彼特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可以表述为：垄断利润研发（R&D）生产→技术创新→知识增长（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是，这里面并没有金融的因素。可以说，新古典熊彼特理论“复活”了创新机制，但没有重视“车之双轮”的另一个轮子——金融，这也就为后人研究金融与创新机制的关系留下了空间。

三、产业结构与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新古典熊彼特增长理论着重研究以技术变迁为动力的产业动态，企业与技术的异质性意味着经济体中存在结构特征，增长理论要引入创新和新产品，就要放弃产品和资本的同质性假设，除技术创新过程外，还需要解释结构的变迁。布雷斯纳汉（Bresnahan）和特杰腾伯格（Trajtenberg）使用了“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s)这个术语描述重大发明引起经济结构持续调整的非平稳增长轨迹(7)，用以证明美国股票市场存在一个与通用目的技术推动的增长相一致的长周期。然而，新古典和新增长理论一直强调，要用统一的框架来理解增长的真正原因，虽然将技术和创新等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之中，并且寻找到增长的微观基础（个体效用最大化和创新的激励），但以总量分析为主的方法不能够有效地说明结构变化。在一国国内的增长研究中，很少有描述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可能是因为假设产品种类就是部门种类，产品的竞争与创新关系就是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以产品创新取代了产业结构变化，但不可否认，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变迁。这一点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体现出来，用国际一体化和贸易理论说明“卡尔多事实”中关于经济增长率的国别差异时，分工和经济结构差异就成为核心要素。

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开始，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都建立在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的基础之上。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不同，贸易理论认为，贸易量依赖禀赋、技术、偏好和市场结构，以及这些特征在各国间的具体区别，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积累共同对增长起作用。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在贸易理论中表现为不同国家通过国际关联和相互依赖的贸易关系发生行业转移。比如，文图拉（Ventura）解释了专业化生产和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转移可以使小国逃脱“报酬递减的诅咒”，这些国家遵循一条发展路径：产业结构随着时间推移，向资本密集度更高或人力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行业转移。这个解释特别适合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8)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被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和新技术变革体系之中，技术改进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并且知识和研发在全球传递，这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必然受到它的贸易对象的影响，产业内以及产业间技能提升会造成全球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

另一个需要引入经济增长中的因素是制度。罗默承认，新增长理论缺少制度因素。以诺斯（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强调，制度影响经济绩效与经济发展。纳尔逊（Nelson）首先将制度分析纳入增长理论，他发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大规模生产的兴起，在公司治理和融资上都超出家族经营所能应付的水平，对职业经理人的需求的增长和家族经营者投资意愿的下降促进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商业学校的发展，这些新的制度又反过来促进美国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这个例子说明了制度与技术协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派力肯（Pelikan）认为，把制度引入经济学加强了解释力，经济学不仅可以研究资源配置优化，而且可以研究经济结构的创新和破坏。因此，宏观经济理论深入到经济的深层结构，经济的总体变动源于经济体系内复杂结构的变迁，必须要研究经济系统内异质性个体的行为和交互作用，关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9)

四、创新经济学更深入地研究创新的机理

知识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得到证实，但创新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整体变量, 那些决定技术创新的因素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他的代表作《工业创新经济学》包括创新的微观经济学（企业理论）、创新的宏观经济学、创新与公共政策。此后，斯通曼（Stoneman）分析了技术创新扩散的路径依赖,比如，同一国家、同一地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对新技术采用的速度,同一创新成果在不同国家的扩散等。曼斯费尔德（Mansfield）创立了技术模仿创新论，用来解释一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后需要多久才能被该行业多数企业采用。这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模仿比例、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的相对盈利率、采用新技术需要的投资额。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创新经济学研究向综合方向发展,尤其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化的趋势, 产生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其中分为宏观学派和微观学派。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宏观学派以弗里曼为代表,他在研究日本经济时发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并于1987年首先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1997年,他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国家创新系统的特点与功能，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公私部门的机构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相互作用，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了各种新技术”。弗里曼特别强调体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纳尔逊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其相互作用决定着一国企业的新实绩的一整套制度”。他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国家创新系统的微观学派以伦德瓦尔（Lundavall）为代表，他们从创新的微观构成出发，探讨用户和厂商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创新体系是一个社会系统，其中心活动就是学习，而学习又是一种社会活动（“干中学”和“用中学”），包括参与技术创新过程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创新体系是一个动态工程，以正反馈和再生产为特征。伦德瓦尔将狭义的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参与到研究和探索过程之中的机构与组织”，将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经济结构的所有部分和方面，以及影响学习和研究探索的研究机构——作为亚系统出现的生产系统、营销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等”。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在研究重点上，强调国家在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之间的关系、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部门的制度结构、研究开发强度和研究开发组织等都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经济学家波特（Porter）综合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宏观绩效和微观机制，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它认为政府应该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鼓励创新的环境。影响一国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有生产要素条件、影响资本市场和教育的政策、产业结构、企业战略与竞争结构等，这些因素的协同作用，再加上政府和机遇的辅助作用，形成一国的竞争优势。(10)

创新经济学对创新机理的重视，改变了增长理论把创新结果当作研究起点的方法，而是将创新作为研究对象，打开了创新过程的“内核”，深入到影响创新的多种要素，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创新生态环境”。在整个环境中，又存在多个亚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造了整个环境，因此在分析方法上具备很明确的重视结构、制度和演化动态过程的特征。其中，作为亚系统之一，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也成为研究对象。但是，由于创新环境和创新过程是个复杂系统，强调各种因素都起作用，理论就容易过于宽泛，重视所有条件和所有要素等于没有解释能力，而且很可能提不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创新的微观行为到宏观现象，哪些因素起主要作用，还不能得到准确的计量，金融的因素与政府政策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很难分离，科技创新与金融的关系并没有在创新经济学中凸显出来，也不是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上似乎也没有更大的突破。

综上所述，为了寻找长期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理论需要解释收益递增的来源，否则经济体就会陷入“报酬递减的陷阱”，与“卡尔多事实”不符。新增长理论将增长的秘密归因于知识产生的外部性，确立了研发和创新在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地位。但是，唯技术论不能解释技术差别的原因，随着结构与制度因素进入经济增长模型，更多变量的引入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但是，变量太多就会失去研究重点，降低理论的解释力和决策功能。

从技术创新到经济增长的研究路线看，金融作为创新生态环境（或者制度结构）的一部分进入了分析框架，但受重视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增长理论试图用一个生产函数来构造生产率长期变化的轨迹，以形成一些有明确指向的政策，而金融作为中介或者是中间环节的作用却在其中被抵消了。新古典经济学即便不是完全否定货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少也是持怀疑态度的，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是以实物资本为研究对象。有观点认为，从长期来看，金融对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52)认为，经济发展产生新的交易与新的摩擦，会刺激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但金融对经济增长没有实质的贡献(11)；蒂利（Tilly）认为，（工业化早期）金融因素既不能解释整个经济运行，也不能解释单个经济部门的具体发展(12)。卢卡斯(Lucas,1988)断言，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被过分强调（over-stressed）(13)。新增长理论恢复了熊彼特的创新观，但有很明显的“技术决定论”倾向，科技与金融的“双轮驱动”显得轻重不一。然而，现实世界中却很清晰地存在大量的科技与金融系统之间交互影响的事实。抛开复杂的理论与计量模型，仅从研发所需要的人才资源来看，科技与金融系统之间就存在着对高素质大学毕业生的竞争关系。如果确认研发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动力，那么全球金融企业每年都会吸引最高端大学与商学院大量的优秀人才，等于从科技领域中转移了部分最珍贵的资源，这肯定是增长的影响因素。从人力资本配置和研发效率的视角来看，科技与金融系统的关系可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关系之一。我们认为，缺少金融的经济发展理论是“跛脚理论”，需要在理论中重构科技与金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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