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化对文化建构的影响
全球化作为后冷战时代的主题，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资本、商品和生产方式为追逐超额利润而进行全球扩张，另一方面是“全球分裂”，在资本所到之处，是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对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日益深刻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之中，以切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而展开。总之，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不但加速了中西文化上的相互交往与碰撞，使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脉搏，而在全球空间与地方空间错综复杂的新关系中，文化的民族自觉性虽日益高涨，但民族文化的传统现又正在遭遇着欣欣向荣的新的地方文化和地区文化来自基底的侵蚀。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族文化为载体的民族精神更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表征，因此各民族都很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在过去，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各民族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与沟通，民族文化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
全球化的出现打破了文化上的相对平静，全球化虽肇始于经济，但却不可避免地要扩展到政治、文化等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文化全球化或全球化文化的浪涛都已涌流而至，民族文化偏安一隅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各民族封闭的文化大门已被“强行”打开。历史经验在反复证明着，闭关锁国不仅无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无助于文化的发展更新，只有加入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积极地去迎接又一轮的“文化西渐”，积极面对又一轮全球化的“文化建构”，才会带来文化的真正进步，才会始终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各文化的交流加深了，当然这也必然会带来了各民族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而又使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注：参见李建彬：《全球化与大学生民族文化建构》，载《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
一、文化全球化
1.文化全球化是文化的新建构
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文化的一体化（或同质化），而是各种亚文化放弃过去的对立与隔绝状态，在国际间的流动与交换。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差异究竟是文化交流的障碍还是财富，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注：参见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见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但文化全球化还具有更深层价值的意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实践基础上，通过一段时间在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方面的冲突、磨合与整合，而建构起来的新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全球化是在一国或一个地区文化实践基础上新建构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从全球文化交流、交往实践基础上，在新建构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中，也可以找到当代人类文化所共有的东西，如人类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文化、人口素质及其文化、人类健康与文化等等。从这些人类共同具有的文化价值观中可印证文化全球化的积极意义。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提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任何民族只有积极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献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因此，全球化的文化是一笔巨大财富，我们应广泛地、自由地交流这种财富，共同建设21世纪的人类文明，而文化全球化正是适应了这一趋势，促进了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并不断革新，使全世界各国的文化共同发展，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参见邢晓东：《浅析当今全球化发展问题》，载《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2.文化全球化的发展的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文化全球化阶段。从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文化全球化（即便在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将存在和发展下去），即具有强烈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的文化全球化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在“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愈来愈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的同时，作为对文化殖民主义的极端反抗形式，文化保守主义也兴起和发展起来了，从而使文化全球化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在文化全球化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是没有什么统一的全球文化的。
第二阶段是“全球文化”的萌生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扩展的全面衰落，它也就失去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统治地位，从而各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在更多的“正常”条件下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全球文化”即“统一的世界文化”便由此开始萌生。
第三阶段是“全球文化”的形成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在各个民族文化平等地、长期地融合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全球文化”。当然，即便在这时，也不能说民族文化消亡了。这种“全球文化”容纳了各个民族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抑或说，这种“全球文化”是各个民族的富有生机文化的有机统一体。（注：参见叶险明：《文化全球化辨析》，载《河北学刊》，2001（4）。）
3.全球化产生的文化嬗变和文化效应
文化建构主要是指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同质化和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及由此产生的诸多文化效应和文化现象。文化的同质化并非“细化”，西方文化中心论已不再时兴，但西方文化仍然是一种强势文化，它可以通过转变为“跨国文化”形态影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同样，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也不意味着各种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可以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不断变动和冲突的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也必须实现自我改造和文化形态上的转换。（注：参见俞启义：《全球化的文化内涵及对我国文化建构的影响》，载《新东方》，2001（5）。）全球化中的文化嬗变表现为以下特征。
（1）借助现代传媒、信息技术，文化知识的传播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快捷、更为普及。
（2）随着全球性市场机制的建立和扩张，西方消费主义文化迅速传播。消费主义文化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它的核心价值观是物质至上主义，其表现形态是消费性、商业性文化产品充斥市场，为大众的休闲时间提供享受和满足。
（3）适应全球化趋势的政治观念、政治文化悄然兴起。戈登·史密斯和莫艾斯·奈姆认为：“全球化拥有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影响：关于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全球化的规范正在穿透国界，重塑传统的主权和自治概念。”
（4）绿色文化、环境伦理更为人们普遍重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环境，保护动植物，就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这种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5）全球化进程会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起到冲击和消解作用，但是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又具有很深的根基和持久性。在多样性共存的全球文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将成为对抗现代世界体系不平等的一块战略要地。
4.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发展机遇。
全球化为全球文化提供了发展机遇：全球化拓宽了文化的视野，推动了人们从全球的视角来重新构造文化活动。全球化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视野，使人们真正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在发展本民族、本国文化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注意民族关系、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协调。全球化还实现了文化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所谓人类意识，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全体的自由性”。（注：参见胡明媚：《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研讨》，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马克思曾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文化全球化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作为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动力的人类文化生活的高度社会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文化生活进步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它给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人类文化行为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大规模活动，各种文化要素（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等）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交流，为民族文化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提供了机遇，民族文化因而获得了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例如，第一，文化全球化有利于先进技术的迅速推广，有助于民族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二，文化全球化有利于先进的思想理念的迅速传播，有助于民族思想理念的提高；第三，文化全球化有利于先进的思维方式的迅速推广，有助于民族思维方式的改进；第四，文化全球化有利于先进的文学艺术的迅速传播，有助于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第五，文化全球化有利于先进的价值观念的迅速传播，有助于民族价值观念的完善；第六，文化全球化有利于先进的生活方式的迅速推广，有助于民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无疑，全球范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给世界各民族国家学习、吸收和借鉴人类的先进文化及其成果带来了机遇。特别是那些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会从这种先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得到巨大的好处，可以通过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加速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史已经表明，任何民族国家实行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都是一条强国之路，封闭只能导致民族的愚昧落后。拿我国来说，近现代时期的闭关锁国、当代冷战时期和“文革”时期的自我封闭（其中也包括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包围、孤立和遏制的因素在内），是导致民族发展长期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而在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以后，包括文化生活在内，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再看看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由过去比较贫穷和文明相对落后的状态迅速地走向了工业化、现代化，也无不得益于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无不得益于积极参与全球化，包括积极参与文化的全球化。
因此，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当积极迎接、积极应对。
（2）文化全球化面临着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就“文化全球化”或文化的“纪元新思维”来说，这个道理也一样。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文化上面临的挑战更大，文化设想上的任务更艰巨。
由于文化全球化过程是一个漫长、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特点的文化在相互吸纳、借鉴、补充、促进的同时，其相互之间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某种排斥、摩擦的情形，乃至发生激烈碰撞的情形。特别是由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处于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世界的文化生活因此处于不公正、不合理的文化秩序之中，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着文化全球化进程，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或文化霸权主义政策还在盛行。由此决定了民族文化在参与文化全球化并从中获得益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挑战和考验。例如，第一，参与文化全球化，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国际依赖性，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因此将会降低，或者说民族文化主权将会受到限制。第二，外来文化的大量吸收和涌入，可能会与本土文化发生某种冲突。民族的语言、风俗、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将会受到一定的妨碍或制约。第三，在引进、借鉴先进文化及其成果的同时，腐朽没落的文化及其成果也会跟着进来或被吸收，民族的先进文化因此可能会受到侵蚀。第四，在文化全球化的主导权处于西方强国垄断的情况下，文化霸权主义政策和行为十分盛行，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弱势文化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与威胁。只要文化全球化的主导权属于少数西方强国，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就不可能是公正和平等的，也不会是对一切民族国家一视同仁的。第五，在不同文化的摩擦、碰撞中，国家文化安全可能会受到削弱或破坏，从而使国家政治安全也会受到削弱或破坏。虽然说文化全球化对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利弊兼有、机遇挑战并存的“双刃剑”，但一般来说，由于目前的国际文化交流并不对等和公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处于弱势和从属地位，因此在文化全球化中处于弊大于利、挑战多于机遇的境地。此外，如果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民族文化的发展则还要面临“西化”的考验和压力。这种情况在东西方冷战时期曾经司空见惯而且十分突出。在今天，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了下来，但并没有消失。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文化面临的“西化”的考验和压力也依然存在。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建构的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可口可乐、麦当劳进军中国到90年代跨国公司的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及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人感受到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像高科技、知识经济一样，全球化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但无论其前景如何，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1.经济发展是文化全球化的关键背景
我国当下的“文化西渐”或“重构”就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与汉末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不同，也与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科学技术及民主思想在中国文化思想层面激起的振荡不同，历史的意识形态似乎已被终结，对话、开放和多元融合成为当下文化交流的主要特征。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次“文化西渐”和文化“全球化重构”正在深刻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将会体现出文化全球化“共享空间”的真正含义，虽然它正引发“新的定位或迷失方向的体验”，生出新的“有地域性的或无地域性的认同观”，可它毕竟不是以某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他者的胜利和以某民族文化的个性泯灭、民族文化精神被分割为终结，而是以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来促进文化多元形态的求同存异，谋求共同发展，是让各民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为全人类文化的进步发展所共有和共享，因为文化动力是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的，它在中西文化的“互渐与互惠”之中显示其强烈的“差异和特质”以及渗透力和亲和力。
2.文化全球化影响我国主流文化建设与传播
我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拥有上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因此，我国的主流文化是包含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有现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真谛是集成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最终解放。全球化的积极方面是生产力的全面提高、科学文化的迅速传播和普及，以及对人的关切和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特别要指出的是已见端倪的知识经济，知识经济不等于全球化，但它与全球化进程是并行不悖的。它对于摆脱物质主义的羁绊，提升人的生存价值，扩展人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可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另外，当前在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特别是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力图扩大他们的文化影响，造成对我国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价值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可避免。在苏东剧变的诸多原因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借助无孔不入的现代传媒”渗入这些国家，摧垮人们的精神支柱，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苏东的教训和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现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的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消费主义文化、商业性文化，通过大规模文化生产和现代传媒迅速传播；二是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通过各种出版物、传媒不断渗入。前者更多地影响“大众”，后者更多地影响“精英”。当然，我们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和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反映全球化趋势的一些新观念和新的文化成分，我们应当加以关注、吸收和借鉴。沃勒斯坦曾告诫说：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非西方文化常常处于两难境地——既不能拒绝，也不能被吸收。摆脱困境的关键是重视本国文化建设，增强发展本国文化的自信心和决心。
3.文化全球化推进我国文化发展多样性和兼容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兼容性更为明显。全球化的内在特征表现为多样性共存。全球化的非中心化趋向既消解了西方文化对非西方国家的强势影响力，同时也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如前所说，文化的同质化和多样性的矛盾在许多国家造成了一种“文化混乱”的现象。我国在对外开放初期出现的“文化热”把西方启蒙时代的经典视为至宝，也多少带有这种“文化混乱”的特点。外部各种文化的互动和交流、内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文化需求的差异性，造就了全球化时代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兼容性。其中不仅有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重新审视和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外来文化的先进成分进行吸纳、融合，而且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非商业性文化和商业性文化的兼容共存。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文化的多样性和兼容性，为我国的文化建构提供了动力和丰富的资源，当然也带来了文化建构的复杂性和某种隐含的文化危机，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再度抬头、主张尊孔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回潮、“买办性”文化的重新泛起和通俗文化的日趋商业化等。
三、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建构我国文化
文化的建构就是要坚持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即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注：参见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文艺研究》，1999（1）。）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及西方强势文化的攻势下，要对自身文化重新审视和定位，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把握和运用文化发展的规律，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并发挥主导作用。（注：参见鲍雪松：《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主导文化建构》，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1.文化建构中的主流价值
主流价值文化的建构是文化建构的中心问题。这种主流价值文化的建构必须以全人类维护和促进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为第一价值原则，这就需要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民族国家的价值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经济全球化过程给参与者带来的利益虽然不同，“一荣”不见得“俱荣”，但全球问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则是一样的，“一损”却可能“俱损”，甚至存在人类不能持续发展进而毁灭的可能。尤其是全球生态系统，它关系着人类种的繁衍和发展的命运。因此全球文化建构应该以维护人类家园为第一价值追求。同时在构建全球价值文化时，必须认同和尊重各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能完全否定各个民族国家自身对利益大小的认同。在全球同一问题背景下，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多样性，各个民族国家自然会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参与程度，这种趋同也只能是具有差异的趋同。各个民族国家通过对自身所受到利益伤害程度的判断及谋得利益的大小来决定对全球文化价值的认可程度，就此意义上说，构建全球文化价值必须在“和而不同”中寻找共同点，在积极对话中汲取各民族国家的营养，寻找相互认同的共同理念，这就要求文化建构上的去中心化。（注：参见张长江：《全球问题与全球价值文化建构》，载《改革与开放》，2010（22）。）诸如，吉登斯的关于第三条道路和民主社会的论述认为，全球化进程重新建构了个人的身份、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的理想，传统文化逐渐消退，家庭生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性行为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全球化最简单的定义是“互相依存”。吉登斯指出，全球化趋势为人类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各国的政府、商业团体和非政府机构应当建立一个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同时，政府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不是比以前小了，而是加强了。（注： 参见李燕：《文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和谐发展》，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2.文化建构中的民族文化融合
民族文化在建构全球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世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必须将中华文化融入我们的思维和实践之中，使之成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宝贵的真正的智慧。中华文化的思想中“世界大同”和“大一统”的理想观念等，对人类文化的和谐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面对良好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如何选择我国文化发展战略，如何在中西文化融合中建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如何加快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亟待我们深入思考和正确对待。
（1）明确方向。
中国文化建设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平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才能最终建立平等互补的全球化文化。只有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国文化才能体现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2）传承文明。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留下了悠久的文化传统，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们是建构全球化中国文化的无价之宝。但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良莠并存，有优秀的文化也有糟粕，或者不合时宜的文化。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断不可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
首先，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整理挖掘，汲取弘扬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克服历史局限性。如对官本位、人治专制等要果断抛弃，对自强不息、和谐（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关系）、协和万邦、整体性思维、爱国等要继承。大力继承优秀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培育民族精神。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医、京剧、昆曲、传统节日等要搞好保护开发甚至申报国家乃至世界文化遗产。
其次，要结合时代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多一些时代的东西，如改革创新、团结拼搏、科学民主等。战争、“文革”等把中国文化搞得七零八落。对文化垃圾要清除。但是搞成文化虚无主义，导致文化自卑心理，那是没有出路的。以前盲目排外，唯我独尊，结果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走极端不是好事。
最后，还要研究中国历史。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和积淀。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习近平在2011年9月秋季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上强调，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这可谓一语见的。邓小平也说过，不忘近代历史是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了解古代灿烂史，爱我中华，记住近代血泪史，卧薪尝胆，知道现代奋斗史，不辱使命。不仅领导干部，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懂点历史。懂得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实质、核心价值和历史趋向，认同民族身份，增强民族自信心，提升民族凝聚力。
（3）吸收先进。
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所以我们要大胆吸收西方文化长处，而不是盲目排外，当然也不是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还要吸收其他国家文化的精髓，因为每种文化都有其长处。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比如，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科学自由、平等人权，虽然这些并非西方独有，而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价值观在西方起步较早，较为系统成熟。
日本通过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其中文化作用非同小可。日本传统文化，本质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延。中国古代文明哺育日本，使其跳过青铜，直接由石器进入铁器时代。19世纪中叶后，日本派团巡访欧洲各国取经，最终脱亚入欧，明治维新就是引入西方文化从而将日本带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场革命。二战后，日本处于美国占领之下。日本又开始学习美国，其勤勉劳作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竞争、质量、投机观，为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日本之所以不逊欧美，正是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精华的结果。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我们必须为世界的所有文化合作准备场地，在这场地上所有的人将把文化传授给别人，又从别人那里汲取文化。这是即将来临的时代的要点。”我们要构建以优秀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孙中山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应该顺势而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抓紧布局，构建中国文化，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强势中取均势，在全球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注：参见黄谋琛：《强势与均势：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建构》，载《大庆社会科学》，2012（2）。）
张岱年先生指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中国文化的两大基本精神，没有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必将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被他人同化掉，没有厚德载物的吸纳兼容精神，就只能在因循守旧中葬送现代化的前途。
中国人在最后一百多年中的文化困惑，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处理好接受外来先进文化与保持自己文化民族独立性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能否弘扬我们民族的主体精神，实在是症结所在。
因此，挺立文化主体性、弘扬民族主体精神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前提条件。在文化全球化时代，要挺立起文化的主体性，需要我们以开放兼容精神吸纳世界先进文化。当年鲁迅先生就极力倡导“拿来主义”，对外国文化要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来拿，这种“拿来主义”既具有文化建构的自主性，又具有文化交流的开放性，以自主与开放的胸襟积极开展世界文化交流，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进行批判、吸纳与综合创新，从而推进世界文化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注：参见漆思：《文化自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载《长白学刊》，2012（2）。）
（4）文化教育。
我们要用科学知识和技能来教育人民，当然光有知识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所以还要用优秀传统文化来熏陶感染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他们是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对港澳台胞、海外侨胞都要大力宣传中华文明，对外国和其他民族也同样要加强宣传教育，只有让别人了解，才能消除误解。空洞说教，满口空话套话，对现实问题闪烁其词，后果堪忧。可以通过孔子学院办学，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传媒，还有文化产业、文化交流等大力宣传传统文化。要使我国文化在世界发展，还必须注意文化教育，包括特定的比较文化教育。然而，现在的教育对这方面有所忽略。光培养一种文化远远不够，还需要理解他国文化。发展文化，并避免文化对峙，需要了解本国文化与各国文化差异——差了多少？异在哪里？原因何在？因为文化不开放、不了解其他文化，会使人们逐渐排斥甚至敌视其他文化和其他人。这无异于煽动恐惧、怀疑和误解，从而导致人们更难以了解自身文化优缺点以及文化差异缘由。而文化开放能加深理解和掌握自己的文化，因为开放如镜子，它让人们清楚地审视自身和自身文化，而且是在更深更高的分析层次上审视。俄罗斯人就认为，一切皆是通过比较而了解的。
（5）联合异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亚洲各国以及世界各国，要获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均势，需采取联合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不是要和西方文化作对，但这也不愧是对付强势文化霸权的有效办法。美国不是在欧洲搞北约东扩，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周边拉拢小国搞军事同盟抗衡中国吗？亨廷顿说：“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我们不妨“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将东亚、东南亚、东北亚乃至亚洲和世界通过文化联合，实现共荣。目前的中日韩经济合作圈、中国—东盟10+1、中日韩—东盟10+3、图们江流域、湄公河开发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就已经为文化联合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中、日、韩、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尽管有些国家和地区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但毕竟有共同性。并且西方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冲突多得很，如加拿大对美国文化的入侵忧心忡忡，法国对美国文化也是设禁。作为在特定文化和文明的兴衰中一颗清晰可见的耀眼明星，文化成就这一宝库是人类历史进步的真正量度。它不仅是所有的人民和国家的结晶，而且也是所有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论他们的教育状态、社会经济状态如何或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如何。为什么把文化成就这一活遗产放到如此显眼的位置呢？只有充分熟知和集体共享文化宝库，才能解决当代的一些跨国问题——人口膨胀、污染、贫穷、疾病、资源短缺、收入悬殊以及核威胁。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同一文化圈、同一板块，甚至不同文化圈和板块的交流对话，寻求和而不同，互相尊重，避免冲突。这将是各国和各族群交往的重要法则。（注：参见蔡志强：《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范式》，载《思想理论教育》，2007（7）。）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他的重要学术贡献，是“和而不同”中国式思维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他说，多元一体是中国式的思想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人家和你不同的东西中发现美的地方，才能真心地“美人之美”，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源自情感深处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为了经济利益。达到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的境界，不同文化之间就能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在“各美其美”基础上，善于“美人之美”，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源，推进自己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美美与共”，就是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与发展，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
（注：参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8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没有“各美其美”，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长处和优势，缺乏文化自信，自己文化就无法传承、发展与创新；没有“美人之美”，看不到其他文化的长处和优势，必将导致互相对抗、冲突以至战争，哪里还有“美美与共”？在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条件下，文化的多样性依然存在，并将更加异彩纷呈。费先生指出，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几百年来，主导世界的西方文化大量地传播到其他文明当中，西方社会也大量地汲取了其他文明的文化。今天的世界文明，已非过去历史文献、经典书籍中所描绘的那种“纯粹”的传统文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要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来看待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按费先生所说，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相处，相互理解，取长补短，最后走向相互融合。他还指出，当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谐，出现长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就是“天下大同”。〖ZW（B〗）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内涵，也有与“异文化”交流的丰富经验。在今后中国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一定能为重构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注：参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