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流坑村的考察历程回顾及其对历史名镇名村考察研究的启示[1]
梁洪生[2]
20世纪90年代前期，江西在非国家政策推动的状态下，经历了一个历史文化村镇考察的预热过程，发掘出乐安县流坑村这个“千古一村”并使其名噪一时。这在全国也是比较特殊的，在不经意的行为中透露出江西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厚的信息。从其客观效果看，江西既然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其古村的关注自然会在“国家关注”层面上留下印记，因而将流坑村视为中国历史文化村镇资源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先例，同时也是推动全国性的历史文化村镇考察评选活动的一个积极因素，毫不为过。[3]其考察历程值得回顾与记录，对后来全面展开历史文化村镇的考察和研究的启示，应予以梳理。
一 流坑村的考察历程回顾
流坑村位于江西乐安县西南部乌江之畔，距县城37公里。包括乌江对面的田地在内，村落总面积为3.61平方公里。现有近1200多户6000多人口，是个以董姓一族民众聚居，逐渐形成的大型村落。
董氏族谱记载，唐德宗时董晋官居宰相，唐末其裔孙董清然因避战乱，迁居于临川扩源（今宜黄县境内），五代后梁开平年间（907—911），董清然之曾孙董合自扩源迁居流坑。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乐安建县，流坑村从吉州庐陵县划归抚州乐安县管辖。后来，流坑董氏族谱载其远祖，上溯至西汉大儒董仲舒并将其奉为始祖，祀于大祠堂正位。
董氏依赖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水运条件，耕读起家，宋、明两朝产生了一批读书人及仕宦。元代大儒吴澄撰写的董氏谱序是现存最早的流坑董氏记载，此时董氏俨然已是显赫一方的大族。明代嘉、万年间，又出现了以董燧为代表的江右王门学者群体，他们身体力行，大力建设宗族组织，修谱建祠，订立祠堂祭祀和讲学体制，进行有理论指导的乡村教化和赋役制度改革，使村容村貌有了基本规制和文化表述，影响深远。万历末徐霞客路过流坑村，记载“其处阛阓万家之市”，规模可以想见。
进入清代后，流坑董氏虽然举业不振，然商业发达，尤其是竹木商贸的发展营造出繁茂景象。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外部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加之战乱不已，流坑董氏的发展也受到影响且渐趋衰败，但其村落规制依然，在乐安县域内还是有名的大村强宗。在长期的木材贸易与经营中，董氏各房族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组织作用。其致富后的商人购置周边大片山产，其中一部分转为祠产，成为维护民国时期家族运作和周济鳏寡孤独的重要经济来源。借助天然资源优势，董氏长期从事放排业。放排业运输的主体劳动力是本房族众，放排外运的收入远远高于农业收入，实际上至少在清代中期以前，流坑董氏已有一个从事多种经营、与外部市场有着极其密切联系的商人集团，且其对族众的庇佑和吸附力很强。由于放排业有明显的季节性，一批已脱离农业生产的董氏青壮年，放排归来也不屑于务农，鲜衣靓服，又比一般的农民显得见多识广而不易管理，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改”运动中，流坑村给南下干部留下“有几百个二流子”的恶劣印象；各房祠经营族产的一批精英，被划为“地主”或“富农”。又因其族众放排常年外出，为了自我保护而习武逞强，家族势力认同强固，所以在1950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流坑村都成为打击重点，每每有外派工作组进入。主要的村干部也在非董姓民众中挑选产生，甚至出现外姓干部父子相传的情况，以期抑制董姓“宗族势力”的抬头。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其间基本没有大的改变。也正因为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比较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形成的抑制，流坑村一直像一块被硬性冷藏的化石，比较本色地保存了下来。
流坑村的“被发现”和出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初已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周銮书教授。他在1990年8月因工作之便，得知流坑村的存在并前去参观，随后写成《初访流坑村》一文，发表在《江西画报》上（1991年第3期）。旋即江西史学界前辈谷霁光先生来信，建议抓紧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因为谷老认为“从全国讲，很难得再有这样完整的村落遗址”，充分肯定了流坑村具有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对这一过程的细致记述，可以参见周銮书撰《初访流坑村》《流坑村调查记》二文。[4]
1991年冬，由江西省考古研究所詹开逊先生带队的5人小组进入流坑村，做了20天的考察，并形成最初的专题文稿。1993年5月13日，南昌大学邵鸿教授和笔者首次前往流坑村考察，前后12天，其中前4天我们挨家挨户走遍流坑村，对其街巷样貌、祠堂分布、神庙规制、牌匾内容等有了基本了解。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初访，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乡土文化信息和鲜活资料，大大突破了以往在历史课堂中获得的知识体系，产生了一大批有待解释的问题，由此极大地激发了持续考察流坑村的热情，并决心以之为长期的研究对象。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此后4年之中多次前往流坑村考察，并有系列研究论文问世。[5]到1997年5月，由周銮书主编，上述两批进入流坑村考察的人员分篇成文的《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一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35万字，为流坑村貌和村民生活的描述，以及流坑董氏历史演变和文化内涵的解释，奠定了基调。此后陆续出版的一批以流坑村为名的读物和照片图集等，其文字介绍部分基本转抄于《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的相关内容。说明此书在当时花费的大气力和研究者的认真态度得到了读者认可，同时也说明该书未能深入的部分还期待其他人的继续努力。此后，周銮书教授还就流坑村历史文化资源的介绍和保护写有系列文字，甚至为流坑村编写保护文物的歌谣，难能可贵。因此，在2014年付印的新修董氏族谱中，“名人与流坑”一章将周銮书与王安石、文天祥、吴澄、徐霞客4位历史名人并列，以彰扬他在发现和宣扬流坑历史文化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体现了流坑村民众对这位教授出身的副部级官员的感恩之情。
1996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以《江西千年古村流坑，中国古代文明缩影》为题，加以独家报道，这在当时全国罕有村落研究的情况下，引起了巨大反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阅读此文后，做出批示：“此事如实，应责成江西省文物局尽快制定条例保护起来，并搞规划，给予支持保护。”
为此，1997年2月25日至3月2日，由江西省文化厅组织安排，一支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共11人进入流坑村，对古建筑遗存、家藏文物文献及相关情况等，挨户进行测量、登记和鉴定，一共填写241张登记表，最终形成了详细的评估报告，并附有详细的鉴定清单。确认现存的传统建筑及遗址共260处，其中明代建筑7处，有明代建筑风格的遗址和墓葬共12处；家藏文物318件，其中重要文物24件，另外还开列了保护项目35处。
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考察鉴定，流坑村特有的两项历史文化价值被揭示出来。
其一，发现一批有清代顺、康、雍诸朝确切纪年的民居建筑，其具有浓郁的明代建筑遗风，由此提示建筑学界应当注意明清之际的政体变易，并未立即导致两种不同风格的民居建筑出现。明代的民间建筑理念、大木的匠作技艺等在清前期依然多有延续和保留；而在流坑村的民居建筑中同样可以看到：至乾隆朝以后，其建筑风格才有明显变化，出现江西“清代建筑”的一些特征，譬如民居建筑的规模扩大，明显突破了明代的制度规定；主要承重的柱、梁用材直径变小，建筑更为纤细美观，表现出中国民居建筑力学的一种进步；装修更为奢华繁缛，木雕细部日益精美而构件出现拼装化等。因而流坑村一批民居建筑具有区分明清建筑风格演变历程的“标准器”意义，尤其在防止滥划“明代建筑”方面，可以提供比对和研究的实例。不无遗憾的是，这一价值往往被人忽视甚至曲解，而导致对流坑村现存传统建筑的修造年代向前“拉长”的不当做法出现。
其二，当时在流坑村中竟然可以找到从明万历十年（1582）直至1948年修成的20种董氏谱牒，真是令人吃惊，叹为观止！故而评估报告对此特别给予了重视和肯定，指出：“一个村庄中族谱如此之多，为我省目前所仅见。”另外，1997年5月出版的《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一书，历史文献的辑录工作由笔者承担，当时总共过目和著录的流坑董氏谱牒为24种，比专家组在流坑村鉴定时所见又增加了4种。因为笔者当时就负责历史文献的登记和鉴定，所以对此印象极深，也极为庆幸在全面考察江西各县市之前，偶遇了一把衡量村庄历史文献的“标准尺”。至今笔者已走遍江西全部县市并考察了数百个村镇，尚未见有一处村落所存谱牒数量超过流坑董氏，足见当时这一价值判断的精准和指导意义。
1997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接见抚州地委书记及抚州行署副专员等人，听取关于流坑文化和古民居建筑群保护情况的汇报。此后，前往流坑村的专家学者、记者络绎不绝，以工作视察身份前来的省、厅级官员也越来越多。关于这一历程最详细的即时反映，当属1997年3月18日开始编印的《流坑文化工作简报》。该简报开始的编印单位为“乐安县流坑古文化保护利用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从1998年4月当年第一期开始，又改名为《流坑古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简报》，编印单位加入了“抚州地区文化局”，发行密集时往往半个月就有一期问世，非常细致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流坑村是如何的惹人眼球和热闹非凡。如1997年6月一期宣布：“由中国社科院组织的‘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流坑古村作为我省首选对象被选中。”8月初，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专程考察流坑村，并题写“千古第一村”。同月，江西省政府将流坑村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中21处古建筑被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同年9月15日编印的简报第8期，专有一条报道题为《慕名前来流坑参观考察的各级领导络绎不绝》。1998年5月，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偕夫人考察流坑；6月，上海招商局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前来考察；7月，《中国文物报》开辟流坑专版，宣传流坑古文化。同时获悉《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第一版3000册已经销售一空，再版本将于9月发行。国庆前夕，江西画报社制作的大型摄影画册《千古流坑》出版发行。11月，流坑方面宣布：“日本首批政界人士涉足流坑。”1999年5月编印的简报发布专题公告《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文物界、文艺界一批重要人士考察流坑》。与此同时，流坑人获知“湖北麻城董氏源于乐安流坑”，并盼来前国家主席董必武的后人到流坑村认祖。据其谱载，湖北红安县（原黄安县）董氏是乐安董氏外迁的重要一支，过程是：流坑董氏十七世孙董奉高为湖北麻城县董氏的开基祖，麻城六世孙董极迁往黄安县。据此推算，董极十四世孙董必武（谱名贤琮）为流坑董氏三十六世孙。因此，至今在流坑村龙湖以西的“秘阁校书祠”中，存有董必武事迹图文展。2014年11月29日，六修《流坑董氏合公族谱》举行盛大的颁发庆典，董必武的子女均参加并为新修族谱题词。
1998年，清华大学建筑专业师生由陈志华教授带领，进入流坑村进行现存传统民居的实测，并制定保护规划。当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制定的《乐安县流坑村古村落保护规划》在南昌举行评审会，与会者人数众多。以此实测和规划为基础，方有以下二书的先后问世，即李秋香、陈志华著《流坑村：中国乡土建筑》（乡村建筑艺术摄影，重庆出版社，2000）；李秋香、陈志华著《流坑村：中国古村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001年6月，流坑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1月，流坑村未经过“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初评而直接被评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不仅成为江西唯一的国字号“历史文化名村”，而且成为全国12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名村之一。以下即为其他11个村落的名目及其耀眼之处：浙江武义县俞源乡俞源村，号称“中国唯一的太极星象村”；浙江武义县武阳镇郭洞村，号称“江南第一风水村”；山西临县碛口镇西湾村，碛口陈氏商人200多年兴建而成的城堡式明清古建筑群；安徽黟县西递镇西递村、宏村镇宏村，均于1999年12月同时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福建南靖县书洋镇田螺坑村，是以土楼群著称的传统村落；广东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旗头村，是以古建筑群著称的大村落；广东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原系明代为抗倭而设立的大鹏守御千户所城，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海防卫所旧址；北京门头沟区斋堂镇爨底下村，全村有清后期至民国建成的四合院、三合院74座，房屋689间，依山而建，高低错落，内有弧形大墙分开，外有弓形墙围绕，便于防洪、防匪；陕西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始建于元代，村中有120多座四合院和11座祠堂、25个哨楼，以及庙宇、戏台、文星阁、看家楼、泌阳堡、节孝碑等；湖南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英村，为明代洪武年间江西风水先生张谷英择地而始建，并以之命名，据称有1700多座明清建筑，规模大，建筑精美。
经过比较，可知江西流坑村必须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知名度才可以一举胜出。还有一个现象颇有意思：一些外地的历史文化名村在进行宣传时，往往会加上一句在哪些方面“超过了流坑村”之类的话。这更反证了流坑村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具有的知名度已令任何人都不得不正视之。拿过来做比较，或可因此增加他者的分量，但在客观上对流坑村也起到了一种宣传作用。流坑村的“被发现”，也成为江西厚重的宋明文化遗产被重新认识和宣传的典范和导线。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江西一些有历史文化遗存的村镇先后见报，一批文化工作者留下相关的报道和珍贵照片，国内的传统民居建筑专家们也前来考察。江西乡土社会经济欠发达，传统文化资源则颇为丰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既无经济实力去拆旧建新，在文化价值层面又遭漠视甚至刻意打压，因此而积蓄了潜在的张力。一旦获得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并对其历史文化资源给予价值认同和肯定，一批传统村镇就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喷薄而出。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这些地方的民众唯存的文化力量和与外部世界对话的资本了，他们不仅珍视之，而且期望其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进入21世纪以来，江西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以及近年的“中国传统村落”申报评选，其热情空前的积极。历史文化村镇资源的不断被发现，真正的底蕴和动力即在于此。
二 对历史名镇名村考察研究的启示
全国范围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考察评选工作，始于2002年，此后基本两年评选一批，予以公布并挂牌。由是群星并出，名村名镇之“热”从国家层面一直下沉到省甚至市、县。20世纪末期那种传统村镇资源被“意外发现”，以致万众瞩目、聚焦一点的局面再难重现。也正因此，在特殊的外部环境下各个部门一哄而上，锦上添花式地给予优待和扶持，使之一时抢眼夺目，迅速升温而形成的“流坑效应”也再难持续和仿效。甚至在江西民众中，流坑村的知名度也逐年下降。另外还可以看到，流坑村后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在其急速成名的过程中就已形成并潜藏下来了。譬如：管理层和村民初期的高度兴奋、认同与热情，如何催生村落内部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十分复杂的宗族房派关系如何被正面利用起来，形成一种相对村级行政管理缺陷而必需的补充或制衡？在各项维修和保护经费不断增加，数量渐趋巨大的情况下，如何防止贪腐现象的产生？等等。做此回顾不难看出，流坑村这种个案式的“发现”和“隆重推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需求下可以理解并且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随后的逐渐冷却甚至溢出一些负面名声，也就在所难免了，值得今人深思和探讨。但是，这些问题都无损于这个历史文化名村自身所具有的稀世价值。流坑村及其“被发现”的历程，折射了几个时代的内容，它的浮出是必然的、无可替代的，因而也是不朽的。
笔者作为流坑村历史文化内涵考察、研究以及保护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今日回首亦是收获良多，不胜感慨。如果将其置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以及“中国传统村落”考察评选这一长过程中看，笔者体会到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四点。
其一，真正要做好一个历史文化村镇的内涵解读，需要长时间的关注、研究和各种投入。流坑村的考察和系列研究持续了十几年，而1997年十余名各个专业的专家大规模考察鉴定的结果，不仅被随后出版的《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所采用，也进一步夯实了日后管理部门多项申报的资料基础，明显提升了流坑村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这次大规模考察而结识并在日后继续为此贡献知识和心智的一些专家，成为2002年以后江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考察评选活动的基本专家队伍，一直工作至今。他们在流坑村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感悟等，深深影响了日后他们对这项工作的投入态度和分析理路，因为不仅“流坑历练”是无可替代的，投入的感情是真挚的，而且相关研究工作的总时长至今也难有人超越。自2013年以来，江西省委宣传部和省社联以专项课题的形式，组织一批中青年人文学者介入50个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撰写和“村史馆”建设，立意超前，且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和精力，实属不易。但是一般都只有半年左右的操作时间，这对一个乡村聚落的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梳理，及其丰富而又逐渐远去的社会生活内容的考察而言，还远远不够。也正因此，这批参与者都有一种感受或说遗憾，就是希望自己介入的那个村能够最终形成一本《千古一村》——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可写的角度来说，这种希冀并非空想，但是确实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各种资料的挖取，以及不断地考察、体会、研究。更何况还有一点毋庸讳言：能够根据文献资料做研究的人，未必能做好一个活态的、依然有一大批人生存其中的村落的研究。因为对后者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调查手段等，都和只在书斋里进行智力生产和案头工作的方式多有不同，需要更多的学科交融和方法借鉴。更何况还要研究者有必不可少的情感投入，以及研究者究竟是“平视”还是“俯视”其研究对象的不断思考和相应调整等，这就更加需要研究者认真的体验和感悟了。
其二，流坑村与乌江的关系明显揭示了江西小盆地结构中的家族聚落与某条河流的密切关系。所谓江西“小盆地结构”，是笔者多年来对江西地理环境与历史上的聚落开发、生产及人群活动加以实地考察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解释模式，在此不予展开。这一模式的要点之一，就是说明在江西，越是面积大的盆地，海拔越低，越有更多的大聚落；而越低的地方，又是众水汇聚之处，就有较大的河流。如果还原为一个历史过程，就是越早在江西落地开基的家族，越是在海拔低的河边建村，因为这样对其田地灌溉、生活用水、外出乘船出行都更方便。而且流经村落的一段，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聚落的“内河”，这些聚落借此控扼河流，把持运输。流坑村自三官殿以下的乌江河段，凡有竹木、鱼虾等资源顺流而下进入时，外村外姓人一概不得捕捞，就是显例。而其明清时期的竹筏木排外运，就更与乌江有密切关系了，几乎成为流坑董氏持续发展和致富的生命线。在近十余年研究中，笔者发现江西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名村都具有这种特征，甚至在一些河水已经断流、河床难以寻找之处，都可以凭此经验还原这些河边聚落的历史。只要考察研究者愿意花气力去实地观察，去问做过挑夫或排工的老者，去询问民国时期的村口和现在的村口是否在同一个方向，或多问一句为什么过去村里会有个万寿宫，等等，就可以把一些传统乡村的基本生活常识转化为学者研究的线索或问题。将这些放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环境条件下去理解，并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这样才可能还原当地民众的真实生活历程。
其三，流坑董氏作为在较大盆地中发展起来的大家族，与周边较小盆地的其他族群的关系错综复杂，甚至由此形成从明清地方冲突直到近代革命发生的基本的结构性的关系，影响至深。流坑村万历十年族谱的族规，严禁董氏族人纳娶周边“小姓”之女为“妾”，违者即要“黜族”，其实就是严格区分作为“主”的董姓族人和租种其山、田的“佃仆”“火佃”等近似“贱民”身份的人群。在这种族群关系和地方权力格局中，家族内的阶级对立隐晦难寻，而族群之间的界限和矛盾随处可见。笔者在近十余年的考察中发现，凡是江西大盆地中的历史文化名村几乎都具有这种特征；而凡是具有这种特征的村落，几乎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遭受过打击并程度不同地有一个“冷冻”过程。如果仔细分析其后来成为历史文化名村的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致因，不难从中发现近百年来中国基层社会的运作和变迁的诸多要素。每当走入这样一些分布在不同地域、操持不同方言的历史文化名村，都会让人隐约感受到流坑村的气息和影子而心生感叹，更会让人不断思索这些村庄在折射中国社会百年变迁方面具有的重要时代价值。
其四，对于江西各地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和解释，一定要客观，要有与外部大世界的对比并且慎言，防止“文化”的泛化和无节制的拔高。众所周知，历史文化名村的外部特征和夺人眼球之处，就是保留了一片好看的传统建筑，包括祠堂、神庙、民宅以及周边相应的一批文化景观等。所以对其“好看”的原因就必须解释而无法回避。从流坑村的实例看，真正可以确定为官宦宅第的数量并不多，而门悬“儒林第”“司马第”牌匾的房主，几乎全是清代经商致富后的捐官者，其实是商业资本和利润在乡村的一种表现方式。类似的情况在历史文化名村中屡见不鲜。对此应该给予高度关注，而往往语焉不详的是村中族众的社会流动问题：他们去了什么地方？做的是什么营生？靠着什么发了财？何时回到家乡盖了房，甚至捐建了祠堂和神庙？怎样捐的功名？等等。其实只要用心读其家谱，尤其细读那些有传记之人的所作所为，对此都不难理解。如果再细读族谱传记，还可能懂得另外一番道理：科举出身真正在外为官为宦者，其家乡的住宅未必是最张扬、最豪华的。这就牵涉到如何理解传统时期官宦人物在家乡的行为举止和为人处世的问题了。现在各地普遍出现的问题，是将一些“豪宅”的房主都视为官宦，甚至和当代的官员实职和级别相对应，这就可能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了。还有一个普遍现象与此相关且已造成了诸多混乱和困扰，就是很多村落或家族都宣称历史上产生过数十甚至上百个进士，而唯一的依据是其族谱（其中不乏对旧谱传记的误读）。细读清代地方志对地方“选举”的记录，可知前人对此可能早有一番甄别。如果以之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资料相对照，往往发现一批被算为该村进士的其实只是同修谱牒的关系，他们的科考籍贯已在数百上千公里外的邻省了，确切地说已经是另外一批人的生活历程和故事了，不可重复计算，否则就与明清科举考试的实况以及整个官僚队伍的体量大小和构成相去甚远了。江西乡民有以科举众多为荣的习惯心态，往往讳言祖上实为捐官之史事，加之一些旧谱传记也是套话连篇，对于经商活动多用隐喻之语，很少有实际内容，更让今人不易把握甚至产生误读。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尽量收集和阅读近代族谱的传记。因为晚清以来，乡村的文化人开始接受外来的文化和观念，逐渐有了声、光、电和植物、动物、生产技术这些知识概念，就会或多或少把这些内容反映到家谱中；进入民国以后，因为有了“民生”主义和新的“经济”观念，所以就会大大方方详细记载族里的商人做什么生意，公司或铺面叫什么名字，规模有多大，对家乡做了哪些贡献等。以此为线索，再与其清代祖先的活动相联系，找异同，往往可以挖掘出清代谱牒语焉不详或不同的新内容来。
[1]本研究得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AOE/H—01/08）的资助，于此致谢。
[2]梁洪生，江西师范大学南方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3]由国家住建部、国家文物局主管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考察评选，开始于2002年，至2014年已经评选了六批共528个。2016年，国家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又下发了组织申报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通知；同时由国家住建部、文化部等多个部委主持推动的“中国传统村落”的考察评选始于2012年，至2014年已经评选了3批，全国共计2555个。在这两个系列的考察评选中，江西的入选数均居前列。其过程和细节，可参见拙文《江西的历史文化名镇（村）的考察评选历程及其成效》，《江西师大学报》2014年第4期；《“中国传统村落”的评选与保护及江西现态初步考察》，《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
[4]载《天光云影——周銮书文集·江西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5]邵鸿的相关著作：《竹木贸易与明清赣中山区土著宗族社会之变迁——乐安县流坑村的个案研究》，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黄志繁、黄郁成、邵鸿等《农村旅游开发的“输入型”模式——以流坑村为例》，《老区建设》2003年第8期。梁洪生的相关著作：《家族组织的整合与乡绅——乐安流坑村“彰义堂”祭祀的历史考察》，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乐安流坑村何杨神崇拜考述》，《南昌大学学报》赣文化专号，1996年8月；《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台北，《新史学》第8卷第1期，1997年3月；《中国传统村落的房派关系与祠堂、街巷对应的研究——以乐安流坑村为例》，《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出版社，1999；“Motivation for，and Consequences of，Village and Lineage （Xiangzu） Development by Jiangxi Scholars of WangYangming School，The Case of Liukeng，”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2001）：61-95；《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历史与文化研究》，2013年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13CS12）。邵鸿、梁洪生参撰周銮书主编的《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