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活水：田汝康与中国历史人类学

刘　平^[1]

历史人类学原本是法国年鉴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分支，在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产生，一般人往往认为是一批受到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华德英（Barbara E.Ward）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影响的海外学者，如科大卫、萧凤霞等，因为研究“华南”的缘故，而嫁接至本土的，如果从2001年中山大学组建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算起，在中国不过十多年的时间。实际上，不说萧凤霞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在华南做田野调查并传播历史人类学的理念，即便是在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那里，他们已经在践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了（他们不仅受到人类学之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其中，复旦大学历史系已故田汝康教授最值得称道。

田汝康教授（1916—2006）是一位正在被中国学界逐渐发现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学家与历史学家。所谓“正在”，是因为田先生擅长英文写作，过去很少有人发现其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所谓“逐渐”，乃因以往人们对田先生学术研究的认识，远远不够，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至于那些个所谓“家”的头衔，可以理解为田先生对于当今颇为热门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与“新文化史”之“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民族志+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学术学科前沿早已了然于胸，并在运用中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下面先从我翻译的田先生的一本英文著作说起。

田先生所著的《男性阴影与女性贞节——明清时期伦理观的比较研究》（Male Anxiety and Female Chastity：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thical Values in Ming-Ch'ing Times，E.J.Brill，1988），就是这样一本“正在逐渐被发现”的著作。这本书是田先生在改革开放后相对宽松的时期在康奈尔大学等地以英文写作完成的，海外影响极大，而国内知之者甚少。一般引用者往往译为《男人的忧虑与女人的贞洁》，或《男性的忧愤与女性的贞节》；在介绍其内容时，往往语焉不详，望文生义。我在接手翻译该书时，一开始并没有对书名产生疑问，只是存在一种“搞不懂”的感觉——知道该书主要讲述明清妇女殉节自杀与守寡等问题，但男人有何“忧虑”“忧愤”呢？随着翻译的深入，在进入田先生的文本分析语境之中时，就不难看出，作者的心理学教育背景（1935—1937年，他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抗战全面爆发后学业中断，回滇当中学老师一年，旋转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使之在刻画“失意文人”内心深处的“魔鬼”、“节妇烈女”背负的魔咒之时，真是力透纸背，一般治明清史者何尝用过这一套路！

正是因为作为翻译者的我在一开始无法理解田先生书名的完整含义，我想，一般读者更容易坠入云里雾里，所以在完成译稿之后，我征询主持《田汝康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事宜者傅德华教授的建议，欲将书名意译为《男权阴影与节妇烈女——明清时期伦理观的比较研究》，并得到同意。2017年上半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书的单行本，希望我将所有引文资料还原，逐字校订全书，同时还希望使用他人曾经使用过的书名，即《男人的忧虑与女人的贞洁》。资料还原是在暑假前完成的，逐字校订是暑假在美国夏洛特时完成的，这两项工作的量很大，更坚定了我不同意使用编辑建议的书名。作为通融，将主标题定为《男性阴影与女性贞节》。

“男性阴影”或“男权阴影”，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主观方面——因为在各级科举考试中遭遇多次失败（每一级的科考成功者也是一路曲折走来），一个充满挫折与焦虑的文人阶层在明清社会广泛存在，其内心充满“阴影”（焦虑）；二是客观方面，明清时期节妇烈女的大量出现，是理学—男权的必然产物，充满“阴影”的男性为了转嫁其挫折屈辱，利用其男权对女性施加“阴影”。作者通过其早年接受的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知识，尤其是一种“道德替代的心理机制”对诸多妇女殉节、守寡、溺婴等案例条分缕析，刻画入微，读译品味，令人不忍释手。我也由此产生了进一步探究田先生学术理路的兴趣。

田先生在抗战时期即作为“魁阁”成员、费孝通的助手，在云南开展人类学研究；^[2]1948年，田先生获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沙捞越做田野调查；^[3]20世纪60年代初，复旦大学耿淡如先生主编《外国史学史》^[4]，田先生负责编译西方史学流派的资料，由此，他在人类学之外，对于西方史学路径有了进一步了解；1979—1992年，田先生先后在剑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京都大学、莱顿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与加州大学等名校做访问。这些背景表明，田先生是中国少有的最先接触西方人类学、历史学理论与方法流变并加以融会贯通的学者，这也奠定了他的中国历史人类学先驱的地位。

目前，中国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关注跨学科研究与田野调查。关于跨学科研究，空谈者多而实践者少；至于田野调查，躬行者众而提升者稀，由此带来一种“顽疾”，即“碎片化”问题。反观田先生的研究，从云南时期所著的《芒市边民的摆》（“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志”等），东南亚时期所著的《沙捞越华人社会结构研究》（The Chinese of Sarawak：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沙捞越华人早期历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arawak，与华德英合著，“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志”等），直到改革开放后在海外所著的《男性阴影与女性贞节》（“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无不散发出跨学科研究与田野调查融通的圆润之光。相比之下，他的学弟弗里德曼、学妹华德英等起步较晚、研究范围比较单一——田先生在复旦大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因为其早期所著的《中国帆船贸易的兴起与衰落》《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等论著而以一位“东南亚史专家”闻名的。

由此，当我们在追溯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渊源时，只是着墨于几位“洋人”学者，而忘记了有着同样学术背景、成就更为卓著的华人“师兄”田汝康。这既有失偏颇，又情有可原。所谓有失偏颇，是因为信息阻隔，而不知这一学术群体的庐山真面目，从而忽略了历史人类学进入中国的真正路径；所谓情有可原，是因为，1950—1970年是东西方隔绝的“冷战”时期，西方人要了解中国人，唯有以港台与东南亚华人社会作为平台，弗里德曼、华德英等得以施展其身手，而此时已经回到祖国怀抱的田先生则正在遭受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难以逃避的苦难。费孝通及其社会学都在扫除之列，历史人类学也就只能蛰伏于严冬之中了。等到改革开放，田先生“红杏出墙”“墙内开花墙外香”，而科大卫、萧凤霞等人来华“嫁接新枝”，居然蔚然成风。

田先生已经魂归彩云之南，我因为翻译田先生著作的缘故，得以略窥门径，欣赏源头活水，吟诵“归去来兮”——田先生开辟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之功应不至于湮灭无闻。

[1]刘平，复旦大学。

[2]抗战时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协作的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从昆明迁往呈贡县城魁星阁，胜利后搬回云大本部。参加“魁阁”研究的有费孝通、许烺光、瞿同祖、林耀华等。

[3]同年，其学弟弗里德曼获得硕士学位，同样接受英国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委派，前往星马一带做田野调查，并于1956年获博士学位；学妹华德英则是1949年获硕士学位，次年前往香港，在香港与东南亚地区做田野调查。

[4]该书编成后，因时局影响与人事变故，直至1982年才得以出版，参见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