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在行进
梁景和[1]
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有相似之处，有一定的交叉性，也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大陆学者对西方新文化史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认识和研讨。[2]但进一步探讨西方新文化史以及西方新文化史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关系等问题是史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需要专门细致的研讨。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文化史即为与西方新文化史有一定关联的史学研究领域，[3]而狭义的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大陆本土萌生的并以社会文化史为旗号的史学研究领域。本文讨论的问题主要以狭义的社会文化史为主，但很多时候还是要涉及广义的社会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在行进的主题，既要回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历程，同时也或多或少要窥测一下它的未来走向，而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团队重镇、理论方法、领域维度、史料文风等。
一 关于团队重镇
团队是指具有共同研究取向的集体，而重镇是指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具体单位或机构。团体与重镇往往又是重合的。从广义的社会文化史视阈看，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史的主要团队和重镇大致有如下研究单位或机构。[4]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以社会通史为特色，编辑学术年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不但探索社会文化史的理论问题，而且在宗族史、医疗史、性别史等领域多有建树。南京大学历史系专注于历史与记忆、概念史、城市空间、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复旦大学历史系重点探索西方新文化史、社会性别史、知识史及卫生身体史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性别史、戏剧史、城市文化史、知识分子史等诸多方面。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在社会文化史的某些具体研究领域如评弹史、慰安妇史、妓女史、会党等民间社会史方面多有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的大型“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丛书”，对上海社会文化史进行了多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厦门大学历史系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以及华南与闽台社会文化史方面都有积极的探索。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编辑学术集刊《历史人类学学刊》，在历史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史方面多有建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多年来积极从事社会文化的商会史与社会风俗史的探索。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些年也在致力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微观研究。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部分研究者一直关注并探讨国内新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发展现状与趋向。北京大学历史系在研讨西方新文化史和明清以来的民间文化史与民俗学史的基础上，也对社会文化史有独特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倡导新史学，并刊行《新史学》学刊，追求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和扩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多年来致力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组织系列学术会议、出版系列研究成果、选择系列学术课题、开展系列学术讲座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祥地，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成为国内大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排头兵。
社会科学，包括史学在内，有个体作业和团队作业两种方式。从司马迁撰《史记》到各朝各代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多历史学家独自撰写过传世的史学巨著，这种个体作业的方式还会继续持续下去。团队作业成为近世以来完成重大学术项目的一种工作方式，从《清史稿》到当今的“大清史”均为团队作业的一种学术生产方式。从当今学术发展的要求看，几个人和十几人甚或更多人员的团队作业将会越来越适合学术发展的新趋势，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也要适应这种新形势。以上谈到的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镇，有些就在进行团队作业，这是形成自己学术特色的一种手段。一个团队重点围绕着某个或某几个领域，进行长时间的探索研究，有了这样的研究基础，再进行综合研究，就可以完成系统性的学术成果，真正为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做出贡献，这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目的。社会文化史没有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思想史等诸多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学术影响力和优势地位，它需要各个重镇通过团队作业，在某个或某几个领域进行长期集中的探索和攻坚，才能渐次产生被学界逐渐认同的学术成果和学术价值。
二 关于理论方法
理论一般指对某类知识或问题的有系统的结论，而方法是指研究问题的方式、门路和程序等。理论和方法是不同的概念，但也有交叉部分。本文将理论方法综合为一个问题从特定的层面上进行讨论，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中国大陆本土社会文化史的萌生可以确定为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5]一文的发表。此后一直有学者努力探索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也有学者对这些理论方法的探索进行过学术史的综述。[6]刘志琴、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罗检秋、常建华以及青年学者吕文浩、黄东、余华林、张俊峰、韩晓莉、董怀良、王栋亮、李慧波、李志毓等都论述过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7]刘志琴强调社会文化史要研究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诠释世俗理性的概念，[8]特别主张要从本土资源进行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建树，认为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并把它提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9]余华林在此基础上提出“礼、俗、法”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问题。[10]李长莉借助文化学的理论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概念问题，[11]展望了未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会出现的三个趋势；[12]她还认为未来将会引起关注的“关键论题”有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等，并指出这几个“关键论题”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做出贡献的生长点。[13]梁景和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概念以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的关系问题，[14]探讨了社会生活的理论范畴，[15]对“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生活与观念”“一元与多元”“真实与建构”五对概念进行了辨析，[16]从理论方法方面特别提出要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17]左玉河强调要探讨和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18]罗检秋认为社会文化史论题不仅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19]常建华则明确指出，要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20]国内青年学者也逐渐展开了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探讨。黄东认为重视现代性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立场，是当下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大本和大源。[21]韩晓莉认为，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同样关注文化的文化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史有着更多共通之处，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22]董怀良提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的‘下移’，不仅在于丰富和增加历史知识的内容，弥补传统史学的‘饥饿’，而且在于对传统价值认同、思想倾向的改造，促进一种人本的、整体的研究思维的养成”[23]。王栋亮认为，社会文化史是针对传统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的反思而兴起的，从而使社会史与文化史有机融合为一体，构成了史学研究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视角。[24]李慧波则指出，社会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体现，是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社会生活又是研究社会文化的一个切入点。[25]李志毓认为社会文化史给史学带来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为历史学参与反思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帮助。[26]张俊峰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是“社会史大旗下的一个分支而非与社会史分庭抗礼的所谓‘新史学’”[27]。吕文浩认为“本土社会文化史学者吸收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完善自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促进了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28]。以上大致反映了中国大陆学者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探讨的基本状况。这些探索具有本土性特征，某些方面与西方新文化史又有交叉之处。
以上理论探索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一，确定了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明确的学术、学科概念，学者从多视角和多层面论述了这一概念，并被学界逐渐理解和认同；其二，从本土资源的角度提出“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特色”的理论；其三，提倡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当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果有了明显的新进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但在上述理论指导下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却成为人们的一种期待，希望看到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需要反省的是，以往有一部分理论探索具有概括性、宏观性，同时也显现出一种模糊性，这是时代条件和研究所处的初起阶段决定的，进一步的探索应当在以往坚实的基础上转向理论方法研究的具体性、微观性和明确性的方向上来。
在这样的一种理念下，未来社会文化史在理论方法的探索方面，有很多发展的趋向。笔者的建议是：要注重一个关键词、一组概念、一种理论。一个关键词是“感受”；一组概念是“封闭”与“开放”；一种理论是“人的精神进化”理论。
“感受”是指外界刺激使人受到的一种影响。大致说来主要包括两种影响，一种是身体的影响，一种是心灵的影响。身体的影响主要指冷热、痛痒、轻松、舒适、疲劳、乏力等。心灵的影响主要指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灰心丧气、心悦诚服、忐忑不安、喜出望外、心惊胆战、心花怒放等。身体与心灵之间有时又是紧密相连的。为何会有这样那样无限复杂丰富的身体感受和心灵感受，这又是无限的因素决定的，这就可以引发出无限的问题供社会文化史进行研究。若对“感受史”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有望使其成为未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闭”与“开放”是契合中国社会历史特征的一对重要概念，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契合中国社会历史特征的一对重要概念。对于这一组概念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对于打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宽广视阈将会产生重大的指导意义。
“人的精神进化”理论是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关注的，后来在出版的专著中有这样的阐述：“纵观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的自身觉悟，即精神进化或精神解放反映在三个层次上。第一，人类相对摆脱自然（神）的束缚，看重和强调人类本身的价值，确立人类的优越和中心地位，而获得人类整体的相对自由；第二，个人相对摆脱传统人伦文化的束缚，看重和强调个体价值，确立个体的人身地位，从而获得个体间的相对平等和自由；第三，个人相对摆脱自身束缚，注重个体异化，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使自身的灵与肉相对分离，个体获得精神异化的相对自由。”[29]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主要处于人类精神进化的第一个层次上，而第二个层次在中国近代社会以来才开始了它的发展进化过程，这个过程至今还在进行当中，未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与第二层次上的人类精神进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本质关联，运用这个理论视角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
三 关于领域维度
领域是指历史研究的范围、种类和内容，而维度是指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以及时间、空间的多种向度。两者有分离之处也有交叉和重合。要厘清两者的概念，需要专门的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中国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等研究的领域，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均可谓蔚为大观，极为丰富多彩。研究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十大类别，包括人群研究、家庭婚姻研究、衣食住行研究、休闲娱乐研究、日常用品研究、表象情感研究、卫生医疗身体研究、信仰习俗研究、时空物质研究、文明野蛮研究等。以上所举，是已经有了研究成果的相关内容，此外还有更广泛的领域等待开发，可见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是多么的广博和丰富。如果仅就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主要知识架构体系而言，研究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休闲娱乐、流行时尚、装饰美容、强身健体、休养生息、医疗救治、心理卫生、生老病死、福利保障、民俗风情、节日旅游、日常消费、宗教信仰、迷信祭祀、求职就业”[30]等诸多领域中进行。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学术综述文章可作参考。[31]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可参见李长莉等人的几篇研究综述论文。[32]
从时间的维度看，中国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33]中国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进入近代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入现代史，从改革开放开始进入当代史。[34]古代史和近代史已属于尘埃落定的历史，对于这两个阶段历史的研究，可以在具体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去进一步深入思考历史发展的脉络、变迁、特征、走向等有关历史的宏观问题和本质问题，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同样具有这样思考和研究的空间和条件。而对于现当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虽然历史还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对其脉络和特征的把握还有一定的难度，但对这一阶段的历史研究也有其优势，即研究者正身临其境于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对历史本身有切身的感受，这是历史研究难得的一面。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时间越久远还原历史原貌的难度就越大，对历史的敏感性就越差。但对于现当代史研究而言，切身的直接感受有益于还原历史的真实和原貌，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当代史的研究，比较容易达到求真的目标”[35]。同时，对现当代史具体细微的研究，也可为未来宏观探讨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线索提供可资参照的研究基础。
从学科的维度看，社会文化史与当代学以及未来学融合，能发挥社会文化史的另外一种特殊功能。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要揭示历史原本和真实的面貌，这一功能作为历史学的基本立场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社会文化史与当代学融合，是指与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当代学的交融。这种交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我所用，为社会文化史所借镜；二是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社会文化史某些方面的珍贵史料。所以社会文化史与这些当代学的融合有益于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益于当代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社会文化史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不同，社会文化史从事研究的条件显然要充分得多，单就资料而言，就要比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等宽泛丰富得多，不像其强调如何解密档案的问题。社会文化史同时也可以与未来学融合。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未来，“要求史学工作者不仅能给社会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只充当一个参谋；史学家还应同未来学家合作，给未来学输入史学的根据；史学家应当成为高水平的园艺工程师，通过嫁接发明新品种，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取舍和综合，为人类提供未来社会具体领域的参考模型。这同未来学家不同，未来学家可从全社会的总体进行预测，史学家则在具体领域提供参考模型”[36]。社会文化史也可为未来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提供参考模型。有的学者也表示了类似的愿望，“史家写作历史，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回顾过去，以便更好地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37]。表明历史学对人类未来社会能够产生一种功效，包括预测的功效和设计的功效。
学界有一种风气，愿意跟从权威的思路、方法、视域研究问题，这有它积极、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一面。不过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凭借个体的主见和经验去发掘问题也很重要。根据上文的论述，社会文化史要关注的领域极其丰富，我们可以关注更为广泛的诸如历史上悲欢离合的生活实况、开放意识下的开放生活以及具体到当今民众的旅游生活、养生生活、性伦生活、礼仪生活、居住生活、饮食生活、诚信生活等，这无疑都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一研究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会给予多方面的正向启迪。
四 关于史料文风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材料，而文风是指撰写历史文章的文字风格。
社会文化史的史料极为丰富，不但有传统意义上的史料，如古籍、档案、官书、法规、报纸、杂志、方志、年鉴、文集、笔记、日记、书信、年谱、游记、回忆录、传记、族谱、口述、著作、论文、调查报告等；而且还有反映另一种真实的新史料，如小说、诗歌、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图片、影像、小品、图表、网络信息等；甚至包括反映历史百态的民谣、笑话、顺口溜等。总之，无论是文字的、音像的还是网络的、图片的资料都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甚至虚假文字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史料之一。史学研究是需要辨伪的，这是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为了求真，需要剔除虚假的史料，这样我们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然而还有一种存在的历史也需要研究，比如，虚假的史料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虚假史料，这样的虚假史料产生过什么作用，造成过什么影响，这本身也是历史的存在，也可以去研究探索某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另一个问题上的虚假史料，在这里又成了真实的有价值的史料了。比如“大跃进”时代，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竟能报道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的虚假新闻。这种虚假史料其实也反映了一种真历史，需要社会文化史去研究。这种“皇帝的新衣”式的问题能上党报，反映了当时各级干部怎样的心理状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在中国有传播的渠道和市场，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环境，对今天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的讨好上级、好大喜功、不敢实事求是、假话大话满天飞的工作作风又有哪些值得警惕和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这些都需要史学工作者去认真地探讨。
社会文化史同样注重文风问题。其一，讲求叙述的逻辑性，先有铺垫，进而展开，再下结论。文章的叙述应一环扣一环，层层深入，紧抓读者的思维思路，最后把问题叙述完整。其二，讲求叙述的通俗性，文章使用的语言要朴实明畅，不要晦涩呆板，让读者易于理解和通达，学术研究和史学求证一定要远离含糊其词的模糊表达。其三，讲求叙述的形象性，有些叙述甚至还要注重其故事性，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但无论是讲逻辑性还是讲通俗性和形象性，我们都是在作史学文章，目的是要讲明历史，而不是进行文学创作。所以我们唯一的凭借是历史资料，而不能空穴来风、凭空设想。虽然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一种想象的方法，但这种想象是有根据的推测和设想，不能任其性情，否则就会背离史学，走入歧途。特别是在注重微观研究和主张社会文化史要讲故事的今天，尤其要注意史料与故事性的紧密结合，要用丰富的多重史料，通过科学的编排和逻辑的想象把它连接成真实的故事，这是我们追求一种新的史学叙述的路径。美国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该书是以研究下层民众以及运用“讲故事”的叙述手法来讲解历史的，受到了学界的好评和赞誉。该书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与其采用的史料与故事性的紧密结合有关。即便如此，该书仍然有些值得质疑之处，即对大量引用的蒲松龄小说的原文的真实性还缺乏必要的说明和论证。伊格尔斯指出：“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而非想象的过去，而这个真实的过去虽则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心灵的媒介才能接触到，但它却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的方法和思路。”[38]历史学注重的是真实，而真实是被发现和感知的，所以历史学遵循的是实证原则，绝不能违背传统史学多重史料求证的基本立场，而模糊随意地进入文学的虚构和想象之中，这是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区别。而文学作品之所以可以作为史料，是因为它在某个层面、视角或维度上有其真实性，这是它具备作为史料资格的基本条件，但文学本身却不能同史学相提并论。
结语
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史，要与政治史紧密结合，这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也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特色。脱离政治视角研讨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生活、中国社会文化史，既是简单和片面的，也是单纯和幼稚的。
研究社会文化史有多种要义，最终应归于探索生活与观念的互动；研究社会文化史有诸多方法，但万法归宗，即凭借真实的史料去研究客观的历史。
[1]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参见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李宏图《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周兵《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史林》2007年第4期；江文君《西方新文化史简析》，《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周兵《新文化史的回顾与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6期；等等。
[3]主要指研究理论、方法、领域、视角、问题意识、叙述风格有某些相似之处。
[4]这里是一般性的例举，不是精准的学术史探索。
[5]署名史薇，《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6]如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梁景和等《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吕文浩《社会文化史：一个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团结报》2014年10月9日，第7版。
[7]参见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梁景和主编《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8]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9]刘志琴：《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0]在第二届“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上的发言，2015年6月6日。
[11]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12]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
[13]李长莉：《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
[14]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
[15]梁景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16]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
[17]梁景和：《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8]左玉河：《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
[19]罗检秋：《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20]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21]黄东：《社会文化史研究须重视转型时代的现代性问题》，转引自梁景和主编《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0—45页。
[22]韩晓莉：《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3]董怀良：《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视角“下移”的思考》，转引自梁景和主编《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9页。
[24]王栋亮：《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再认识》，《新西部》2014年第4期。
[25]李慧波：《关于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概念的思考》，《晋阳学刊》2010年第2期。
[26]李志毓：《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7]张俊峰：《也论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新文化史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史林》2013年第2期。
[28]吕文浩：《本土崛起与借镜域外——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29]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320页。
[30]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1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序言第3页。
[31]诸如左玉河、李文平《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黄延敏《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载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苏全有《近十五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载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杨卫民《新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述略》，《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此外，还有很多值得参考的综述文章，此不赘述。
[32]李长莉、毕苑、李俊领：《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2013》，《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等。
[33]历史时段的划分具有时间性，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历史时段的划分会发生变化。
[34]参见梁景和《幽乔书屋杂记》第1卷（1985—2015），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第77页。
[35]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2页。
[36]梁景和：《史学工作者不可忽视今天与明天》，《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
[37]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第87页。
[38]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