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行逃难

1.告别老宅

作为一个企业主，祖父不太关心政治，但很关心市场。当然，从关心市场的角度，往往又不得不关心政治。他有一个书房，我们小孩子平常不允许进去。但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他改变了态度，允许男孩子们到书房读报。

进去一看，大开眼界。祖父的书房，藏有各种书刊，还摆着一台很大的收音机。收音机当时是稀罕物件，在芜湖很少有人拥有。报纸有芜湖的《皖江日报》，有天津的《大公报》，有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从那以后，每天都有一次家庭时事讨论会。祖父和父亲根据报上所载，收音机所播，以及自己在军政两界听来的消息，展开认真讨论，以对时局做出判断，安排工厂的生产营销，并判断家中妇孺是否应该“跑反”。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形势日益紧张。11月底，芜湖开始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祖父和父亲必须做出重要决策。他们意识到，这次中日战争，肯定不是短期内能够结束的。上海已成交战区，不能像往常那样往上海“跑反”，只能随难民潮西行。父亲主张全家迁徙，但祖父却要求父亲带着妇孺西行，他自己留守芜湖。

一天晚上，父亲领上我们兄弟五人，来到祖父的卧房。祖父和祖母正襟危坐，神情严肃。父亲再次劝说祖父母一起西行，祖父依然拒绝。他还说：“我父亲创下的家业，因我能力有限，有中落趋势。我已对不起祖宗，不能离开祖业，保全自己性命。”他决心和祖母，还有家族里其他愿意留在芜湖的人留守到最后。

父亲很着急，带着我们兄弟，一起跪在祖父母面前，恳请他们一起走。祖父态度坚决，不为所动。我们只好以跪拜大礼，向祖父母告别。

那时，在战火的驱迫下，华东一带西逃的民众越来越多，汇成一股巨大的苦难潮流。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决定分批出发。第一批是两个青年，一个是我曾祖父的小儿子（我们的小叔祖父，我们常叫他“小爷爷”）^[1]，一个是我大哥。他们两个年龄相仿，从小一起长大，父亲决定让他们先走。由矿山的一个矿师带着他们，直接去了他的家乡贵州。父亲自己带第二批走，包括外祖母、母亲、我们姐弟五个，一共八人。

我们这一批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武汉。上船的时候很狼狈。难民很多，我们一行又有老有小，母亲还有身孕，行李又多。靠我们自己，行李是不可能搬上船的。多亏郑师傅，身上背满行李，一次又一次身手矫捷地翻越栏杆，从一楼一直攀到三楼，将全部行李安顿好。我们小孩没有订到房间，被安置在三楼的大餐间开地铺。那是头等舱吃饭的地方，倒也宽敞。

就这样，我们扶老携幼，离开了祖父母，离开了老宅，离开了芜湖，颠沛往西而去。

[1] 章师所云“小叔祖”，当系章兆森。据《荻溪章氏家乘》，章维藩有三子：兆奎、兆彬、兆森。兆森生于1917年，章师长兄开平生于1919年，年龄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