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小学生活
因父亲追求独立的关系，我在1932年随母亲、大哥、姐姐到了武汉。父母把我和姐姐送到胭脂山小学读书，我读一年级，姐姐读二年级。我年龄偏小，个子也偏小，在课余和孩子打架的时候，总是处于下风。我那时觉得自己整天受人欺负，连同桌的女同学都欺负我。两人共一个课桌，她总是“侵占”我的空间，我只有忍让。
武汉的老师很威严，都带着教鞭。教鞭是竹子做的，前端还用铁皮包裹起来。在讲台上一敲，“啪啪”直响，敲山震虎，令人生畏。不但敲桌子，还经常接触肢体。如果是冬天，冷手挨了重鞭，疼痛就要翻倍了。孩子们也有对付的办法，在挨鞭之前，双手用力搓一搓，使手心发热，以降低痛感。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一招，但挨鞭子的记忆仍然深刻。经常打我的老师，是教语文的凤老师。我写大字的时候，总是写出格，并且经常会不小心把墨汁溅在本子上。凤老师恨铁不成钢，我便常常领略“竹笋炒肉”的滋味。
不久，父亲因涉讼入狱，澄清后便带领我们回了芜湖，我转入襄垣小学读书。
襄垣小学是利用孔庙办起来的。明伦堂已不供孔子，成为学校大礼堂，墙上有大幅孙中山画像，不过每逢孔子生日，还是要开展一些祭祀活动。
襄垣小学的艺术氛围比较浓厚，校长张学诗是艺专毕业，教导主任程先生则是学音乐出身，这对陶冶儿童的性灵很有好处。我们学校的总理遗像是张校长亲自画的。程主任很有创造性，曾经将京剧《失空斩》《借东风》《蒋干盗书》改编成一个现代音乐剧，让学生演出。不但在校内演，还对外公演，在芜湖轰动一时。我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演出，个子小，胆子也小。后来也偶尔登过舞台，要么演一个小护士，要么演《河伯娶妇》中的巫婆。之所以会让我演巫婆，还是看中了我的个子小。《河伯娶妇》的最后，巫婆被丢进河里，同学们把我一抬，轻轻松松就扔出去了。因为有各种文艺活动，在襄垣小学上学感觉很愉快，不用整天担心手心被打肿。
每天上学、下学的路上也很愉快。我们家离学校比较远，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家里孩子多，大家一起走，说说笑笑，很热闹。如果遇到大雾天气，祖父会让每个孩子都喝一口酒水，听说可以驱散雾气。那真的是酒水，在开水里加一点点酒而已。学校不供午餐，但我们也不用回家吃午饭，而是有专人送来。给我们送饭的是家里的一个工人。他有点像《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走路飞快，平常家里送急信也靠他。他能做饭，也能烧菜。到了中午，他就挑个担子，一头装着饭，一头装着菜，还有汤。我们家和学校说好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可以在一个教室里吃饭。我们吃完了，“神行太保”就把碗筷带回去。
大概一年之后，张校长因为人事纠纷去职。我父亲很敬重他，请他到家中教我们兄弟姐妹，还有小姑、小叔等一大帮孩子。这样，我们有一段时间又离开了学校，就在自家的洋房子里跟着张先生学习。
我们家的洋房子是一栋单独的两层楼房，有地下室。当年曾祖父办面粉厂的时候，为排除地方守旧势力干扰，加强自我保护，特意在英国注册。这个洋房子，名义上就是为英国工程师而建。它曾经是公司的管理中心，后来废弃了。父亲把张先生请来之后，就让张先生在此居住、教学，安排专人为他做饭，我和三哥开诚奉命每天陪先生进午餐。
张先生在我们家的教学，已经与私塾有很大差别。他用的是新式教材，不再用传统启蒙读物，这是其一。他的教法新颖，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开展复式教学，这是其二。他虽然住在我们家，但周末会回家，和家人一起度过星期天，这是其三。
张先生最欣赏的是开诚，很想让他成为女婿。开诚一表人才，又有活动能力，曾经组织读书会，芜湖城里的很多孩子都参加，活动地点就是我们家的洋房子。我也曾参加他们的读书会，不过只是旁听而已。
开诚很有文思，有一次作文，他突有神来之笔，说：“时间比欧文斯跑得还快。”欧文斯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短跑名将，声誉遍及全球。张先生对开诚的作文非常欣赏，说他摆脱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的套语。我刻意模仿，此后作文，每逢有时间描写，都沿用“比欧文斯跑得还快”的比喻。张先生批评道：“外国有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个则是白痴。”我那时还不满10岁，跟着哥哥姐姐勉强读五年级课程，对这个批评感受颇深，开始知道模仿和抄袭都没出息，应该努力自己创造发明。
不久之后，张先生另有高就，被他的大学母校招去教美术。于是我又和家里别的孩子一道，每天沿着漫长的石板路进城，在襄垣小学读六年级。
这时，平津局势渐趋紧张，大批高校学生南下，或从事抗日救亡，或在南方转学就业，我们小学至少有三位这样的新老师。其中有位冉先生，北师大毕业，教我们语文课，很有水平。我曾经模仿梁实秋的《猫的故事》，写了一篇《马的故事》，冉老师大为欣赏，认为虽属模仿，但并非亦步亦趋，有所创造。他将这篇文章投到《皖江日报》，居然发表了。家里长辈们得知，非常高兴，好像章家出了个小作家似的。
冉老师关心现实，也善于引导孩子们关注现实问题，常以《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给绥远全体将士致敬书》等为题，让我们写作文。在老师的影响下，孩子们也很关注现实问题，爱国救亡的热浪澎湃于课堂内外。
大概是受了母亲和叔祖母“家庭革命”的影响，我曾经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实关怀”，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祖父》的作文。大意是说，我们家本来很和谐，但自从祖父娶了个姨太太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东院西院，显分彼此。冉先生对我的这篇作文也很欣赏，又准备拿到《皖江日报》上发表。大概是我回家向父母夸耀了自己的本事吧，父亲知道了此事。但他这回没有表现出高兴，而是非常紧张，唯恐见报之后，引起祖父震怒，家庭纠纷，赶忙跑到《皖江日报》馆，要求撤稿了。
说来有趣，等我年老的时候，我的外孙女上小学时也写了一篇深得老师欣赏的作文《我的爷爷》，其中有一段描写我晚上在家里看电视：“每天晚上，我的爷爷都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台都下班了，屏幕上已经只剩下雪花点点了，我的爷爷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啊，原来我的爷爷他已经睡着了。”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开玩笑说：“这是我得到报应了吧。”
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我小学毕业了。毕业典礼上，程主任指挥全体师生高唱当时流行的电影《桃李劫》主题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大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仿佛我们稚嫩的肩膀果真已担负起国家安危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