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离别双亲

父亲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到重庆之后，发现重庆物价涨得很快。他不敢坐吃山空，决定出去工作。

先是，我的姨父是一个老国民党党员，战时在蒋介石的委员长重庆行辕挂名当参议，平常靠行医补贴家用。父亲去找他，他把父亲介绍到一个补充团里当军需官。这一工作，工资不高，却非常忙碌，要不断随军送新兵上前线。父亲身体不是很好，工资又不够养家，只好另谋出路。

正好贾伯涛在赣南当上了师管区司令，有意请父亲去当军需主任。父亲心动了，把姐姐、三哥、五弟和我送入位于江津的国立九中及其附小之后，带着母亲去投奔了贾伯涛。

但是，虽然是师管区的军需主任，收入似乎也不够养家。父亲曾经托到重庆办事的同事看望我们，给我们带点东西。其中有一位，还让我看了父亲写给他的信。在信中，父亲说，他很感谢贾伯涛，让他“有一枝栖”，但待遇低了一点，流露出另谋职业之意。

果然，不久又来了一个好机会。资源委员会在江西大余设立了钨矿管理处，处长恰好是曾经在我们家矿山当过矿师的程义法。程义法将父亲调去，当主任秘书。父亲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因为他对矿山的工作比较熟悉，收入也高一点。

1944年，日军发动反扑。豫湘桂战役之后，日军在1945年初攻占大余。父母再次沦为难民，顺着山路，从江西走到安徽，回芜湖老家。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因有在资源委员会下属单位的工作经历，本有机会参与接收工作。他若参与接收，或可保住自家的矿产。但是，他看到接收过程中的种种乱象，加上30年代参加筹备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不愉快经历，辞掉了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