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16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惨案七十九周年纪念日，也是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即“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称“江东门纪念馆”）在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举行了“死难者遗属家庭祭告活动”。国家公祭日当天，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办庄重的公祭仪式，鸣响防空警报，放飞和平鸽，举行世界和平法会以及烛光祭。新闻媒体对于国家公祭予以显著的报道：《人民日报》当天刊登评论《铭记南京大屠杀是道义必须》和《走进每一位受难者的世界》；《新华日报》采用黑白报头；《扬子晚报》全报采用黑白版面，刊登了三个版的纪念报道；南京广电集团第三次推出“紫金草行动”，号召人们通过线上祭奠来表达哀思。

然而，这种庄重的纪念氛围中也出现一些刺耳的“不和谐音”。譬如，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的《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报道了上海“海乃家”慰安所旧址的拆迁争议。面对镜头，包括当地文物遗址史料馆馆长、社区居民和高中生在内的一些受访者将“慰安所”等同于“妓院”，将“慰安妇”等同于“妓女”，认为她们是“国家的耻辱”，而“慰安所”放在学校里无法产生积极的教育作用。此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备受批评。不少网友认为，这些人对二战性奴役和性暴力的无知与曲解显示出历史教育的失败。实际上，这不仅是“历史”或“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记忆”的问题。这个例子表明：集体记忆不仅有延续，也有断裂；不仅有传承，也有扭曲。

无论是制度化和常规性的纪念活动，还是这些扭曲历史的言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南京大屠杀这一创伤事件在当代的记忆景象，也映照出这一起八十年前的历史事件进入当代公共生活的可能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京大屠杀是受害者压抑的个体记忆，是地方记忆；而如今，它已上升为国家记忆，乃至世界记忆。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记忆社群（mnemonic community）的扩大，纪念空间的扩展，而且也意味着代际的更替，以及时间的流转。

屠杀如何转变为文化创伤？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几多延续，几多断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为怎样的记忆之所而存在？媒体机构如何构筑国家公祭的线上公祭空间？

本书以历史为经，以不同的媒介场景为纬，深入探究南京大屠杀创伤建构与记忆形塑的过程，揭示国家权力、地方记忆社群、大众传媒如何合力塑造出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的记忆政治与记忆文化。本书把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放在一个宽阔的时空坐标里来审视：时间上，试图追本溯源，经验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往上回溯至1937年末、1938年初惨案发生之际，向下则延伸到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十余年；空间上，同时涵盖传统报业、新媒体，以及纪念馆等多种媒介场景。

本书的分析框架以文化创伤理论为核心。我们试图追溯南京大屠杀创伤叙事在主流媒体上的建构过程，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线上纪念活动中的扩散与再生产，以及在赛博空间中所面临的叙事挑战。本书虽以“媒介”为核心，但我们并不流于对静态“文本”和“符号”的考察，而是要努力揭示创伤叙事的生产和再生产，媒介纪念空间的生成，以及媒介舞台上和记忆之所里的记忆实践（mnemonic practices）。

本书起源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为了忘却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项目编号：11YJC860023）。在2015年底课题结项之后，我们对相关主题的研究仍在继续。与当初的课题申报书相比，本书的理论视角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主书名也先从“为了忘却的纪念”变成“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然后再度变为“记忆的纹理”，我们希望透过“记忆”和“遗忘”之间的辩证和张力来彰显南京大屠杀记忆之变迁，勾画历史和当代的媒介地形图中浮现的记忆纹理。

本书中经验研究的几个主体章节曾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刊物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并获得了一些学术奖励。其中，第三章原稿（《“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获得《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度十佳优秀论文和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章原稿（《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获得中国新闻史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评选的第二届（2016）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之“优秀学术奖”二等奖。感谢学术期刊和史学会对于青年学者的大力扶持，感谢诸位编辑老师认真而专业的编辑工作。不过，本书并不是相关篇章的结集。单篇论文最初是在一个相对一贯的理论框架或视角下发展而来，我们在将它们纳入本书时，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扩充，让它们既能在全书的论述架构中各安其位，又能在更为从容的篇幅内提供更多的信息。

过去五年，在开展相关研究和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们首先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李金铨先生，他是两位作者共同的授业恩师。从博士阶段到“青椒”阶段，我们点滴的进步都离不开金铨师的教诲、鼓励与扶持。尽管我们各自的博士论文选题（一为学术期刊的知识生产，一为新闻奖制度和实践）都与本书主题无关，但本书的字里行间仍能窥见博士论文运思与落笔的印记。李红涛在博士后阶段对“新闻聚像”的研究和黄顺铭在博士论文中对“新闻偶像”的关注都为日后的集体记忆研究埋下了种子。本书成稿之际，金铨师在病榻上“口述”了一篇短序，略述教诲和情谊，令我们感念万分。我们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合著献给共同的学术燃灯者李师金铨先生。

本书第四章《以数字标识“记忆之所”》和第五章《线上公祭空间的生成》的初稿曾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文化研究：仪式·展演·空间”工作坊（2016.6）宣读。威斯康星大学潘忠党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国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五三研究员、云南大学郭建斌教授和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工作坊期间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建议，在此深表谢意。在工作坊之后数易其稿的修改过程中，潘忠党老师继续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到理论框架、谋篇布局，小至行文措辞。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潘师的帮助，这两章断然无法以当前的面目面世。潘师对“学”“问”之道的坚守，一针见血的批评，热情洋溢的鼓励，在在堪为治学者之典范。

近年来，我们曾多次赴南京开展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感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张建军馆长和其他馆员为我们收集材料所提供的各种帮助，还要特别感谢张馆长聘我们为“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感谢江苏网络电视台、中国江苏网（简称中江网）和南京网络电视台的诸位受访者。感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郑欣教授、朱丽丽副教授、王蕾副教授和张红军教授，以及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宁副教授等众多师友，他们热心地帮助我们联络受访者和安排焦点小组访谈。感谢南京大学硕士生劳汝洁和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夏媛洁，她们曾在2015年暑期担任本项目的研究助理，为第二章和第五章的写作收集大量资料。感谢浙江大学媒介与社会思想专业硕士生李灿协助我们统一全书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格式，感谢博士生袁桐为我们查询并整理第二章中的《申报》索引。感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潘思宁转录李金铨教授的序言录音。

感谢我们各自的供职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同事们。感谢我们各自教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本书的某些观点曾在课堂上分享，他们作为最初的读者，见证了本书的缓慢“生长”。感谢我们各自的家人，他们的关爱、支持和体谅让我们得以渡过艰难跋涉中的无奈与彷徨。

在本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我们先后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含“浙江大学重大基础专项课题”）资助，特此致谢。最后，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王一名与翟江虹女士，与她们合作实乃我们之幸。当然，书中的任何错漏之处皆由两位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