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历史事件”到“感情记忆”

文化衫事件和教科书争议在在说明，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尘封在“死的历史”中的往事，而是“活的历史”中的当代事实。正如孙歌在二十一世纪初评论东史郎诉讼案时所说：

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意味着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具体历史事件。它已经构成中国人感情记忆中一个最突出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二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的罪行，象征着中国人对至今不肯真正认罪的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右翼的愤怒，也象征着战后五十余年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2000）¹²

沟口雄三亦认为，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事实，而且是作为历史以现在时态在我们之间，于内部不断孕育着对立和裂痕而复杂地存在着”。由于“感情记忆的现实存在，是作为历史的现在时态而被接受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不仅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事实之中，而且还起因于感情记忆至今仍然存活着这一结构的多重性”，也就是“感情记忆与历史事实的二重奏”。（2001）^4,8

从事件到记忆、符号和创伤的转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其基本脉络是什么？这是本书致力于回答的核心问题。在这里，只需要指出，这种转变绝非能在一朝一夕中完成，也并非线性前进或累积的过程，而是充满曲折和往复。它既关涉中日乃至其他国家（韩国、美国）之间“相互缠绕的历史”（小岛洁，2000），也与中国社会在战时和战后对抗战进行言说的情境紧密相关。不过，在从媒介切入对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形构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透过孙歌提到的“事件”“感情记忆”“符号”“创伤”等关键词，大致把握南京大屠杀在当代的记忆状况。

首先，那个“历史事件”是什么？这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很多场合，这场浩劫经常会以如下的方式被表述：

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六周内，在南京纵兵屠杀无辜，手段野蛮残忍，且奸淫、掠夺、焚烧和破坏并举……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达30万人以上。^[7]

1937年12月13日，在中国犯下了无数滔天罪行的侵华日军，开始在南京制造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30多万同胞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惨遭杀戮。无论死亡人数，还是行凶手段，南京大屠杀都堪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暴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大屠杀一样，成为法西斯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见证。^[8]

这两段文字中都包含着基本的事实描述，包括暴行何时开始（12月13日）、持续多久（六周）、死难者数字（30多万）等。事实之外也有“评价”或“界定”，例如第二段将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纳粹大屠杀进行类比。

但即便回到历史事实，它们也具有显著的“当代性”或“现在时态”成分。以遇难者30多万为例，它以战后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作为基础，是一个存在于过去（1947年宣判）的历史事实。但其当代性表现在，其一，日本政府或右翼^[9]不时质疑这一数字“夸大”事实，而中国则不断强调30多万遇难者不容置疑。政治场域之外，争议也存在于中外历史研究者之间（孙宅巍，2007；张连红，2007；魏楚雄，2009；张宪文，2012^13-14；孙宅巍，2013），乃至于民间，例如英文维基百科这样的平台上。其二，三十万的意义不仅是暴行严重程度的指标，还负载着强烈的感情和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对于中国人而言，“三十万这个数值，是对他们眼中‘至今’仍不肯认罪的全体日本人之情感的数值”（沟口雄三，2001）³，“凭借着三十万被害者这一数字，中国人在日本人中确认着朋友与敌人”（孙歌，2000）¹²。而对于某些日本人而言，“这个数值正是把南京大屠杀‘虚幻’化，进而把对中国的侵略架空化之绝好的事实材料……从而以‘历史’之名合法地抹煞感情记忆，将整个事件非历史化”（沟口雄三，2001）^3-4。

其次，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常常与其他日军暴行并置，被视为一系列战争罪行中最突出的例证。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国家公祭日的设定及其表述上。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规定，“每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10]。从决议中可见，国家公祭日以南京大屠杀为核心（日期和命名），同时延展到其他死难者。

2014年7月6日上线的国家公祭网^[11]具体列出了七类死难者作为悼念对象，包括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学战死难者、细菌战死难者、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光作战死难者、无差别轰炸死难者。其中除了南京大屠杀为具体的暴行事件外，其他均为一般意义上的类型性的日军暴行。在国家公祭网的首页上，1937年12月13日的日历页、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的“遇难者300000”数字墙分别列于页面左前方和正前方，右前方是卢沟桥（“七七”事变），页面背景则是抗战浮雕剪影和1931年9月18日的日历页。正如媒体在解释为何公祭对象如此宽泛时所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中最典型的一例，但南京大屠杀不是全部”^[12]。这说明，一方面，南京大屠杀变成抗日战争乃至近代以来日军暴行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与抗战叙事和近代史叙事紧密关联，成为近代中国“受难-复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些研究者将这一范畴进一步扩展，而不限于抗日战争这一时间段。例如，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朱成山认为，公祭对象首先是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其次是“日本近代以来，在所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期间遭到杀戮的死难者”（朱成山，2015）³，包括1874年日本武力侵台、1895年甲午战争、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1904年日俄战争、1931年侵占东三省、1937—1945年全面侵华期间的死难者等。与此相应，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联合九家省市党报，推出“国家公祭·10城联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及所有惨遭日寇杀戮的同胞”系列报道（简称“10城联动”），其动因是“同胞死难的伤痛不仅属于南京，国家公祭的庄严也不仅属于南京”^[13]。首篇报道《10城同祭，全民族的痛我们一起扛》以南京大屠杀为中心，并以如下方式扩展公祭的内涵：

刻骨的伤痛不仅属于南京……近代史上，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14]……大江南北，被日寇践踏过的土地上哪里没有惨案？被日寇蹂躏的岁月里无时不是噩梦。这是国人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不一样的遇难者，不一样的惨案，一样的国仇家恨……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在120年^[15]里反复出现。^[16]

从12月3日到12月12日，《新华日报》连续刊登十篇报道，除南京大屠杀外，被报道的历史事件依次是：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1941年唐山潘家峪惨案、1943年湖南厂窖惨案、1938年河南秦庄惨案、1942年浙江金华罗芳桥惨案（及细菌战）、1932年辽宁抚顺平顶山惨案、关东军731部队、吉林市丰满万人坑和重庆大轰炸。^[17]这些历史事件严重程度不一，但它们都被放入同一个范畴和历史延续体内，代表中国人在近代所遭受的种种战争苦难和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