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忆的重量

2016年11月10日前后，网民曝光美国某连锁百货商店出售的一款连帽衫背后印有南京大屠杀图案，图片上日军士兵挥刀砍杀跪地的中国平民（参见图1-1），这一事件在海外华裔中间和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强烈抗议和谴责。但很快有人注意到，在这张取自电影《南京!南京!》的剧照上方印有红字“Why indifference?”（为何漠不关心？），图中加害者与被害者的眼睛都被红色色块遮掩，而图案右下角的西方女性则坐在长椅上背对杀戮场景。商场方和设计师亦指出，帽衫的设计意图并非辱华，而是“反战”和“反冷漠”。

但批评者仍然认为，南京大屠杀作为严肃的历史事件不应该被如此呈现。例如，一位华裔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贵公司敢把屠杀印第安人的图片印在T恤上然后写上‘不要杀戮’来弥补吗？贵公司敢印上白人奴役非裔的图片然后写上‘不要奴隶’来弥补吗？”很多批评者主张，无论设计意图如何，将如此惨痛的画面作为“时尚元素”印在代表流行文化的T恤上，“用别人的血泪历史来挣钱”，即显示出对历史事件和华人社群的不尊重。随后，商场方和设计师道歉，产品下架。抛却事件背后的误读不论，这一事件凸显出南京大屠杀再现的“边界”或适当方式，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如果是艺术设计作品，放在博物馆、展览馆，我没有意见，但是这样随意地穿着满街走？完全不能接受！”^[1]

2016年，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另一个热点事件则牵涉教科书。5月23日，一篇题为“语文版教材替换40%语文课文 南京大屠杀等被撤”的报道迅速席卷社交媒体，引发潮水般的批评和指责。新浪新闻在转载报道的同时，还附上一份调查，询问网友对“《南京大屠杀》《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课文被请出课本”的看法，结果79.5%的受访者（7602位）表示不同意。^[2]事实上，事件本身是个误会，因为语文出版社并未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删除，而是换成了另外一篇课文。^[3]面对网络上的批评声浪，语文出版社当晚便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如下声明：

网上所传我社九年义务教育修订教材将南京大屠杀题材撤下之事，与事实严重不符，混淆视听，特此严正声明。

我社自2013年起，对2001年审定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进行了修订。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将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换成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节选，课文题目为《死里逃生》。更换的原因主要是张纯如所写《南京大屠杀》片段《死里逃生》，不仅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而且刻画了一个普通中国妇女李秀英在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暴行面前智勇双全、勇敢反抗的事迹，感人至深，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因此，我社教材中不存在将南京大屠杀题材撤掉的问题。

特此声明。

这段声明值得全文引述，不仅因为它澄清了基本事实，更是因为声明在解释撤换理由时所调用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声明强调之所以换掉课文，是因为新课文不仅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还刻画了“勇敢反抗的事迹”。然而，风波并未就此平息。在该社社长王旭明转发声明的微博下，有网友对新课文的标题“死里逃生”表示不满。该微博最热门的三条评论分别是：（1）“语文出版社变‘圣母庙’。以后鸦片战争改成《罂粟花开》，火烧圆明园叫《火火的宫殿》，‘七七’事变叫《卢沟桥畔的故事》。好美好和谐啊！”（获1227个赞）；（2）“请明确南京大屠杀！！”（获688个赞）；（3）“南京大屠杀不可改名！”（获681个赞）。^[5]这些评论或许很难称得上理性思考，因为标题改动并不意味着南京大屠杀的改名，但其间流露出的强烈民族情绪却折射出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意义。5月31日，语文出版社决定保留《南京大屠杀》，而将《死里逃生》作为附文供学生比较阅读，因为两篇课文“一个着眼于面（指《南京大屠杀》），一个立足于点，从而让学生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6]。

围绕文化衫和语文教科书的争议展现出南京大屠杀在当代的记忆状况的某些侧面。它们意味着争议不仅会发生在“自我”和“他者”（文化衫事件中的美国商家或更多情况下的日本政府或右翼势力）之间，也会发生在自我内部；意味着南京大屠杀已经变成神圣的民族/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其神圣性表现在不可以被商业化，不可以更换成其他表述，等等。历史事件往往遵循着自然的记忆曲线，承载记忆的一代人逝去，活生生的记忆变成历史，刻入纪念碑，继而在公众视野中淡去。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轨迹有所不同，它曾在战时和战后受到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虽然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淡出公众视野，但却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复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家国意识与国际观念。

与个体记忆不同，社会共同体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集体记忆只是一个隐喻，但这个隐喻却具有巨大的“重量”。对于南京大屠杀而言，在八十年的时空变换中，它被记忆（remember）和纪念（commemorate）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在今天的公共生活中，它的“重量”源自何处？这是本书问题意识的起点。在本书中，我们试图讲述两个理论故事，其中一个以南京大屠杀为核心，追溯它如何在不同的媒介场景下、不同的中介化（mediation）过程中被书写、被纪念；另一个将南京大屠杀视为个案，探究媒介与集体记忆和文化创伤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