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国情报研究事业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无论业内还是业外，很少有人能够否认情报工作和情报事业的重要性，但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情报学术并未呈现与情报业务重要性相当的理想状态，在轰轰烈烈的新型智库建设研究中，尚未形成情报才是决定智库水准之基础的共识。

对照目前将情报机构建设成新型智库的任务要求，审视情报研究所需的支撑要素，可以看出我国情报研究的关系生态还存在诸多问题，而亟待解决的主要是下面几个：

第一，研究任务目标的确定滞后于情报需求的产生，当情报需求环境发生剧变时这种滞后现象尤为突出，使得情报研究在预警预测方面的表现不能尽如人意。例如，当大数据这一商业赢利模式驱动下产生的概念现象出现时，情报研究的产品大都是就事论事，谈论大数据特征和产业，鲜有从数据基础、计算能力和分析需求的综合角度出发去探究大数据现象的实质，而对大数据现象实质的探索才是应对大数据的战略决策情报保障的首要义务。对新的情报监控目标发现模式的探索乏力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情报研究数据库建设囿于传统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复杂战略情报议题的需求。传统的专业情报机构条块分割，再加上对自媒体、全媒体情报资源环境的不适应，致使情报研究机构在数据准备中表现犹疑，从而给商业信息机构（尤其是外资商业信息机构）留出更大的活动空间。例如，目前我国某些科技信息机构由于馆藏限制，在应对诸如科技预测和评估的情报研究任务时，只能借助于商业信息机构的数据库产品来弥补自身在外文资料和非传统信息资源储备方面的不足。

第三，在大安全观所要求的大情报观视角下，一方面是专业情报研究机构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情报任务以一己之力疲于应付，另一方面是情报研究机构相互之间以及情报研究机构与非情报研究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不力，在情报研究这个以智力密集为特征属性的领域里未能充分发挥我国的智力资源优势，遑论追求情报研究之理论创新。

此外，我国在情报专业教育中侧重以信息资源、信息技术等情报工作的对象和手段作为核心或重点内容，而疏于对情报本质和情报业务特殊规律的揭示，以致在情报学的研究领域中大量成果以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关键词来标识，鲜有情报字样。

从现存的问题看，无论是情报研究方法的创新还是情报研究管理的创新都需要系统规范的理论研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保障。由于我国承担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任务的高等院校与从事情报研究实践的情报机构合作未成气候，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长期脱节，鲜有情报研究方法理论成果，所以当我们需要新的改革设想时不免有局促之感。反观美国情报事业的管理，在业务组织和人才培养上一直通过制度来保证信息流通、开门纳贤，保持了持续的业务活力，成就了兰德、卡耐基、布鲁金斯学会等质量高、影响大的优秀智库，也产生了诸如《战略情报》和《情报分析》[3]等经典学术成果。

美国优秀智库得以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具有生成新思想、新方法的氛围，这个氛围实际就是由制度所构建的关系生态，正是因为有了合适的关系生态环境，才有了观点、方法的发声之所，才有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理论和能够应时调整的方法体系。可见，关系生态的薄弱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当然，目前我国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现象，譬如在军事情报研究领域就有较为活跃的、对情报研究理论和方法所做的反思。如果这种反思能够扩展至人文和科技情报研究领域将会为我国情报研究理论发展的研究构建起坚实的关系生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