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画的起源与特点

第一节 中国画的起源与发展

探究某一领域的知识，我们通常会先从它的概念入手，研究“中国画”也是如此。中国画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其出现的时间要早于西方画。这些画作是最好的历史见证物，让人们在品鉴其艺术性的同时，也十分感慨于中国画历史的悠久和技法的精湛。这些作品，虽不能言，却又胜过千言万语。它们充分地代替它们的创作者，向我们、向后代的观赏者述说着它们的历史、它们的故事、它们的创作初衷和作品背后丰富的内涵。如果我们面对许多人说世界上真的有人已经活了上百年或上千年的时候，有人肯定会置之不理，甚至有的人会说这简直是在妖言惑众。当然，真实存在的个体人是不可能实现如此神奇的幻想的。不过，在中国画之中，这种情况却是极有可能存在的。透过中国画这种载体，让后人能够与数百上千年前的古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艺术上的碰撞，读懂画家透过作品所想要表达的“画里之话”，这难道不是古人的智慧与灵魂在作品中的体现吗？

一旦提及中国，人们通常立刻就会想到的也许是中国四大发明的辉煌、长城的雄伟、紫禁城的尊贵，然而，历史如此悠久的中国画，却也同样默默地见证了中国历代朝代的变迁、历史的演变和文明的发展。

中国的绘画历史甚是悠久。据现有的历史考古发现，在两千余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帛画，而在新石器时期出现的岩画、壁画等原始绘画，其历史更是超过了五千年。当时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中国绘画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初现、发展、繁荣的艰难转变。

据史料记载，在古代，中国画曾被称为“丹青”等。“中国绘画”一词最早出现于宋朝，宋朝时期，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六《高丽国》中第一次写道：“熙宁甲寅岁，遣使金良鉴入贡，访求中国图画，锐意购求，稍精者十无一二，然犹费三百余缗。”

而“中国画”这一名词出现的时间则相对晚一些，它是近代为了区分明末传入中国的西方画才出现的概念。然而，“中国画”作为一个新名词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何况它诞生的背景还是动荡不安的近代社会。中国画简称为“国画”，原泛指中国绘画。清末时期，统治者一直是以“天朝大国”的身份自居，其故步自封的思想也使中国画的发展停滞不前。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对中国入侵和殖民统治，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如潮水般不断地涌入中国，中国画也由此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以鲁迅、陈独秀等人为主的中国画改良派主张将科学理论引入中国画之中。徐悲鸿学派即践行了这一主张，他将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在同时期，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也首次出现了“国画”这个名称。

当然中国画的历史发展和各种变化并不仅仅是由文化冲击和融合所造成的。打开历史的大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社会体制经历着各种变化和转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一点却是共通的：统治阶级通常都会牢牢把控住主流文化的动向，并希望通过文化来影响和掌控普通大众的思想，以此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统治。中国画作为文化中重要的一支，也在历史变化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色彩和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后，延安革命美术体制、苏联艺术文化开始渐渐渗入中国画之中，当时的环境下提出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占据了国画创作的主流。“中国画”也被浓重地抹上了当时的政治文化色彩。

因为受到近代历史不断变革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画”的艺术流派和风格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关于界定性问题的探讨也一直存在。其中涉及对中国画的含义、中国画的画种、中国画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画的材质等多方面的讨论。众所周知，近代社会中，在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下，西方画的元素被吸收到国画中。明暗、透视等西方画技法开始被中国画者运用。由中西方画法生硬结合所创作的画作，丧失了谢赫“六法”中强调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基本准则。它虽然还是中国画，也可能是好画，但确已属新品种。而对于中国画的传统精神，画者越来越重视对造型能力的培养，对中国画文化笔墨传承精神却有所忽视。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辞海》直接将“国画”定性为“中国画”，并附上了对中国画较为完整的解释，中国画的界定性问题才最终被解决。其被定义为：“中国画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中国民族绘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体系，约可分为人物、山水、界画、花卉、禽鸟、走兽、虫鱼等画科，有工笔、写意、勾勒、没骨、设色、水墨等技法形式，勾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和经营构图。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有壁画、屏障、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并以特有的装裱工艺装裱画幅……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线条的运用紧密结合，因此绘画同诗文、书法以至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工具材料为中国特制的笔、墨、砚、纸和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画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通过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更加丰富多彩，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辞海》中也谈到了由历史造就的中国画不同物象的表现以及画科等问题。在历史长河不断推进的同时，社会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中国绘画的表现形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新石器时期，先民的绘画内容主要是狩猎、祭祀等纹饰。从原始社会到商周再到秦汉，中国绘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演变出不同的绘画技法，并且呈现一步步深入的姿态。商周时期的器物文化最具代表性。发展到战国时期，又出现了漆器纹饰。这种直接手绘的图案显得更为灵活，充满了更多的神秘与浪漫色彩。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末年，三百年间绘刻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是一种更为普遍而特殊的绘画存在形式。中国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纸的制作，隋唐时期出现了“宣纸”。纸的出现让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更加得心应手，也为中国画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纸的出现和造纸技艺的发展，人物画在唐朝达到鼎盛时期。宋朝时期，山水画达到艺术高峰。到明朝时，中国画已经被细致地分为人物、山水、花卉、禽鸟等多种门类。

当代的中国画已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和完善的艺术体系。它拥有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写意与工笔两大表现形式，还深化了中国画传统中以勾勒、没骨、设色、水墨、渲染为主的表现技法和天人合一的精神，更融合了西方画中的精华部分。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面对不断深化改革的中国，中国画者也不再禁锢他们的思想。他们在知识的交织之中创作新的绘画形式，为中国画带来新的思路，也为中国画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他们立足于中国的传统绘画精神，在把握中国画本质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新鲜感受和时代元素倾注在作品中，创造出了许许多多有时代特征却又保留了中国画精髓的优秀作品。

但是，当下也有一些画者过度地追求西化，在革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背离了中国画的传统。纵观国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把握住国画艺术创作中的精髓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神韵，过于推崇西方画的优势，过于追求国画向西方画的学习和靠拢，摒弃了中国画本身的精华和神韵所在，中国画就沦为了不中不西面目模糊的平凡作品，对中国文化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多元文化艺术之间应该相互促进、相互吸取，发扬自我的特色，而不应一味地复制或模仿。中西方自身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相互间吸收文化精华是提升本民族文化的一个方式，中西方画都是各自民族文化的结晶，但极端地一味模仿西方画的态度却是不可取的。

如何才能让中国画跟紧时代发展的步伐，使中国画不被淹没于时代的变迁及各种风格和流派的演变之中呢？首先，中国画的画者们作为中国画的掌舵手要掌控好中国画发展的方向。“中国画”这艘古船是中国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画者只有彻底清楚地了解它的各个零件名称、零件作用、整体运转、整体协调等多方面的因素才可以很好地操作它。这就需要画者扎根于中国画的传统文化，理解中国画的精神，胸有成竹时方可乘风破浪。其次，画者还要具备精确的判断能力。在大海上航行之时，各种风向和各种大浪的来袭有时难免让人对于前进的方向斟酌再三，陷入迷茫和困惑。要避免“触礁”的情况发生，有时也可以巧妙地借助不同的风向，顺势而行。如果能够正确地汲取西方绘画的优势，有选择性地融入在中国画的创作中，或许也可以使之促进和推动中国画的发展。对于不同种类、不同流派的绘画风格一味盲目地附和、推崇和一味地抵触、排斥一样不可取。最后，“航道检测者”对于“航行”中出现的偏差应当适时地给予建议和引导。美术评论家既要肯定画者的努力，也要及时预见画者尚未感知到的差池和潜在问题。在不断的修正中，中国画才能在任何时代中历久弥新，中国画的新变化才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在此双向的合作中，才能确保实现中国画的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