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嬗变与定型

一、研究对象的嬗变之一：财富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说，经济学的定义与研究对象问题早在斯密之前就有很多解释。西方古代思想家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增长财富的，但没有区分财富增长所涉及的层级。例如，色诺芬在首次使用“经济”一词时，一般认为其指的是“家政管理”(1)，探讨奴隶主家庭如何扩充财富。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行了补充，探讨致富之术、包括奴隶在内的家庭成员关系等。重商主义者则努力探索国家层面的经济管理和财富增加，但把财富等同于仅能产生自流通领域的金银，这一度把经济学研究引致谬误并产生不良影响。

古典政治经济学修正了重商主义的谬误，强调在生产领域中研究财富及其增加。威廉•配第著作的主题是探讨财富问题，因而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布阿吉尔贝尔认为货币不是财富，流通领域不产生财富，强调财富来自农业。魁奈极力论证财富来源于农业领域，坚持认为农业是唯一的财富来源。亚当•斯密明确将财富看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李嘉图则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引向财富的分配。

19世纪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一般，强调财富的交换属性(2)。强调财富一般导致任意扩大了财富的定义，把效用等同于财富，进而主张“三要素分配论”。此后，财富的交换意义得以重视深化，成为发达市场经济财富观与其他社会的最显著区别。例如，《现代经济学词典》中说，“财富，如果有市场价值并且可以用来换取货币或商品的东西，都可以被看作财富。它包括实物和实物资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则提出，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和由这些规律推理的结论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但穆勒又认为，生产规律是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规范伦理。还有一些学者侧重于从国家层次、制度等层面界定经济学研究对象(3)。

二、研究对象的嬗变之二：经济行为

研究增加财富的必然要求和自然延伸，是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心转向微观经济行为。这正是边际革命以后西方经济学探讨各种微观经济行为的基本原因。如庸俗经济学者巴师夏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即人的欲望和其如何被满足。瓦尔拉斯不但强调经济学要探索人的欲望及其满足，还强调财富的稀缺性。杰文斯则认为，精确的分析经济条件必须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微积分”。

马歇尔提出一个折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泛指立足于日常生活中个人的经济社会行为，各种与使用物质产品有紧密关联的显然易见的事实。“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马歇尔强调人的选择行为以及人对于环境的反映方式（如节约行为），但认为国民经济没有主体性，他将“政治经济学”更名为“经济学”，在突出个人、家庭、企业、政府的决策角色中，试图凸显和推进经济学的专业化与科学性。

三、研究对象的嬗变之三：加入总量经济行为

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嬗变相比，宏观经济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得以确立具有相对滞后性(4)。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在相当长时间忽视了宏观经济行为的研究，只有关于货币理论、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局部性思想。例如，亚当•斯密虽然早就关注增长，但马尔萨斯、李嘉图、詹姆士•穆勒在收益递减基础上，对增长持悲观看法，约翰•穆勒更多讨论了技术与增长问题，尽管有矛盾之处，但对增长持乐观看法。德国的李斯特、美国的凯里则从美国、德国的不同发展道路出发，对增长采取乐观主义态度。

直到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立足于GNP、总就业及总供需等，探索国家如何进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宏观经济行为才被更多关注。不同于马歇尔，美国制度主义者米切尔以及NBER强调总体宏观经济现象具有本体和经验的合法性，并部分证明了总量测度的可行性。此后，宏观经济行为的研究试图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总蓝图、经济变量的社会总数、平均数或比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转变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只研究微观经济行为的局限，但其研究对象的界定缺乏微观基础却饱受诟病。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有微观经济行为，也有宏观经济学行为，且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的研究焦点漂移不定，总体而言，西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缺乏有效结合，导致不时出现所谓经济理论的危机。例如，在经济政策领域，凯恩斯的乘数分析昙花一现，在理论上无关紧要，而微观理论则缺乏宏观应用价值。西方经济学时而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时而又寻找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仍处于宏微观割裂态势。

不过，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在其内部的矛盾运动中也有得以拓宽的一面。这首先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同时与研究方法的特性和绝对主义经济思想史观密切相关。由于研究方法的特性等因素，亚当•斯密对增长的关注模棱两可，结果在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中败给了李嘉图形式化的模型。虽然英国工业化与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李斯特对技术进步与增长的关注实际上依托于德国的发展经验，但需要形式化模型创新后，最终成为宏观经济学乃至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再如，在货币理论中，早在休谟那里，就对货币数量论作了清晰阐述，费雪的交易方程集中于解释价格总水平的决定，马歇尔的现金余额说则要进一步解释货币数量论的微观基础，可以说是对宏观经济行为加以微观分析的尝试。而在经济周期理论发展中，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一再显示，尽管也有如哈耶克这样的学者把周期看作协调失灵的特例，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平衡”盲目坚持，而到了凯恩斯那里，失业均衡的可能性在对新古典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得到理论展示，在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本体论（如价格与工资相对不变假设等）与政治哲学基础（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的抵牾沟通中，由于关注宏观事实本体而得以新发展。

四、研究对象的嬗变之四：资源配置

1935年，罗宾斯归纳了边际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要求，出版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这标志着一个较为普遍接受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开始形成(5)，这一定义是对马歇尔定义的再聚焦而狭窄化，因为通过强调形式化的理论分析，强调独立于价值判断与资源稀缺性，一方面，试图使经济学区别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摆脱与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的争论；另一方面，在二战之后特殊的实用主义背景下，促使西方经济学走向最大化行为、理性选择等“科学”发展方向，这一定义也就成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和信奉的基本立场。

罗宾斯作为保守主义者坎南的学术传人，又受到奥地利学派的广泛影响，为了排除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学派自身的一些困难问题（如历史特性问题）(6)，也为了抗衡当时制度学派、凯恩斯主义的影响(7)，他提出的经济学定义试图基于资源配置方式视角，说明资本主义的各类制度安排可以最有效地生产和消费，最有效地提升个体、群体、国家甚至全人类的福利。但是，这种界定忽视了历史分析、制度分析与规范分析，具有极大的缺陷。对此，制度主义者强调研究作为人类实践与关系的产业载体及社会组织(8)，并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了重要的事实性批判，这显然超出了该定义的范围。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也对该定义的不适应性持否定态度。同时，仅就经济领域的行为而言，稀缺资源的配置行为也仅仅是人类经济行为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单纯强调稀缺性与选择行为实际上是误导的。因此，虽然二战后出现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试图扩展经济学的边界，但经济哲学与伦理学问题、历史与制度分析等却被边缘化，都与这一界定所造成的问题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