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川省蚕桑改良的成效及结局

（一）成效

1．蚕桑改良后四川省各县生产效果

在尹良莹和改良场的监督指导下，各蚕业区茧产量大增，蚕农和丝业公司均获得收益。最主要的是四川的蚕业得以振兴，四川开始建立起较完整的良种繁育、蚕桑科研、技术推广体系，为改善蚕农生活、复兴四川蚕业、调节战时经济、创造出口外汇、供给军需物资等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四川蚕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四川生丝产量由1937年的14.64万千克增至1946年的197.2万千克，增长了13.4倍，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以蚕丝出口换回外汇与战时需要的物资。”⁽³⁰⁾

现仅列出1936—1942年四川主要蚕业推广区的改良茧产量，以供参考。但依表5，我们仍不难看出，川北茧产量开始不如川东，但蚕桑改良的第二年便后来居上还远远领先于川东和川南。最终形成川内茧产量主要集中在川北蚕区的南充、西充、三台、阆中，四地每年基本占总计的80％，川东、川南则完全处于下风，甚至有些年份两地合计还不及川北一个蚕区。后随着改良工作的深入和改良范围的扩大，在主蚕区之外也渐形成产量，甚至有迅猛之势，如1941年其他蚕区的秋蚕就占据总量的20％强，改良工作之成就可见一斑。在春秋蚕比较上，秋蚕显然已经成为全年产量的主力，在各地区比春蚕平均增产至少10％以上。在总产量上四川也是连年增长，1936—1941年分别为230.87％、78.67％、0.85％、21.89％、8.9％，虽说增长速度不统一，但基本上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数字。高产量的维持保证了改良工作的继续开展，也巩固了改良的成果。

表5　1936—1942年改良茧产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编：《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志略》（蚕桑卷）（未刊），内部资料，1986年，第75-77页。

注：1941年，乐山蚕丝实验区秋季有早秋蚕13800张，单产为10.20公斤，晚秋蚕7500张，单产为10.37公斤；1942年，乐山蚕丝实验区春季也正春蚕27432张，单产为6.53公斤，晚春蚕1000张，单产为6.92公斤。

2．蚕桑改良后的四川缫丝工业

在尹良莹的组织努力下，四川蚕种的改良不仅减少了蚕病的发生，改进了蚕丝的品质，而且还增加了蚕茧的产量，提高了四川蚕业的劳动生产率。改良茧在产量、品质及价值上均有极大的提高。“每张改良蚕的平均收茧量约为20斤，比土种的平均12斤提高了近三分之二；缫丝折耗则由500斤下降至400斤左右，减少了大约20％。在市场价格方面，若以蚕茧市场上土种茧价格指数为100，则改良茧之价格指数约为150以上，增长了大约50％。”⁽³¹⁾“1934年，四川土种茧价格为每斤0.15元，改良茧为0.24元；1935年，土种茧价位0.17元，改良茧为0.28元，可见改良茧的平均价格为土种茧的1.6倍。”⁽³²⁾由此可见，改良蚕种的饲育对于增加农家收入大有裨益，从而使蚕农体会到了改良蚕种的优势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且“受其惠者不只蚕丝业而已，而间接即以援助农村经济之复兴，与夫增加全社会之安全感。”⁽³³⁾但在更大的层面上，改良后的蚕桑业使得四川缫丝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率大为提升，也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3．蚕桑改良的社会影响

蚕桑改良使原本封闭的蚕业逐渐变得活跃起来，使之自身也成为一场波及面甚广、社会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

蚕桑改良事业说到底是一次科学技术的推广和使用，科学技术需要通过科研教育人员的中介同生产过程密切结合，才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他们不仅进行科学实验，扩大蚕桑品种、提高改良种丝质水平，使得原本蚕农自己生产、靠经验饲养蚕儿的蚕业变成了有先进科学理念和技术指导的现代蚕桑业，让蚕农和丝织企业耳目一新；而且还深入蚕区，学术下乡，在蚕农中间设立育蚕班和讲习所，倡导蚕桑改良，向蚕农普及科学知识，提供改良蚕种，改进饲养方法，进行技术指导，举凡给桑、除沙、防病、上簇、采茧、簇中保护及温湿调节等事项，均给予广大蚕农详尽的解释和示范。这种将蚕桑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的方法，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村所首见，也为蚕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工作让蚕农们振奋，贴近了养蚕和科技之间的距离。对于这样一个新鲜事物，蚕农起初会疑虑观望，但一旦看到了蚕桑改良确有成效而又于己有利后，就会起而响应，给以配合，依照科学方法植桑养蚕，进而相信科教工作者，和他们做朋友，在社会上逐渐形成相信科学的良好风气。

四川蚕桑改良工作的巨大成就，不仅大大改变了四川的蚕桑状况，还“大量供应大后方数省所需要之桑苗、蚕种，以及技术人才，使西康、云南、贵州各省之蚕丝事业亦相继发展，尤其云南蒙自草坝，原系偏僻荒野，居然成为茁绿葱茏之新蚕村，即远在新疆之蚕丝技术人员，当时亦系由四川所派去。”⁽³⁴⁾

同时，蚕桑改良还有对农村传统文化的贡献。我国农村向以耕种为主，所产粮食仅供自销，多无额外收入，若再备以日常必需品，则难有余粮他物可换。而蚕农因蚕桑改良使其收入大大增加，“一方面解决生活上所必需之衣服，一方面使家庭中男女老幼，皆成为生产之一分子，食饱衣暖，生活宴安，家庭基础，赖以巩固。”⁽³⁵⁾而老小皆为生产，妇女美德得以发扬，家庭间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劳动成果，相亲相爱，美好的家庭制度得以巩固，传统文化得以继续发扬。

（二）结局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蚕业改良运动中，尹良莹主持下的蚕桑改良场做出了重大贡献，成绩显著。但好景不长，抗战胜利以后，尹良莹于1946年1月离职，⁽³⁶⁾奉命被抽调到上海，接收敌伪蚕丝资产，协助葛敬中筹备国营中国蚕业公司，并担任秘书长。1949年又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先后担任中蚕公司总经理、台湾文化大学蚕丝系主任、台湾中华学术院蚕丝研究所主任等职。

尹良莹离开后，四川蚕桑改良的工作虽继续推行，并努力推向深入，但没有了尹良莹这位既懂蚕桑改良、蚕业科研、蚕业经济，又善于同社会与政府尤其是国民党中央政府进行周旋的主心骨的活动，四川蚕业的主持工作遂陷入空挡。虽然有长期协助尹良莹并自始至终参与蚕桑改良的熊继光，但他除了在蚕业科研方面尚可圈可点外其他都稍逊先生一筹，因此他的主持并没有换来四川蚕业的继续繁荣。再加上国民政府的回迁使得四川的经济地位大为降落、江浙经济重新抬头，蚕业经费也深受影响，蚕业事业远不如先前。可以说，尹良莹先生的离开，已经预示着四川蚕桑改良工作在整体上的基本结束。

而十年来，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蚕业运动中，尹良莹先生无疑是改良运动的核心。正是他的积极努力、呕心沥血，才使得原本一个小小的改良场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在当时，无论在蚕种改良、栽桑养蚕推广、试验研究、生丝制造，还是蚕业经济链条，尹良莹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所主持的蚕桑改良场也成为抗战期间后方蚕业改良的中心，并因此取得了巨大成就，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正如前所说，因抗战，四川蚕业成为大后方蚕业中心，而四川蚕业的中心则在蚕桑改良场。蚕丝发展的技术、品种和市场优势，使其成为后方经济的核心，广受社会、政府的重视。所承担的增加生产、富裕后方经济，供给后方发展各省蚕业之资料，准备复兴战区各省蚕业之资料，保存国家蚕业命脉，供应军需用品，换取外汇、稳定法币价值等六大使命，基本得以完成，从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