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一）尹良莹与政府、社会及蚕桑改良的互动与冲突
蚕桑业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部门，不可能脱离社会整体而孤立存在，在已经面临衰落危机的紧要关头，要想起衰振兴，需要政府、社会等的重视与支持。主持工作的尹良莹，不仅是改良场工作的核心，也是改良场的对外代表和四川蚕业的当家人。由此改良工作，他不得不周旋于当时的国民政府、蚕丝业企业、蚕业经济及农村社会之间，但在时刻伴随着的冲突间，结果也常常事与愿违。
1．与国民政府统治者之间
由于四川蚕业在四川经济中的重要性，使其工作在初期非常受政府重视。如1939年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上清寺官邸接见尹良莹时，先生提出在美国正考虑废除美日条约之际，我国应增产蚕业、改良蚕种、增殖桑苗、培养技术人员，发展后方蚕业，以争取外汇。受到蒋介石的指示以后，他再于1940年1月7日上书蒋介石，报告遵循指示后实施的成果，同时提出：“在改良蚕种方面，由农林部拨发10万元，在成都创办原蚕种制造场，以购置土地，栽培桑园，使南充与成都两处所育之原种，足可供应四川及后方之各省需用。在增殖桑苗方面，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拨发经费100万元，扩充南充桑苗圃，并创办合川、遂宁、阆中、绵阳、达县、万县、井研、宜宾、三台、乐山等处桑苗圃，大量培育桑苗，以供后方各省增产蚕业之需用。在培育技术人员方面，由农林部拨发经费50万元，分别补助四川大学、南充高蚕、中央技专、江苏蚕专等学校，扩充教学设备，添招蚕科学生，以供推广各省蚕丝之需用。”(37)很快，尹良莹的建议基本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复，并得到了各部门总共160万元的经费，通过经费的补充和计划的实施，成果显著，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四川蚕业的发展。对此，尹良莹也倍感欣慰，引以为荣。
2．与国民政府的政策之间
这个问题便是蚕丝统制政策。对此，国民政府认为“现在四川经营缫丝业者，除一部分季节工作之大车及木车扬返外，已能觉悟目前蚕丝业之危机，非经济统制不能挽救，除无力继续经营及一二盲目者外，已能互相团结纠正从来竞争之错误，故今年在巴县江北方面，对于决定之茧价已能始终维持，目前虽属少数，然吾人不得不视为一统制茧价格之先声。”(38)蚕业统制的程序则是“① 派员分赴育蚕各乡，监督指导，一律使用改良蚕种；② 限制各丝厂商家收购蚕茧；③ 由政府规定收茧价格；④ 规定收茧款项须由蚕丝统制机构代向银行商借，一旦茧行不遵守收茧规则，即通知银行停止付款。”(39)当时四川改良茧由官商合资的四川丝业公司或经过省府核准的丝厂统筹收购，土种蚕茧则由省政府派员分赴各产区组织当地土丝厂商收买，依其设备及资金统筹分配。“非经省府核准的丝厂、丝坊及其他丝商，只准购买土茧，严禁购买改良蚕茧，而改良茧和土茧的价格，亦由当局组建的丝茧评价委员会斟酌市场行情和蚕农成本，作出决定后公告。”(40)由此，从植桑、制种、育蚕、售茧、缫丝、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处在政府的统制之下。如此通过降低丝价、操纵政府有关的贷款、垄断丝市、压榨蚕农、扰乱市场、霸道经营、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使得蚕农和民间茧丝商人蒙受损失、四川蚕业经济深受其害。同时，因战争使得部分生丝不得不出口转内销时，四川丝业公司的收购价格往往低于市价。即使抗战胜利以后，统购统销办法被废止，四川蚕业也仍由丝业公司和蚕丝实验区继续把持。如此，茧丝产量锐降，蚕农生产积极性低落，蚕桑生产县份急剧缩减。
3．与国民政府经费之间
蚕桑改良场是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和建设厅的领导下工作的，经费也先后受其支配。但在战时经济体制下，国民政府对经费开支是有局限的，为此以卢作孚为代表的建设厅要求“担保五十万元之金融流通。说明：照上海金融界习惯约二具呈垫款约拾万元。”(41)因受生产需求、经济环境、利益冲突等制约使得经费波动频繁。初期为增加外汇、繁荣社会经济、振兴蚕业而经费逐年增长，比如受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和振兴农业经济的刺激，1939年改良场经费占据农业改进所总开支的38.67％。但随着战争扩大、军费陡增、蚕业经济受拙、货币通货膨胀、官僚资本横行，国民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越来越少，经费也开始下降，常常入不敷出。为此尹良莹不得不缩减改良工作规模，蚕业推广区域被迫缩小、品种试验也被紧缩和部分停止。为了继续维持改良工作的开支，改良场不得不依靠生产收入弥补，但仍不能满足日常需要。工作的难以展开，社会影响力的有限，使得大多工作者自感难以为堪，“所有各改良工作只能埋头苦干，未便多所宣传，故外间知者甚少。”(42)
4．与国民政府机构之间
政府的“过问”首先体现在机构的繁琐和频繁变迁上。蚕桑改良场存在不过15年，其工作先后受农业改进所、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及建设厅直辖，同时还要接受全国蚕桑改良委员会的领导，隶属关系体系的不断变迁和繁琐使得改良工作受制颇多。而内部机构的设置也在政府的“过问”下不断变迁，机构扩大和重叠演变一直存在于改良场短短的15年中。到后期，机构仅仅成了政府的一种装饰部门而已。
5．与社会经济之间
主要体现于当时民用购买力低下。抗战时期，大量劳力被抽调上战场，社会经济完全纳入到战时经济中，官僚资本横冲直撞，战争的长期持续和后方人口的激增，使得各个产品的价格大增，再加上货币贬值等，一般民众的平均购买力普遍下降，而同时期的薪水阶级（教师、军人、城市工人、农村工人、政府雇员）(43)的购买力也下降严重。相反，丝茧价格的增幅又不及其他农产品，经营利润的降低，使得蚕农以种桑、养蚕来增加收入的传统习俗逐渐失去必要性，如此也就无法期待他们经营蚕业经济的积极性提升。与此同时，国际市场方面也不得不重视，人造丝的异军突起对天然丝造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压力，也导致生丝出口总量大减。(44)当然，若是再加上生产技术的不足和机械设备的更新不够等因素，从而使生产成本降低以增强价格优势和品质保证，那么四川蚕业的困难局面就更多了，在此就不再另展开叙述。
6．与国际大环境之间
主要体现于战争的影响。四川蚕业在某种程度上因战而兴，也因战而衰。四川蚕业因战争规模逐渐扩大，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经济地位急剧上升而受到重视，同时生丝除供应日常生活需要、繁荣社会经济和供给军需物资外，主要可用于换取外汇。如此之重要性，使得政府在政策、经费、人员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四川蚕业在抗战初期得以蓬勃发展，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受到社会、政府、国内外各方的注意和赞许。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火的不断延伸，国统区面积的不断缩小，经济也大受影响，在经费上也支持下降；战争催使物价暴涨、生产成本提高、利润降低，蚕业深受打击；滇缅战役的爆发，使得原本残缺的丝织产品出口路线备受骚扰和侵袭，而原本就很局限的美国、缅甸和印度生丝市场变得更加脆弱和艰难，虽因其丝织品重量轻微可通过空运大量输出，但也远不如前了。(45)如此丝织产品的出口量大受影响，回馈到国内又造成丝价波动频繁，严重影响了蚕业的正常发展。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略有改观。但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回迁，江浙地区重新确立为全国的经济和蚕业中心，四川蚕业再次跌落再难有昔日的辉煌了。
7．与农村社会之间
改良蚕种取代土蚕种的过程，表面上是科技的进步、蚕丝业的必然发展，然而在农村中却是利益的冲突。在改良蚕种出现之前，土蚕种是蚕农的必然选择，由此也就形成了专门供应土蚕种的土种制造业。他们每年在养蚕前以高价格、低品质、产丝量低、近亲交配而成的蚕种出售给蚕农，蚕农多半自然接受。改良蚕种出现后，尹良莹在推广工作初期实行免费发放和低价出售的方式，使得土蚕种制造者的利益受到威胁，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甚至煽动不明事理的蚕农哄抢，捣毁改良种场和讲习所，阻扰和诽谤推广工作者，使得改良蚕种工作一度被迫停顿，蚕农一时也纷纷拒而远之。(46)但随着推广工作的深入，尹良莹鼓励推广工作者耐心细致的广泛宣传、现身说法、免费指导、开办讲习所，使得蚕农逐渐接受了改良蚕种。这就说明改良蚕种取代土法制种，必须化解和破除社会的传统势力，尤其是在落后的乡村社会间，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农村社会中一场新势力与旧势力的斗争。
综上所述，四川蚕业改良虽然在有限的地域、有限的经费和有限的工作环境下取得卓越的成就，但如此发展格局，使得在当时情况下四川蚕业受政府政策、经费、社会经济、战争、农村传统势力的多方影响，时时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波折，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是惊险。
（二）思考和启示
纵观尹良莹所发动的这场四川蚕业的改良运动前后，细览纷纭，深入思考，也引发了我们许多启示：
1．建立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一个安宁祥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蚕业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反，受战争的影响和制约，即使再好的改良技术和卓越的工作也难免被拖入战争的荆棘局面。
2．规范政府行为
蚕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部分，所涉及的试验、推广、教育、制造等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既要正确的、灵活的政策支持，通过制定政策法规、规范市场行为、拓宽销售渠道，从而积极应对经济的千变万化，引导蚕业界健康发展；也要对其经费进行稳固的投入，毕竟蚕业涉及广泛，仅仅依靠产品的收入反哺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在发展中还应积极疏导，而非与蚕农争利。
3．加大试验研究
高品质的丝织品是以优良的蚕种为前提的，其蚕种的试验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不断地发掘和引进优良蚕种、充分的杂交试验、大胆的试验思维，才能培育出抗病强、饲养易、吐丝多、丝质好的优良蚕种。试验研究还可积累丰富的养蚕技术，对于指导蚕农和制丝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4．提高科技支撑力度
茧丝的完成还需要转化为花式多样的丝织品。而高超的制丝技术和先进的生产设备，才能得到高品质的丝织产品，也才能使一个小小的茧丝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实现蚕丝业的振兴和繁荣。
5．广泛推进蚕业培训和指导
蚕业的改良和发展，离不开蚕业的生产第一环节——蚕农。而他们有限的蚕业知识、技能和思维，决定了蚕业的小农化，因此现代技术的武装和知识的培训、指导成为必然。通过广泛的宣传、办理培训班、指导栽桑养蚕技术，让他们接受优良的蚕种、正确的栽桑方法、科学的养蚕技术，真正领悟科技的魅力，继而“对改良工作发生信仰，始能获得改良蚕桑真正之成果，有真正成果，始能保障蚕丝事业日趋于发展”。(47)
6．大力发展蚕业教育
“或主持蚕丝技术改进，或倡导农村栽桑推广，或培养蚕丝技术人员，或经营蚕丝产制业务，性质虽殊，岗位则已，然仍以教育为主，盖推广蚕业指导蚕农以及改进产制之技术等，均属于教育之范畴也。”(48)尹良莹先生对蚕业教育的坚持诠释了其意义。蚕业技术的改进、栽桑养蚕方法的推广、制丝业务的发展，都需要人才的培养，而教育就是人才的集中之地。教育兴，蚕业才兴。
(1) 此参考于“全国蚕丝业，历经战乱变迁，盛衰消长，逐渐集中于江浙之太湖沿岸及广东之三角洲地，因而与四川成为三大蚕区之形势，鼎足而崎，贡献殊多。”（见尹良莹：《蚕丝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第464页，下同）。又“民国二十二年（1933），全国共产蚕丝252000担，其中浙江……占总数35.3％，广东……占总数26.4％，四川……13.9％，江苏……12.1％……由上所述，可知四川为我国四大蚕丝产区之一，名列第三。”（见钟崇敏、朱寿仁：《四川蚕丝产销调查报告》，重庆：《经济调查丛刊之四》，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3月，第3页，下同）可见，在我国蚕区划分上有将浙江和江苏分开或合并之表述，而有三大蚕区和四大蚕区之分，本文亦参考于前者论述。
(2) 尹良莹：《蚕丝文集》，第464页。
(3) 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75页。
(4) 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175页。
(5) 《桑苗繁殖》，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48/7330/26。
(6) 陈慈玉：《抗战时期的四川蚕桑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7年16期，第420页。
(7) 《桑苗繁殖》，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48/7330/19。
(8) 《桑苗繁殖》，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48/7333/53。
(9) 陈慈玉：《抗战时期的四川蚕桑业》，第419页。
(10) 《桑苗繁殖》，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48/7333/31。
(11) 雷龙炳：《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所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12) 《原蚕种培育》，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48/7331/13。
(13) 王翔：《近代中国蚕桑业改良的再认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论集庆祝章开沅先生八十华诞》，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
(14) 《行政院关于财政实业两部会拟挽救江浙蚕丝业根本办法致全国经济委员会公函》（1934年4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6页。
(15) 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166-167页。
(16) 雷龙炳：《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所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
(17) 其实在四川饲育的自然条件是十分充足的，“四川周围高山，中央低洼，土现赤色，故曰赤沙盆地，气候多湿而温热，似有热带性质，故各项农作物收获甚早。夏季温度最高达百〇五六度，然一经下雨，则温度立降，冬季则在冰点度以下者甚稀，四、五月间最高温度九十度，最低温度五五度，平均七二度，湿度尚在80％左右，惟九、十月间为梅雨期，雨天日数较多，自十一月至翌年二月，阴天日数竟占二分之一，雨天占五分之一，故有蜀犬吠日之谚，自气候观之，对于育蚕尚称适宜，九、十月间为梅雨期，最高湿度90％，最低66.6％，平均80.5％，温度七七六度，故对于饲育秋蚕亦无大碍。”见《高沛郇、卢作孚等关于四川蚕丝业改良初步经过报告》（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1页。
(18) 尹良莹：《蚕丝文集》，第467页。
(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农林部档案：各年《四川省蚕种制造场登记表》，转据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1860—194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248-251页。
(20) 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284页。
(21) 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285页。
(22) 在蚕桑改良工作前，四川地区尚无秋蚕。改良后，才使得四川在收茧时间上出现春、夏、秋三季，夏季多为土蚕，产丝较少，所以主要是春、秋两季，因各地气候不同而有先后，最早为每年的四月底五月初便见新丝上市的乐山，而各地以六、七、八、九月等四个月为旺季，十月以后便逐渐减少。到改良工作后期，秋蚕遂成为主力。见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220页。
(23) 钟崇敏、朱寿仁：《四川蚕丝产销调查报告》，第78页。
(24) 尹良莹：《蚕丝文集》，第279页。
(25) 《原蚕种培育》，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48/7331/91。
(26) 《原蚕种培育》，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48/7331/117。
(27) 《农业改进所蚕丝试验场栽桑股28年度上期工作报告》（1939年12月提出）、《农业改进所29年度蚕丝组工作报告》（1941年12月提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农林部档案藏。转据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1860—194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44页。
(28) 雷龙炳：《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所志》，第37页。
(29) 《推广指导》，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48/7332/189。
(30) 青承江：《发扬蚕丝学术——台湾蚕学教授尹良莹先生》，载《四川蚕业》，1993年第4期，第2页。
(31) 王翔：《近代中国蚕桑业改良的再认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论集庆祝章开沅先生八十华诞》，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8页。
(32) 孙泽树：《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四川蚕桑指导所二十四年春蚕工作报告》，载《中国蚕丝》，1936年，第1卷，第10期，第86页。
(33) 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高沛郇、卢作孚等关于四川蚕丝业改良初步经过报告》（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2页。
(34) 尹良莹：《蚕丝文集》，第279页。
(35) 尹良莹：《蚕丝文集》，第137页。
(36) 雷龙炳：《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所志》，第120页。
(37) 尹良莹：《蚕丝文集》，第471-472页。
(38) 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高沛郇、卢作孚等关于四川蚕丝业改良初步经过报告》（19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4页。
(39) 《工商半月刊》第七卷第四号，“国内经济”。
(4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农林部档案：《修正四川省政府管理蚕丝业办法大纲》（民国三十年四月备案），参见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1860—1945）》，第256页、第274-275页。
(41) 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高沛郇、卢作孚等关于四川蚕丝业改良初步经过报告》（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2页。
(42) 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曾养甫关于蚕丝改良委员会过去进行事业及将来发展计划致秦汾函》（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3页。
(43) 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载《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第3期，第262-264页。当时1943年教师的购买力为1937年的12％，士兵为6％，城市工人为74％，农村工人为59％，地主则为107％。
(44) 世界生丝产量在1929年最多为1.5亿磅，此后逐渐减少，尤其是战争期间。1945年以后略有增加，但直到1949年也仅有0.5亿磅，仅为1929年的1/3。而人造丝的产量于1920年代中期便首次超过天然丝，1929年约为4亿磅，此后逐年增加，1938年约为10亿磅，1949年为25亿磅，比1929年增加五倍多，其中美国的产量就占1/3。在价格上，人造丝仅仅为天然丝的1/4到1/3（1931—1939年），以上见D．C Coleman，courtaulds：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Oxford，1969），Vol.2，PP.172-173。
(45) 尹良莹先生对此有云“山高路遥，空难时闻，迄今喜马拉雅山谷飞机残骸中，尚不知仍存有多少之蚕丝！？”见尹良莹：《蚕丝文集》，第279页。
(46) 孙伯和：《民元来我国之蚕丝业》，《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1947年。
(47) 尹良莹：《蚕丝文集》，第464页。
(48) 尹良莹：《蚕丝文集》，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