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公益行为的各学科研究取向

一、社会学取向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公益着眼于公众的共同利益，且能够提升大众的整体福利水平，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Comte）认为，人都有利他和利己的本性，但在人类生存发展中，需要利用利他行为去克服自身的利己行为，才能更好地解决遇到的问题。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了有限的利己主义和合理的利他主义，相信利他和利己两种力量在社会长期持续的发展中是不可缺少并且共同作用的。因此，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无私利他的公益精神将会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从研究内容来说，社会学取向主要是从整体上分析公民的公益行为特征，也会从整体上去分析影响公益行为的诸多因素，分析公益行为的动机。比如唐娟（2004）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有关公民公益行为的动机，主要有责任论、利己论、利他论、多元论等观点，并从各种争议中发现，无论出自何种动机，公民的公益行为都应该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陆士桢等学者（2009）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青少年公益行为展开大规模调查，揭示了我国当代青少年公益认知和行为的表现与特征，分析了影响青少年公益认知和行为的因素，比较了不同群体青少年参与公益活动的差异，最终撰写出我国第一份针对青少年的以公益为主题的全国性调查报告《当代中国青少年公益认知与行为调查报告》。蒋小民（2011）从个人捐赠水平较低的现状分析入手，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伦理因素和组织因素等角度，深入分析了制约和影响着个人参与慈善捐赠的具体因素，并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对这些因素加以考证。南方、罗微（2013）从社会学的视角，采用抽样调查的数据，依据社会资本理论，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区居住时间、生活幸福感、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社区服务等变量后，考察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得出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更多的居民，其捐款的优势更高；随着居民社会信任得分（包含信任社区干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这3个方面）的增加，其捐款优势也明显提高的结论。

从研究方法来说，公益研究主要侧重理论分析和实地调查。按照江立华和王斌（2016）的归纳，社会学中传统的公益慈善研究方法可划分为两类：一是通过历时性的视角来梳理史料，从中搭建出慈善事业兴衰的历史过程，这一方法可细分为阶段法、流派法、人物法以及组织机构法（周秋光，曾桂林，2006）；二是立于共时性的维度、以实证的方式来描述当前的慈善事业现状，进而总结经验、分析问题并探求出路，其方法选择既能是定性的，又可为定量的。此外，公益研究还有“案例分析”和“类型比较”的方法，这是因为“中国的善人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方式在做善事，我们要好好总结出来，将来那些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会以进入这个资料库为荣，这个叫casestudy，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杨敏，黄家亮，邵占鹏，2015）

二、政治学取向

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现代政治学注重研究政治主体和现实政治问题，如政治制度、国家法律、政治行为、政治决策等。作为政治主体，政府组织参与公益行为的价值出发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公共利益，它的行为逻辑是发挥社会管理职能、履行社会治理基本义务。其主要参与公益行为的方式就是政策支持和意识形态宣传。因此，政治学取向主要从国家政策和国家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公益行为作了诠释。

在国家政策方面，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公益慈善行为，如《基金会管理办法》（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救灾捐赠管理办法》（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等。研究发现，国家法规、税收政策与公益慈善捐赠行为密切相关（郭家华，刘明，2007；谭韵，2009）。国家慈善法规、税收政策等条文中还明确规定了纳税与公益捐赠行为之间的联系，如《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企业用于公益慈善捐赠部分的费用可以在规定的比例内免税。这类法规通过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在财政杠杆上给公益慈善捐助以激励等手段，鼓励和推动了民间的公益慈善热情。研究者（Brooks,2006；蔡继明，2010）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及制定因势利导的政策而影响慈善行动。

在意识形态方面，国家一直是主导者，因为作为政治工具，国家必须引导整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否则就会有意识形态所引发的政治风险。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会影响行动者的行动（Ma,2006;Cao,2007），因为公民将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内化后生成公益慈善的内在驱动力。在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我国所采取集体动员方式，一直都发挥着强势的召唤作用，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者，可以借助媒体、教育等渠道，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的全社会灌输，树立榜样，将官方修辞话语内化于民，影响人们的公益慈善捐赠行为。意识形态还包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对传统向善文化的推崇及坚持。

另外相关研究还证实，个体的政治参与、党员身份与公益行为密切相关，政治信仰也会影响个体的公益行为。与普通群众相比，中共党员更可能积极投入更多的公益活动，而且表现公益行为的多少也是衡量能否入党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些地方还设立了“预备党员50小时义工制”，就是要求党员有更多的公益行为。还有研究发现，政治身份与慈善捐赠行为呈正相关关系（Pipes,2002）。正式成为中共党员之后，党组织能够通过内部话语（如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规范和不断开展正式或非正式活动，提升其成员，使其具备高于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影响成员为社会积极做贡献。

最后，国家和政府还通过资金和表彰来支持公民的公益行为，对优秀公益践行者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国家在这方面的举措可以有效地强化公民的公益行为，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公益氛围的形成。

三、经济学取向

在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中，每个人通常都是比较理性的，一般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会和自己的利益挂钩，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行为的最主要的目的。然而公民的公益行为却是在追求他人的利益，这似乎与这种理性人假设相矛盾。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Becker）成功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他首先承认，人们的各种行为都符合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人的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然后从经济学上对利他主义予以肯定，认为利他行为是达到效用最大化、避免损失的关键环节。比如在家庭中，利他行为可以提高家庭成员抵御灾变和其他不测事件的能力，分散风险和损失，带来较大的收益。即使自私的家庭成员有时对其他成员也会采取利他行为。威尔逊（E.Wilson）和贝克尔的观点一致，认为亲缘关系中的利他行为可以增强种族生存能力，不至于被淘汰，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贝克尔还指出，利他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亲戚、家庭之中，人类利他行为大量存在。公益慈善活动就没有考虑到受施对象与施惠者的亲缘关系。人类之所以要选择利他行为和公益行为，就是因为公益行为可以在广泛的市场与社会交换中增加信用，减少成本支出，避免欺诈，有助于交易的成功，避免交易双方的损失，从而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因此，经济学家不得不把公益行为也纳入效用最大化的框架（贝克尔，1995）。从经济学取向看来，公益慈善行为也是得到自己的利益目标最大化，公益行为是一种满足于精神需要的特殊产品，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更高的名望，或者减少愧疚感，得到相应的精神安慰。

经济学取向对捐赠行为做了较多的研究和解释。在对捐助动机的经济学传统解释中，捐助首先是一种基于对个体成本—收益进行衡量的理性选择，而非道德实践。公益捐助是一种“善良消费”（Steinberg,1997），给捐助者也带来收益，如“声誉收益”（Harbaugh,1998a）。在宏观解释上，经济学将慈善公益视为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总供给的增加，创造出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收益（Jones,Posnett,1993）。罗公利、李怀祖（2007）从经济学视角指出个人捐赠是一种集道德、法律和经济于一体的行为，具有自主决策性特征，个人捐赠者符合经济人的特征，捐赠行为给捐赠者带来的效用，包括：①社会影响力的提高；②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③机会主义目的的实现。此外，研究还发现，国家财政的利好政策对于个人慈善的捐赠行为有极大的刺激作用，慈善的个人存款多少和慈善捐赠的多少呈现正比关系。

在对企业捐赠行为的解释中，经济学取向侧重在捐赠行为的经济理性方面，将企业的慈善捐助看作是期待回报的商业投资行为。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改善与繁荣企业经济（Navarro,1988）。这类观点强调，慈善捐赠只是企业的战略营销行为，企业做慈善是给市场一个信息，表明企业自身对未来经济收益抱有足够信心，资本运行良好。通过这样一个市场信号，企业间接地获得了投资者的信任，以确保进一步在市场中获得物质资本，成为其物质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Phillips,2002）。企业慈善行为的回报同样体现于无形资本，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实现货币资本向无形资本的转化，以实物资本换得无形的道德声誉地位（Brooks,2006）。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多数企业会通过慈善捐赠，将有形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关系的社会资本、体现企业精神的文化资本、标示企业地位的象征符号资本。通过媒体和自身等的宣传，企业将自身包装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成员，使其声誉和品牌效应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实现资本转化过程中包装、打造企业自身的社会声誉和品牌，进一步推动其经济持续增长（Brooks,2007）。

另外，经济学取向的研究还注意到企业的规模等属性与企业捐赠行为有关（Brown, 2006）。综合规模大的企业相对于综合规模小的企业来说有更多的实力进行捐赠，所以捐赠力度较高。此外，企业的类型与企业管理权的集中度相关，也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捐赠决策。另一方面，企业当年的盈利水平决定了企业当年可支配的收入，所以对企业的捐赠行为也有直接影响（葛道顺，2007；李骏，2003；卢汉龙，2002）。

四、伦理学取向

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道德意识现象（如个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等），而且包括道德活动现象（如道德行为等）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公益行为作为一种道德现象，必然成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伦理学视野中的公益行为是一种崇高的利他精神和高尚的利他品德，不允许有丝毫的利己色彩掺杂其中，以免玷污了道德的纯粹，认为只有无私利他才是善的、道德的，而只要目的利己便是恶的、不道德的。这样，无私利他便成为评价社会成员一切伦理行为的唯一标准。伦理学把社会公益行为的开展看成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人性的张扬与人们精神素质的升华。

伦理学取向非常看重公益行为的伦理蕴涵和价值诉求，分析发现，社会公益行为的伦理意蕴包括其道德信仰与责任，向善避恶心理以及道德的社会历史性；社会公益行为的伦理价值诉求是以爱与被爱为前提，互尊互助为原则，以追求幸福为目的，以人类和谐为目标（李占霞，2009）。

在对公益行为相近的利他行为进行研究时，Eisenberg和Mussen（1996）提出利他行为是指行为者帮助他人或为他人利益而做事的目的并不是期望得到表扬和利益，也不是为了避免受到批评和惩罚，而是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而自觉自愿地去帮助他人的一种行为。安德伍德（Underwood）和摩尔（Moore）认为，利他行为是对其他人有利多过对于自己的行为。巴-塔尔（Bar-Tal）和雷费（Raviv）把利他行为定义为不期望外在他人的奖赏，而是一种高水平的、自觉自愿的帮助，也是道德公正信念的结果。霍夫曼（Hoffman, 1981）认为，利他行为是行为者未有意识地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去促进他人幸福的一种帮助和分享行为。

公益伦理是伦理学研究公益时经常提及的概念。公益伦理是指在公益活动中调节公益行为主体和客体各方面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是公益活动中各种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心理的综合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救助灾害、救助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是公益活动的首要范围。由于公益事业产生和存在的最基本的依据是社会弱者或弱势群体的存在，对社会弱者的无偿救助是公益行为道德性的最集中体现，所以社会弱势群体是公益行为的主要客体。

道德责任是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因此伦理学取向非常重视公益伦理领域道德权利的主体责任，对公益行为来说，不仅有公益行为主体，还要有公益行为客体。公益行为主体拥有自由选择权、知情权、获得回报权、澄清自我为主要内容的获得理解权等若干道德权利（于馥颖，2016）。公益行为主要客体即社会弱势群体应该享有的“过上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的权利、私域权和“自由选择权”以及“参与推动及享受社会发展”的基本道德权利（张韧韧，2014）。大力保障公益行为主体和客体的道德权利，不仅有利于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还能够促进集体善和社会道德共识即促进社会知恩图报、公正、宽容和信任等伦理原则、伦理精神的成长。

即使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认为人是有同情心的，人类可以凭借想象力将自己置身于当事人所处的位置，产生与当事人相似的情感反应，从这点上说，当公益者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其实是设身处地地考虑了对方的处境，并把自己代入，他会在别人得到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感受到快乐，他道德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人得到幸福和快乐，他把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而得到的心理满足视为幸福，这就是他们对道德目的的追求。

五、生物学取向

生物学取向首先把公益行为看作是种族的本能。著名奥地利动物学家洛伦茨（K. Lorenz）通过观察发现动物也有友好合作的客观表现，动物也会出现求和而避免双方损失等行为，比如在脊椎动物的争战中，激烈的竞争中不伤到较弱者，鸽子、鹦鹉也希望自己是喂养者而不是被喂养者，这充分显示了动物的无私。人类在继承动物相互合作方面发扬光大，用社会标准和一整套仪式系统来强化道德力量，迫使自身执行对团体有益的无私行为。

即使是把公益行为看成是社会行为，生物学取向还会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研究这种社会行为，当代美国学者威尔逊（E.Wilson）认为，当一个个体以牺牲自己的适应性来增加、促进和提高另一个个体的适应性时，那就是利他主义行为。当一个个体为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个体作出克己的牺牲时，就是彻底的利他主义行为，是“高尚”的公益行为。

生物学取向的研究者还尝试利用先进技术探索亲社会行为（包括公益行为）的产生机制，相继提出了亲社会行为的生物情感理论和脑机制模型。生物情感理论认为，生物具有先天的亲社会情感，如共情反应是个体在注意到他人的情绪状态时自动激活了自身对这种情绪的表征，因而体验共情的倾向能够促使个体表现出助人等亲社会行为（Preston, 2007）。有研究发现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年，个体就能对他人的痛苦表现出共情似的反应（Brownell,2013; Roth-Hanania, Davidov, Zahn-Waxler,2011）；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二年，个体就能表现出安慰、分享、帮助等亲社会行为，并且这些行为不是为了奖赏、回报等利益（Warneken, Tomasello,2009）。这些研究间接证明了亲社会行为有可能是通过遗传获得的，是先天的。脑机制模型解释了合作的产生机制，研究发现，认知控制系统和社会认知系统通过调节奖赏系统来影响合作决策；而外部诱因和信任等情境因素则是通过认知系统和社会认知系统影响由奖赏系统产生的合作意愿；社会认知活动会影响亲社会行为表现（丁芳，郭勇，2010）。这两个理论共同的假设是，个体的亲社会表现不是反射性的，而是基于躯体、情感或动机状态，即个体的亲社会表现具有一定的生物基础，如基因、神经基础等。

生物学取向还会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去试图探寻人类公益捐赠行为的神经基础（Moll等，2006）。研究者发现，当人们匿名捐赠时，中脑的腹侧被盖区、背纹体和腹侧纹体都会被激活，而这些区域正是人在获得金钱奖赏时被激活的脑区，即所谓的中脑边缘奖赏系统。这说明对于人类来说，捐赠与自己获得金钱都是一种奖赏或满足，它们在脑区结构中分享着相同的奖赏系统，且因为这一区域是当被试在匿名捐赠情况下被激活的，即人们会由于捐赠这一举动本身而获得内在满足（不因他人的看法），所以这一发现与捐赠行为的“光热”效应假说相一致。

六、宗教学取向

从第一章第一节公益行为的思想渊源里，我们发现，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很多宗教都蕴含着丰富的公益思想。实际上，很多宗教人士都是公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公益行为；很多宗教场所也都属于民间非营利组织（NPO），都是成立公益慈善的重要场所。因此，公益行为的宗教学取向侧重于从宗教教义、宗教信徒、宗教组织和宗教场所等方面来探讨公益行为，来寻求与公益慈善的关系。

首先，宗教教义对慈善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宗教教义对于道德伦理的阐释中，“爱”作为核心概念，积极鼓励人将信仰转化为实践，将“财富”“爱”与“奉献”这一具体行为联系在一起，影响信仰者的日常生活方式，使之形成“慈善的习惯”。虽然不同的宗教教义、宗教文化和规定对公益慈善的看法存在不同的话语（Cohen,2005），但是各种宗教都基于自己教义和话语，阐发积善行善的公益思想，兴办救人济世的慈善事业。佛教文化是中国慈善事业劝善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慈悲观念”“因缘业报说”“积大功德”及“慈善业功”等慈善理念都让信徒劝善化俗；道教则通过“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等思想影响信徒。其次，宗教信徒是公益行为的主体，研究发现，信仰者越虔诚，教义对其行为约束效果越明显，对人们从事慈善捐赠的激励作用也更直接（赵乐，2008）。再次，宗教组织是公益慈善捐助的直接载体，构成宗教关怀社会的重要渠道（Wuthnow, 2005）。宗教信徒对宗教组织和宗教慈善团体这一实体形式的捐赠比世俗论者多。最后，宗教活动场所在社会慈善公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家成（2017）分析了宗教场所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场所宗教差异与场所社会捐赠收入比对其慈善行为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场所慈善行为的实践逻辑，即“场所对社会捐赠依赖越大—策划慈善行为越多—场所社会声誉上升—未来获得更多社会收入”，场所的收入来源越是依赖社会捐赠，则其越需要慈善行为来扩大其社会声誉，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社会捐赠收入。

关于公益行为的动力问题，从宗教的视角来看，信仰和价值才是公益慈善捐助的驱动力（Wilson,2003），表现为有信仰者比无信仰者更乐于参与慈善与志愿者活动，以及慈善捐助的程度随着信仰差异变化。

在企业层面，宗教如何影响公益慈善行为呢？研究发现，宗教通过影响企业主精神和价值观，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公益慈善捐助，它通过形成企业内部独特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而使企业做出慈善捐赠的决策（Brown,2006）。可见，宗教解释不论在个体层面，还是在企业组织层面，都把宗教看成是一种规范性的力量，或通过个体的伦理道德，或通过企业精神和责任，促使企业主慈善行为的达成。

七、心理学取向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的科学，一般来说，心理学是从行为的发生和发展的角度去探讨行为，行为的发生涉及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引发；行为的发展则关系到行为的发展阶段和影响因素，以及行为的形成和干预。

从研究内容上来说，目前心理学领域对公益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公益行为的动机、公益行为的引发和公益行为的影响因素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人们“为什么做公益”的问题，其他学科也会探讨公益行为的动机问题，相比而言，心理学往往更能深入揭示潜藏在公益行为之下的内部动机，不仅从生理需要和内驱力的角度去探讨公益行为的外显动机，还从社会需要和潜意识动机的角度去挖掘公益行为的内隐动机。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公益行为如何引发”的问题，一般来说，心理学研究又从人格和情境两个角度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去探讨社会行为的启动（Smeester等，2003）。首先，人格因素是公益行为的重要预测变量，这里面又包括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个性因素，因为一个人如何认知自己、思考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如何解释他人的社会行为，能否意识到他人的需要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人的公益行为产生影响。其次，情境因素是公益行为的重要预测变量，情境因素既包括客观的社会情境，也包括个体如何认知、体验这一情境等对情境的主观知觉，都是引发公益行为的重要因素。再次，人格因素与情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也会对公益行为产生影响，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之于不同的情境中，其效果并不一致。迟毓凯（2009）就做了关于人格特质与情境启动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而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实验研究。在此基础上，心理学专家还会进一步探讨公益行为的影响因素，即第三个方面，也就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公益行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发现，个人层面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较小（其其格，陆士桢，2011），家庭、学校和大众传播媒介则是影响青少年公益的主要因素（宗君，夏建中，2009），其中学校组织公益活动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最大，父母以身作则对青少年是否参加公益活动影响较大。

另外，心理学有个杀手锏就是深入探求公益行为的心理机制问题。Bekkers和Wiepking（2011）曾总结以往关于研究公益捐赠行为的心理机制，发现公益捐赠行为有最重要的8种心理机制，分别是：①认识到必要性（awareness of need），即给予他人帮助的意识；②劝募（solicitation），即被说服募捐；③成本与收益（costsand benefits）；④利他主义（altruism）；⑤声誉（reputation）；⑥心理获益（psychological benefits），即捐赠行为之后所获得的心灵喜悦及道德提升感；⑦价值观（values），即具有重视履行社会责任、亲社会价值观、利他主义等；⑧效用（efficacy），即慈善捐赠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作用。

从研究方法来看，心理学研究取向经常采用测量法和实验法来展开对公益行为的研究。国外圣地亚哥（SanDiego）大学的研究者（1984）用情境实验证明了“上门募捐活动（Door-to-doorcampaign）”“即使只捐一分钱（Even 3 penny willhelp）”等社会心理学策略有促进捐赠的效果。魏勇刚等人（2008）采用典型的心理学实验法，研究“主观价值判断对学前儿童捐赠行为的影响”；杜雪等（2011）利用fMRI技术研究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人群的捐赠行为和捐赠的脑神经机制；定险峰和易晓明（2011）研究了群体灾难这一社会情境下的捐赠行为，探索人格特质、情景强度、捐赠关系和共情这些因素对捐赠行为的影响；谢晔和周军（2012）采用实验法探讨了不同决策框架下不同类型即时情绪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等。谢晔（2013）还进一步通过情景实验具体考察利他人格以及情境因素对于个体捐赠决策的影响，结果证明他人导向的认知和情感趋向、观点釆择（即理解他人的认知观点或情感情境）、社会责任以及责任归属等利他因素与慈善组织的有效性、其他捐赠者的捐赠水平等情景因素均与捐赠态度和捐赠水平呈正相关，并证明了高利他者的捐赠决策对慈善组织的有效性更加敏感，低利他者对其他捐赠者的捐赠水平更敏感。

总之，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关注公益行为。而心理学界重在探索公益行为的动机、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等，并用实证研究的结果为其他学科领域提供有力的支持。我们将在下一节继续探讨心理学分支学科对公益行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