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公益行为的未来研究取向

与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研究相比，公益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公益行为的研究发展迅速，各个学科都从自身的视角对公益行为展开研究，研究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升，研究内容也在不断全面展开和深入细化，研究方法也出现一些新的趋势。

一、全面深化取向

全面深化取向主要是从研究内容上来说的，其主要意思是，对公益行为的研究将全面展开，从个人层面延伸到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从表面现象发展到深层机制研究，从本土研究扩展到跨文化比较。从目前来看，以下几个趋势已比较明显。

一是有关企业公益行为的研究将逐步兴起。很多研究对人为什么做公益展开探讨，解决了公益动机问题，但对于“企业家为什么做慈善”这一问题并不能很好地回答。过去学者们在研究企业家慈善动机上，都是基于“利己”或“利他”的心理因素的分析。但是都是进行独立研究，没有考虑过“主观利己、客观利他”和“主观为他、客观为我”各自的效应。此外，企业是企业家成长的摇篮，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必定会对企业产生影响。一方面，公司通过战略捐赠吸引和挽留了价值员工（Michael, Robert,2010）。另外，大量的研究显示：企业家的行为对企业品牌形象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Gaines,2000; Mazur, 1999; Sauerhaft, Atkins,1989）。原因在于企业品牌化的过程中，企业家给企业品牌个性注入了他们的精神、价值观和人格化特征，这些都会成为企业品牌形象发展的奠基石（Rode, Vallaster,2005）。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企业家行为与组织内部交互的视角，而相对于企业家在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而言，企业家慈善行为是外显的，更多的交互对象是公众。何志毅和王广富（2005）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形象属性与企业品牌形象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这些研究提示我们，企业家的公益慈善行为会对品牌形象产生作用，这也可能成为企业家公益行为的另一动机。

二是公益行为的跨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第一章公益的思想渊源可见，东西方文化中都有公益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映慈善美德的思想非常普遍。如孔子提倡的仁爱观，孟子主张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墨子的兼爱论以及左传中“慈谓爱之深也”等内容，以丰富的历史内涵阐释中国古代的人文关怀。西方文化关于慈善的观念突出体现在英语词汇beneficence, charity, philanthropy等的巨大包容性上。企业家从事慈善，在国外会被视为义举。而在中国，无论是2008年万科董事长王石遭遇的“捐款门”事件，还是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捐股风波，抑或是陈发树的“83亿”，还是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越来越多的事例似乎说明：中国企业家的公益慈善之路很艰难。Acs和Dana（2002）提出了美国式慈善和中国式慈善两种慈善模式，并将两者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美国人的慈善试图提升人们的生活条件，并不考虑种族和语言，讲究的是平等性。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的公益慈善以种族关系为中心，根据种族和语言进行社会细分，强调面子，富裕的企业家通过接济穷人能“购买”声誉和领导地位。但是，随着全球化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政府承担了以前受这些关系资助的某些角色（如教育和对新兴企业家的扶助），慈善、政府和企业家精神之间似乎存在关系。Acs等人（2002）的研究告诉我们，中美慈善方式存在差异，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各自的文化体系下，哪一种方式才是最匹配的。和美国企业家相比，是中国企业家不够慈善、不懂如何做慈善？还是中国消费者不够宽容、道德身份不高？抑或是我们的慈善体制不够完善？此外，面对我们的慈善文化，外资企业应如何适应？围绕企业家慈善行为有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这些都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三是公益行为的内部机制问题将逐步揭示。这些内部机制包括公益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社会机制和神经生理机制等。Bekkers和Wiepking（2011）曾总结以往关于研究公益捐赠行为的心理机制，发现公益捐赠行为有最重要的8种心理机制。尽管总结得很丰富，但还是有很多争议，比如这些心理机制是怎样作用的呢？其间还存在哪些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因此有关公益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还得进一步探索、验证和确认。相对来说，公益行为产生的社会机制探索研究还相当缺乏，公益行为产生的社会机制还不够清晰明朗，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并建构模型。在对公益行为心理机制进行探索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也开始探索公益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制。在生物学取向里面，我们曾介绍亲社会行为的脑机制模型和Moll等人（2006）曾试图探寻人类公益捐赠行为的神经基础的研究；另外Paulus等人（2012）发现婴儿表现出工具性帮助行为和安慰行为时出现了不同的神经生理激活模式：在安慰任务中，左侧前额叶的激活水平更高，而在工具性帮助行为中，右侧颞叶的激活水平更高。这说明帮助和安慰这两种亲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不同。此外，合作和利他惩罚同样都属于亲社会行为，但从Declerck等人提出的两个模型来看，两种行为也涉及不同的系统、激活不同的大脑区域。受亲社会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基础研究的启发，公益行为的神经基础是否也存在差异？并且Paulus等人的这项研究仅限于婴儿，婴儿的大脑发育还不成熟，那么对于逐渐完善的青少年和已经发育完善的成人来说是否也存在相同的神经基础？这些问题还需要设计更巧妙的实验来回答，同时需要更完善的理论来涵盖这些研究结果。

二、实践取向

实践是主客观统一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取向是指人们在进行公益行为的过程中，必须参与实践，必须在实践中探讨和促进公益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公益行为理论研究的正确性。没有实践，公益行为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就不会有公益行为的养成目标。一个只知道公益活动如何重要的人，不去参加实践活动，如看望孤寡老人、救助儿童、参加无偿献血等，其公益行为的发展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合格的。具体来说，实践取向又包括两个方面，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公益行为的促进和干预训练。

许多学者都对公益行为的产生和形成提出了很多理论和模型，尽管这些理论和模型都是基于以往的研究文献和实践所提出来的，但有些还只是理论上的推论，有些还只是学者提出的假说，都需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在实践中去修改，在实践中去完善。还有的理论和模型是直接从国外搬过来的，不能确定是否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否适合我们的文化背景，是否能解释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公益行为，这都需要在国内展开实践。另外一些理论是针对大多数人或者一般人群来讲的，至于某个实际的个体，则可能无法解释，因为对个体而言，由于遗传、环境、教育和经历的不同，很可能导致他产生公益行为的关键因素和别人不一样。

公益行为的养成和认知发展是不一样的，认知侧重于对公益的理解，养成则侧重于行为的形成。在青少年道德行为发展过程中，认知和行为脱节的现象很容易出现，这就需要我们重视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养成实践。具体地说，公益行为的养成包括公益行为的促进和干预训练。促进和干预首先要重视社会环境，因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引领着青少年的行为方向；其次要从学校和家庭入手对青少年的公益行为进行干预训练，学校和家庭在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发展中起着双核心作用，很多青少年参加公益活动就是因为学校的组织和家长的传帮带，学校德育还可以把公益教育和公民教育纳入到德育目标之中，对青少年进行德育实践训练。最后还要对青少年的公益行为进行干预，干预可以通过认知训练、情感体验、榜样示范、行为强化等方式来进行。亲社会行为的促进和干预在最近几年才逐步展开，受亲社会行为的促进和干预实践的启发，我们相信，青少年公益行为的促进和干预也会逐步开展。

三、融合取向

公益行为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在本章第一节我们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生物学、宗教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研究公益行为的主要观点、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应该说，各个学科在研究和探讨公益行为时因为旨趣不一样，因此各有侧重，都从各自学科的视角探讨了公益行为的某一方面。在第二节我们更加详细地介绍了心理学各分支学科对公益行为的研究，各个心理学分支学科也是从不同的视角探索了公益行为的某个侧面，这些研究对最终揭示公益行为的奥秘是有帮助的，但在发现公益行为背后的机制和规律的路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各个学科逐步融合，共同完成任务。其实从国内外研究的情况来看，当前对公益行为的研究已经出现了跨学科融合的趋势，出现这样的研究趋势，究其原因是在于公益行为涉及整个社会系统的很多部分。由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乃至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复杂多样。公益行为在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个体的行为，但是由于个体与社会的联系，其中体现出来的公益行为一般性规律则更倾向从社会解释水平来理解行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个学科研究者不仅要继续对已有的各学科的主题进行学科探索，还要对核心主题进行深化研究，如心理学对影响公益行为的典型因素（如认知、情绪、人格因素）的研究，继续深入了解捐赠行为中的心理机制，还应该放宽专业视野从社会层面和生理层面来探讨公益行为的机制。公益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性行为，将其研究放在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和生理层面来进行无疑是适合的，但还要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宗教层面等多个层面展开，从多个视角来理解公益行为会使得我们对于公益行为的理解更为全面。更为关键的是要整合这些研究成果，融合各个学科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中去审视公益行为。当代的大数据技术和建模技术等已经为各个学科融合提供了可能性，期待在未来可以真正揭示人类公益行为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