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影响研究的若干因素

一是研究资料的开放。历史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进展，首先得益于历史资料的开放及获取的相对便利。如大陆各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尤其是民国地方档案史料，台湾地区所藏蒋中正档案和国民党档案，美国斯坦福、哥伦比亚、哈佛大学等处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民国重要人物的档案，俄罗斯所藏共产国际的档案等，都在最近若干年中逐步对研究者开放。[48] 以上学界在国民革命、国共关系、蒋介石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都受益于这些档案资料的开放。再如金以林、罗敏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派系、地域之争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台湾地区所藏的档案史料[49]；陈红民对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档案[50]；吴景平对民国财政金融史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的财政金融档案[51]。还应该注意的是，影印出版的民国报刊史料（如以《申报》和《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若干主要报刊均已影印出版）及大陆各省、市编辑出版的大量有关民国时期地方情况的档案文献史料（这些史料几乎涉及民国时期各地方、各时期、各行业、各人物的情况），对于研究者也是非常有用的。目前，对于治民国史的学者而言，根本的问题已不在于史料不足，而在于如何利用众多的史料从事研究，以及如何从浩如烟海般的史料中发现并解决问题。

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过往的民国史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史等传统领域。目前，在对传统研究领域的研究继续之同时，新的研究领域被大大扩张，诸如社会史、文化史、地区史、城市史、制度史等明显增多。其原因有研究理念的变化（如由研究的“外向化”而“内向化”，由研究的“向上看”转为“向下看”），研究资料的拓展（如地方史料、口述史料、图片史料、影像史料的运用，等等），大量新进研究人员和博硕士研究生对于论文的选题考虑，等等。如以往并不为学者重视的商民运动，朱英等有了较多研究。[52] 魏光奇对清末至北洋时期行政制度的研究[53]，温锐对20世纪上半叶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地方制度现代化转型功用的认识[54]；王兆刚对30年代县自治的研究[55]，曹成建对40年代地方自治的研究，引发人们从社会基层控制的角度思考国民政府统治崩解的原因[56]；王先明等对30年代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57]，张伟对广西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58]，汪汉忠对民国时期苏北地区催征吏的研究[59]，李巨澜对民国时期县以下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60]，为我们认识近代乡村社会的演进与转型，以及国家权力与乡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李里峰对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的研究[61]，使我们认识到当时政府组织体制构成的特定方面。阎天灵对战前国民政府内蒙古政策的研究[62]，反映出民国时期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复杂与特殊的方面。一些以往历史研究者很少介入的领域，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如王奇生对漫画与北伐关系的研究，李恭忠对中山陵建筑与政治关系的研究[63]，汪朝光对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研究[64]，等等。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助于后人对民国历史的认识更趋全面而深入，也有助于后人对民国历史多重而复杂面相的了解。

三是研究趋向的转换。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是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然而，近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尤其是一些新进学者的研究，也较多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问题的提出、框架的构建与理论的分析。如杨念群关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研究，引入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关注现代医疗制度的建立同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以及其他现代体制如警察系统、新型自治组织的关系，现代医疗制度对社会组织控制及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国家权力经由医疗程序和身体控制的途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65]冯筱才则以五四时期发生在上海的“日人置毒”谣言风潮为个案，尝试从社会心理层面探讨上海普通市民对五四运动的反应，认为五四运动在当时上海下层民众心中，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日人放毒谣言而引发的集体恐慌行动，而在那些极力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看来，这恰是“民气”的体现。[66] 民国史研究趋向的转换目前仍在持续发展之中，未来可能有更多新的成果出现，尤其是不少新进研究人员与研究生更注重于此。